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前人对清议的关注与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清议传统起源很早、存在很久，历代文人学士对此传统多有关注、提倡和运用。三国时期，魏国曹羲在《至公论》中首倡“兴化致治”离不开清议在社会风俗上的引导。晋代，傅玄对清议与统治思想的关系略有探讨，卫瓘对乡邑清议在选官任人上的作用稍有讨论，刘颂则提倡清议对名士培养的作用。唐代，张九龄对清议与名士气节的关系也有过论述。[1]宋代，司马光对东汉末年党人清议失败的原因有所谈及，[2]沈作喆分析了晋代品藻活动与东汉末年党人清议的关联。[3]元代，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对东汉末年党人清议及其人物稍有论述。[4]明代，吕坤对清议的弊端有所述及。[5]到清代初年，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三“清议”条中叙述了先秦汉魏六朝时期的清议传统，并举例说明清议对王治与社会风俗的引导作用，其中提到：“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6]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论及官德时，对清议的作用也倍加推崇。[7]其后赵翼在论及“九品中正制”时，亦沿袭晋代卫瓘对乡邑清议的看法，并举有若干乡邑清议在晋代主持公道的例子做附加说明。[8]晚清时期，林纾的《续司马文正保身说》对东汉后期党人清议的源起及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以警示世人。[9]

以上是历代文人士大夫在疏奏、政论散文或历史散文中对清议的偶然论及。虽有关注和提倡，但长期以来缺乏对清议现象的专门研究。顾炎武《日知录》有“清议”一条，是对清议传统的总结性概括，但文字较少，又较笼统，未能深谈。对清议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是从现当代开始的。就目前所看到的研究成果而言，大体可按历史时期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对汉魏六朝时期清议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具体可分为：（1）对清议思潮产生的原因进行论析。如詹福瑞认为清议的直接起因是东汉时期的察举征辟制，东汉后期因政治环境的影响，清议由对个体人物的品评扩大到对朝政、世事的裁量，清议本身传达出士人个性的觉醒。[10]高新民认为，王符的社会道德批判思想起到了开东汉末年清议风气先声的作用。[11]聂济冬对游学助长东汉末年处士横议式的清议之风有所探讨。[12]卿磊认为儒侠之风对汝、颍、南阳之地的儒士政治理念产生重大影响，并最终成为他们发动清议运动的思想渊源之一。[13]（2）对“清议”含义及其流变进行分析。张传玺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纲》对东汉末年“清议”含义及其论政、品人的状况稍有论述。[14]范子烨从人物品藻方面对东汉清议之风及许劭、郭泰的人物品评现象进行了介绍。[15]唐翼明专就“清议”词义进行了考释，他认为“清议”之“议”是批评性的议论，魏晋时期“清议”只是关于个别士人的舆论，把“清议”与东汉末年风气连在一起，概起源于清代的赵翼。[16]周一良《两晋南朝的清议》考察了两晋南朝清议与中正的关系和南朝时清议的作用，[17]而张旭华则认为周先生在论及东晋南朝清议与中正的关系时，过高地估计了御史中丞与政府官员在处理清议案件时的作用，并通过征引大量史料证明了当时中正在清议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重要。[18]张旭华的《谈谈南朝清议的发展演变》一文，亦有相似的观点。[19]另外，葛建平考述了东晋南朝时期的清议，主要以家庭伦理为主要内容。[20]阎步克在《西晋之“清议”呼籲简析及推论》一文中，论述了西晋士人对清议传统的重视，并对汉代的清议情形进行了追述。[21]王雪《略论汉至魏晋的清议》一文，论述了清议在汉晋时期的流变，认为清议在西晋以前作为选士的方式，用来向中央推荐人才，而西晋时则转为有威力的道德惩罚手段，士人由此步入仕途的作用式微。[22]张旭华的另一篇文章《两晋时期的丧礼实践与中正清议》，认为两晋王朝通过州郡中正主持清议，着重从丧礼的实践方面来维护孝道，并将违反丧制、有悖孝道、居丧违礼作为清议的主要对象，亦认为两晋清议与汉魏相比已经演变成颇具威力的道德惩罚手段，成为切实维护名教之治的工具。[23]（3）对清议活动中的时政人物进行论述。如何满子《汉末清议人物剪影》系列，共14篇，以介绍东汉末年清议活动中李固、陈蕃、李膺、杜密、范榜、郭泰等人物为主。[24]魏明安在《汉末清议与傅氏一家之儒》一文中，叙述了东汉末年“清议”的表现与特征，并从傅氏四代人的议政言论中透视由汉至晋政治思想的嬗变，重在推阐“清议”的发生、发展，揭示清议领袖杨震、李固、杜乔、李膺以及傅燮、傅玄诸人的精神风貌与士林动态。[25]（4）对地方清议现象进行研究。如张旭华两篇文章《汉末东吴时期的江南名士清议》与《汉末襄阳名士清议》，前者述及“吴四姓”的兴起对中原名士清议之风在东汉末年江左的兴起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且随着东吴选曹机构的清议化和乡里清议的官方化，最终使名士清议之风与王朝选官完全合流，成为维护大族仕宦的政治工具。[26]后者论述了东汉末年襄阳名士的清议现象及其背景。[27]黄宛峰《东汉颖川、汝南、南阳士人与党议始末》一文，介绍了颍川、汝南、南阳三郡士人在东汉末年党人清议中的中坚地位，并从历史文化、民风民俗等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28]（5）探讨“清议”对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的影响。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专设一节介绍了东汉末年的风谣、题目，认为这是当时“清议”的表现方式。[29]王仲镛认为，陈寿《益部耆旧传》是在东汉以来形成的清议之风的历史背景下撰写而成的。[30]胡宝国分析了东汉到东晋，在人物品评风气的影响下人物杂传的盛行。[31]李世耀、熊国华分析了汉晋时期人物品评对文学批评著作的影响。[32]陈才训认为，“清议”品评风气是汉代歌谣兴盛的原因之一。[33]张旭华认为，东吴实行九品中正制的原因之一，是受到了汉末三国时期中原地区名士清议之风的影响。[34]赵昆生认为，“清议”是东汉中后期自下而上的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救活动，改变了士人的传统观念、道德意识和价值取向，加速了汉末社会的转型。[35]（6）对“清议”与“清谈”的关系进行研究。汤用彤认为，魏初清谈上接汉代清议，其后演变为玄学之清谈，发生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学术的发展和学问的演进，及士大夫遭受时势迫害。[36]陈寅恪在《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一文中，支持了魏晋清谈出于后汉末年之清议的观点。[37]唐长孺《清谈与清议》一文，专门就清议与清谈的含义进行了分析，并由此推论到玄学起源与实际政治的关系，他认为清谈开始是以人物批评为主的，与清议可以互通，虽然以后清谈的内容与清议不再相同，但直至南朝末期，清谈的含义还包括清议在内。[38]针对唐长孺先生的部分观点，唐翼明予以了否定，认为清谈起源于汉末党锢之祸后士人对两汉讲经学的扬弃。[39]逯钦立《魏晋的清谈任达与九品中正制》也论述了东汉“清谈”与“清议”的互通性及其作用，并着重探讨了清谈与九品中正制的相互关系。[40]孔繁《从〈世说新语〉看清谈》一文，对清议与清谈的关系稍有介绍，认为清议随着谈论内容的不同转变为了清谈。[41]田文棠、刘学智认为，魏晋“才性之辨”是把汉末“清议”中“臧否人物”的具体评论推向对鉴识人物的抽象标准、原则的本体探讨。[42]刘康德认为，名士清议随着历史的推进、政治形势的多变及士人思想的演变，最终变为魏晋名士的清谈，并分析了在清谈的内容、方式，且对东汉末年名士清议兴起的原因、过程、方式亦捎带论及。[43]陈引驰在《阮籍与汉魏思潮述略》一文中，以郭泰和阮籍为代表，对汉魏时期清议到清谈的演变稍有论述。[44]罗宗强在介绍“清议”含义的基础上，分析了在清议向清谈转变过程中，人物品评所起到的作用。[45]冈村繁认为汉晋时期的清谈与清议，是不同的两种谈论形态。[46]

第二，对宋明时期清议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宋明二朝是士人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文官政治的施行、学校和书院教育的发达，促使士人队伍壮大，传统儒家精神得到发扬。同时，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边疆问题及各种政治纷争，都为清议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曲家源在《论宋代官场清议》一文中，认为宋代盛行直言极谏的清议之风，分析了清议之风形成的政治、历史和社会因素，并对清议的作用和局限性也有论述。[47]关于明代清议现象的研究主要围绕“东林党议”展开，如刘军《东林党议与中国古代清议传统》把东林党议置于古代政治清议传统中，结合对清议内涵的分析，探讨清议在传统政治中产生的原因，以及清议的意义及弊病，在此基础上对晚明东林党议的价值作出了新的认识。[48]赵轶峰《晚明士大夫的救世情怀》一文，通过论述以东林士人为中心的讲学、清议活动，分析了他们力求影响学风、政风，进而改善庙堂政治和社会状况的愿望。[49]此外，谭平的《〈明实录〉中记载的“清议”评述》，通过对《明实录》中人物资料集的分析，全面介绍和简要评价了明朝清议的13种主要类型及对治官所发生的影响。[50]而赵园的《明清之际士人的“清议”批评》则探究了明代政治中使清议得以发挥的有效条件，着重介绍了明代士人对清议功能的理解，并分析了明亡前后士人的清议批评及其局限性。[51]

第三，对清代清议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目前，学界对清代清议的研究，主要围绕同光时期的清流党人及其清议活动展开。赵捷民《晚清清议派的主张及其作用》一文，分析了晚清“清议派”（清流党）群体的特征，以及他们的主张和历史作用。[52]陈勇勤《晚清清流派的清议观探论》对光绪初年清流派的传统清议观念进行了探讨，[53]他的另一篇文章《晚清清流派整顿吏治清议述论》，则对晚清清流派在整顿吏治方面的清议内容进行了考察。[54]钟康模《张之洞的清议及其作用》，是对晚清流党人张之洞的清议活动进行的考察。[55]郑峰 《论晚清前清流之清议》述及晚清同光之交“前清流”清议活动的产生条件及清议的内容、作用、影响等问题。[56]陈勇勤《官方舆论与依法治国——晚清中央机关“清议”群体现象个案分析》一文，在追述清议含义、清议传统的同时，又分析了晚清清流派以儒家道德规范为基础的伦理思想体系，并通过具体的案例指出清流派清议代表的官方舆论对官吏营私的披露，及其在依法办案、依法治国中的作用。[57]尤育号《从黄体芳论同光清流》一文，以清流士人黄体芳的清议活动为代表，述及同治末光绪初清流士人的政治倾向和文化立场。[58]陈勇勤《光绪朝前十年间言官披露的吏治问题》一文则分析了光绪朝前期出现言官清议高潮的原因，并对清议披露的九类吏治问题进行了评论。[59]

此外，甲午战争后，传统清议的特点及其走向亦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何若钧《甲午战争时期的“清议”》是对甲午战争时期言官清议的背景与表现过程的论述。[60]陈勇勤的《康有为与清议的动机》，认为康有为在晚清所做的一切努力与活动，都是受到清议以出仕这一动机的影响，具有私心。[61]蒋含平《清末知识分子报刊论政的三种形态》，以王韬的报刊活动为例，论述了清末知识分子清议的论政形态。[62]而唐小兵《清议、舆论与宣传——清末民初的报人与社会》与倪琳的《晚清清议向舆论演替的历史动因》，则是对传统清议与公共舆论的关系进行的论述，前者认为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脱胎于传统的清议，[63]后者论述了晚清清议被现代舆论思想所代替的历史动因。[64]

当然，除以上介绍的分段研究成果外，学界还有针对清议传统进行的综合性研究。何佑森 《中国二千五百年以来的“清议”》一文，从更广义的角度论述了中国的清议传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认为清议不能完全代表民意，清议中亦有横议；学校有清议，也有横议，太学生中有清流，亦有浊流；儒家有清议，道家也有清议；有言论的清议，也有文字的清议。[65]傅惠成《“清议”流变略论》，对中国历史上与“清议”有关的重要历史事实略加论述，以分析“清议”的含义及其流变。[66]袁新洁《“文人论政”传统形成的原因及其主要表现》一文认为，“文人论政”传统形成的内因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清议”传统和入世精神。[67]

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古代清议传统的了解，也能为我们的继续研究提供参考借鉴。但是，通过对清议研究状态的总结可以看出，现代学者对中国历史上清议现象的研究成果虽不算少，但基本是单篇散论的形式，很少就一个时期的清议现象作出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汉晋、宋代、明代、清代都是“清议”高度发展的时期，但目前的有关研究成果相对于古代整个清议传统来说，则显得微乎其微。所以，清议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如能得到现代学人的重视与探研，庶几能使后人对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发展脉络看得更清晰，理解得更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