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东方文化派的世界眼光

“东方文化”观念的兴起与西方文化的反思有关。“东方文化”本是站在西方对东方的瞭望印象，试图从东方文化中找到调整治疗西方文化缺陷的资源，但这种思想传到“东方”，转换成东方立场的时候，应和了在东方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种。东方文化派虽然是在进入民国以后甚至在新文化运动展开之后才凸显出来，但它的思想渊源却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之前，与张之洞中体西用派及国粹派皆有一定的关联，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人物之间并没有严密的组织，他们从不同的方向会聚在一起。

一 杜亚泉与东西文化论争

“东方文化派”的命名，应该与《东方杂志》有关，但似乎又不是以这个杂志为中心聚集起来的群体，而是一种人事机缘的巧合。《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创刊之初，虽然在它的办刊宗旨中也强调“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但它确实是一本内容广泛，没有显著政治倾向或文化派别的商业性杂志，主要登载国外的——日本与西方国家的一些要闻、人物、事件或著作，也涉及国内的一些情况，特别是科学方面的内容，尤为显要。应该说这是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刊物，特别是在对西方文化的介绍与运用上，《东方杂志》表现出相当的努力。然而，进入民国以后，随着杜亚泉接任主编，随着世界范围内战争的危机与文化问题的激烈争论，《东方杂志》的“东方”立场与中国文化倾向明显增强，终于引起了“新青年派”的重要代表陈独秀的强烈不满，一场东西文化论争终于爆发。

这场论战爆发于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3号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对《东方杂志》近期发表的三篇文章进行“质问”。杜亚泉作为《东方杂志》的主编，著文回应。后来陈独秀又发表接着“质问”的论辩文章，双方往还论争激烈（关于双方论争的具体内容详见第六章《东方文化派文论》）。杜亚泉、钱智修等《东方杂志》作者确实是东方文化派的重要人物，但他们的思想渊源，则可以追溯到晚清的新政运动及中体西用派。

在陈独秀因强烈不满“质问”《东方杂志》发表的三篇文章中，有一篇是平佚编译的《中西文明之评判》（《东方杂志》1918年第15卷第6号）。这篇文章涉及一个特别的人物辜鸿铭。辜鸿铭本是张之洞幕府人员，长期坚持中国固有文明的价值，同时对西方近代政治文化持反对的态度。义和团运动之际以英文著《尊王篇》等文章，劝世人拥护清廷，同时希望得到西方列强对于中国文明的尊重和理解。文章在国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在国内激进人士的心目中，辜鸿铭是拥护帝制极端保守的反动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辜鸿铭著成论文集《呐喊——辜鸿铭硕士对大战及其他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较早地以世界大战为观测点，比较中西文明的特点，将战争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文化的原因。其中有“基督教会与战争”“现代教育与战争”“现代报纸与战争”等专题，认为“战争的真正原因是欧洲人人可怕的精神状态。那么谁应对欧洲民众的精神状态负责呢？至少在官方看来，基督教会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现代学校中，爱国主义的新宗教取代了基督教及其他旧宗教的体系，……人们赋予了‘战争’和‘爱国主义’这两种概念过多的错误理解，也因此挑起了欧洲可怕的现在要进行到底的战争，通过学校的现代教育错误地过分强调所谓‘战争精神’，并将此作为‘爱国主义’的内涵。”“对民主作为无王权状态的错误理解，一方面不但打消了现代大多数人对王权政治的信念，而且也打消了对王权本身及人的价值的信念。”“在新闻界中除了片面、狭隘和卑鄙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在歌德和卡莱尔时代还没有的因素，那就是交易。”[25]在他看来，恰恰是近代西方文化的这些重要方面有问题，基督教会没有引导人们的精神趋向平和高尚；现代教育对爱国主义理解狭隘导致民族的自私；无政府主义破坏了人的价值理性；新闻界缺乏道德、缺乏正确的舆论引导，这一系列的问题，才是引发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

辜鸿铭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激烈批评以及对中国文化价值的认同，回应了当时中国文化界困惑的问题，也引起了东方文化派杜亚泉等人的注意。学术界有人干脆将辜鸿铭作为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人物一并论述，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辜鸿铭思想极端，性格激烈，将中西文明绝对对立起来，这些特征不符合东方文化派的思想特征。东方文化派在文化思想上大多主张中西文化调和论，在社会变革方面主张渐进，在文化历史方面坚持整体观。辜鸿铭坚持中国文化特别是道德文化的价值，与张之洞《劝学篇》中内篇“正人心”强调以中学为体的思想是一致的；他激烈地反对近代西方文明，甚至明确排斥张之洞过于重视物质文明方面的功利，表现出与中体西用思想的差异。但此一方面，也就是排斥近代西方文化的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思潮中，辜鸿铭的思想无疑成为影响东方文化派的一种资源。

二 梁启超学术思想的多方关联

梁启超本是维新派的重要成员，但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他受到日本国粹思潮的影响，开始对民族文化的价值重新思考。特别是他1902年游历美洲，转变了正在撰写的系列文章《新民说》的论说方向，著《论私德》，对中国文化中的道德文明价值重新做了肯定，并以此作为建设新的精神文明的基础。此一思想转变，成为他后来转向东方文化派的逻辑根据。在文化思想方面，梁启超从原来一味地慕欧化转成对世界文化的审视，多了一种比较分析的眼光。在学术研究方面，梁启超重视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认为这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载体。此一系列转变和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无疑对后来东方文化派思想有一种启发意义。

梁启超作为东方文化派的重要代表，真正的标志性起点是他1918年到欧洲考察，著成《欧游心影录》。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列强只顾互相争夺利益；而社会精英则思考战争的根源，重新衡量中西文化关系。梁启超游历了当时欧洲几乎全部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国家，采访社会名流，深入城镇乡村，对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进行全方位的透视，深深认同西方文明在战争的摧残下破产的危机；同时在西方学者的谈论之中，感受到对东方文明的向往，从而对自己民族文化自信又增加了更充分的印证。在《欧游心影录》的上篇，作者从“各国生计及财政破产”“社会革命暗潮”“自由放任学说影响”“科学万能之梦”“文学的自然主义”“思想之矛盾与悲观”等方面，对西方近代文化进行了分析与批判；在下篇中，作者对中国人的自觉，对中国文化的前途，中国的前途加以展望；特别是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呈现的误区加以提醒和针砭。这两个方面，代表了东方文化派在文化方面的基本思想方向，再加上梁启超生花的妙笔，《欧游心影录》广泛传播，在社会层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可以说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他在戊戌变法前后发起的“新小说”“新历史”“新民”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资源。在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梁启超也同样是主将之一。他从来都不排斥文化革新，在引进外国文化方面多方奔走。他也不反对白话文，自己作文编报率先使用了白话文。但是，他在《欧游心影录》里提出的文化观，还是令《新青年》派及激烈的革命派感到不满，因为其中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对西方文化的批评，对融合渐进的策略强调，都不符合激进派的文化方针。激烈地碰撞以后，梁启超对中国政治界感到非常失望，对文化界的激烈争论也不再积极参与，而是潜心研究国学。晚年任教清华研究院，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导师而为之首，学术研究涉及历史、思想、文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特别是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成就尤为突出。

三 章士钊文化思想的“实践”

章士钊深受章太炎以及国粹派的影响，但与国粹派人物的文化人格类型不太一致。他曾经就读于武昌的两湖书院，这是张之洞主持创办的为两湖青年才俊就读的学校，他在这里结识了黄兴。后来考上南京陆师学堂，但是他并没有读下去，而是提出“废学救国”的口号，与一帮同学离开学校闹“革命”，到上海参加了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创办的具有革命性质的“上海爱国学社”，在这里结识了章太炎、张继等人，还受聘为《苏报》的主编，参加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后来流亡日本，在这里，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认为，当年的“废学救国”是不可取的，无学无识，莽撞行事，既害了自己，也连累了同志，因此变“废学救国”为“读书救国”。在日本苦读英语，为留学英国做准备。

章士钊从传统文化精神中感染了“救国”的志向，从章太炎等人身上感受到了学问的重要性，但他的学问方向却是将目光投向西方。他在英国学习的是政治、法律，对英国保守主义传统尤为重视，吸收其精髓，将其中的精神用之于中国文化的建设。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接到孙中山的邀请后，毅然停学回国，当时距硕士结业时间不到一星期。章士钊在国外的留学经历，促进了文化观念的成熟，他对中西文化关系的冷静思考，接近东方文化派的文化思想。1912年，章士钊发表《论遣生出洋不如整顿大学》，其中云：

近年学子竞言游学欧美矣，而联翩往者又何止数百，其中固有学成足以致用者，而在大体上察之，则吾遣生游学之结果乃绝不良，欲求其故，不外两端：（一）学生之国学根基太浅，故一入欧美之名都，其灵魂悉为物质上浮华夺去，不肯向学；留彼邦久，行且厌薄祖国，无归国自效之心。……（二）学生之西学根底太浅，……预备两三载，而不能过一入学实验者，往往有之。[26]

章士钊认为，大批外派留学生出国留学，如果如清末最后几年那样不细加甄选，或者只是鼓励民间自费留学，结果这些人根本没有足够的国学根基，没有坚定的民族爱国之心，没有高尚纯洁的灵魂，一出国便为光怪陆离的物质享受所引诱，陷入西方物质文化的误区中。相比之下，不如多请一些外教，倒容易收到成效。章士钊的观点不见得全面，但他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视，对于西方文化的保留态度，及由此形成的中西文化观值得注意。

章士钊回国加入中华民国政治圈子，颇为引人注目，号称“南北有声”——在南方革命集团与北洋政府集团中皆有相当的声望，成为东方文化派在政府大员中的代表。他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新文学运动，主张农业立国；特别是1924年受段祺瑞邀请成为“执政府”中的核心人物，试图对文化教育进行改革，推行中小学生读经。在一片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他的文化思想不可能得到顺利实行。本来思想文化观念借助政治力量强硬地推行，本身就可能演变成政治对文化的宰制，产生极大的弊端。况且北洋政府首脑人物袁世凯、段祺瑞之流多是崇尚武力的野心家，与他们裹结在一起，文化思想是无处落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