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考古与商代甲骨文铜器铭文研究[1]

——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

殷墟考古发掘始于1928年10月，迄今已80年了。80年的殷墟发掘，发现了丰富的遗迹、遗物。在众多的文化遗物中，刻辞甲骨与有铭铜器是很重要的两种，对商代历史与我国古文字研究均有重要意义。本文的宗旨是概述殷墟考古与甲骨文、金文的发现与研究，并以此纪念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

一 殷墟考古与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

考古学与甲骨学的关系非常密切。1899年，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为以后的殷墟发掘和近代考古学的诞生提供了现实条件和研究基础。1928年秋，为了获得更多的刻辞甲骨，并了解甲骨文和其他遗物在地下埋藏的情况，我国考古工作者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80年的殷墟发掘，又促进了甲骨学的发展。

（一）科学发掘的刻辞甲骨为甲骨文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

从1899年至今，殷墟甲骨文已出土了15万片[2]，这15万片甲骨，大多数是农民私自发掘出土的，属考古发掘品只3.5万多片。从数量上看，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文只占甲骨文总片数的23%，但由于农民私掘的甲骨，多属小片，其上的文字大多较少，而考古发掘所得的甲骨，大块的和完整的数量较多，其上的文字也多，内容丰富，对甲骨学的发展起很大的推动作用。

80年来在殷墟甲骨文的发掘中有三次重大的发现。

1.1936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殷墟进行第十三次发掘，于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发现了一个埋藏甲骨的圆形窖穴——YH127坑。该坑共出土了刻辞甲骨17096片（卜甲17088片，卜骨8片），其中完整的龟甲300多版，这批殷墟甲骨文的时代属武丁时期。甲骨刻辞的内容很广泛，上至天文星象，下至人间杂事，涉及殷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是研究商代历史和甲骨文的珍贵资料。[3]参加整理YH127坑甲骨的胡厚宣，对该坑甲骨作了认真研究，写出了多篇有关卜辞文例、商代历史等方面的著名论文，为甲骨学和商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4]

2.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1973年3—8月、10—12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小屯南地进行发掘，发现了刻辞甲骨5335片（卜骨5252片、牛肋骨4片、未加工的骨料4片、卜甲75片），其中完整的大块的刻辞卜骨100多版，这是殷墟甲骨文的第二次重大发现。小屯南地甲骨，大部分属康丁、武乙、文丁卜辞（甲骨文分期的第三、四期），少量属武丁（第一期）和帝乙、帝辛时代（第五期）的卜辞。它们出土时，大多有可靠的地层关系，并与陶器其存，对甲骨文的断代研究有重要意义（参见下文）。小屯南地甲骨，刻辞内容相当丰富，包括祭祀、田猎、征伐、农业、天象、旬夕、王事等，其中有关军旅编制、天文、百工等方面的内容是过去不见或少见的，还发现一些新的人名（包括贞人名）、地名、方国名、一些新的字和词，给甲骨学和商史研究提供了又一批重要资料。[5]

3.1991年花园庄东地H3坑。1991年秋，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为配合安阳市的筑路工程，在花园庄东地进行发掘，发现了一个编号H3的长方形窖穴，窖穴内出土地甲骨1583片，其中有刻辞的689片（卜甲684片，卜骨5片）。特别珍贵的是此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为主，完整的刻辞卜甲达300多版，这是自1936年H127坑和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之后殷墟甲骨文的第三次重大发现。[6]

花东H3甲骨卜辞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一，该坑卜辞字体富有特征，一些常用字属于过去董作宾分期中的晚期字体（第四、五期），但H3坑，据地层关系和坑内所出陶器属殷墟文化一期偏晚阶段（相当于武丁早期），这表明过去的分期断代标准应当修改和补充；其二，此坑卜辞内容新颖，卜辞的主人不是王而是“子”（高级贵族），对“非王卜辞”及商代家族形态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二）殷墟发掘使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得以开展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1.董作宾的断代研究。董作宾在参加殷墟第一次发掘以后，发现小屯东北地不同地点出土的刻辞甲骨，在字体、文例方面有所不同，他怀疑可能与时代先后有关。[7]这一发现，促使他探索卜辞断代的方法。1929年，在第三次发掘中，小屯北的“大连坑”出土了“大龟四版”，董作宾对其进行研究，发表了《大龟四版考释》，[8]将多年学术界迷惑不解的“卜”下“贞”上一字考定为贞人，首创了贞人说。在该文中，他还提出了甲骨文断代的八项标准。1933年董作宾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9]，把断代的八项标准扩展为十项标准：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和书体。他还将甲骨文分为五个时期：（1）盘庚、小辛、小乙、武丁；（2）祖庚、祖甲；（3）廪辛、康丁；（4）武乙、文丁；（5）帝乙、帝辛。董氏这篇名著的发表，是甲骨学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使过去混沌一团的甲骨，成为可以区分为早晚五期的历史资料，使甲骨文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后来董氏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这断代分期的新研究方法，追本溯源，不能说不是在发掘工作中求得的。”[10]

2.对“组”“午组”“子组”卜辞的断代。关于这几组卜辞的时代，董作宾原来认为它们的时代较早，但到了1948年，在《乙编》序[11]中，将这些卜辞改定为“文武丁时代”，由此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这些卜辞的时代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主要是两种意见：一种是早期说，包括盘庚、小辛、小乙说[12]，武丁说[13]，武丁早期[14]或晚期说[15]；另一种是晚期说，有武乙文丁说[16]和帝乙说[17]。1973年，在小屯南地的发掘中，在T53）、H104出“组卜辞”，H102出“午组卜辞”，H107“组”与“午组卜辞”共出。这四个单位，从地层关系和同出的陶器看，属小屯南地早期二段（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偏晚阶段），发掘者又从卜辞内容加以探讨，论述它们是武丁时期的卜辞[18]，稍后，他们再结合过去殷墟十五次发掘时，“”“午”“子”三组卜辞的出土情况和共存关系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进一步论证它们属武丁早期卜辞。[19]由于有科学发掘的资料为依据，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学术界对这几种卜辞时代的认识趋于一致，基本上都同意它们属武丁时代的卜辞。

3.对武丁以前甲骨文的探索。武丁时期的甲骨文，字体、文例都相当规范，是较成熟的文字。在此之前，文字的发展必定经过一个较长的阶段。所以，探索比武丁更早的甲骨文是甲骨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

不少学者认识到，寻找武丁以前的甲骨，必须从考古学的地层、坑位入手，要注意那些既出刻辞甲骨、地层关系又早的发掘单位。经学者们的细心探寻，已有下列几片刻辞甲骨，被认为是早于武丁的甲骨文：

（1）《屯南》2777（卜甲），出于H115。H115的上面有一组打破关系：

T53 →H111→H112→H115

H115出土的陶片少而碎，难以分期，叠压其上的H112，出土的陶片属小屯南地早期一段，也就是说，H115的时代下限当不晚于小屯南地早期一段[20]，最上面的T53，出“组卜甲”，伴出陶器属小屯南地早期二段。据研究，屯南早期二段的年代相当于武丁早期，那么属于屯南早期一段的H115所出的《屯南》2777，就可能属武丁以前的卜辞了。

（2）《乙》9099（卜骨），出于小屯丙一基址北M331的填土中，M331出了成组的青铜器，形制与小屯M388及三家庄M3所出的近似，据三家庄发掘的地层关系可知，M3是早于武丁时代的墓葬[21]，这样，《乙》9099就当属武丁以前的卜辞。

（3）《乙》9023—9024（卜甲，正反有字）、《乙》9100（卜骨），出于小屯丙一基址的M362，该墓与M331紧邻，且与之东西并列，时代大致相同，故这三片卜辞之时代与《乙》9099相近，也属武丁以前。[22]

（4）洹北商城骨匕刻辞，1999年出于洹北商城T11第（3）层，这是骨匕的上部，刻“戈亚”二字，据地层关系与同出陶器，发掘者认为该层时代为洹北花园庄晚期，大约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时期。[23]

目前所确知的早于武丁的甲骨文只有几片，但是，在比武丁时期稍早的遗址或墓葬所出的一些陶器和玉石器上也发现过文字，如小屯北87H1“将军盔”陶片有五个朱书文字[24]，小屯M331玉鱼上刻的“大示它”三字[25]，M388两件白陶豆圈足内的“戉”字等。[26]以上这几件器物上的文字与武丁早期的甲骨文较相似。由此可以推测，这个时期的甲骨文不会太少。我们深信，今后随着殷墟考古工作的开展，一定还会有武丁以前的刻辞甲骨出土。

（三）考古学与甲骨文字考释

甲骨文中的象形字与会意字的比例较大，其中有不少象形字直接、形象地描绘出殷代社会存在的具体事物的主要特征，如鬲、鼎、爵、斝、豆、壶、皿、戈、耒、车等，如果有一定的文物考古知识，很容易将这些字识别出来。甲骨文中有一些会意字，反映了殷代社会的生活状况，假若我们对殷代考古中的遗迹、遗物有所了解，对这些字的造字本义和用法就会有更深入的了解。下面略举三例：

伐字，本作，像以戈砍人首之形。铜戈，是商代出土数量最多、最重要的一种青铜兵器，殷人作战时用它砍伐敌人，祭祀时用它砍杀人牲。在殷墟发掘出土的人头骨上，曾发现青铜戈的残片，这是用戈杀人的铁证。在甲骨祭祀卜辞中，该字用为动词表示斩人首以祭祀，用作名词时表示砍了头颅的人牲（包括头颅和躯体）。在殷墟西北冈王陵东区祭祀坑中，发现有单埋人头的方坑和无头躯体的长方坑，在小屯宫殿区乙七基址南，发现过多座人头骨与躯体埋在一起的祭祀坑，这些都是“伐祭”的遗存。

执，本作，像人两手戴上手枷之形。1973年，在殷墟小屯北地的发掘中，在H358坑中，发现了3个戴有手枷的陶人塑像，女人手枷戴在胸前，男人手枷在背后，陶人的形象是执字的写照[27]，表明当时对奴隶或罪犯要施以枷具，防止其逃跑。在甲骨文中，执字用作名词时，作为奴隶的一种名称。

刖字本作，有人将它释为陵[28]，但陵字从阜，与该字形体不符。后来一些甲骨文学者认为该字应释为刖[29]，这些学者一方面从字形进行分析，谓该字的形体像用锯子断人足之形；另一方面又从考古资料中寻找证据。

1971年，在安阳后冈的发掘中，在一座殷代墓葬M16的二层台上发现一个殉葬人，骨架保存完好，但少一下肢骨，发掘者认为“可能是生前残缺的”[30]。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第103号墓的二层台上发现一具殉人，是个年约十几岁的少年，双腿自膝盖以下被砍去，胫骨的断面上还可看到明显的刀砍痕迹。[31]这些人可能就是生前遭受刖刑残害的奴隶。

（四）殷墟考古促进了甲骨卜辞内容的研究

早年的甲骨文学者，在研究甲骨卜辞时，多引证古代文献和金文资料，随着殷墟考古工作蓬勃开展，出土的遗迹、遗物日益丰富，一些学者在研究工作中，注意将考古资料与甲骨卜辞内容相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下面略举二例：

1.对“妇好”的研究。1976年在小屯北发掘了一座保存完好、面积22.4平方米的中型墓葬（编号76AXTM5），出土各类器物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196件青铜器上铸有铭文，“妇好”铭最多，有109件，发掘者认为，“妇好”是该墓的墓主。将之命名为“妇好墓”。[32]

在甲骨文中，有200多条卜辞与“妇好”有关，绝大多数属武丁时代的“宾组卜辞”，少数属武乙、文丁时的“历组卜辞”[33]，在“宾组卜辞”中记载妇好参与国家大事，如多次领兵对外征战、主持祭祀等，又记载有关她的生育、疾病之事。她与武丁关系密切，地位很高。而“历组卜辞”中的“妇好”，内容简单，大多卜问妇好有无灾祸。学者们将甲骨文、铜器铭文和墓中出土的器物相结合，对“妇好”墓的时代和“妇好”的身份展开热烈的讨论，并取得较一致的看法。

妇好墓中出土的陶器属殷墟文化第二期，青铜器的形制也较早，属晚商前期，而墓中丰富的文物又反映出妇好的地位十分显贵，特别是墓中出土了青铜兵器130余件，其中两件长近40厘米、重9公斤的大铜钺，令人瞩目，表明妇好生前是一位握有重大军权的武将。所以墓主应是武丁卜辞中的妇好。妇好墓还出土了5件“司母辛”铭的铜器，其中两件“司母辛鼎”是仅次于“司母戊鼎”的重器。那么“妇好”与“司母辛”是什么关系？研究者发现，帝乙帝辛周祭卜辞中，有武丁的法定配偶妣戊、妣辛、妣癸三人。在祖庚、祖甲的卜辞中，也有祭祀“母辛”的称谓。也就是说“司母辛”组铜器是武丁子辈为祭祀其母所做的祭器。[34]妇好墓是殷墟唯一一座可与甲骨卜辞相印证、确切断定墓主与墓葬年代的王室墓葬，对殷墟考古与甲骨文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2.关于“族”的研究。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族”的卜辞，有“王族”“多子族”“五族”“三族”等的名称，还记录了殷王召集人员出兵打仗、戍守、从事农业生产等活动是以族为单位的。文献中也有“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的记载。甲骨文与文献资料表明殷人生前是以族为单位进行生产、生活活动的。那么，在殷代社会中，“族”组织的具体情况如何呢？在殷墟考古中，发现了许多有关殷人分族的资料。如：1969—1977年，在殷墟西区发掘了939座墓葬，发掘者根据这些墓葬的分布情况，分为8个墓区。各墓区之间有明显的界线，各区的墓向、葬式和陶器组合都存在一定的差别。各区出土的铜器上常见族徽铭文很多是相同的，与别的墓区有所差别。在每个墓区内的墓还呈现成群分布的特点。发掘者注意到甲骨文与文献中记载殷人活着时是聚族而居，合族而动的，从而推测殷人死后也当合族而葬。他们认为殷墟西区墓地是一片族墓地，每个墓区可能是宗氏一级组织，而每个墓区的墓群，可能属于分族。[35]

后来考古工作者又研究了殷墟后冈、郭家庄、刘家庄、大司空村、戚家庄、梅园庄等地的墓葬资料。发现这些地点墓群分布与西区近似，反映出殷墟范围内，族墓地是相当普遍的。殷墟族墓地的发掘，使我们对甲骨文和文献中关于殷人“族”的记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推动了甲骨学与商代史的研究。

二 殷墟考古与晚商铜器铭文的发现与研究

（一）科学发掘的殷墟有铭铜器为晚商铜器铭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商代有铭铜器自北宋以来陆续有所发现，迄今已出土5000多件[36]，但绝大多数属传世品，无准确的年代和出土单位，不知道它们的组合及相互关系，这就限制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自1928年至今，80年的殷墟发掘工作，出土了青铜器七八千件，其上有铭文的600多件[37]，这些新资料促进了晚商金文的研究。

殷墟发掘的有铭青铜器，较重要的有如下几批：

1.1959年后冈H10圆形祭祀坑，出土铜器10件，其中礼器3件，2件有铭文。[38]一件圆鼎上的铭文长达30字，记载了王赐戍嗣子贝20朋的事，这是殷墟发掘以来所出的铭文最长的铜器，非常珍贵。

2.1976年小屯殷墟妇好墓[39]，出土青铜器468件，其中礼乐器210件。有铭铜器196件，分为9组，以“妇好”铭占多数。

3.1977年小屯北18号墓，出土青铜器43件。[40]有铭铜器13件，分为5组，较重要的有“子渔”铭文。

4.1984年殷墟西区1713号墓，出土青铜器91件，其中礼器17件。[41]5件铜礼器上有铭文，铭文中均有“亚鱼”或“寝鱼”，表明是鱼族所作的铜器。亚鱼鼎铭，记录了作器的时间在“唯王七祀”，被认为是帝辛时期的标准器。

5.1984年戚家庄东269号墓，出土铜器58件，其中礼乐器23件。[42]18件礼器、10件兵器上有铭文。铭文分4组，以“爰”字铭最多，该墓的墓主属于“爰”族。

6.1990年郭家庄160号墓，出土铜器291件，其中礼乐器44件。[43]41件礼乐器上有铭文，铭文分3组，“亚址”铭最多，见于33件铜器上，表明“亚址”是该墓的墓主。此墓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偏晚阶段，墓中所出的铜器群，被认为是这一阶段的标准器。

7.1995年郭家庄东南26号墓，出土铜器67件，其中礼乐器15件。[44]7件礼乐器上有铭文，可分3组，5件铭文为“”，可推测墓主属“”族。

8.1999年刘家庄北1046 号墓，出土铜器123件，其中礼器33件。[45]在24件器物上有铭文，可分3组，“亚丮”铭最多，有16件，可以推测“亚丮”为该墓的基主。

9.2001年花园庄东地54号墓，出土青铜器265件，其中礼乐器43件。[46]在131件铜器上有铭文。此墓的铜器铭文种类十分单一，除一件为“”一件为“亚□”（“亚”后一字不清，但非“长”字），其余129件均为“亚长”或“长”。表明“亚长”应是该墓的墓主。过去殷墓葬所出的青铜兵器上多无铭文，而此墓有铭文的青铜兵器达99件，占墓中青铜兵器总数的64%，这是很罕见的。

10.2004年大司空村303号墓，出土青铜器133件，其中礼乐器42件。[47]有铭文的铜礼器32件，全部均是“马危”二字，表明该墓墓主属于“马危”族。

（二）科学发掘的殷墟青铜器，为晚商铜器铭文的分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不太多，商代晚期青铜器分期体系尚未确立[48]，那时主要是对某些较重要的器物，如司母戊鼎，戍嗣子鼎的年代进行研究。自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发现了许多有明确地层关系并与陶器共出的甲骨，1976年妇好墓、1977年18号墓、1969—1977年殷墟西区族墓地等的发掘，发现了上千件与陶器共存的青铜器，这一系列的重要发现，使学术界对殷墟文化分期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为殷墟青铜器的分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张长寿[49]、郑振香、陈志达[50]、杨锡璋、杨宝成[51]、朱凤瀚[52]、岳洪彬[53]等学者对殷墟青铜器进行了系统的分期。上述学者，有的将殷墟青铜器分为三期，在某些期中再分段，有的将殷墟铜器分为四期，与殷墟陶器的四期相对应。有些学者在叙述各期铜器特征时，还简述了各期铜器铭文的某些特点。[54]

2006年，严志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商代青铜器铭文（重点是晚商铭文）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55]他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可以收集到图像的2400多件有铭文的青铜器进行分析排比，以考古发掘出土的年代明确的青铜器为标尺，讨论这些器物的年代，基本上建立起商代的有铭青铜器（特别是殷墟有铭青铜器）的年代框架。进而总结了各期商代青铜器铭文在字形、书体、布局、内容等方面的特点，特别是他将十多个常用字（如正、鸟、宁、车、戊、辛、其、戈、庚、帚、母、亚等）在殷墟早、中、晚期中的字形变化绘成图表，很有参考价值。[56]

（三）考古遗迹、遗物的研究促进了对晚商金文的研究

1.族氏的研究。晚商铜器铭文以族名占大多数。对族名进行研究，除了文字考释外，还需要研究这些族氏聚居的地点，他们与商王朝的关系，各族氏之间的关系等，这就需要对这些铜器的分布地点，出土单位进行分析，才能取得较好的成果，下面列举两例：

例一，“鱼”族。上文已经提到，在殷墟西区M1713出土了5件“鱼”族的铜器。[57]在后冈圆形祭祀坑中发现的戍嗣子鼎铭文的末尾有“犬鱼”二字[58]，表明作器者为“鱼”族。

武丁时期的甲骨刻辞中，“鱼”有用作人名、地名或族氏名（如《合集》10471、17801反）的，说明该族存在已久。到商代末年，势力壮大。从晚商铜器铭文得知，该族的首领和重要人物，在朝为官，担任寝、亚、戍、犬等职，与殷王关系密切，经常得到王的赏赐。如寝鱼簋（M1713：33）铭：“辛卯，王赐寝鱼贝，用作父丁彝。”亚鱼鼎（M1713：27）：“壬申，王赐亚鱼贝，用作兄癸宝尊，在六月，唯王七祀翌日。”戍嗣子鼎铭：“丙午，王赏戍嗣子贝廿朋，在闌宗，用作父癸宝。唯王闌大室，在九月。犬鱼。”传世的方鼎铭记：“乙未，王宾文武帝乙肜日，自闌，王返入闌，王赏贝，用作父丁宝尊彝，在五月，唯王廿祀又二。鱼”[59]。

殷代社会是聚族而居、合族而葬的，居址离墓地不远。M1713在殷墟西区，该墓墓主或该族的重要成员生前可能就在西区一带居住，该处离宫殿区较近，这样便于侍奉商王，随时听候调遣。

M1713，有棺、椁，有3个殉葬人，各类随葬品共193件，其中青铜器17件。除青铜礼器外，还有较多的青铜兵器，计钺一对，卷头大刀一对，戈、矛各30件。有学者据墓中所出的青青铜礼器与兵器的情况，推测墓主是中等贵族，是握有一定军权的中级武官。他受到王的赏赐，可能是由于战功卓著，或勤劳王事尽心尽力。[60]

M1713墓的随葬品与“鱼”族铜器铭文的内容是一致的，均表明，商代末年，鱼族是活跃在王都的较重要的大族，其首要人物深受王的信任。

例二，“丙”族。安阳发现的“丙”铭铜器4件，两件属传世品，即《集成》4717“丙”卣，8353“丙祖辛”爵。两件属考古发掘品，一件是出于小屯北M17的“丙”鼎。该墓出土3件铜器，铭文各不相同。难于判断墓主的族氏。另一件是出于殷墟西区M697的“丙”爵。M697，属殷墟文化第四期，位于西区第三墓区之东南部，在该墓之西、西北、西南，有10座小墓与其紧邻，与之构成一个墓组，与三区其他墓组有一定的距离。在这个墓组中，M697墓室稍大，随葬品较同组的墓要多，除出“丙”爵外，还出了成组的青铜兵器、铜铃，成组的陶器等。其他10座墓，墓室面积较小，随葬品多是陶器，有学者称这一墓组为“丙族”墓地[61]。这11座墓，属殷墟二期的3座，三期1座，四期5座，还有两座期别不明。

安阳虽然出土“丙”铭铜器不多、丙族墓地的规模也较小，但已发现的商代“丙”铭铜器有111件[62]，说明该族是一个较大的族。殷墟以外的“丙”铭铜器，较集中地出于山西灵石旌介村。在旌介村发掘了3座晚商墓葬，出土有铭文的铜器42件，其中34件都有“丙”字[63]，表明旌介村商墓的墓主是“丙”族族长或“丙”族的重要成员。旌介村一带是“丙”族的聚居区。有学者将该处的“丙”族称为“丙国”或“丙国族”[64]灵石商墓相当于殷墟文化三、四期（或四期），而西区M697也属于四期。那么在殷代晚期，殷墟的“丙”族，山西灵石的“丙国”与当时的殷王朝是什么样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商代存在方国供职制度，有相当数量异姓国族的君长或贵族在殷王朝担任职务[65]，考虑到西区“丙”族墓地级别不高，墓主不会是该族的君长级人物，“这些在王畿内以个体家庭形式生活的丙族成员很可能是作为质子的身份而出现的，但这与供职制度也并不矛盾。[66]这些方国部族成员，生活在王都，成为地方臣属国与殷王朝联系的纽带，同时也是商王朝为了加强对异姓国族控制的一种措施。

2.职官的研究。有学者统计，商代铜器铭文中所见职官名有师、寝、宰、作册、尹、小臣、卿事、史、牧、侯、射、、犬、田、卫、马、旅、宁、亚等20多种[67]，分管政事、军事、农事、祭祀、占卜等事务。从铸有官名的铜器所在墓葬的情况，使我们对商代职官职司和来源有进一步的认识。

（1）商代职官职司的相对性。各类职官虽有分工，但他们所掌管的事情不是十分固定、专一的。如寝官，学者多认为其职责是管理宫寝之事”[68]。殷墟发掘中，发现出“寝”铭铜器的有4座墓：司空M539[69]，出“寝出”铭铜器2件，“寝”铭铜器1件、还出了钺、戈、矛、镞等兵器65件；司空M29与司空M25[70]，各出2件“寝印”铭铜器，前者出铜戈8件，后者出钺1件、戈6件；上文提到的西区M1713，出2件“寝鱼”铭铜器，出钺、戈、矛、大刀，共64件。以上4墓的墓主生前都曾担任过“寝”官的职务，但墓中都出了较多的青铜兵器，从而可以推测，寝官也曾是带兵作战的武官。

再如“作册”，过去多认为是起草文书政令的史官。在郭家庄M50中[71]，出土有“作册兄”鼎与“兄册”爵各1件，墓中出土了戈、矛、镞等兵器共14件。表明墓主在任“作册”一职期间，也曾领兵作战。

（2）商代官职的世袭性。在甲骨文中，可以看到一些强宗大族的族长或首要人物世代为官的情况，尤其是世代担任武职的更为常见。“亚其”，见于武丁、康丁、帝乙、帝辛时的卜辞，“犬”，见于武丁、祖庚、武乙时代的卜辞。

在殷墟发掘中，我们发现有些出青铜器的墓葬，虽属不同时期，但出土的铭文是相同的，如郭家庄墓地北区的M160与M53[72]，均出有“亚址”铭的青铜礼器，后者还出有铜戈、矛、镞16件、属殷墟文化的第四期。据研究，M160的墓主属高级武官，M53的墓主属中下级武官，他们是址族的族长或重要成员，在不同时期都出任武职。这与甲骨文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73]。

以上我们重点阐述了殷墟考古对商代甲骨、金文研究的促进作用，实际上晚商甲骨、金文的研究，对殷墟考古也产生很大的推动，两者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今后我们在从事殷商考古或进行甲骨文、金文研究时，必须将它们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比较，这样定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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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载《殷都学刊》2008年。

[2] 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

[3] 石璋如：《小屯后五次发掘的重要发现》，《六同别录·上册》，1945年；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序》，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4]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1944年、1945年版。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上下册》，中华书局1980、1983年版；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6] 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 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序》，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8] 董作宾：《大龟四版考释》，《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1931年。

[9]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33年。

[10] 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序》，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11] 石璋如：《小屯后五次发掘的重要发现》，《六同别录·上册》，1945年；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序》，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12] 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序要》，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

[13] 姚孝遂：《吉林大学所藏甲骨选释》，《吉林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

[14] 林沄：《甲骨断代中一个重要问题的再研究》，《从子卜辞试论商代家族形态》，《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15]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40页；贝冢茂树、伊藤道治：《甲骨文断代研究法的再检讨》，京都《东方学报》1953年第23期。

[16] 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58年版；许进雄：《卜骨上的凿钻形态》，台北：艺文印书馆1973年版，第21—22页。

[17] 李学勤：《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

[18] 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上下册》，中华书局1980、1983年版；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9] 刘一曼、郭振录、温明荣：《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1986年第6期。

[20] 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上下册》，中华书局1980、1983年版；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1] 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三家庄东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2期。

[22] 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28—331页。

[23] 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2004年，第339，356页。

[24] 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安阳小屯村东北地的发掘》，《考古》1989年第10期。

[25] 陈志达：《商代的玉石文字》，《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

[26] 刘一曼：《殷墟陶文研究》，《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7页。

[27] 胡厚宣：《殷墟发掘》（图版五七），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第1—4页。

[28] 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1914年，第59页。

[29] 胡厚宣：《殷代的刖刑》，《考古》1973年第2期；寒峰：《字剩义——有关刖足几个文字的解释》，《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30] 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

[3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32] 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33] 关于历组卜辞的时代，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它是武乙、文丁卜辞，另一种意见将它定为武丁晚年到祖庚时代的卜辞。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172页。

[34] 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35] 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36] 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390页，所统计的商代青铜器铭文有5365件。

[37] 在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所附的《商代青铜器铭文分期一览表》中，收录的殷墟发掘出土有铭文的青铜器为550件，近两年的殷墟发掘中所发现的有铭青铜器在50件以上。

[38] 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274页。

[39] 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40] 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商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41] 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42]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

[43] 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44] 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考古》1998年第10期。

[45] 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主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46] 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7] 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4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M303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

[48]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将殷墟青铜器与陶器一起分为四期七组，在殷墟青铜器分期方法上有很大突破，但由于这时科学发掘的青铜器数量不多，所以晚商铜器的分期体系尚未完全确立。

[49] 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50] 郑振香、陈志达：《殷墟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51] 杨锡璋：《殷墟青铜容器的分期》，《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杨锡璋、杨宝成：《殷代青铜礼器的分期与组合》，《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52]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642页。

[53] 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192页。

[54] 郑振香、陈志达：《殷墟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55] 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56] 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57] 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58] 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274页。

[59] 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60] 刘一曼：《论安阳殷墟墓葬青铜器的组合》，《考古》2003年第2期。

[61] 严志斌：《殷墟西区墓所见铜器铭文探讨》，《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5页。

[62] 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63] 戴尊德：《山西灵西旌介村商代墓和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县县文化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第11期。

[64] 殷玮璋、曹淑琴：《灵石商墓与丙国铜器》，《考古》1990年第7期。

[65] 齐文心：《庆阳玉戈铭“作册吾”浅释》，《出土文献研究》（三），中华书局1998年版。

[66] 严志斌：《殷墟西区墓所见铜器铭文探讨》，《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5页。

[67] 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68] 张亚初：《商代职官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1页。

[69] 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M539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6期。

[70] 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年安阳大司空村南地的两座殷墓》，《考古》1989年第7期。

[71] 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72] 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73] 刘一曼：《论安阳殷墟墓葬青铜器的组合》，《考古》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