一 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特点及研究趋向
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是英国文学的源头，也是近期国外英国文学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鉴于这一时期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本创作的状况，需要首先界定及厘清一些概念。此外，从20世纪到最近几年，国内外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经历了显著的发展变化，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得以全面拓展。本节将关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文学的基本信息及其重要特征，并概要介绍国际、国内学界的研究趋势。
（一）盎格鲁—撒克逊：历史阶段抑或文化指称？
“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一词用来指称英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时期。它指的是英国中世纪早期的这一阶段，开始于5世纪中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迁入，一直到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在黑斯廷斯击败并杀死英格兰国王哈罗德，方才宣告了这一时期的结束，英国随之进入盎格鲁—诺曼时代（Anglo-Norman）。早前学者们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主张这一时期是英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第一，在罗马人撤离后的几个世纪之内，因为保存流传下来的文字材料非常有限，后世对这几百年间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所知甚少；第二，因为不列颠岛沦陷于日耳曼蛮族之手，这代表了备受尊崇的古典世界的价值和成就在此地的丧失。1939年考古发掘的萨顿胡（Sutton Hoo）大型皇家船葬墓地的出现，彻底动摇和推翻了对日耳曼移民文明程度十分低下的刻板印象。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新技术的应用，比如金属探测器和DNA采样的使用，更多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物和人口定居等信息被发现和获取，当代人对这段遥远的过去有了更加全面和具象的了解。尤其是2009年出土发现的壮观的“斯塔福德郡宝藏”（Staffordshire Hoard）极大丰富了人们对这一时期文明程度的了解。与之相呼应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研究（Anglo-Saxon Studies）以其跨学科的特征，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成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简而言之，对英国人和英国历史来说，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时期持续了大约600年，在语言、文化、民族身份等各个方面都为后来形成的统一民族国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英格兰的历史开始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不仅因为这些新到来的日耳曼人给予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现在通用的名字，更因现在英格兰民族的主体也是由他们的后裔所组成的。
讨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对整个英国民族和文化的塑形作用时，尤其需关注当时语言的传播状况。毋庸置疑，英语是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塑造英国国家身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语言并不是一个简单或单一的问题。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不列颠岛不断受到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的入侵，文化生活也随之经历了起伏流动和交叉融合。这一时期的文化和语言处于杂糅状态，冰岛语和维京语、拉丁语和法语、日耳曼语和凯尔特语，以及许多当地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力量，都加入和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大熔炉的一部分。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需要对当时的文学创作脉络有一个大体的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的宏大叙事围绕着重大历史事件展开，文学和书籍发展的轮廓大致表现为：罗马人带来了书籍和拉丁语；随着罗马军团的撤离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定居，书籍和拉丁语在不列颠岛逐渐衰落；伴随着罗马传教士和爱尔兰传教活动的活跃，拉丁语的经典作品被重新引入不列颠岛各个地区，从7世纪末到8世纪，一些盎格鲁—撒克逊本土的拉丁语作家的杰作相继问世；在随后的维京人入侵时期，书籍创作和书面读写陷入低谷；从9世纪末开始的文化复兴，开始时发展较为缓慢，但在10世纪下半叶加快了步伐，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古英语作品产量的增长，这一现象到了11世纪尤为盛行。[1]
从以上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文本创作发展的脉络中就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由两种文字书写完成，一种是处于民族语言文学发展雏形中的古英语作品，另一种是深受基督教和欧洲大陆古典学影响的拉丁语的文本。为了全面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学文化信息，本项研究力图将这两种语言的多种类型的文本纳入讨论的视野之中，因此用“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来界定需要探索的作品的范围，即研究对象既包含古英语文本，又包含盎格鲁—拉丁语文本，这样的安排契合了当时社会文化中两种语言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现实，于国内英国中世纪早期文学的研究也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和努力。以下分别就两种语言的文本研究的重点及现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二）古英语文学和盎格鲁—拉丁语文学
古英语文学一直以来支配着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文化的研究，以至于“盎格鲁—撒克逊”和“古英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同义词。然而，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作家创作了大量的拉丁语文本。对古英语和盎格鲁—拉丁语作品的创作和文学价值不能简单地做出二分法，这种完全切割的方法既不正确也会影响对这个时期文学文化全面图景的再现。比如，艾尔德海姆（Aldhelm, 639? —709）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第一位具有声望的著名学者和作家，他可以熟练运用拉丁语和古英语进行写作，对同时期和后世的作者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双语创作的经历和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盎格鲁—撒克逊诗人经常占据拉丁文化和日耳曼文化之间的一个阈限位置，不能严格清晰地将其纳入单一语言的创作范畴之内。要正确理解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必须打破古英语文本和盎格鲁—拉丁语文本之间长久以来人为设置的障碍。
在21世纪之前，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着割裂古英语和拉丁语文本研究的现象。[2]从文本选集和文学史这两类著作的出版情况出发，可以明显地观察到当时重视古英语文本和忽视拉丁语文本的状况。首先，就文学一手资料的出版来说，古英语文学无疑获得了优先考虑的特权，赢得了更多重视，而盎格鲁—拉丁语文学则被边缘化和遭遇忽视。面向学生和普通读者的古英语文学的选集经常出版，但目前还没有关于盎格鲁—拉丁文学的选集面世。几乎整个古英语诗歌都有现代英语翻译，其中最受欢迎的经典文本比如《贝奥武甫》的现代英语译本被不同翻译家一遍又一遍地进行打磨。[3]在很大程度上，盎格鲁—拉丁文学文本仅以专业的、普通大众难以阅读到的学术版本得以传播，大多数文本没有现代英语版本，在受众方面受到很大限制。尤为重要的是至今尚未出版一本盎格鲁—撒克逊文集同时包含拉丁语文本和古英语这一民族语言文本。类似情况也反映古英语与中古英语并存的文学选集十分稀少，但已经有学者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出版了包含两种语言的选集，比如伊莱恩·特里哈恩（Elaine Treharne）编著的文集《古英语和中古英语选集：890—1450》（Old and Middle English:An Anthology,c.890-1400）就颇具影响力，在英美高校里被广泛使用。[4]但是，对古英语和拉丁语给予同等重视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的选集却迟迟未能出版，这一点应当引起学界重视，希望尽早出现包含双语重点文本在内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选集。需要指出的是，最近三十多年里盎格鲁—拉丁语的文学作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重要作品的现代英语版本陆续出版，尤其包含艾尔德海姆和比德（Bede）的代表作。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版的《艾尔德海姆：散文作品》（Aldhelm:the Prose Works）和《艾尔德海姆：诗歌作品》（Aldhelm: The Poetic Prose）收录了这位作家用拉丁语创作的大部分重点作品的现代英语译本。2015年多伦多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艾尔德海姆谜语诗（riddles）的拉丁语和现代英语的对照版本。[5]比德一直是文学界和历史学界共同关心的研究对象，除了他较早受到学界关注的《英吉利教会史》之外，从20世纪末开始，比德的更多作品进入现代读者的视野，利物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历史学家译本》（Translated Texts for Historians）系列丛书现已出版了比德八部著作的现代英语译本，涉及历史、解经、自然科学等各个主题，对研究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大有裨益。
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同样表达出对古英语文本压倒性的偏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古英语文学史，其中斯坦利·格林菲尔德（Stanley B.Greenfield）和丹尼尔·考尔德（Daniel G. Calder）合著的《古英语文学新评论史》（A New Critical History of Old English Literature）一度被视为古英语文学史的标准著作。[6]作为一本讨论古英语研究史的专著，这本书最大限度地引入了盎格鲁—拉丁语，在讨论古英语的文本之前，加入了一篇由剑桥大学著名盎格鲁—拉丁文学研究学者迈克尔·拉皮奇（Michael Lapidge）撰写的关于《盎格鲁—拉丁语背景》的文章。然而，盎格鲁—拉丁语只是被含蓄地视为古英语的“背景”，而不是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文化的一个同等重要的方面而收获关注。即便如此，随后出版的古英语文学史甚至没有走到这一步，它们完全排除了对盎格鲁—拉丁语文本的讨论。[7]直到20世纪初这一现象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观，接连出版了几本重要的导读和文学史，都将古英语文本和拉丁语文本并置为讨论的对象，统一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2001年出版的论文集《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指南》（A Companion to Anglo-Saxon Literature）[8]在讨论语料库、文学类别和文化背景时，都收录了研究盎格鲁—拉丁语文本创作和历史语境的论文。这是第一部能够将两种语言的文本都纳入讨论的文学史著作，即使二者的权重分配肯定还是倾向于古英语，但已经是一次很大的突破和改变。2011年出版的《剑桥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导论》（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Anglo-Saxon Literature）[9]十分关注日耳曼和拉丁两大文学传统，专著用了约五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当时拉丁语的创作状况，包括艾尔德海姆、比德和阿尔昆（Alcuin, 735? —804）在内的代表作家，以及他们的重点作品。相比2010年论文集形式的文学指南，这部文学史专著将双语创作文本从历史背景、创作主题、内容特点等方面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到了2016年出版的《剑桥中世纪早期英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更是在总共三部分的编排中设置一个部分去充分考察当时社会中拉丁语语言学习及文本创作与古英语文学的相互作用和融合。[10]
简言之，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学者们改变了过去只重视古英语文本的思路，转而将两种语言的文本并置进行综合考察。近十几年来盎格鲁—拉丁语文本逐渐融入整个时期的文学文化研究，这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朝着更全面均衡的方向发展。本书将古英语和盎格鲁—拉丁语文本都纳入讨论，也契合当代国际中世纪文学研究最新趋势，有助于全面认知英国民族、文化、书写的源流。
（三）国内外研究特点及趋向
上面概述的文本选集和文学史的出版情况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丰硕成果，这预示着进行更深入研究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本书拟在跨学科的空间视阈下对这一时期的古英语和盎格鲁—拉丁语文本进行解读，这项研究的进行正是基于目前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已经累积形成的坚实基础，下面将概要介绍国内外盎格鲁—撒克逊研究呈现的动态特点和发展趋向。囿于篇幅和讨论的范围，这里不是给出盎格鲁—撒克逊研究发展的整个历史全貌，而只是关注两点：一是近三四十年里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及产生的新趋向；二是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的主要阵地和资源。
早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国内的学界就表现出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因为19世纪大英帝国的强盛，很多学者希望追根溯源，回到盎格鲁—撒克逊文本中去找寻民族发展的最初基因，一时间形成一股研究热潮。[11]但那时的研究方法相对单一或集中于个别文本，并未形成一定的规模。随后到了20世纪，托尔金（J.R.R.Tolkein）这样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对《贝奥武甫》做出了经典且生动的解读，[12]这不仅在学术圈推广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也点燃了更多普通读者阅读中世纪早期文本的兴趣。自此以后，盎格鲁—撒克逊研究才渐渐在英国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发出属于自己的响亮声音，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内容和方法呈现出立体式和多元方向发展的特征，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初具规模。根据研究方法和趋向的变化，可以大致分成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的80年代开始到20世纪末，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研究方法已经相当成熟，成果斐然；同时跨学科的特征日趋明显，新的现代研究方法开始被引入到文本研究之中。1986年出版的论文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来源》（Sources of Anglo-Saxon Culture）[13]就是一本了解当时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文化研究发展情况的合适指南。这本书收录的是与第18届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14]同时举行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起源研讨会（Symposium on the Sources of Anglo-Saxon Culture）（1983年5月5日至8日）的会议论文。整本书的编排结构非常直观，共分为四个部分，标题分别为：文学（Literature）；历史、考古、艺术史（History,Archaeology,Art History）；跨学科的方法（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研究工具（Research Tools）。文学这部分收录的论文大体上采用了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渊源研究（source study），文本传播（transmission），以及解经阅读（exegesis）的分析方法。从而明显体现出这一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倚重的传统的批评方法。而第二部分的论文表现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的对象往往和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工艺品上的古文字等息息相关，所以文学研究在一开始就与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形成了联动的发展。另外，文集的第三部分虽然聚焦的是跨学科的方法，但实际涉及的学科十分有限，主要是图像学（iconography）和文物研究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除了历史和考古方面的研究，当时的学者对其他研究方法的采纳和使用还是十分有限。第四部分的研究工具指明了20世纪开始的人文学科一个重要的改革，即将文本转变为电子数据的创新，这一趋向也一直发展到现在形成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研究潮流。就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的工具，主要提到了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Dictionary of Old English），这部词典的编纂与计算机技术紧密结合，出版形式上做了很大的创新，突破了纸质书的辖制，以相对较为方便查阅和补录的三种形式出版：微缩胶片形式、光盘形式和网络形式。另外，在编纂过程中，完成了《微缩胶片古英语词汇索引》（A Microfiche Concordance to Old English），这个后来发展成为网络版《古英语词典语料库》（Dictionary of Old English Corpus）。
第二阶段：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一领域发展迅猛，并且出现传统研究手段和现代批评理论的结合。到了世纪之交的十几年间，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的发展逐渐加速，出现了一批年富力强的优秀学者，他们中的大多数现在依然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活跃在各个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1997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阅读古英语文本》（Reading Old English Texts）集合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关键方法。盎格鲁—撒克逊研究著名学者凯瑟琳·奥布莱恩·奥基夫（Katherine O'Brien O'Keeffe）担任主编，她在序言部分提到：“考虑到近年来对批判性阅读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的浓厚兴趣，这是该领域的第一本书，并且是一本及时的书。”[15]本书邀请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最具影响力的专家，每人撰写一章，介绍一种进行古英语文本阅读和研究的方法。这本书出版至今已经超过20年，但是书中介绍的很多方法现在看来也并不过时，在当前的研究领域依旧发挥着火热的功能。除了延续传统的研究方法，理论的渗透和促进作用在古英语文学研究中的作用已经初现端倪。全书共有九章，根据讨论对象的不同特点，可大致分成三个类别：首先是传统的从历史学和文献学（philology）的角度进行研究，包含四章内容：比较的方法（the comparative approach）,[16]渊源研究，语言研究（language matters），口头文学传统（oral tradition）；其次考虑到形式主义（美国的“新批评”和英国的“实践批评”）对文本阅读的影响，研究注重文本与语境（text and context）、读者的参与和历史的运用等问题，涉及两章内容：文本的恢复（the recovery of texts）和历史主义方法（historicist approaches）；最后有三章关注后现代评论方法和现代技术的运用：分别涉及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后结构主义理论（post-structuralist theories）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应用（Old English and computing）。相比前一阶段，世纪之交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受到了理论热潮的影响，在研究领域实现了一场传统和后现代的对话，由此启发学者重新思考对中世纪早期文本的研究立场，尝试新的实践途径，做出新的综合分析。
第三阶段：在21世纪尤其是近十年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的实践发展中，传统方法和后现代手段这两种不同方向的解读方式逐渐达到一定的平衡状态，在跨学科和新的理论方法的视阈之下，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展现了更强劲的活力。学者们除了延续传统，保持对文本、语言和历史语境的关注，更频繁地采纳新的理论方法。他们在解构主义、话语分析、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有效地重新配置了语言、权力、身份等主题，为古英语和盎格鲁—拉丁语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了极富挑战性的研究途径。传统与后现代这两种看似冲突的解读方向逐渐找到了平衡点，促使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文学研究朝着更多元的方向发展。2012年出版的《盎格鲁—撒克逊研究手册》（A Handbook of Anglo-Saxon Studies）一书充分展现了新兴理论和传统研究手段间的相互促进。在绪论部分，两位编者解释利用现代理论核心观点去阐释盎格鲁—撒克逊文本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且指出盎格鲁—撒克逊研究本身天然具有现代性和跨学科的特征：
盎格鲁—撒克逊研究，也许比任何其他中世纪研究的子集，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跨学科的基础上，尽管它的主要基础是文本；由于文献证据的碎片性，盎格鲁—撒克逊文本的阅读一直严重依赖于相邻领域的证据，如考古学、历史学、神学、艺术史、医学和民俗。[17]
在这样的研究语境下，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势必要走出长期依赖文本和语言分析的传统舒适圈，打开更广阔的对话空间，立体式发展文学研究的构成、实践及其与更广阔的学术研究领域间的关系。同时需注意的是，这本书同样也打破了古英语和拉丁语的界限，而是以理论和文本结合时体现出来的核心话题展开讨论，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实验性。
基于以上研究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既需要关注传统基础的文本研究手段，也需跟进了解新的分析方法和技术的应用，研究者亟须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重镇和其提供的平台资源，及时了解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总体上看，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的中心主要分布在英国、美国及加拿大，其中有三所高校的院系和研究所提供了核心的教学研究及学术出版等资源。
第一个学术重镇是剑桥大学的盎格鲁—撒克逊、诺尔斯语与凯尔特语系（ASNC: Department of Anglo-Saxon, Norse & Celtic），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以盎格鲁—撒克逊研究为核心导向的系所，这里聚集了剑桥大学中世纪研究的诸多精英力量，是一个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的平台，具有跨学科、多语言、多元文化的特点。这里也是业内最权威杂志《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Anglo-Saxon England）的主办单位，依托剑桥庞大的古典和中世纪研究的资源，影响力辐射至整个欧美中世纪英国文学的学术圈。由《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杂志编制的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 （Anglo-Saxon England Bibliography），一年出版一次，它与美国出版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专业期刊《古英语研究通讯》（Old English Newsletter）编制的“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Old 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一起，成为盎格鲁—撒克逊研究领域内两个最重要的文献检索工具，两个目录都是每年出版一次，搜集了世界范围内所有的与盎格鲁—撒克逊研究有关的学术出版文章和著作。剑桥大学在中世纪早期英国文学方面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十分关注和支持这方面的研究，出版了系列丛书《剑桥盎格鲁—撒克逊研究》 （Cambridge Studies in Anglo-Saxon England），涵盖文学、宗教、历史等各个方面的研究主题。
牛津大学英文系（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 Literature）也一直是中世纪研究的重镇之一，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属于中世纪的教学研究团队。目前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的领军人物奥查德（Andy Orchard）教授带领的团队获得了欧洲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18]提供的244万欧元的研究经费，用以发展“盎格鲁—撒克逊诗歌综合图书馆”（CLASP: A Consolidated Library of Anglo-Saxon Poetry）这一研究项目。[19]项目将收集整理盎格鲁—撒克逊这一时期现存于世的古英语和盎格鲁—拉丁语的诗歌文本，并生成第一个在线的交互式综合图书馆，建设多个功能的语料库以便识别每个文本特殊的声音、格律、拼写、发音、语法、语言程式、主题，以此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两种主要文学语言之间建立起更确定的影响链。双语语料库包含近六万行诗歌，两种语言留存下来的文本大约各占一半的数量。这个项目目前还在建设之中，相信完成之后将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的双语研究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 Studies）在国际中世纪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心编写的《古英语词典》为盎格鲁—撒克逊研究提供了便捷科学的工具。依托中心丰富的研究资源，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有关盎格鲁—撒克逊研究两套重要的系列丛书。包含关注文本研究的《多伦多古英语研究系列丛书》 （Toronto Old English Series）[20]以及关注最新学术评论和研究的《多伦多盎格鲁—撒克逊系列丛书》（Toronto Anglo-Saxon Series）[21]。
以上综述显示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际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日趋完善，形成了全面发展的态势：研究对象从单一的古英语文本到综合考虑双语的文本创作，研究方法从完全倚重于传统的批评方法发展转向到新的理论寻找研究的新角度，研究资源也呈现层次丰富和多元发展的面貌。总的来说，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逐渐摆脱保守姿态和封闭状态，其讨论呈现出交叉、综合的新特点。
相较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在英美等国的深度积累，国内学界对于这一领域的学术热情和投入相对较低。但不可否认，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和深耕细作，同时依托国内中世纪研究的兴起和成熟，国内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在最近三四十年内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就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特点，可以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国内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的起步阶段，主要成果是一些介绍性的学术论文的发表。学者主要关注的是《贝奥武甫》这首英雄史诗。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 Beowulf 中的妇女形象》是国内第一篇研究古英语诗歌的学术论文，文中指出女性在这首史诗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但她们的遭遇和苦衷，使这首诗歌更加细腻和富有诗意。1989年的李金达的《贝尔武甫》一文主要揭示了诗歌的情节和主要特征。同年陈才宇发表的论文关注了古英语的诀术歌（charms），指出其艺术特征和传递的社会和民俗方面的信息，并结合中国古代的诀术歌进行了比较讨论。[22]
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呈现勃然兴起的态势。首先，一批优秀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古英语文学作品尤其是《贝奥武甫》做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李赋宁在1998年发表了两篇论文：《古英语史诗 〈贝奥武甫〉》对情节安排、诗歌框架、氏族部落社会的价值观念、日耳曼诗歌语言等方面做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与分析；另一篇论文《英国中世纪古英语时期文学》勾勒出英语发展的脉络，并且讨论了中世纪英国文学的分期。[23]其他学者也就《贝奥武甫》的各个方面做了讨论，主要的文章有：刘乃银讨论诗歌结构的论文；王继辉的三篇论文分别关注了萨坦胡船葬与《贝奥武甫》之间的考证关联，罗瑟迦王与他所代表的王权理念，《贝奥武甫》诗中魔怪故事传统；陈才宇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西缪斯·希尼1999年出版的《贝奥武甫》的现代英语译本做了短评。[24]学者们同时也拓宽了研究文本的范围：陈才宇发表了两篇论文分别讨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箴言诗、宗教诗；王继辉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关注古英语诗歌《创世记》对弥尔顿《失乐园》的影响，另一篇论述了不同学者就古英语《妻子哀歌》一诗中的丈夫与妻子之间难解的关系给出的解释。[25]其次，这一阶段出现了几本非常重要的著作，从语言学习教材、译著和专著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李赋宁的《英语史》[26]厘清了英语的历史与现状，这本教材开国内之先河，单独辟有一章详细介绍了古英语的基本特征，无疑为国内古英语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英语语言发展史方面的珍贵材料。在译著方面出现了两本《贝奥武甫》的中译本。由冯象翻译的中文译本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冯象是哈佛大学中古英语文学博士，他的译本是从古英语的《贝奥武甫》直接翻译而来，当时在国内具有极大的补白价值。而次年《外国文学评论》上重刊了冯象在海外发表的学术论文，对《贝奥武甫》做出了学术史上的一些评述，对理解他翻译的这部史诗很有帮助。1999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陈才宇的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一本古英语研究的专著，即王继辉在1996年出版的英文专著比较研究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27]简而言之，从1991年到2000年的这十年间，国内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的研究真正拉开了大幕，但需注意这一时期的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少量重点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上，角度多为对体裁、结构和主题的评论。
21世纪的这十几年里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厚积薄发的一个重要阶段。经过20世纪学者们在这一领域的开拓和深耕，这一阶段获得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首先，一批学者以文学史编撰、评介等形式对中世纪早期的英国文学进行介绍、梳理和评价，包括李赋宁、何其莘教授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陈才宇教授的《古英语与中古英语文学通论》和肖明翰教授著的《英语文学传统之形成：中世纪英语文学研究》，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研究成果。[28]以上专著都属于中世纪英国文学专史，将盎格鲁—撒克逊这一时期置于整个英国中世纪的大背景下，结合了中世纪早期和中后期的历史背景，对文学的体裁、内容和主题都做了专门的梳理。其次，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中译本，[29]对文学和历史研究者都大有裨益。陈才宇在2007年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30]书中节选和选译了一些重要的古英语诗歌和散文。此外，国内还引进了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31]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32]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此外，学界深掘对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文本的研究，近十几年里发表的论文呈现如下特点：其一，学者们进一步加深了对《贝奥武甫》经典文本的解读，既有著名学者刘乃银、王继辉和肖明翰等的深掘之作，[33]又有青年学者跳出了既有的传统方法，引进了新的角度。其中史敬轩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的两篇论文就代表了这一时期国内青年学者进行文本分析的新的深度：第一篇论文从传播学的角度讨论了《贝奥武甫》从北欧神话到古英语文本乃至现代英语文本的传播及归化过程中存在着许多未知的空白，学界对此仍持有较多争议和疑问，研究依然有待深化；另一篇关注行间音顿在古英语手稿中并不存在，却在现代出版物中出现，又在现代英语翻译中消失，这一现象显示了诗歌音韵修辞的问题，也反映了对古英语原作的身份理解问题。[34]这两篇论文和国外学界的最新研究热点有所呼应，同时拓深了对这部英雄史诗的理解。其二，更多古英语文本进入研究的视野：学者们开始更加关注宗教主题的诗歌，尤其是古英语诗歌《创世记》《十字架之梦》等，并深入探究撒旦式人物、基督形象等主题，在讨论中突出了日耳曼和基督教两种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其三，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国内中世纪早期英国文学的综述，有青年学者从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古英语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内容详尽且条理清楚。[35]另外，郝田虎在《改革开放30年的外国文学研究》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中做了早期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时期至17世纪初）的文献综述，将古英语放在早期英国文学大背景下，既注重了早期英国文学不同阶段之间的关联性，又单独给予古英语研究以足够关注，分析梳理皆鞭辟入里。[36]
虽然相较国外，国内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文化研究发展相对较为滞后，相比中古英语文学研究，也显得不够充分和全面，但是一代代的学者已经做出了很多拓荒式的扎实工作，为这一领域的深度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近几年国内中世纪研究呈现勃勃生机，2016年底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成立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中心主任为郝田虎教授，中心名誉主任为沈弘教授。该中心已成功举办三届国际研讨会，并于近期出版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论丛第一辑，里面设有古英语研究这个栏目。中世纪文学研究专家刘建军教授组织发起“欧洲古典与中世纪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也已成功举办三届，并且已出版《欧洲古典与中世纪文学研究》丛书第一辑。2019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欧洲古典与中世纪文学研究中心揭牌成立，刘建军教授为中心主任。从这些学术平台的搭建和学术活动的举办中不难看出中世纪文学前倚古典主义，后接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文明构建中的重要环节。置于这些高质量的学术对话和交流的背景下，中世纪早期英国文学这一领域的活力也在被逐渐激活。
总而言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经过近40年的稳健发展，逐渐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向。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研究大多注重主题和人物，虽然结合了传统的中世纪文学的研究方法，但是在跨学科视阈下的研究很少，除了女性主义引起重视外，现代的研究方法发挥的作用甚微。此外，国内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完全排除了拉丁语文本，这一点还没有跟上国际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的新趋势，需进一步拓宽研究对象。与此同时，目前尚无专门的著作单独聚焦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的整体研究，发表的论文大多集中于分析《贝奥武甫》和少数几篇圣经改编诗歌及抒情诗歌，尚有很多重点作品未获足够关注。具体到空间研究，就文学作品的讨论还停留在分析少数几个作品的重点场景如宴会大厅这一层面上，国内尚无人明确、系统地从空间角度审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文学作品。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具体讨论这一时期的两种语言的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关注日耳曼和基督教两大传统合力作用下空间叙述的层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