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
敦煌遗书指以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书为主体，在敦煌全境出土的古代文献的总称。作为敦煌遗书的重要部分，敦煌叙事文献讲释了中国传统的宗教哲学、载录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民间文学和社会文化。随着20世纪初大量敦煌遗书被运至英、法、德等国家，敦煌叙事文献在西方文化语境中逐渐被研究、讲释和翻译，成为传播中国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由于20世纪以来敦煌遗书中被译介最多的是叙事类汉文文献，而英文是最为广泛采用的目标语，故此敦煌汉文叙事文献的英译活动研究，是探究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英译规范、“重构”敦煌文化翻译史和交流史的途径。同时，有望为以叙事文献为媒介的文化记忆跨语言传播，提供方法论理据。
敦煌文献的翻译研究主要包括关于敦煌文献古代翻译活动的史学研究，以及对20世纪以来在英、德、法、西班牙语等文化语境中，所刊布、发行敦煌文献译作的评述两大类。虽然部分学者在其对敦煌叙事文献英译的点评和赏析中，已经论及了翻译语境、翻译决策等问题，但并未就此作深入探究。尽管研究者多认为，由于受制于文献抄录条件和作者教育水平等因素，敦煌叙事文献在书写、行文以及叙事结构等方面有时存在错讹、疏漏或缺陷，译者通常需调整目标语文本的语篇结构和叙事策略，然而对于译者普遍如何进行调整、其翻译策略具有怎样的规律性、译本在英语文化语境中的接受性如何等问题，尚未有专门论述。也就是说，目前敦煌叙事文献的英译研究多是针对翻译个案的规定性分析，目前还鲜有系统对比双语叙事结构和文体特点，探究策略规律、翻译规范、文化功能等问题的专题描写性研究。
有鉴于此，本书采用描写翻译研究方法，即以译本在目标语语境的“接受性”为起点，通过敦煌汉文叙事文献汉、英平行语料的对比分析，收集译本语篇特点和翻译行为规律的实证数据，“重构”敦煌汉文叙事文献的英译活动规范，并从“功能”“产品”和“过程”等方面，构建敦煌汉文叙事文献英译活动的理论解释，探究该类翻译活动的方法论理据。本书主要针对20世纪历史语境下，西方汉学家对载录中国传统文化的敦煌汉文叙事文献所实施的英译活动。书中的敦煌叙事文献包括叙事性宗教典籍、说唱类俗文学作品，以及历史、军事等主题的纪实性叙事文献。书中的英文译本，其源语文本为敦煌汉文写本、写卷或是经过整理的敦煌汉文叙事文献。出于文类统一性的考虑，本书所针对的叙事文本指语篇主体内容是叙述事件，而非事物特征描写、事理说明或观点论辩的敦煌文献及其英译文本，不包含具有叙事属性的词文、诗、押座文等敦煌纯韵文。
本书分为语料描写和理论解释两个研究步骤。在“语料描写”阶段，本书从叙述方式、叙事结构和叙述信息三个方面，对比了双语文本的语篇特点，从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层次，分析了双语文本的语境特点。在“理论解释”环节，采用了解析社会活动系统及其实现机制的活动理论框架，基于第一个步骤所收集的实证数据，解释了敦煌汉文叙事文献英译活动产品、过程和功能的内在联系，并归纳了叙事文献翻译活动的方法论理据。
首先，本书发现了敦煌汉文叙事文献英译活动的策略规律。对于叙事类佛教典籍《六祖坛经》的英译，陈荣捷、杨博斯基、赤松等译者都将“六祖生平”部分的多人称复调叙述，转变成自叙传体的直陈式言语；并在六祖传法的“教谕式”言语里增添了第二人称代词，将听者等言语交际的情景因素纳入人物直接言语。参照译本的生成时间可见，这种人物言语中添加语外照应词的策略，普遍存在于每个译本，而且后译本中的应用较前译本更突出。也就是说，增强译文叙述的“展现性”特点，以及优化六祖言语交际的情景性和世俗性，是敦煌本《六祖坛经》英译者都会遵循的操作规范。当然，该操作规范还包括首译者通过增添叙述评论，缩小叙述者和受述者距离，采用日常通俗词汇替换源语佛教术语，降低译文宗教专业度，而后译者则会以人物言语替换源语转述，采用相应梵文转写词“还原”源语文本中的汉文佛经术语和专名等翻译手段。需要指出，该策略同样见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约公元786—848年）汉文佛经叙事文献的古藏文翻译活动，故此，它属于“支配”不同时期佛经类敦煌叙事文献翻译活动的操作规范。
对于敦煌俗文学叙事的翻译，首译者以“主题相关性”为参照，通过添加解释性叙述评论，对源语文本中与主要人物及主要事件相关度较小，或将与前文有重复的叙述内容进行缩减和概括，并用转述替代相关人物的直接言语，从而节约了话语时间、加快了叙述节奏，突出了短篇故事“整体连贯性”的特征。依凭插入的表情性叙述评论，对与主题直接相关的人物言语及行为进行判断、评价和解释，这虽然使得相应源语内隐信息明晰化，但却维护了整个叙事语篇所构建的价值规范，增强了译文叙述的连贯性。通过增添自觉叙述，对源语文本特点、叙事结构及叙述内容进行解释和评价，化解了因源语文本的遗漏、错讹或因标记性语篇特征而产生的翻译问题。虽然这些策略会淡化目标语叙事的“展现性”，但让译文的叙述“声音”变得更急切、主动，使其所传递的叙述信息更明晰而直接，从而拉近了叙述者/讲唱者和受述者/听众之间的距离，使得目标语文本更适于用作在同一空间进行面对面讲唱表演的底本。此外，首译者面向普通读者，采用日常词汇替换宗教术语、佛教典籍名、地名和人物专名，虽然降低了所译敦煌文献的宗教专业度，但却凸显了源语文学文本“俗”的特点。由此可见，汉文敦煌叙事文学作品的“讲唱”“通俗”等文类特征，是首译者进行翻译策略和语言手段选择的依据，也是其翻译操作规范的主要方面。
相较而言，后译者梅维恒等人并未对目标语文本进行主动“叙述干预”，也未添加自觉叙述或“作者式评论”。同时，源语叙事文献的叙述内容也未有明显的缩减或增添：从双语文本的宏观叙事结构，到段落、句词等语篇微观结构都工整对齐。他们非但不会将源语叙述信息明晰化，而且还会增加凸显源语叙事价值规范的隐含叙述信息；面对目标语中难以重构的析词、摹形、析字等汉语修辞格，以及药名诗、道教符咒、测字占卜用语等蕴含特定汉语文化意义的习用表述，他们会选用英文或拉丁文中能产生相同或相近语境效果的修辞手段和语言单位替换，这种“功能对等”式策略的应用和隐含叙述信息的增补，并未使得目标语读者/受述者的认知、审美过程，较源语读者/受述者有所缩短，反而得到了延长，从而突出了英译本作为案头文学读本的功用。诚然，该策略虽然维护了相应源语叙述内容的文学价值及其所传达的隐含信息，但却弱化了源语文本作为讲唱底本的功能，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给目标语文本赋予了英语或拉丁语文化属性。
其次，基于上述“文本证据”和解析翻译活动语境化实现过程的活动理论框架，本书提出了敦煌汉文叙事文献翻译活动“产品”“过程”和“功能”的理论解释。根据活动理论，翻译过程中译者是依次参照规约化和情景性译本功能、源语文本功能，制定整体翻译方法、选择翻译策略和语言手段的。所谓规约化功能，指目标语文本产生的既符合翻译社团的社会规则，又满足译者、委托人、出版商等所有翻译活动参与者需求的语境效果；情景功能即在特定情景中的目标语读者身上产生的与译者意图相符的语境效果。就敦煌本《六祖坛经》的英译而言，制定以源语文本的禅宗佛典功能为导向，且突出六祖言语真实性和世俗性的翻译方法，符合在西方禅宗热的历史语境下译者们所处社团的社会规则，同时能满足英译活动参与者既要促进目标语文本的广泛传播，又能践行禅宗思想的需求。以此为据，译者们选择了以自叙传式的直接言语，替换源语文本中惠能生平的复调叙述，并在六祖讲授禅理的言语里，增添了第二人称代词等指代情景交际因素的语外照应词。这些规律性的语言手段，正是敦煌本《六祖坛经》中“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法元在人间，勿离世间觉”叙事规范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与主题直接相关，当然它们与“源语佛典功能导向”的翻译方法是连贯统一的。
作为文学类敦煌汉文叙事文献的英文首译者，威利（Arthur Waley）等人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东方文化热的背景下，制定以源语文化和敦煌俗文学文本表演功能为导向的整体方法，既能满足同处于西方文化社团的委托人、出版商和目标语读者的需求和期待，又符合其所处翻译社团的社会规则，当然也与其实施翻译行为的意图或目的相吻合。正由于此，他们通过加快译文叙述节奏、增强语篇整体连贯性，补充关于源语敦煌故事演进、发展的文化信息，降低译文叙述的宗教“专业度”，在突出源语叙事文献“俗”的文类特征及其讲唱功能的同时，又维护了译本的源语文化导向性，这无疑与其依据规约化译本功能制定的整体翻译方法是一致的。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敦煌学的国际化，以及中西文化交流途径的多元化发展，西方英文语境中产生了更多专门从事汉学研究，或者对传统中国文学感兴趣的“专业”读者，为此，梅维恒等后译者制定了以保持源语敦煌文献专业度及其文学读本功能为导向的翻译方法。通过考证和研究相关学术文献，在目标语文本中纠正、补充了敦煌写本的错讹、遗漏之处，同时采用梵文转写词和学术话语，替换了敦煌文献中的汉文佛教术语和专名。面对因汉语特有的修辞格或语言表述而造成的翻译问题，译者采用“成就性”策略，以产生相同或相似语境效果的英文表述替换了相应源语叙述内容。诚然，这种“功能对等”式的替换手段，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源语文本的艺术和审美效果，但却增添了源语文本所没有的“他者”文化属性。需要指出，由于相关叙述内容在整个语篇的占比不高，同时其主题相关性也不强，故此这也在后译者所处汉学社团“规则”的许可范围之内，而且也满足了后译者试图挑战语言、文化差异，重构那些被首译者所缩减的文学价值的动机。也就是说，采用上述翻译策略和语言手段，实现了对源语敦煌文献专业度及文学读本功能的重构，从而维护了整体翻译方法的连贯性。
最后，基于上述语料描写和理论解释，本书提出了叙事文献翻译的方法论理据。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根据规约化译本功能，制定整体翻译方法，选择翻译策略和具体语言手段，解决翻译问题和重构目标语文本的语篇结构。面对因文本的语境化功能之间不相符，或由于双语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因源语文本的标记性语篇特点而产生的翻译问题，译者在遵循整体翻译方法的前提下，以“主题相关性”为参照，即通过考量相应叙述内容之于主要事件/行为和叙事价值规范的重要性，选择翻译策略和语言手段。如果译本的规约化和情景功能一致，但后者又与源语文本功能相矛盾时，情景性译本功能便是译者进行翻译决策和语言选择的指南。当双语文本功能一致时，源语文本功能和叙述内容的“主题相关性”，则是解决语篇或规约性翻译问题的依据。需要补充，参照翻译活动的方法论决策机制，本书还提出了叙事文献翻译的“声音”策略及其应用原则，探究了药名诗等文学“造语”的翻译理据，并构建了“问题”导向的翻译批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