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倭寇文学”研究的价值观与“中日视差”
至此，“倭寇文学”的界定，就具备了多重意义。一方面，“倭寇文学”被题材类型化之后，作为文学中一种独特的题材类型，一次小小的创作思潮，其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虽然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倭寇文学”在艺术手法和艺术水平上或许不及文学史上那些被反复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其创造力与实验性可能也比不上诸如先锋派等文学流派。但日本作为一个文学大国，人均小说阅读量位居世界前列，其文学作品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与读者的数量和作品的发行量是密不可分的。这其中，历史小说和时代小说作为大众文学，是最受日本民众欢迎的文学类型之一。日本的历史小说和时代小说，在50—80年代主要是在日本历史中取材，慢慢呈现出了一种题材单一的态势，正如有研究者所分析的那样，日本历史小说具有悠久的传统，12世纪的的故事集《今昔物语集》，还有“战记物语”《平家物语》《太平记》等，都属于历史文学。正因为这样，“上千年的取材使得日本的历史题材几乎被写尽写透了。有时候一个重要人物（如源义经、丰臣秀吉、武田信玄、西乡隆盛、坂本龙马等）和一些重要事件（如幕末京都的浪人组织‘新选组’等），竟有十几部乃至几十部长篇小说去写。作家不免会感到，再写下去，势必难出新意”[19]。这使得日本历史小说家的取材范围开始向外投射，他们不再将题材仅仅局限于日本国内，也投向了国外，尤其是那些与日本有着密切交流往来的国家。而倭寇作为日本历史上与中国、朝鲜等国的直接交涉的产物，便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日本作家的视野。从这个角度来说，“倭寇文学”的形成是日本历史小说与时代小说取材的自然延伸，也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倭寇文学”作为以“倭寇”这一历史事件为创作背景的文学类型，不可避免地涉及了倭寇行为中必然牵涉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海上交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因此，对“倭寇文学”，尤其是通过对中国和日本全然不同的“倭寇文学”的描写、文学文本与历史记载之间的差异的分析，会使得一系列中日之间的矛盾与纠葛得以呈现：诸如历史的根源与现实的呈现、史实的记载与文学的虚构、对他国的侵略与对经贸的推动、海上的杀戮劫掠与热血冒险、岛国的局限和大陆的想象，等等。而我们借由这一系列的矛盾与纠葛去分析日本与日本人，或可更加深入地理解日本的民族性以及他们在国际关系中的种种作为。此外，由于日本的“倭寇文学”本就产生于80年代日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抬头的浪潮之中，是日本民众心理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同时，日本史书和一些右翼史学家对“倭寇”的界定，是日本人否认历史、改写历史的发轫，而80年代日本国家主义浪潮袭来之际日本作家在“倭寇文学”中对倭寇的描写，更成为日本人美化历史的有力延续和助推。因此，分析日本的“倭寇文学”，也是从文学的角度去分析80年代以后日本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背景，从根源上去分析日本人改写历史、否认侵略的原因与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这个意义而言，“倭寇文学”亦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
事实上，日本史学家对“倭寇”的注解和日本作家对“倭寇”的描绘，虽然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对“倭寇”及倭寇行为的正当化乃至美化，但是，日本史学家尤其是小说家在对其进行文学表达的过程中，因其所持立场和切入视角的不同，依然呈现出了种种不同的样态。作为“倭寇文学”的研究者，在进行“倭寇文学”研究的时候，同样也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切入与分析。本书便从“倭寇文学”形成的学术背景、“倭寇文学”的神道教基础、“倭寇文学”的文史乖离、“倭寇文学”的商贸视角、“倭寇文学”与日本的“民族美学”、“倭寇文学”与倭寇的核心人物以及“倭寇文学”的中日比照这七个角度，对“倭寇文学”进行相对全面的研究。
所谓“倭寇文学”形成的学术背景，主要是指日本历史学家的倭寇研究对“倭寇文学”创作的影响。而在众多研究倭寇的史学论著中，东洋史学的代表人物宫崎市定的倭寇论，是极具代表性的，同时，对后来的倭寇研究以及“倭寇文学”创作所产生的作用也是尤为明显的。宫崎市定从日本国家主义立场出发，试图从根本上为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倭寇”张目和“正名”，从而对倭寇之“寇”的属性进行了一系列“去寇化”的界定与论述。他歪曲明朝与日本之间朝贡贸易的本质，以“和平贸易”来定义倭寇的武装走私甚至劫掠行为，并将倭寇在明朝国土上的杀掠以及与明政府的对抗，说成是为了明朝贸易伙伴的“侠义之举”，又援引亲日明人郑舜功《日本一鉴》中对日本与倭寇的相关记述，论证了倭寇“良善”本性。这对日本当代“倭寇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误导了作家的创作，使其整体上呈现出有违史料记载和历史逻辑的反历史倾向。
在诸多日本的倭寇文学作品中，最能体现这种反历史倾向的，当属小说家津本阳（1929—）的长篇小说《雄飞的倭寇》（『天翔ける倭寇』）。小说将倭寇写成了智勇双全、有情有义的英雄，将倭寇的寇掠行为当作日本雄飞海外的壮举，并借此将倭寇及倭寇行为予以正当化甚至英雄化，而全然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逻辑，通过文学的想象，对历史进行了篡改，呈现出了背离历史的倭寇观。
在倭寇文学的创作中，日本的历史小说家们除了从日本史学家的倭寇研究中找到了史学背景之外，也从日本的神道教传统中，寻得了将倭寇行为正当化的宗教支撑，即八幡大菩萨信仰及神国思想。早乙女贡（1926—2008）的《八幡船传奇》便是从信仰的角度描写倭寇的代表之作。小说不仅没有试图去遮掩倭寇在中国沿海的烧杀寇掠之举，甚至对于以小说主人公为首的一众倭寇在中国烧毁攻占城池、杀戮百姓官兵的行为颇为自得，这是因为，在日本的“八幡大菩萨”信仰体系中，倭寇及倭寇的烧杀抢掠之举，都是受到“八幡大菩萨”护佑的行为。而日本由来已久的神国思想，则将日本所有的对外侵略，包括倭寇活动，都视作是神的旨意，这些都为日本的倭寇文学对倭寇的正当化描写提供了宗教基础。
在倭寇文学中，除了从民族国家的立场对倭寇进行正当化乃至英雄化的描写之外，将“倭寇”视为“海商”，以现代重商主义的价值标准去看待倭寇海上活动的观点与作品也占了相当的比重。陈舜臣（1924—2015）的《战国海商传》便是从“商业主义”的角度描写“倭寇”的佳作之一。小说从一开始便将进入中国的武装集团界定为受日本各战国大名指派来中国筹措战资的“海商”，并以这些武装商贸集团由“海商”到“倭寇”的转变过程为主线，从文学角度对倭患、海禁政策、走私贸易以及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描写、分析与判断，他主张官府保护之下的和平的海上贸易机制。并将进入中国的日本武装商贸集团与“倭寇”进行了严格区分，否认他们“寇”的属性，以此完成对“倭寇”的正当化描写。此外，日本历史小说家作为日本人，从“倭寇”的描写出发，对明代的历史与政治所持的观点乃至发表的议论也值得我们深思。如《战国海商传》便从重商主义立场出发彻底否定了明朝的抑商政策，并通过虚构的“反明”势力试图以“商战”颠覆明政府的行为，表现了对古代海上武装贸易及其价值意义的肯定，又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形象改写，表现了对明代皇帝独裁制的批判和对法制国家建设的构想。这样的观点虽有脱离历史现场之嫌，但同样为我们看待倭寇与明代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除了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商业主义等立场去肯定倭寇及倭寇行为之外，日本的“倭寇文学”中也不乏从“民族的美学”的角度去描写倭寇的作品。所谓“民族的美学”，是日本当代思想家柄谷行人提出的概念。柄谷行人在《民族的美学》和《走向世界共和国》两书中，在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的创造性的解读的基础上，认为康德提出了道德（理性）的“感性化”或“美学化”的问题，认为“民族的美学”就是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情感与想象，指的是全体国民通过共同的审美趣味的结成，而形成民族的共同认同。[20]按照“民族美学”的视角，日本当代小说家南条范夫（1908—）的长篇小说《海贼商人》最具典型性。该书将所有倭寇相关的描写及其围绕东亚海域的贸易中心展开的武装活动，都做了貌似超越国家与时代的纯审美化处理，将倭寇与贼商的海上暴力活动作为纯粹的武勇行为加以描述欣赏，从而超越了人类社会的一般伦理与道德，强调倭寇在海上的热血冒险，以此引发了日本读者的审美认同与审美共鸣，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日本民众从道德与理性的层面对倭寇寇掠本质的认知。
此外，在日本的倭寇文学中，也有小说家以倭寇史上的典型人物为核心，对其进行评传式的描写。如泷口康彦（1924—2004）的《倭寇王秘闻》便是以倭寇头目王直为主人公，并对其进行评说的评传式小说。在小说中，泷口康彦试图洗白王直“倭寇王”的恶名，通过文学的想象为其“净海王”的自号进行佐证，并将其描写成品行俱佳的仁义之士，可以说是对王直形象的全面美化。这与中国涉及倭寇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明清小说中勾结日本、烧杀劫掠、奸淫妇女的王直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此可见，日本历史小说家通过“倭寇文学”对倭寇行为的种种注解以及赋予倭寇的种种精神，究其根本，无一不是对“倭寇”的美化乃至对日本历史的美化。其中所呈现出的倭寇观、历史观以及民族文化心理，不仅仅是日本作家的观念与心理的文学化反映，同时，因“倭寇文学”的大众文学属性，其中所反映的历史观念与文化心理，很大程度上也是日本作家对普通民众心理的揣摸与迎合。而这一切又反过来刺激、引导，甚至塑造着日本民众的倭寇观、历史观，成为他们心理构造中的一环，影响着他们对历史乃至对当下的判断与作为。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研究日本的“倭寇文学”，在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想象之间，在史料的记载与历史的注解之间，在中日两国对倭寇的文学化表现之间，去分析其中存在的差异乃至错位，或可有助于我们更加具象、深刻地认识日本民族的历史观念与文化心理。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倭寇的武装贸易活动客观上对东亚海域的一体性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的东亚意识也初现端倪。须知，在很大程度上，唯有具备东亚意识，才有可能拥有东亚的主导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肯定通过对外扩张乃至对外侵略的方式夺取东亚主导权的行径。但是作为东亚大国，以坚定的东亚意识去建构东亚的连带性、整体性，从而拥有东亚话语权与主导权，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文学研究者，在研究具备东亚性的“倭寇文学”时，也必须突破国别的限制、传统文学批评模式的制约，将视野投放到整个东亚乃至东方，以跨学科的方法，从历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民族性乃至审美等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力求呈现出日本“倭寇文学”中所反映的深层日本民族文化心理，以期成为我们理解日本与日本行为的直观的、形象的依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