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综述

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论思想的酝酿期与发生期，也是文学书写的早期成型阶段。本时期虽尚未进入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即文学形式与文学观念的自觉），但却已孕育着后世文论话语中的基本母题，致思方式及表达形态。上古文学思想，与同期政治、哲学、宗教、历史等思想范畴一起萌生在早期的文化环境当中，因此要系统地研究早期文论的特质，必然不能脱离与之相关的外部生态环境。对上古文论而言，最重要的存在背景或为上古礼制。礼与文，在概念的发生阶段，具有内涵与外延上的一致性。先秦时期，文的概念，并不仅指文字之文，而是显现在时空之内的可观、可感、可识的世界状态与人类行为的总和。《文心雕龙·原道》篇：“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文的理论品格，与礼的存在形态极为相似。在文字出现之先，中国历史已经进入高度礼制化时代，其原因在于中国早期礼仪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起源时期的原始巫仪或宗教仪式，而是广泛渗入社会意识形态与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有意义的表意体系，能够区分高低贵贱、上下尊卑，在礼仪铺展的过程中，社会呈现出人为化与形式化的审美属性，这便是礼的“文”化，礼与文构成了互文性关系。“礼文之制的全部奥秘，就是以文物声明的量化方式建构其全社会权利分配的控制网络。其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政治权力的等级大小，社会秩序的整理与构成，都以文化享受权利的差额分配方式固定下来，昭示出来，因此整个社会无论是在体制运作的细节上，还是体制建构的宏观形态上，都无不表现为一种文物构型的社会组织形态。”[1]

礼文关系，是上古时人思维领域中不言自明的默认存在，但如何从现代学术的维度将二者的相关性给予解释呢？本书以“上古礼制遗存与早期文论形态关系”为研究对象，切入“礼”与“文”的范畴之中，旨在厘清上古礼制与古文论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从礼制遗存的概念界定来讲，可分物质与非物质两类。物质类礼制遗存，多为三代考古材料，如礼制性建筑、礼器等实体材料，这是上古礼制的直接证据，也是其时意识、精神的物质载体。从非物质遗存来讲，包含礼仪观念、制度体系与礼仪意义等有关“礼义”的阐释范围。礼制遗存以实体及观念的形式，从具体与抽象两个层面重新勾勒了上古庞大礼制的具体形态，试图将古文论的发生还原至更为立体综合的背景中去。再从古文论形态来讲，上古时期是古代文论的发生阶段，虽无独立文论著作出现，文学意识尚处于从广义之“文”向狭义之“文”的漫长演进过程中，但此一时期对于古文论研究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古代文论的成型过程中，经历了长期的审美体验积淀期，涵养了古代文论内在深层的心理机制，因此对早期文论的研究必然离不开对前理论时期审美经验的关注。其次，古代文论在形成自身独立研究对象与体系之先，已经孕育出大量的文论母题——文论“元范畴”，文论母题的内涵、生成方式，对后来文论话语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质的影响。再者，伴随着中国古代文论成熟的是对文学形式的自觉与体认，因此文体思想自始至终均是古文论关注和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辨体理论一直是古代文论着重建立和厘清的理论体系之一。上古时期已经出现大量文体形式，如告、命、祝、赞等，形成各类言说方式，保留了多部经典文献如《诗》《书》《易》等的原初形态，这对于后来文学书写的自觉均具有重大促进意义，同时也构成古文论思想的重要一环。

在礼制与文论的共存背景、核心范畴与互动关系上，可以看出两者深刻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上古时期的礼制环境是同时期审美体验的实践场地，礼仪意义阐释方式与文论母题显示出生成与构型上的相似性，两者共同孕生出若干交叉的话语形态；礼制背景也为上古文体发育提供了很好的观察视角，显示出早期文体与应用场域之间富有张力的关系。因此，本书的研究致力于从具体层面呈现“礼文”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与外在趋同性，对深入认识上古礼乐形态，对早期文论综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有积极的开拓意义。

二 研究现状与研究成果

在古代礼制与古文论的学术发展史上，均积累了相当多的学术成果，古往今来的重要研究著作都是本书深入开展取之不尽的思想与材料宝库。与本书研究方向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文艺学研究为导向，在此基础上展开礼乐制度与早期文论的关系研究。在此领域代表性研究著作如夏静《礼乐文化与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饶龙隼《上古文学制度述考》、翁礼明《礼乐文化与诗学话语》、彭亚非《中国正统文学观念》等。以上研究有的直接考察上古文论话语与礼仪自身概念的关联；有的将早期文论发生置于礼制背景下，考查后者对前者的外因影响；有的致力于考察中国文学观念的发生途径与特殊性。这类研究多立足于揭示古代文论早期话语、概念的生成过程，具有溯本求源、寻根究底的方法意义，为有根有据、立足传统、开辟新知的中国文论研究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修复还原的道路，也是更新再生之旅，在对早期知识的回溯与梳理当中，既可发现与解读新旧材料，也可认识事物内在深层联系，从而建立起富于创见的逻辑体系。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研究范式的建立，与对早期文论形式探索的深度与广度息息相关。

（二）符号学视域下的传统文化研究。符号学的研究视角，为古代礼制与古文论的跨界研究架设了桥梁。无论是古礼内部，还是古文论系统中，文本、符号的观念均可以更为开放。文本不应止步于书面经典，而应具有文化文本的广义内涵。“这个词（文本）的西文原义text是‘编织品’。中文定译‘文本’极不合适，因为‘文字’意味太浓，而符号文本却可以是任何符号编织而成。”[2]文本含义的宽泛性，符合中国上古“文”内涵上的丰富性。早期的文，并不只限于文字之文，还表示自然之文，人文之文。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应注重其生长发育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多元性。社会结构内多种有意味的形式构造，均可对文学观念产生促进或影响作用。这样，在寻找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共通性时，有必要从内在构型角度进行考察。作为体系完整的文论及礼制系统，内部都充满各种表意符号，体系本身也成为具有统一性与张力的符号组合体。因此，从符号构型的角度对两者进行研究，是对思维深层运思及话语生成模式的研究，是从意义发生与阐释角度切入古代文化内在结构。以符号视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现在正日益成为学界所关注的热点。从研究现状来看，中国文化符号研究在理论引介与实践层面上均有所开拓。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系统介绍了符号学基本概念、派别，并尝试以符号学视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赵毅衡著有《符号学原理与推演》《文学符号学》，台湾学者龚鹏程著有《文化符号学导论》等。该类著述在注重传统文论、文化的符号构型机制的同时，也注意到古代另一意义类型——古礼内部符号研究的重要性与必然性。古礼即中国文化形态中最为突出的结构体系，它自身丰富的符号、结构组合，使其与语言——文学体系的形成对比，它对后者的理论提出与形式构成上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在不同形式类型之间做“视界融合”的综合研究，将拓宽对于现有学科形成、发展状态的认识。

（三）从古礼角度切入对上古文学形成期尤其是文体发育的研究。早期文学尚未独立成型，但已存在《诗》的文本形态与大量记言性书写，对后来文学自觉有着积极影响，而上古礼制环境则是早期文学实践的重要场地。目前这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如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的文体形成及发展面貌，其中特别关注先秦时期礼制背景与文体特征之间的关联；马银琴《两周诗史》，以诗史互证的方式，系统论证了《诗经》早期面貌的形成，其中仪式乐歌的研究是该书的一个重点，深入讨论了西周礼制改变与颂诗面貌之间的联系。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以“西周礼教文献”专章考察了先秦话语方式与特定社会行为方式或某种社会职能之间的联系；郗文倩《古代礼俗中的文体与文学》，在古代礼俗视野下谈到了多种文化传统和形式，其中尤其关注文体与礼俗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类研究成果促使我们知晓礼制不仅在外部环境上影响了文体发育，文体同时也是礼制内在需求的表达形式，两者之间深入的联系具有较大的学术开拓空间。

三 研究思路

本书在研究上古礼制遗存与古文论形态关联方面，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研究上古物质形态礼制遗存面貌与早期审美形态之间趋同性。上古三代的思想意识状态，在传世文献中，常表现为片段性记载：如“夏尚质、殷尚鬼、周尚文”，但对其具体内涵，传世文献则语焉不详。夏商周虽时代久远，但这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源头时期，其中蕴含的早期审美经验、审美心理机制等为后来文论话语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前理论准备，而三代考古出土的实物遗存则可与传世之审美心态互相对比印证，获得两者在感官印象上的关联性信息。

第二，从符号构成角度切入古礼表意机制研究。上古礼制是在语言体系之外，统摄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庞大意义网络。与借助语词表意的语言不同，礼仪以动作、举止、器物、时空等构建起独立的表意体系，生成为符号自指系统，礼仪的表意过程虽与语言载体不同，但蕴含了与言语相似的构思机制，如二元概念对举、写实与象征的体认等，因此在内在话语的生成机制上，礼仪体系与话语言说之间具有异质同构的关系。

第三，在古文论母题生成的过程中，观察上古礼制的重要促进作用。如对“文质”“中庸”“中和”等话语进行审视的过程中，均能发现这一系列的概念后来大多演变成古文论的核心范畴，但均经历了一身份转移之过程，早先在礼制体系内进行前理论时期的意义提炼，获得稳定内涵之后逐渐移植进入古代文论的阐释模式之内，获得不断衍生发展的动力。

第四，研究上古礼制与文体发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上古礼制环境衍生出特定的言说方式，生成一系列功能性文体，如命、告、诰、训、赞等，成为文学文体的前身；同时，礼仪特定的言说需求也促进了新兴文体的出现与成熟，在礼仪场域下，从两周中期到战国，一个书写共同体的时代正逐渐形成。

[1] 彭亚非：《中国正统文学观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2]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