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苏轼研究论稿》一书，选辑我三十余年来刊发的苏轼研究论文计二十余篇，根据论文内容分为五章。第一编“直面人生，笑对人生——苏轼个性论”收入文章三篇：《微笑着面对人生——苏轼幽默诙谐性格论》《筑超然之台，书超然之思——苏轼超然思想探论之一》《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苏轼超然思想探论之二》，是对于苏轼独特个性的探讨。苏轼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他微笑着面对人生；幽默是一种智慧，苏式幽默是他面对纷繁人生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人生艺术。苏轼的超然思想产生于密州，是其对于风雨人生持续深入探求的结果。从中可以见出其超越世俗、反省自我的努力，由超然物外到臻于物化的深化，由超越艰难人世到超越死生的追求；而其以精神智慧化解种种困扰，理得而心安，一怀浩然之气是其超然思想的基石。《苏轼幽默诙谐性格论》发表于1995年，以此文为基础我申报了“世川良一基金会”资助的“两宋作家性格论”科研项目。出乎意料的是，文章发表二十多年后的2017年，当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官方微信“壹学者”推出“100篇最受欢迎的学术论文”，朋友们向我祝贺《苏轼幽默诙谐性格论》入选并名列前茅时，我冷静且客观地告诉他们，这篇文章入选与文章本身关系不大，主要是东坡那“不可救药的乐天派”的诱人魅力，其次是更多的年轻读者因面对人生困惑求益于东坡，间接地关注到拙文而已。而我当年撰写这篇文章动因之一，就是由于现实生活的触动，看到了太多的人事纷纭，“飞云当面化龙蛇”，白云苍狗，烟云过眼，年将不惑，疑惑多多，于是请益于东坡这位智慧老人，祈望在“微笑着面对人生”的修习过程的文字记载。由此而联想到长盛不衰的学术的文化的“东坡热”，经典作家经典作品魅力是无限的永恒的。面对过往，“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直面未来，“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芸芸众生面对纷纷扰扰的现实人生，祈望达到的人生境界，却难以企及，于是，东坡风范成为无数人追想的人格典范。
第二编“千古文章未尽才——苏轼人生观探论”是探讨苏轼妇女观、君臣观、军事思想的一组文章。苏轼具有知己之感、知音之赏的妇女观的特质之形成，在于苏轼具有个性特色的平等观念，在于其在复杂人生中对于人性的深刻认识与深入思考，亦与其家庭教育有关。苏轼一生追求独立个性独立精神。伴随其坎坷人生，其君臣观在其人生的不同阶段有较大的发展变化。在其入仕之前，憧憬“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理想模式，入仕之后一直思考相对辩证的君臣关系。在仁宗朝和神宗熙、丰年间，以直言敢谏为忠；在仕途受挫时思考用舍行藏；主张君主以非常之恩待臣，臣子应报以非常之事，虽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及至再贬岭海，进一步思考“多情”与“无情”、“墙里”与“墙外”的关系；思考“君命”与“臣节”、“新恩”与“旧学”的关系。进而认为君命可能有治乱，臣子应该有从违。其君臣观达到了时代人生的高度。
综观东坡一生，志在匡扶天下、经世济民，但又屡历坎坷。千古文章未尽才，他曾经留下了无尽遗憾，正如其晚年《自题金山画像》所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但东坡又是幸运的，他生活在一个令人羡慕的时代，他出生在一个堪称伟大的家庭，他历经仁宗、神宗、哲宗、徽宗四朝，曾经三入承明、八典方州。他的师长是一流的，如欧阳修；他的友朋是一流的，如文与可；甚至他政治上的对手也是一流的，如王安石。特定的时代成就了一位堪称一代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入了解，对于现实政治的透辟分析，可谓振聋发聩，至今仍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王存辞免恩命不允诏》）
“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札子》）
“守其初心，始终不变。”（《杭州召还乞郡状》）
东坡一生，宦海浮沉，其弘毅坚忍之志令人动容。东坡的政治建树、政治智慧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第三编“以利人为得道——苏轼科技活动探论”收录文章四篇。《苦己以利人——苏轼科技活动简论》是对于东坡科技活动的综论。东坡一生在科技方面的建树令人惊叹：任职杭州、徐州时的水利工程，在徐州组织力量对于当地煤炭的勘测、开采和利用，对于种松法、松树用途的探究总结，对于先进农具秧马的宣传推广改进，对于酒类酿造的兴趣与探讨，以及对于传统医药学方面的贡献均可以在相关研究史方面留下浓重一笔。
我们对于“苏轼与医学文化”的探研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苏轼是一位政治家，《千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苏轼与医学文化探论之一》一文主要探研在医学文化发达、宋人尚医的独特文化背景下，苏轼的医国之志、医国之能与毕生的努力追寻。苏轼在其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有意识地将医道医理与治政之道结合，以医喻政，针对现实政治，在仁宗朝、神宗朝、哲宗朝不同时期，因时因事，对症下药，雄论堪医国，形成其论政为文的独特风貌。忠言似药偏医国，苏轼的医国之言见赤诚之心亦见其对于现实政治的深刻剖析与真知灼见，且医道与治国之道，医理与政见水乳交融。要言不烦，成为其一系列议政论政之佳作。
苏轼一生抒写胸中医国之志是其诗文创作的自觉追求，所作诗文要“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斳斳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凫绎先生诗集序》）。在东坡的政治追求中，古今良相即良医，所以在唐代贤相中他最为尊崇陆贽的医国之术。苏轼与吕希哲等人认为陆挚奏议“聚古今之精华，实治乱之龟鉴”，期望其“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
韩昌箕精选了苏轼策论百篇，并高度评价说：“东坡先生集中所著策论一百余篇，羽翼经史，阐析理道……至其因时制宜，视病发药，在嘉祐则务变更，在熙宁则务安静，在元祐则主免役，一是之从而不徇人为爱憎。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韩昌箕《苏文忠公策论选叙》）其言苏轼不同时期的政论、策论“因时制宜，视病发药”，匡救时弊，利在天下，是很中肯的评价。也是苏轼“上医医国”的目的所在。正因为苏轼的医国之志与医国之能蕴含于胸中而外化为诗文，出自苏门在诗坛与苏轼并称“苏黄”的黄庭坚对于东坡充满了政治上的期待，赋诗曰“诚求活国医，何忍弃和缓”（黄庭坚《见子瞻灿字韵和答三人四返而愈崛奇辄次其韵寄彭门三首》）。
探究东坡医学文化思想，收集检索相关资料，苏轼相关文字的丰富内涵，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启示，翻检东坡诗文集，其所涉及医学文化方面的篇目多达二百余篇，其关涉面之广泛，令人惊叹，诸如名医传记《蜀名医张玄隐》《单庞二医》等；有“上医治未病”的诸多养生文字如《论养生》《问养生》《续养生论》《记道人养生语》等；有“中医治欲病”之《书济众方后》《圣散子叙》等；有验方的收集和介绍如《裕陵偏头疼方》《枳枸汤》《治齿痛方》等；有药物药性之观察研讨如《苍术录》《苍耳录》《益智录》等。苏轼所辑验方、秘方部分留存在《苏沈良方》泽惠后世。
尤其要指出的是，探讨东坡医学思想，反复品味东坡相关文章，往往陶醉其中。其治国宏论，笔力雄健，痛陈时政，敢为危言，然以医喻政之作，或将医案娓娓道出，或将病象绘描其中，病象昭然，理义自明，理寓事中，使人警醒。东坡的医学文化思想，融入了他在复杂的社会经历中的人生感悟，由事见人，文如其人，使读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加深了对东坡的认识。东坡的医学文化思想中，无论是以医喻政，还是意在治人，抑或是医人施药，都充溢着医者仁心；为苏颂介绍名医；为友人详细介绍药方；即使那位不知名的乡人，他也拿出了家藏秘方，并详加说明（《书药方赠民某君》），甚至还有《乞医疗病囚状》的奏议，非特为亲友而已。其心可鉴，其情可感，其人可敬。
东坡关乎沐浴文化的诗文，随处可见，反复阅看，我们惊叹有关佛教学说与世俗生活的密切结合程度，也叹服东坡的佛学造诣，以及其有关沐浴文化的诗文对于佛教文化的吸收与融通。把东坡与沐浴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探讨，综合分析有关资料，我们发现东坡沐浴文化有独到的特别值得关注之处。东坡沐浴文化内容的丰富多彩，它涉及沐浴的类型，如温泉浴、汤沐、乾浴、足浴等；涉及沐浴的器具，如浴堂浴池、木制、陶制、瓦制浴器等；涉及沐浴服务，诸如搓背。大凡日常洗浴所需，可以知其大略；至于僧寺浴堂可以品茶、下棋、约会朋友、欣赏书画，愉悦身心，僧寺浴堂的宗教氛围的营造更予人以深刻印象。综上所论，东坡沐浴文化所涉及的卫生、养生、澡身浴德，心灵净化的丰富内涵，值得关注。正由于此，东坡沐浴文化可以弥补研究宋代或古代沐浴文化资料之不足；作为研究宋代沐浴文化的独特个例，无以替代。最后，苏轼沐浴文化研究对于苏轼整体研究而言，是一个独特的角度，我们可以通过剖析东坡沐浴文化中儒释道思想文化的融通，来进一步探知宋代儒释道兼容并包时代特色。
第四编重在探讨东坡一生在自觉的超越意识中完善自我的努力。共收录了五篇文章。
欧苏相继主盟文坛，东坡对于欧公“诗穷后工”之论，有承继，更有拓展。对“非诗之能穷人”之言，东坡力主“诗能穷人”之说；且有诗文创作“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穷达”透脱之论。于“穷而后工说”则多所拓展。其《记欧阳公论文》曰：“顷岁孙莘老识欧阳文忠公，尝乘间以文字问之，云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见之。此公以其尝试者告人，故尤有味。”东坡于欧公沾溉既多，知之甚深，其独到见解，启悟后人。
苏轼与文同相聚时日并不多，亦无亲缘关系，却情同师友，对其钦服一生。在苏轼的诗文中有八十余篇与文同有关，梳理这一部分诗文，可以看出二人的交往轨迹及文同对苏轼的影响。具体来说，在渐趋恶化的政治生态中，在苏轼人生的关键节点，文同对苏轼及时告诫，劝其规避风险，体现出拳拳挚爱友情；在诗文交往中，文同对苏轼的文艺观产生了颇多影响，尤其是苏轼文艺思想中颇为后人称道的“成竹在胸”“形理两全”等方面，都离不开文同创作经验的启发；在个性和人生观方面，苏轼遗世独立，善于处穷，超然物外，不为物役的“坡仙风范”在形成的过程中，更是离不开文同为人处世的启示。苏轼是一位天才，同时也是一位全才、通才，这位全才、通才的出现，与其生活的时代、生活环境、人生交游密切相关。
苏轼自谓于近世文士中私所敬慕者独陆贽一人。其为学“好贾谊、陆贽之书”，为政“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元祐立朝“草诏陆贽倾诸公”，绍圣被贬，惠州儋州医民施药效仿陆贽，但谪居期间在施政惠民方面则超越了陆贽“畏慎”避祸的为人行事风格，凡遇事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道大难容，才高为累，苏、陆一生皆未尽其用，苏轼晚年，仍以陆贽俭德为楷模，仍欲传陆贽之学于子孙、后学。梳理探究苏轼对于陆贽的接受、尊崇与超越，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略窥苏轼丰富个性及政治人格的独特侧面。
东坡现存诗文中涉松之作多达二百三十余首，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东坡青少年时期种松爱松，深植了他一生对于故乡的乡情、乡恋与乡思、乡愁；东坡一生爱松、品松、赞松，松风松韵入诗行，使其山水诗、写景诗、题画诗别具风采。丹青仿佛旧松萝，东坡笔下的松风松韵是一个灵动的、流溢着诗美的情感世界；东坡笔下的松境界松精神，起始于少年爱好，根植于岁寒后调、独立不倚的儒家思想，深化于东坡波澜起伏、丰富复杂的人生阅历。东坡系列诗文呈现了作者卓然独立的人格精神和对于人生理想的不懈探索追求。
青松出涧壑，十里闻风声。研究探讨东坡一生在清醒超越意识中完善自我的过程，可以略窥一代文豪成长的轨迹，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启悟。如《题憩寂图诗》可见东坡在湖州画派中自成一体的自许：
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苏子瞻、李伯时为柳仲远作《松石图》。仲远取杜子美诗“松根胡僧憩寂寞，庞眉皓首无住着，偏袒右肩露双脚，叶裹松子僧前落”之句，复求伯时画此数句，为《憩寂图》。子由题云：“东坡自作苍苍石，留取长松待伯时。只有两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诗。”因次其韵云：“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前世画师今姓李，不妨题作辋川诗。”文与可尝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虽不及，石似过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鲁直下一句。[1]
转益多师，自铸伟词，不断超越，终为一代文坛领袖。从《记董传论诗》和《书林道人论琴棋》可以见出东坡多方借鉴学习，不断自我完善的一个侧面。由其熙宁二年所作《记董传论诗》：“故人董传善论诗。予尝云：杜子美不免有凡语，‘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岂非凡语耶！传笑曰：‘此句殆为君发。’凡人用意深处，人罕能识，此所以为独苦，岂独画哉。”[2]可以探知，年轻的苏轼对于杜甫诗句之情到深处人独苦，尚无深切体悟。及至元祐五年的《书林道人论琴棋》“更觉良工心独苦”已自然融入其艺术论中：
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游小灵隐，听林道人论琴棋，极通妙理。余虽不通此二技，然以理度之，知其言之信也。杜子美论画云：“更觉良工心独苦。”用意之妙，有举世莫之知者。此其所以为独苦欤？[3]
“大苏死后忙不彻，三教九流都拽扯。”研究东坡的学者，都不会忽略其与通俗文学世俗文化的密切关联。文集的第五编 “永远鲜活的‘坡仙’风神——苏轼与俗文学探论”。
现存宋元“说参请”话本多与东坡有关，现存苏轼的诗词文赋中有相当丰富的涉及禅理、禅趣、禅悦、禅戏的内容；东坡与佛门有深厚渊源，其诗文将人生体悟与佛理参悟会通融合，引起从佛门到俗众的推崇与喜爱，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一系列关涉禅理的著述以及相关趣谈，应为宋元“说参请”僧尼、艺人的最佳选择。
“说诨话”即讲说幽默诙谐的笑话。大量资料证明东坡爱好讲述前代和当朝的笑话并创作“诨话”；其创作的“诨话”有诸多单篇留存且有“专著”传世；“说诨话”中的故事人物。雅俗共赏的通俗文学中谈笑戏谑风味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喜爱的时代风尚，滋养东坡成长的巴蜀文化蕴含的乐天放旷的文化因子，东坡幽默风趣的个性，对于当时盛行的俗文学有着特殊的爱好，是解析东坡与“说诨话”关联的锁钥；东坡的“说诨话”系列具有丰富深刻的内涵。系统探研东坡与“说诨话”及与通俗文学的关联，对于全面认识和研究东坡颇有助益。
伴随着宋代商业经济的繁荣，苏轼产生了自觉的广告意识。他保存推广圣散子，利民济世；推广使用秧马，推动农业发展；其《猪肉颂》、《寒具》诗、《菜羹赋》以及拼死食河豚的相关趣谈流传至今。探讨东坡的广告意识及其创作，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宋代的商业文化和苏轼研究的丰富性。
从反映两宋朋党之争的特定角度，探讨有关苏轼贬谪生涯的三部元杂剧《醉写赤壁赋》《东坡梦》《贬黄州》，深入剖析其遭贬原因及剧中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塑造，对于我们认识宋代党争的激烈残酷，以及党争中纷纭复杂的人情世态，思考党争对文人心态的影响颇有启迪。
东坡诗文与敦煌佛影是一个有意味的话题。陈寅恪先生发现“杨惠之所塑”，“苏子瞻之所咏”之《维摩诘示疾图》可与敦煌画本、变文《维摩诘经》“印证发明”；则东坡所见吴道子《佛灭度图》《地狱变相》及所创诗文诸如《书拉杂变》《书杜牧集僧制》可在发明印证之外，略窥东坡对于变文、变相及特定时期佛教与政治的态度。
搜检东坡现存诗文及相关研究资料，我们发现，千百年来东坡在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以不同的形式被传播接受，被尊崇赞颂，就在于他具有一颗博大平等之心，具有平等意识、平民意识。诚所谓“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由是之故，东坡千百年来，被不同的阶层所接受，在不同的层面以各种形式被传播，诗词文赋书画之外，小说戏曲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序》中说自己“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好谈鬼”。纪晓岚在《观弈道人自题》中也说：“半生心力坐销磨，纸上烟云过眼多。拟筑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东坡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正是从不同的社会文化层面，我们看到了鲜活的遨游在传统文化中的苏东坡。
面对“苏海”，无论我们从任何一个“支流”循踪而至，都会望洋兴叹；面对千姿百态的“庐山”，我们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探幽寻胜，都会慨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四十年研读苏学，偶一之见，见笑于大方。今不揣浅陋，刊刻印行，热望学界同仁给予批评匡正。
回顾数十年来的高校教研生涯，我与苏轼研究结缘根基于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求学兰大，不然的话，很难预测当年乡村代课教师的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轨迹。而直接的动因则是李东文先生给我们讲宋元文学，在讲解东坡中秋词时，数次向老师的请益交流。老师认真听取了我的幼稚的见解，容忍了我的年少轻狂，毕业分配时争取把我留在兰大，在我面前铺展了教研之路。
幸运的我在1983年春又获得了到四川大学中文系进修宋元文学和在古籍整理研修班学习的机会。我进修宋元文学的导师是张志烈先生，张先生博学豁达，但对我学习督责甚严，忘不了每周四下午的教诲和督察，让我受益终身。
在川大中文系进修学习期间，我有幸聆听了杨明照先生的“文献学”、张云言先生的“训诂学”、曾枣庄先生的“三苏研究”、邱俊鹏先生的“唐宋词研究”等课程。杨先生、邱先生、曾先生、张先生先后担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会长，当年诸位恩师的教诲对于我学术研究的定向至关重要，“苏轼研究”“两宋党争与文学”成为我几十年潜心研讨的两大学术方向。“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感念川大学习在我教研上的指导引领之功。
经历多年的学习探索积累之后，近十年是我苏轼研究成果较多的时期，这主要是由于加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后，诸多良师益友苏轼研究及相关领域学术成果启悟激发，一次次学术年会新成果新观点的学习切磋，学界同仁之间的交流批评，促使原本怠惰的自己把系列的思考撰写为一篇篇文稿。所以当多年撰写的文章编写成册，心中的感念是多方面的。
多年来无论是为本科生讲授宋元文学史，还是为研究生讲授两宋文学，苏轼研究都是讲授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又为本科生开设“苏轼研究”专业选修课，在长期的教研工作中有多位研究生参与了“苏轼研究”和“苏门文学研究”课题，在查找资料校对文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苏轼研究论稿》的编选出版，得到文学院和学校相关部门的重视，得到了学校“双一流建设经费”的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1] （宋）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647页。
[2] （宋）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640页。
[3] （宋）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0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