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陈延嘉

董宏钰博士《陈八郎本〈昭明文选〉音注研究》（以下简称《五臣音注研究》）即将出版，可喜可贺！这是他的第一部专著，意味着他的学术生涯登上一个新平台。他读硕士时，我教过他文选学课，看到他有新成果，自然十分高兴。他找我写序，我却有点为难。为什么呢？我原是教古代汉语的，但对音韵学没下过功夫，一知半解，能应付上课而已。邹德文教授是音韵学专家，是博导，音韵学是邹先生教宏钰的。得知邹先生要为《五臣音注研究》写序，我写，岂非班门弄斧？可是，盛情难却，只好圣人面前卖字画，说点外行话，以表祝贺之意。

就目力所及，以专著形式研究《文选》之五臣音注，宏钰此书是第一部。对五臣注，传统选学持贬低甚至否定态度。黄侃是现代选学的创立者，贡献巨大。他一面说五臣音注很好，一面又说五臣“必不能为音”，没有举出任何证据。但他又是音韵学家，对音韵有深入研究，贡献和影响都很大，多数人相信他的话。所以，五臣音注长期被忽视。从这个角度看，宏钰此书很有意义，有开拓之功。下面，谈几个具体问题。

首先，五臣之学识如何。注释质量优劣决定于注释者学识高低。传统选学之所以从唐末李济翁始就否定五臣注，是因为他们鄙视五臣的水平，认为他们与李善比，五臣是狗，李善是虎。故李善注可信，神圣化了；五臣注不可信，妖魔化了。宏钰通过对五臣身世及其音注的全面考察，证明他们的水平不亚于李善，只是注释方式不同而已，各有长短。其中吕向《唐书》有传。能写入《唐书》之人绝非等闲之辈。而李善传却附在其子李邕之后。吕向《美人赋》还入白居易法眼，在他的《上阳白发人》中被提及。仅从这两点，即可见吕向的水平。而宏钰钩稽吕向做官后之事迹，更进一步说明他水平之高和影响之大。更重要的是从五臣注的全部实践看，其他四人不比吕向差。至于他们后来的发展，是各种原因造成的，与我们无关。召集人吕延祚是四品高官，是科举考上去的，亦非平庸。宏钰厘清这个问题，似乎与音注没有直接联系，其实关系甚大，为研究五臣音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五臣音注研究》之全面性。过去有人发表过关于五臣音注研究的文章，但只是举例性质。这样做有用，可以言之成理，但对方可以找出相反的例证来反驳，争来争去。宏钰弥补了这个缺憾。他先是整理五臣音注的数据库，就像写著作先搞出一个长编，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他这样做，再分析综合，得出之结论，就更有说服力。他全面整理五音在五臣音注中的数据，一一列出，再进行分析。如唇音有一个轻重音不分的问题，分于何时，有争论。在《唇音分析》一节，在全面整理唇音能系联或不能系联，并画出表格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与李善音、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经典释文》《博雅音》对照，以反切数目、混切数目、百分比数目，对四种反切亦列出表格，不仅一目了然，而且得出“五臣注《文选》中轻、重唇音未分化”之结论，比举例说明更有说服力。

再次，五臣音注比李善音注更好。说李善注、五臣注各有特点，各有贡献，和之两利，已使某些人不快。我的这个看法也许会石破天惊，很可能再令众口喧哗。我在《论五臣注之历史命运》一文中提出：李善注是五臣注的产婆。有人以五臣注比李善注晚出60年为由，认为五臣注“浅和多余”。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没有李善注的不足，就不会有五臣注，李善注是五臣注的产婆。晚60年不仅不是问题，而且是五臣注在某些问题上超过李善注的条件。在那篇文章里，我没谈音注，宏钰的研究为我提供了新的证据。宏钰的五臣音注研究在超越李善音注问题上，是从两个方面论证的：一是质量；二是数量。宏钰指出，唐玄宗开元二年（714）下诏，规定科举进士试以声韵为考试标准之一。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这样，声韵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唐韵》。李善音注正因为是在60年前，不完全符合这个标准。宏钰在《敦煌〈文选音〉残卷作者与时代再考释》一文中指出：“敦煌地区当时存在着不同的《文选》注本，《文选》的注释还没有形成李善注本一统天下的局面。”“敦煌《文选音》残卷的语音特征，可以断定《文选音》的声韵调系统，反映的是初唐时期北方（西北地区）的语音系统。”面对这种音注各行其是的混乱状况，亟须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利于考官判考卷。五臣音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其音注使用的是统一标准——《唐韵》。这是五臣音注超过李善音注的根本原因，也是五臣注更受举子欢迎的原因之一。这并非贬低李善注。如果李善注音时，有了这个要求，也会用《唐韵》，时代使然，不能怨李善。从数量上看，宏钰指出，五臣音注有6958例，李善音注有4142例（另有分析，不具），相差2816例，差距很大。结论之一是：“五臣音注比李善音注要全面、要细致，这有利于读者读准字音，更好的解读《文选》。”

在五臣能否“为音”这个问题上，我要再说几句。黄侃说五臣“必不能为音”，那么，此音谁“为”？他没说。我认为黄侃的潜在意思是五臣是“窃”者，抄他人的。五臣不是音韵学家，他们的音注抄《唐韵》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要问：抄《唐韵》算不算剽窃？不算！一是考场为举子提供《唐韵》之书。如果算剽窃，那是官方允许的。二是从更广的角度看，我们看书，遇到不认识的字，是不是要查字书？注古书时，有不认识的字，要不要查字书？不仅字音必须查，其他字义、典故也要查。汉武帝有不认识的字，也要向枚乘请教。所以，黄侃之说不成立。

最后，理论应用于实际。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音韵理论探讨文选学有关问题。附录之《从音韵学的角度探讨〈古诗十九首〉的写作年代》和《敦煌〈文选音〉残卷作者与时代再考释》，从题目上就可见以音韵学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努力。二是解读作品之音韵。这表现在《论王粲〈登楼赋〉音韵与文情的关系》一文中。我见过以平仄解读诗文者，很少，而以音韵解读《文选》者，此是首次。愚以为，理论联系实际更重要。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他们不是为甲骨，而是为“文”，通过“文”来研究社会。音韵学对诗文而言，也是如此，否则，研究它干什么？音韵学很重要，但如果为音韵而音韵，只是少数人手中的绝学，就会大为减少它的作用。把音韵学用于诗文阐发，就会极大地扩展其范围，审美效果会更强。古人是读书，不是看书。私塾孩子们摇头晃脑地读《三字经》《诗经》、唐诗宋词，被我们嘲笑，却不知所以然。这样摇头晃脑，不仅不可笑，相反，既便于记忆，又能体验诗文音韵之美，有声音刺激和没有声音刺激是不一样的。虽然孩子们当时没大明白，但是儿童记忆力强，长大后，理解能力增强了，这种声音美之记忆就会被唤醒。我有这种类似的体验。在中文系读书时，有的老师就用方音悠扬起伏的音调给我们诵读诗文，印象极深刻，恍如昨日。我上课时，有的篇章不讲，只朗诵，虽与老师诵读不同，但效果相似，学生从声音起伏、节奏疏疾中体会诗文的情调和氛围。他们几十年后来看我，还提及此事。这是常识，但正因为是常识，而被高深之人轻忽，这个优秀传统丧失殆尽，减弱了语文教学之美。宏钰《论王粲〈登楼赋〉音韵与文情的关系》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从声调、押韵、洪细音三个方面仔细分析《登楼赋》与“文情”的关系，有力地揭示了与王粲喜怒哀乐的关系。这些论述对音韵学者而言都不是大问题，但多数学者却不重视。如一部洋洋大观之李善音注研究，成就很大，却找不到这种与诗文结合分析的文字，有些遗憾。宏钰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就是关心读者，满足审美。心中有读者，想着他们的需要，这是我特别看重宏钰这篇文章的原因。

《五臣音注研究》不仅对认识五臣音注有益，而且对音韵史研究而言也开拓了新领域。希望宏钰在面上拓宽，在点上加深，如协韵、联绵词之音变等，“更上西楼看远帆”。

是为序。

2021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