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晚清小说与报刊结缘及报人小说的产生
第一节 晚清小说的发展及媒介环境
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逐渐产生，打破了农耕经济的闭塞状态，市民阶层的兴起需要新的载体来寄托情感，除了被统治阶级掌控的诗词之外，小说自然而然成为市民百姓寄托情感，表达思想的最佳选择，通俗的市井小说开始流行。随着工商业市镇的发展，书坊、印刷技术也随之更新进步，小说有了物质载体随市场的需求开始流传。在此之前，唐代和宋代已经萌发了小说创作与传播的势头，到了明清之际，小说的发展势头终于如同诗词一样能够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定的地位。明清的白话小说受市民阶层的喜爱，除了短篇小说盛行之外，还出现了长篇章回小说。虽然小说在正统文人观念里依旧处于旁枝末节的地位，但社会的发展已经为小说的传播储备了一定的受众基础。
清代小说观念较为宽泛并将小说取名为“说部”，包含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小说，这一名称的使用表明清代小说已经在各个文类中独成一体，虽与如今所说的小说观念有很大出入，但文体的独立为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性。20世纪伊始，西学东渐风气越来越浓，受到西方文化熏染的中国文人对待小说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西方小说的引进与翻译成为晚清初期文坛重要现象之一。与此同时，外国商人创办的译书馆和清政府成立的同文馆均在小说成为一种主要文体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1840—1901年，诗歌、散文创作在不同程度上有了些许变革，但是在正统文学观念束缚下，文人作诗为文依旧摆脱不了八股文的套路，即使有小说问世也是落魄文人的消闲自娱之作，内容也均为花街柳巷逸事。在此期间，传统士人受正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将创作小说看作不入流的行为，小说的地位一直处于文学体制的下层。文学观念的限制、作家思想的束缚、读者群的匮乏，使1900年之前的小说发展较为萎靡。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一书中总结了促使晚清小说兴盛的三点原因：印刷术的进步，知识阶级的开化以及清政府的改革措施。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将晚清小说的繁荣期划定在1900—1911这十一年间，通过分析1903年、1907年两个小说创作高峰期探寻小说繁荣的根由，最终认为清廷改革措施达到上行下效的作用使晚清小说从内容和形式上产生了质的飞越。
庚子国变是继鸦片战争后清廷统治下的又一重大事件，直接威胁到最高统治者的生存问题，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到西安引起举国震荡，也激起了清廷的改革之心。这一次改革仍旧是被迫的产物，但相比前期的一些皮毛举措，这次的改革措施中显示出了一分诚意。光绪二十六年二月，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了一道颇具新意并意愿强烈的变法上谕，这道上谕的措辞与清政府的万古守旧治国之道相比甚是开明，不但将之前的改革措施界定为皮毛之举，更是决心在朝政、军事、学校、官吏、财政等方面进行彻底的大变革，不管清廷统治者真诚与否，这道上谕在晚清制度更新进程中，体现了超出维新派所提倡的改良之举，包容了更大更远的治国理想，涉及晚清社会的诸多方面，揭开了由封建专制体制向现代化社会体制迈进的序幕。其中，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堂的兴建以及派遣留学生等措施，直接影响到晚清思想层面和文学层面的更新。以上海为例，鸦片战争以来的上海在经济和文化上率先进入了现代化，为晚清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从而为文人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如果说1900年之前从事小说创作的主体力量是旧式文人，那么进入20世纪以后，从事文学活动的文人开始转变为受过西学影响的新式文人，他们或是在科举旧梦中觉醒的士人，或者为受过西学熏陶认清中国文学现状的新式知识分子。小说的兴起与晚清救亡启蒙几乎同时兴起，小说地位提高也与救亡运动相关联。社会环境的酝酿发酵使文化改革顺理成章，印刷工具的革新也为文化的发展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因此晚清的改革反映在文学界，最成功的便是以“小说界革命”为口号的小说革新运动。以报刊为载体的传媒工具的使用，使自古以来始终被正统文学观念鄙弃的小说文体得到了历史上的正名。
报刊的出现和兴盛与晚清社会转型有密切的关系，社会的变革为报刊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报刊的孕育成熟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报刊发展和社会转型之间相辅相成的作用。唐代出现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报纸——《邸报》，此时的报纸与现代意义上的传媒工具还具有很大差距。《邸报》专为中央统治集团使用，便于联系地方政府传递行政消息，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直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打破了封建制度统治下长期处于农耕文化自给自足的社会状态，也开始逐渐瓦解民间对消息流通没有过高要求的状况。与此同时，民间最常见的口传式的故事流传形式也随着经济的转型开始产生更高的需求，一直处在民间流传状态的小说得以面世。西方报纸随西学东渐一同传入中国，最初的中文报纸并没有在国内产生，而是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名为《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此份报纸的发行量较少，发行范围仅仅涉及马六甲附近的城市，但是这一举措却成了西方人在晚清中国办刊的肇始，为之后西人办报提供了范例。鸦片战争战败，晚清政府被迫开放了上海等五个沿海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国门洞开促使中国社会结构变化速度加剧，以报刊为媒介的新型传播方式加速影响中国的沿海城市，并由沿海向内陆逐渐散发。此时作为通商口岸的沿海城市以更加直接和便捷的方式接受新的事物，报刊终于突破了限制开始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西人也开始在中国处理报纸的生产和发行等相关事宜。1868年9月5日，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旨在传播教会知识的报纸——《万国公报》，实际上这份报纸上的教会教义内容占比不是很大，更多的是介绍西学为主。《万国公报》在内容上的设置，一方面影响了报纸刊承载内容的更新，另一方面也为清末士人接触新的学识提供了资源。鸦片战争后除了《万国公报》这份在华影响力很大的报纸之外，另一份更具商业性质和商业价值的报纸——《申报》，也开始崭露头角。1872年4月30日，《申报》创刊于上海并开始了在中国长达77年的出版发行，这份报纸的创刊经营可谓见证了中国报业的兴起和发展。继教会报刊之后出现的以盈利为目的的综合性商业报纸，为之后文艺专刊的出现做好了铺垫。从《申报》第一期本馆告白和发行内容上可知它是一份集综合性和商业性于一身的报纸，《申报》刊登内容纷杂繁多，起初虽有些许文艺作品出现，但其目标并不是为文艺作品的传播提供载体和出路，为了扩大市场的占有率，《申报》陆续在各地设立报刊分销处，凭借先进的印刷技术先后设立了书局作为附属产业。出版孤本、珍本、名著等图书迎合市场需求赚取利益，正是《申报》的一系列商业行为，激发了晚清小说撰写和发布的热潮。
报纸刊登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不是《申报》的首创，登载稿件和征求稿件的运营方式也不是《申报》一家，但使征文制度和登载制度成为报纸运营的一种方式并掀起征文投稿热潮的，却始于《申报》。《申报》在创刊号上将文艺作品的征稿方式纳入了“本馆条例”中，其目的虽不是为了文学作品的面世寻找新的出路，但也无形中为报刊和文学的结合做了助力，值得关注的是，《申报》的征文条例中提出了“附登斯报，概不取酬”的策略，此举打破了传统的自费出版的模式，激发了晚清文人创作投稿的热情，也激发了国人投稿发文和办报的热潮。
在西人办报的影响和刺激下，国人也开始投入新媒体的出版发行行列。1872年，我国第一种文艺期刊《瀛寰琐记》创刊先后经历了两次改名，从《瀛寰琐记》到《四溟琐记》并以《寰宇琐记》结束它的历史，三种“琐记”由申报馆出版，累计发行量51期。三种“琐记”刊载了大量的诗词作品，同时还刊登翻译作品、人物札记以及海外见闻等内容。此后《候鲭新录》《艺林报》《海上奇书》等文艺报刊的出现，标志着晚清文艺期刊进入主动探索期，晚清小说借助期刊进行传播成为一种新方式。1902年梁启超借助《新小说》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之后，晚清办刊热潮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02—1911年，晚清文艺期刊有40多种，除了发行量较大的晚清四大小说期刊之外，《小说时报》《新新小说》《中外小说林》《小说世界》《小说七日报》《艺林新报》《新世界小说社报》等文艺期刊也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这些期刊的出版大多是通商口岸，约有39种集中在上海地区，其次是杭州、广州、香港等东南部地区，呈现出一种分布不均的状态。经历了西人办报的影响期和国人自主创刊的酝酿期，以期刊为载体的新型传媒工具将小说的影响力持续扩大，读者的需求、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裹挟等诸多因素将小说和期刊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晚清小说与期刊结合的模式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