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命阶段

米鹤都这样评述共和国第三代人：“第三代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也中国现代史的缩影，浓缩了这段历史中的功过毁誉，贯通了社会各层面的酸甜苦辣。他们曾经因为历史造就的幼稚和冲动，成为中华民族那场劫难的始作俑者和随后的牺牲品。但其整体性格也由此获益，使其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架起一座通向彼岸的桥梁，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1]这个评论同样适用于新北京第三代作家。

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生活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成长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

童年经历对任何一个作家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生命体验，这批北京作家也不例外。北岛写道：“童年青少年在人的一生中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说，后来的一切几乎都是在那时候形成或被决定的……如果说远离和回归是一条路的两端，走得越远，往往离童年越近；也正是这种动力，把我推向天涯海角。”[2]作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第三代人”，这批作家的童年是在新中国教育体系下成长的。1955年，教育部颁布了新中国第一份《中小学生守则》，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修订了中小学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为了贯彻上述教育方针，中小学校从体制、内容、方法上均作了调整，以适应新中国诞生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中心任务转变为阶级斗争的教育。全国中小学普遍开展访贫问苦活动，请“三老”（老工人、老农民、老革命）作回忆对比报告，强调“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要警惕和防止阶级敌人搞“资本主义复辟”，使劳动人民重受“二遍苦”、遭“二茬罪”。[3]

共和国第三代作家都是在这样一种教育模式下成长的，新北京第三代作家身居首都，更受熏陶。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回忆小学时期的革命民歌运动：“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正赶上全民作诗的时代。我经常看人大校刊上刊出的大人写的诗，觉得呆里呆气的，一点不见出色。有一次，老师让我们也写些诗，放在黑板报上。我一时心血来潮，仿照人大校刊那些诗的样子，作了四首十六字令，觉得比大人写的一点不差，就交了上去。”[4]

刘仰东回忆小学时期的北京“宣传毛泽东思想”活动场面：

上公共汽车念毛主席语录，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流行于小学生之间的一种自发的课外活动，名曰“宣传毛泽东思想”。它与中学生的串联同步，持续时间不长，也就几个月，但声势极大，成为当年北京市的一景。加入这项活动的，多为小学三四年级同学（偶有高年级同学参加），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宣传小组，尽量红卫兵（当时还没有红小兵一说）打扮——军装、武装带、球鞋、红袖标、像章，实在做不到，也无所谓。然后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到公共汽车上诵读。他们通常是就近选一个公共汽车总站，下午过去，先学学雷锋打扫汽车站及车内的卫生。傍晚下班前后，趁乘客高峰时段上车宣传，跟着司售人员跑一个来回，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车票自然免了。[5]

学者李银河（退休后写小说，著有小说集《黑骑士的王国》）也回忆：

1965年前后，周围的政治气氛渐渐变得狂热起来，似乎是从学雷锋开始的。一开始只有雷锋一个榜样，之后越来越多，如王杰、欧阳海、麦贤德之类，几乎每年都有新的英雄偶像涌现出来，有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也有因救火救人而牺牲的烈士，真可谓“英雄辈出”。那时候，就连小学生都到处学雷锋。有一次，我们全班同学到西单商场学雷锋，呼啦啦去了一帮半大孩子，商场的人也不知该拿我们怎么办，最后安排一部分同学去厨房打下手，洗菜切菜；一部分同学去站柜台，帮助卖火烧包子；还有一部分帮助商场卸货。付亮他们去帮忙从卡车上卸猪肉，两个小男孩抬着半扇猪，跌跌撞撞，把人家的玻璃柜台都撞碎了，好心办了坏事。可是大家还是十分兴奋，觉得自己在大做好事，为社会奉献。我好像是在厨房里帮助洗菜来着，虽然不如他们那么惊天动地，心里的兴奋程度并不稍逊。[6]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新北京第三代作家在成长期大都没读过大学（王小波、张承志后来读到研究生，但不在青春成长期），中学是他们个人思想的形成期。当时的中学不同于现在的中学，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地方，也是政治斗争的场所。对于这批作家而言，中学作为一段深刻的政治记忆，深刻塑造了他们的情感和思想，好比大学之于后来世代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前的北京中学，最有名气且精英汇集的学校有北京一零一中学、北京四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八一中学、育英中学、第十一中学、景山学校等。“在干部子弟与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优秀中学‘红五类’与‘非红五类’子弟固然存在着内在紧张，但在‘文化大革命’革命化的共同教育和学校正规教育的制度框架之内，两者也保持着某种张力，也造成在精神气质、品格、行为上的相互感染和渗透。在激烈的学习竞争中，干部子弟不乏品学兼优、才华出众者——第一批红卫兵的组织者和发起者，大多是能人才子；而知识分子和‘非红五类’子弟在共同的社会教化中也养成了作为一代人共性的情深气质，或许，也受到干部子弟豪放、粗犷、政治化等特征的感染，虽然，他们在行为上可能更为谨慎。事实上，在后来不同色彩、倾向的各派红卫兵组织中，‘红卫兵’具有共性的典型人格，但它首先是由干部子弟提供的原型。”[7]

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除舒婷之外，都曾在北京四中就读。北京四中源于创建于1907年的顺天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1949年定为北京第四中学。北京四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城区是国务院各大机关和家属集中的地方，所以四中有很多国务院各大部的子弟，60年代刘少奇、陈云、林彪、薄一波、贺龙、陈毅、徐向前、乔冠华等人的孩子都在这里就读。由于高干子弟云集，内部消息灵通，四中曾一度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的中心。“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四中学生1967年1月创办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报》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总印数达30多万份，影响很大。北岛和同学曹一凡等人在这个小小的舞台上，亲历并见证了一幕幕历史场景。他们多年后编写《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力图复原当时四中的政治氛围。

张承志和史铁生曾就读于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同于1967年毕业。如果说，北京四中是高层领导后代聚集的学校，清华附中就相对平民一些。当年18岁的张承志曾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员，而且“红卫兵”这个词就是出自他的创造。他们在学校里罢课、辩论、批判，以手抄、油印等手段宣扬自我，在一个个小团体内集合起了一批“同志”。

米鹤都这样评论革命教育对这代人的影响：“充满着革命激情的战斗檄文，使得当时的青年学生的热情澎湃，心中充满着庄严而神圣的政治责任感。这代人就是在这种没有硝烟烈火、却又有硝烟烈火般炽热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理想，献身、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对党和领袖朴素而又狂热的感情，时时鼓动着这代人，成为当时青年性格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8]濮存昕则回忆自己当年“常骑车还撒野，就是想模仿《平原游击队》里的肖飞买药，想象自己骑三枪牌单车、腰间别着二十响驳壳枪，还戴着礼帽，整个一孤胆英雄。……刚学会骑车那阵子，瘾大，我都骑疯了，后来还敢手撒把地骑，兜风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顺着原来环行路汽车线兜一圈北京城都没问题！这样疯骑出事也就难免，有一次因为骑得太猛，人和车追尾，撞到卡车拉的脚手架上，险些送命。回来也不敢跟家里人说，暗自胸口疼了好几天。”[9]

新北京第三代作家，另一个共同经历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十年占据了他们生命历程中重要的一段，是他们从事文学写作的“酝酿期”。年龄较大的参加过红卫兵运动，比如食指、张承志等，如何看待及面对自己的红卫兵经历，成为他们写作的一个潜在动机。随之而来的则是知青时代，如同其他同代人，大部分作家都有过知青经历。张承志1968年到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插队，在内蒙古草原上度过了四年牧民生活，直到197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草原上的生活对于张承志的写作影响很大，在《黑骏马》等作品中可以看到明显痕迹。姜戎同样前往内蒙古插队，度过了多年牧民生活，他后来的长篇小说《狼图腾》，也以内蒙古知青生活为基本依托。老鬼同样前往内蒙古插队，最著名的长篇小说《血色黄昏》，以自己的内蒙古插队生活为主要材料写就，实际上就是一部自传体小说。1968年，食指也登上去往山西的列车，到山西杏花村落户插队。同年，12岁的顾城和父亲一起来到山东昌邑，并在那里的乡村写出了成名作《生命幻想曲》。同年，叶广芩前往陕西插队。1969年，史铁生去陕西延安地区插队，三年后因病导致双腿瘫痪，随后转回北京治疗。王小波也是1969年插队，时年15岁。他与二龙路中学的同学一起，被送上开往云南的列车，到云南德宏陇川县弄巴农场插队两年。此段在云南插队的经历，后来成为王小波《黄金时代》的写作背景和创作来源（1971年，王小波再次去往山东省牟平县青虎山插队，后做民办教师）。阿城也前往云南插队，代表作《棋王》就是以云南插队期间为主要背景；1973年，李龙云到黑龙江插队……

跟其他生活阶段相比，知青生活跟他们的文学创作有直接关系：首先是他们之所以从事文学创作，跟他们结束知青生活、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有直接承接的关系；其次是他们最初从事文学创作的经验材料和生活记忆主要来自对知青生活的反思。改革开放初期最著名的两个文学潮流——“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基本上都是知青生活体验的升华。法国汉学家潘鸣啸指出：“大批回城的知青在重新纳入社会的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令他们之间的感情又加深了一步，从而组成了另一个被排斥的又不为人理解的社会阶层。就是在这个时期，为数不少的作家开始出版一些作品，他们自我认定是他们那一代的发言人，为公开宣称他们归属于某一特定的有过独一无二经验的社会组别。这些作家们都声称，他们的文学创作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要为他们那一代人说话，而他们的创作灵感经常是来自亲身的下乡经历”,“下乡运动中的特殊经历令他们有别于其他年龄层次的人。在他们这一代和其他人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这一事实不仅被他们自己一再肯定，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承认，尤其是他们的前辈。老一辈人面对他们的子弟的思想与行为总是表示惊讶或者不理解。自认为属于特殊一代的感觉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10]

也有少数作家没有去插队，而选择了入伍。刘恒1969年入伍，在海军部队服役6年，退伍之后，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当了四年装配钳工，1979年调入北京市文联，任《北京文学》编辑。王朔年纪还小，属于“红小兵”，没有当知青，1976年从北京四十四中毕业后，曾到中国海军北海舰队水面舰艇部队服役，后来又进入北京医药公司工作。韩小蕙也是“红小兵”：

小学五年级即遭遇“文化大革命”，北京从1966—1968年学校关门，我连六年级的功课一点儿也没学，就以“小学毕业”身份被分配进了我的胡同中学。……而我的家长被批斗，整日惶惶，自顾不暇，我也就“自由化”了两年。[11]

其中，铁凝是一个特例，她高中毕业的时候已是1975年，属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当时，虽然高中毕业后主要还是下乡当知识青年，但根据政策规定，两个子女的家庭可以让一个子女留城，铁凝的妹妹还小，父母希望铁凝能留在北京城里。但她还是决定去农村当知青，最后到河北当了四年知青。[12]

2.崛起期：从改革开放到2000年

改革开放，是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崛起期”。他们在此时期发表的作品数量之多，获奖之多，影响之大，可谓惊人。略举数例如下：

1978年，张承志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随即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随后的《黑骏马》《北方的河》分获1981—1982和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1979年，史铁生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之后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别获1982、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1984年，阿城在《上海文学》发表处女作《棋王》。一时间震动文坛，掀起了“寻根文学”的初潮。阿城的作品以“三王”为代表，即《棋王》《孩子王》《树王》。

1986年，作家刘恒发表《狗日的粮食》。在80年代后半期陆续发表了《黑的雪》《伏羲伏羲》《苍合白日梦》等小说，到90年代后半期开始创作转向，一改过去的凝重悲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为电视剧，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程度让刘恒自己也不得不感慨原来“最倾力的作品没有响动”,“最讨巧的竟是这一篇”。[13]

王朔于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几年之后崭露头角，在1985到1986年的短时间内发表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顽主》系列和《玩的就是心跳》等小说。特别是被称为“王朔年”的1988年，王朔的四部小说同时被搬上电影银幕，引起强烈轰动。随后又在1992年出版了4卷本的《王朔全集》，追捧者无数，在中国当代文坛掀起了一股文化旋风。

王小波是这批作家中成名较晚的。1980年，他在《丑小鸭》杂志发表处女作《地久天长》。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1989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1991年小说《黄金时代》获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小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并在台湾出版发行。

成名最晚的当数姜戎，他于2004年出版长篇小说《狼图腾》，一举成名，此时已五十六岁，十年后这部小说又被改为电影上映，全球票房达7亿，在青少年一代中影响巨大。

在诗歌方面，1977年以后，北岛、顾城、江河等人在诗坛迅速崛起，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了一个耀眼的诗群——“朦胧诗派”，从而引发了剧烈的争鸣，迅速改变了当代诗坛的面貌。

3.中坚期：2000年前后至今

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崛起乃至成为文坛中坚，大概经历了二十年，也就是到2000年前后，这批作家的文坛地位已经基本稳固，成为当代文坛中坚力量。许多作家仍笔耕不辍，不少作家一两年都会推出新作，个别作品还引起一定轰动。

与此同时，由于年龄渐长，年龄较大的新北京第三代作家已经70岁左右，较小的也60岁左右。有些作家已经辞世：1997年4月，王小波因心脏病猝然离世，时年45岁；2001年，梁左骤然去世，时年43岁；2010年12月，史铁生因脑溢血突发抢救无效去世，时年59岁；2012年8月，李龙云因病去世，时年64岁；2018年，王学泰去世，时年76岁；2021年，徐城北去世，时年79岁……年龄的变化，让他们的创作重心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体现在怀旧情绪的逐渐浓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王朔的长篇小说《看上去很美》和北岛的散文集《城门开》。

1999年，沉寂一段时间之后复出的王朔发表小说《看上去很美》，主人公是一个年仅3岁的小男孩方枪枪，完全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去观望身边的人与事。方枪枪1961年到1966年北京复兴路29号院的大院生活、幼儿园、翠微小学的经历，构成了王朔对那个时代的回忆，渗透着复杂的怀旧情绪。王朔在序言中直言，这部小说意味着他“现在就开始回忆”，是对他过去作品乃至个人生命历程的一次回顾。[14]

如果说，王朔的怀旧之旅是通过追寻幼年时光展开；那么，北岛的散文集《城门开》则是一种空间与时间上的同时怀旧。2001年底，北岛在离京十三年之后重返北京，发现物是人非，北京的变化之大远远超出自己的预计。现实中的回乡之旅成为他在记忆里重新建构精神故乡的契机，于是，他于2010年撰写成了散文集《城门开》。以往北岛的诗歌写作一直带有非地域色彩；《城门开》则更多是地域体验，属于个人的细碎片段、微妙情感满满地铺排在字里行间。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北岛的北京，一座只属于他自己的城。北京是他的根，北岛以这种方式完成了对北京的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