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近代报刊自诞生以来，就和小说有密切的关系。最初小说仅为增加刊物的趣味性而出现，之后随着“小说革命”开始注重小说的“群治”作用，报人小说以更为独立的姿态成长起来。20世纪20年代，报人小说从报刊的附属物，一跃成为报刊主打内容，是报刊用以吸引读者，获取收益的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报人、报人小说与职业作家的形成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国职业作家的出现过程即可大体描述为：第一步报人群形成，第二步报人小说家的出现，第三步职业作家的诞生。这里的“报人”是指近代中国第一批通过办报纸获得固定收入的职业者，比如王韬、陈景韩等。1840—1894年间，有报刊从业经历并翻译或创作小说的文人在晚清社会变迁的历史情境中成为中国现代报人小说家成长的最初链环。这批最早栖身报业并从事小说创作的文人，在新的生存处境中自我的身份转变也呈现出不同于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意义。“报人小说家”是指19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通过文艺小报登上文坛的小说家，如李伯元、韩邦庆、孙玉声等。随着报刊小说稿酬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小说作者能够依靠稿费作为其固定的经济收入，得以安身立命，于是便有了“职业小说家”。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报人小说进入全面成熟的商业化时代。当时上海报业最畅销的《申报》《新闻报》《时报》三大报纸副刊的主编严独鹤、周瘦鹃、包天笑都既是报刊编辑又从事小说创作。这群文人大多以服务新闻媒体为职业，以写作为安身立命的主要方式。由于依附于新兴的报刊媒介和日益成熟的商业市场，报人小说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创作机制和传播路径。
首先，报人小说与单行本小说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可以更多地通过围绕在文本周围的因素，即副文本，来贯彻编辑的意图。副文本指围绕在作品文本周围的元素：标题、副标题、序、跋、题词、插图、图画、封面。这一均质的整体决定读者的阅读方式。编辑出于自身的审美趣味，根据读者市场的反馈进行媒体策划，通过对文学信息的选择、组合、改写，引导小说的发展趋向。同时，作者与读者的趣味又影响着媒体的传播策略。作者、读者、编者在三边互动中构成一个独特的审美场域，因而报人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与读者最为靠近的一种文学形式。报人小说随写随刊，读者即时消费的特殊生产流程使它具有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经典相悖的特点，却保证了它与读者形成良好互动。报人小说作为依托于媒体、贴合市民大众阅读口味的文学样式拥有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在近现代文坛形成了哀情潮、武侠潮、社会言情潮等文学风潮。作为弄潮儿的报人小说家更是以经典小说造就了无数“小说迷”。单个的读者只能是创作后的评论者，而群体意义上的读者却是影响小说发展的重要摄动力之一，可以说，当时报人的创作是在读者反馈意见的制约下进行的，近代报业在养成职业小说家的同时，也培养了与近代传媒相适应的读者。读者时常可以在与报人的交流中对小说发表意见，参与小说的生产和传播过程。20世纪20年代的代表性报人小说家包天笑的经典小说《人间地狱》的两次续写就体现出在报刊市场成熟之后的媒介环境中，读者与作者互动机制下小说“随刊随写”的传播特点。20世纪30年代张恨水的代表作《啼笑因缘》之“《新闻报》版”与“《世界日报》版”两个不同版本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语言权力与文学场域各方力量的制衡关系同样是读者“阅读共同体”形成的典型案例。长期对报刊的阅读也在渐渐改变着读者的小说观念和阅读习惯，在潜移默化中发挥着小说的“群治”功能。其次，报人小说所具有的类型化一直被视为其缺乏创造力的表现，但类型化是在与读者长期阅读互动中形成的，它是读者作为文本的有机因素参与再创造的结果，也是文本获得读者接受的重要原因。另外，报人小说在获得读者追捧的同时，也经受了新文学倡导者的全力讨伐。新文学对报人小说的批判，经历了从“新”“旧”二元对立模式的建立，到以“为消闲”还是“为人生”作为划分标准，到用阶级站队的形式来区分敌我，这一不断强化双方对峙的过程。而报人小说在理论论争处于弱势的情境下，却始终保持着读者接受上的强势。正是这种被研究界忽视的读者接受优势显示了报人小说强大的文化构筑力。与一般社会阶级间权力关系不同的是，“语言权力”的实现不能靠强势的一方宣布即能成立，它必将在文本通过传播媒介进入阅读视野，历经读者的接受活动之后才能实现。因此，读者接受便成为实现“语言权力”的重要因素。新文学倡导者与报人都选择了小说这种传播广泛的文学体式，都以报纸杂志为依托，前者以宣传启蒙理想为目的，后者从追求商业利益出发，都不超出“功利”二字。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功利”看作对“语言权力”最大化的实现和追求，具体的表现则是对读者群的争夺，对读者接受的高度关注。不过，在这个共同的前提下，两者对读者大众所持态度却又不同。如果我们不只聚焦于文本，还能努力寻求文本与读者接受语境间形成的互相牵动、互相交织的关系，便会发现并非每一个文本都只呈现出某种单一指向的“意义”。我们理应对报人小说表意层面之下的运作机制有更多的认识。
与此同时，随着近代报业的兴起，报人知识分子成为社会转型期极具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辐射力的群体。由于掌握舆论工具，报人无疑成为占据时代变革最前沿的一个新兴职业。他们在现代报刊所建构的言论空间中，通过独特的话语形式对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报人小说是报人知识分子所独有的话语形式。此一时期的报人小说以现代传播媒介为依托而存在，因此具有鲜明的媒体特征。报人作家依靠市场安身立命的生存方式，他们的职业意识、职业身份，报人小说的创作方式、创作资源、叙事模式、传播路径都意味着报人小说与报刊新闻之间具有必然的互文性特征。鲁迅先生曾在《〈某报剪注〉按语》中称：“我到上海后，所惊异的事物之一是新闻记事的章回小说化。无论怎样的惨事，都要说得有趣——海式的有趣。”[1]报人作家在创作时大量引新闻入小说，报人小说在历史真实与故事虚构之间完成了对民族国家的文学想象。另外，具有报人与作家双重身份的报人知识分子，通过新闻与小说两种传播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文化使命。此外，报人小说传承了中国小说史传传统与现代新闻传播的文化资源，而真实性是两种文化资源的共性，由此，现实主义成为报人小说重要的文体特征之一。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近现代报人以及报人小说的研究成果虽然很多，研究范围也很广，但很多是着眼于报人作家的创作历程、创作思想、报人作家的职业化、报人小说的商业化等角度，真正从报人小说与报刊新闻互文性的视角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少。近代以来，作为报人与作家双重身份的报人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具有怎样的文化心态，在新闻真实与小说虚构之间报人小说的生产机制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是亟须回答的。因此，中国近现代报人小说与报刊新闻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互文性视角是对报人小说研究拓展的可行性路径。晚清民国时期，许多出身报人的小说家以自己博闻广见的职业优势，将社会新闻事件为创作灵感，引逸闻入小说，并借此发表对社会现象的个人见解。陈平原认为：“倘若直录的是凡人琐事，那既不能补史，也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必须是名人轶闻的实录，才兼有观赏与补史的双重功用。‘因为有影事在后面，所以读起来有趣一点’——读者这一特殊欣赏趣味，诱使新小说家大量引轶闻入小说。”[2]鉴于报人小说家创作过程的特殊性及其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笔者认为，对报人小说家未竟问题的研究以文献整理为基础，以跨学科研究为方向，以互文性理论为方法的研究思路具有可行性。
还原历史现场是深入这一问题的基础。从阅读近现代报人小说初刊的报刊出发，收集、整理小说在报刊连载过程中刊登的新闻报道、文学广告、新闻图片等文献资料入手。在梳理文献脉络的基础上，编制报人小说文本与报刊新闻资料的内容对照表格、报人小说文本与副文本的内容对照表格，进而对报人小说与报刊新闻之间的互文手法进行分类、统计。由于报人小说家的特殊身份，采用新闻传播学与文学的交叉研究，探寻新闻传播机制与文学生成的历史契合点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参照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提出的互文性理论，借鉴理论资源与深化本土经验的开掘相结合。通过互文性视角，本书对报人小说家的研究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报人小说文本与报刊新闻之间的互文性。报人小说文本、副文本（报刊图片、报刊广告等）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作为新闻的补白角色，报人小说家把新闻里不能言说的内容通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小说成为读者另一种认识现实的渠道。第二，报人小说家作为报人与作家双重身份的主体间的互文性。报人作家占据新闻传播媒介，通过新闻与小说两种文化传播方式完成了自我的文化使命和历史使命。第三，报人小说生成的文学传统与报刊新闻传播文化之间的互文性。从晚清民国时期的媒介环境中，分析报人小说生成的历史合力。从而揭示报刊新闻促使传统小说逐渐向现代小说方向前行的生产机制。
晚清民国时期，为满足广大市民阶层的消费需求，以消遣、娱乐为办刊宗旨的通俗报刊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鸳鸯蝴蝶派”刊物仅在上海就有180余种之多。1897年，上海《字林沪报》增设我国第一张报纸副刊《消闲报》，日出一张，随报赠送。此后，许多报纸纷纷腾出版面增设文艺副刊。大量报纸副刊的出现，促生了数量丰富的长篇连载小说。为满足阅读市场需求，培养专门的小说创作人才，1923年11月，以教授小说文学，造就小说人才为宗旨的上海小说专修学校成立，由张舍我任校长，周瘦鹃、包天笑、严独鹤、毕倚红等通俗小说家为教员。学校每五个月招收一期学员，考试成绩合格者颁发毕业证书。由于不同报刊对自身的定位差异，因此针对不同的读者群，报刊在版面设置上开始向精细化方向发展。报刊这种以获取读者群的定向传播策略直接影响了通俗文学类型化的塑形。早期报刊如《申报》辟有专门刊登来稿诗文的栏目。这些诗文大多是文人吹捧妓女女优的“花稿”“花榜”等消遣文字，以适应有闲文人和商贾的娱乐消遣需求，这就是报纸副刊的雏形。而晚清出现的大量以描写优伶、妓女为题材的狭邪小说无不与“花稿”“花榜”的繁盛有密切关系。李伯元《海天鸿雪记》的创作缘由与《游戏报》副刊“花榜”专栏停刊有直接关系。为满足读者对此专栏强烈的阅读需求，作者才转而创作类似题材的小说。1916—1918年间，上海《时事新报》开辟专栏发起“黑幕大悬赏”，以揭露社会各界的丑恶现象为目的，征集“黑幕书”。专栏设置之初，报刊编辑对“黑幕书”这类在新闻真实与小说虚构之间的征文虽没有明确的文体规定，但它实质上已经带有明显的纪实文学的痕迹。同时，这类征文也直接影响了当时的黑幕小说创作。例如朱瘦菊的黑幕小说《歇浦潮》中的很多情节即与“黑幕书”中的内容相互呼应。在晚清民初的黑幕小说中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受制于报纸篇幅，报刊小说与单行本小说在故事结构局部、情节安排上的创作要求完全不同。王韬现存的三部传奇小说《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依托“画报”传播呈现的历史面貌。采用此种方式传播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说版面上图与文的比例，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同时，《淞隐漫录》因为“画报”的传播方式而具有了“图说”的性质。虽然在这之前“绣像”的小说传播方式已有相当影响，但《淞隐漫录》采用每篇一图的方式发行仍有特殊的意义。另外，陈景韩主编《新新小说》兼任《时报》主编时，两家报纸虽未明设“短篇小说专栏”，但实际上，《新新小说》“侠客谈”栏目下刊登的系列短篇小说，与《时报》周日刊登短篇小说的编辑惯例一样，本质上已具备了短篇小说专栏的性质。
报刊小说不仅要求作家着眼整个故事大局，而且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要求作家必须保证每次推出故事单元要有趣味。由于这种特殊的创作方式也导致报刊小说的一些先天性缺陷。特别是长篇小说，“一部小说数十回，其全体结构，首尾相应，煞费苦心，故前此作者，往往几经易稿，始得一称意之作。今依报章体例，月出一回，无从颠倒损益，艰于出色”。[3]面对每天大量出刊的报纸杂志，依靠稿酬赚取生活的作家成了应付现代传媒的“文字机器”。张恨水曾回忆自己“忙的苦恼”：“在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间，这是我写作最忙的一个时期。……当时，我给《世界日报》写完《金粉世家》，给晚报写《斯人记》，给世界书局写《满江红》和《别有天地》，给沈阳《新民报》写《黄金时代》，整理《金粉世家》旧稿，分给沈阳东三省《民报》转载。而朋友们的约稿，还是接踵不断，又把《黄金时代》改名为《似水流年》，让《施行杂志》转载。我的慈母非常的心疼我，她老人家说我成了文字机器，应当减少工作。殊不知这已得罪了许多人，约不着我写的稿的‘南方小报’，骂得我一佛出世，二佛涅槃。”[4]在市场运作机制下，读者成了主导文化市场走向的一只“无形的手”。为了获得读者群的认同，报人小说比个人化的创作更熟知、契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和道德标准。
民初以后，文学报刊逐渐拥有了一批固定的撰稿人，在栏目设置上变得更加丰富，极大地增加了报纸的娱乐色彩。“那时报上的新闻受到极大的钳制，许多新闻是无中生有、诪张为幻，而副刊有时倒是可能替老百姓说几句话，喊叫喊叫，尤其是小说，有人物，有内幕，往往能从中推出不少政局内幕来。有时上层人物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社会上传遍了，可是从不见诸新闻。而小说却能影影绰绰地把这些人和事都透露出来，使人一看便心领神会。于是小说便成了野史，所谓此种之人，呼之欲出，读者带劲，细按起来更是其味无穷。”[5]蒋其章在《昕夕闲谈小序》中，阐述了小说受读者欢迎的原因，一是，娱乐读者耳目；二是，使不关心世事者借以了解大概。此外，从报人作家对报刊定位及其报刊编辑思想亦可窥见其基本的文学立场。1906年进入上海《时报》担任编辑的包天笑将该报内容定位为：“其实是小新闻，就是所谓花边新闻中的有趣味的，诲淫诲盗之事均不录。”[6]包天笑成名作《上海春秋》描绘了上海的社会风俗画卷，书中所写的社会黑幕以及名人逸事也多来自当时的社会新闻、社会事件。张恨水成名作《啼笑因缘》的故事原型也来自真实的社会新闻，取材于当时一位田旅长强劫唱大鼓的良家姑娘高翠兰的社会新闻。顾颉刚就认为张恨水《啼笑因缘》反映了当时军阀统治时期的社会现状，将其作为“杂史”来读。[7]上海“孤岛”时期秦瘦鸥的小说《秋海棠》深受张恨水《啼笑因缘》影响。《秋海棠》以北洋军阀统治为背景，描写伶人秋海棠与军阀的小老婆——女学生罗湘绮之间的爱情悲剧。这部小说在取材和情节安排上均根据上海《申报》《新闻报》详细报道过的轰动一时的军阀姨太太与戏子偷情遭杀的社会新闻。小说的故事原型是上海新舞台的两名年轻京剧艺人——刘汉臣与高玉奎到天津演戏，得与天津的直隶督办褚玉璞的姨太太结识，发生恋情。山东土匪出身的褚玉璞，随张宗昌投靠奉系，组成直鲁联军，占据天津，成为一方土皇帝。他得悉此事时，刘、高二人已转赴北京，褚随即派人将二人抓回天津。戏班托人转请奉系首领张学良讲情，褚置之不理，于1927年1月18日将二人枪决。事发后，轰动天津。上海《申报》《新闻报》均报道了事件内幕。当时身在上海的秦瘦鸥也深受震动，遂有意以此事为原型创作小说。1941年1月6日，秦瘦鸥综合京剧艺人的生涯，首次将这个故事改编为小说，连载于《申报》副刊《春秋》上，至1942年2月13日结束，共332回。1942年7月，上海金城公司推出小说单行本，出版后遂成为“孤岛”时期的畅销书，军阀姨太太与戏子偷情遭杀的旧逸闻，在十五年之后依然在大众读者中引起了轰动。刘云若担任《北洋画报》编辑期间创作的小说《换巢鸾凤》中的男主人公的原型是20年代出名的画家萧松人。《北洋画报》曾刊载介绍萧松人在天津办画展的情况并配有一张画家本人着奇装异服的照片。这张照片在《换巢鸾凤》中反复出现，成为小说的重要意象，直接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晚清民国时期，大量报人小说取材于新闻事件，报人小说家在文学世界中以写真姿态投射出风云变幻的时代信息。由此可见，大众媒介不仅在技术和形式上深刻地影响了报人小说的传播方式、传播速度、传播范围，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文学的精神及内蕴，使报人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媒介化特征。
报人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不仅对报人小说家的作品本身产生了影响，更重要的是双重主体间的相互濡染直接影响了这些报人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和创作道路的走向。作家自身文化素养的复杂性，决定了他们在文化选择中具有多种延伸的可能。近现代中国社会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和嬗变，其中传统教育模式逐步瓦解和现代教育体系建立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新文学家通常拥有留学背景和新式教育背景，他们的社会身份常常是学者、大学教授，具有鲜明的精英文化心态。而像张恨水这样一批报人作家自幼接受古典传统文化的浸染，在职业道路上多是报人、文人，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人生境遇决定了他们观察世界、描摹生活的角度、方式、立场的独异性。
通过上文粗略分析，可以显见的是从互文性视角研究晚清民国时期的报人小说与报刊新闻之间的关系具有诸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首先，从互文性视角出发有利于在学术思想上，跳出通俗文学研究中的“雅”“俗”二元对立模式、“现代性”模式的局限，回归历史现场，重新发掘文学生成的历史语境以及语境对文学的影响。通过还原历史语境，中国近现代报人小说的发生能得到有效的描述和说明。其次，从互文性视角出发，报人小说类型化的文学生产机制能得到深入分析。不同报刊在寻求市场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了定向传播对象，由此分化出不同的读者圈，这直接影响了纷繁多样的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的类型。最后，从互文性视角出发，报人小说的媒体性这一现代性特征将得到深入阐释。通过对报人小说文本、副文本与报刊新闻、新闻传播文化、中国文学传统等多重对话层面的分析，可以建构起对报人小说的整体性认识。
[1]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某报剪注〉按语》，载《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页。
[2]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页。
[3] 《新小说第一号》，《新民丛报》1902年第20号。
[4] 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5] 左笑鸿：《是野史》，载张恨水《春明外史》，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6]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版，第46页。
[7] 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