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新风向

虽然后来的许多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有充分理由认为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是划时代的大事件，但其对于远离战场的京城而言，实际上并未产生特别强烈的冲击，战争之后的一段时间中，这座城市里的许多人并未从天朝旧梦中苏醒，京师之地仍然一派歌舞升平。由林则徐辑录京中来信所编《软尘私议》中有这样一段话，刻画了京城士大夫的内在心态：“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53]

但是，十几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直接侵入北京，把沉重的震撼带到了中国社会的权力中枢。这种冲击巨大而深远，无论是政治格局、思想观念，还是生活方式，帝都社会都开始出现明显松动，固有秩序被打破。面对生气勃勃的近代工业文明的进攻，儒家文明的防线持续收缩，西方文化因素逐渐从军事领域扩展到工业、商业、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一种无法阻挡的趋势与潮流。

庚子之后，在巨大的外来危机刺激之下，王朝统治的神圣性被逐渐消解，合法性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国人重新审视中西关系，民众心理产生明显变化。反映在京师之地，原有政治势力分崩离析，固有的文化体系也随之而产生裂变。昔日以皇权文化为主体的完备的、系统的、成熟的北京文化，逐渐被民间化、市井化。精英文化要素下移，原有的文化成分逐渐稀释为多层面的文化内容，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互相吸纳。与此同时，西方文化成规模引入并与传统文化冲突与融会，重塑了北京的文化结构，日常生活方式与社会风气整体趋新，文化形态更加多元……各种因素的叠加，使古老封闭的“帝都”开始透露出一丝缝隙，开始迎接时代之光。

北京作为中央政府所在之地，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承担了特殊的角色。庚子之后，依附于多项条约所规定的外交、通商、传教等特权，大批西方人士进入这个古老帝国的首都，他们在此创办学校、医院、教堂、银行等西式机构，近代商业、工业、金融、通讯等新经济部门迅速兴起，城市空间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近代市政设施如马路、电灯、自来水等出现，新式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的应用改变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方式与人际关系，更重塑了附着在这些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思想观念与价值体系。

1909年1月4日，莫理循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及其内部事务”的报道，赞赏了北京在市政设施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之后，还着重强调了学生以及官员等群体在精神面貌与生活方式上发生的改变：“在新式学堂里，学生们穿着校服，每天做游戏、练体操，每年开运动会。出现了公共阅览室、讲演所，与外国人交流。以前这是前所未闻。出现了画报、万牲园。万牲园美丽如画，即使高官也愿意和他们的妻儿驱车前往——一切都改变了，就如发展女子教育和禁绝鸦片那样的显著。中国人原有的生活被这些变化所改变。”[54]

虽不像东南开埠城市那样很早就受欧风美雨的强烈熏染，但西方文明一旦深入古老中国的腹地与中心，其传播力度与覆盖广度依然强大，而且这种影响往往从上层向中下层传递，从政治、思想领域向社会生活领域传递，于全国而言则有相当强的引领与示范作用。曾先后在工部、邮传部、大理院任职的孙宝瑄在日记中描述：“风气至今，可谓大转移，立宪也、议院也，公然不讳，昌言无忌。且屡见诸诏旨，几等口头禅，视为绝不奇异之一名词。”他甚至还表示：“诚数年前余等居海上时，所梦想不及者也。”[55]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是另一番景象，这种影响主要落实在日常认识以及生活方式方面。在文明的传播过程中，物质文明往往处于最表层，器物层面的元素承担了急先锋的角色。庚子前后，北京日常用语里带“洋”字的物品越来越多，诸如“洋布”“洋火”“洋铁壶”“洋烟卷儿”“洋取灯儿”，莫不带洋，以洋为尚。短短数年间，呈现暴风骤雨的态势，俨然一片新天地。京城“外贸风行，土布渐归淘汰，布商之兼营洋布者十有八九”[56]。不仅服装质地洋化，而且服装的裁剪款式也趋洋趋新，对服装材质以及样式的选择虽然也有经济因素在发生作用，但更多地被与个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联系在了一起。街头巷尾茶食铺中的纸烟、“荷兰水”（机制汽水）、罐头糖果也让人在细微之处感受到生活的种种变化。留意风俗的人发现，“近年北京人于西学西艺虽不知讲求，而染洋习者正复不少”[57]。“昔日抽烟用木杆白铜锅，抽关东大叶，今则换用纸烟”；“昔推柳泉居之黄酒，今则非三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58]

庚子之后，西式餐饮在北京出现并逐渐流行开来，《大公报》在1903年8月介绍：“北京自庚子乱后，城外即有玉楼春洋饭店之设，后又有清华楼。近日大纱帽胡同又有海晏楼洋饭馆。”[59]这一时期的报纸经常刊登西餐馆开张的广告，用环境幽雅、侍候周到、各种西餐大菜和零点小吃可口方便招徕顾客，“不供匕箸用刀叉，世界维新到酒家。短窄衣衫呼崽子，咖啡一盏进新茶”[60]。风气所染，“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以至“文化未进步，而奢侈则日起有功”，“向日请客，大都同丰堂、会贤堂，皆中式菜馆，今则必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61]

清代京师一直有妇女不得随意进入戏园观剧的限制，但庚子之后，这一禁忌在无形中被打破了，“光绪庚子，两宫西巡后，京师南城各处，歌舞太平如故也。辛丑和议成，巨室眷属悉乘未回銮前，相率观剧，粉白黛绿，座为之满……然自光绪季年以至宣统，妇女之入园观剧，已相习成风矣”[62]。20世纪初期，一个署名“兰陵忧患生”的人写了《京华百二竹枝词》，用咏叹勾画出《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京师之地的社会百态。与沿海口岸不同，富有传统色彩和国粹意味的北京呈现的这种面貌更加直接说明了中国社会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所产生的巨大变化：

或坐洋车或步行，不施脂粉最文明。衣裳朴素容幽静，程度绝高女学生。

报纸于今最有功，能教民智渐开通。眼前报馆如林立，不见“中央”有“大同”。

当年弃世任观刑，今日行刑场筑成。新旧两般都有意，一教警众一文明。

但于国计民生便，善法何嫌仿外洋。储蓄、交通均有益，巍然开设几银行。

贫富人人抽纸烟，每天至少几铜元。兰花潮味香无比，冷落当年万宝全。

韩家潭里好排场，谁说高楼让外洋。请向报端看广告，北京初创打球房。

菜罗中外酒随心，洋式高楼近百寻。门外电灯明似昼，陕西深巷醉琼林。

一平马路真如砥，信步行来趣更奢。眼底耳根两清净，从今不见破骡车。

新式衣裳夸有根，极长极窄太难论。洋人着服图灵便，几见缠躬不可蹲。[63]

生活方式与国人的价值观念、民族心理相互影响、相互依托，趋新的生活习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有的文化心理，形成崭新的思维方式，转化为日常的行为规范，传统的文化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更新。同时，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的这种转变实际上隐含着社会风气的开放与时代潮流的演进，并演化为一种无法阻挡的发展趋势，北京作为古老帝国的象征，终于露出了微弱的曙光，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向整个世界瞭望，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融入外部那个世界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

在经历了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之后，借助新政以及日趋浓厚的改革潮流，在北京，为开启民智而进行的启蒙活动不断涌现，民办报纸渐次繁荣。一般而言，“开民智”可以概括为“传播新知，开通风气，启迪民智，进化民德”。报章被视为“传播文明之利器”，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广泛参与到办报纸、开设阅报处、讲报处、演讲处等各种社会启蒙活动中去，掀起移风易俗的改良潮流。[64]

汪诒年论说清末报刊情形时曾提及：“甲午大创于日，于时上下颇知自危，报界精神亦由之一振。海上旬报、日报先后出版者十余家，共（其，作者注）余则惟广州、杭州、汉口、天津有之，然有力之报，犹多假名于外人，且无敢设于都城之中。庚子联军入京，国家受奇辱，于是日人始设《顺天时报》，已而《北京报》、《京华报》、《中华报》先后成立，其余白话报及汇录各报者，都凡二十余家，或起或仆，不可殚详。”[65]汪氏此处列举的多是文言类报纸，尚未包括白话类。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也介绍了庚子年后北京民智启发的时代背景：“北京之有新闻纸，始自庚子年后。当兹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两宫仓促西狩。迨和议告成，土地割让，主权丧失，国民为之震惊，志者为之愤慨。人人发奋图强，深识者咸以振兴教育，启发民智为转弱图强之根本。”[66]清廷实施“新政”之后，北京兴起创办报刊的热潮。据统计，至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北京共出版报刊169种。[67]

报纸是庚子之后北京社会文化启蒙的重要媒介。彭翼仲所办《京话日报》《启蒙画报》，贴近市民生活，文字浅显易懂，逐渐赢得了许多中下层人士的喜爱。以《京话日报》为例，其文意通俗，用语浅白，在1905—1906年的全盛时期，《京话日报》几乎就是北京中下层社会的公共舆论平台，各阶层来稿充满版面，热心读者自发兴起捐献阅报处、贴报栏、讲报所，各类民众运动，如抵制英国招收华工、抵制美货、抵制国民捐、戏曲改良，一经《京话日报》发起，即产生广泛影响，并波及整个北方地区。《京话日报》的销量更由创办之初的1000来份飙升至高峰期的1万多份，成为当时北京销路最广、声誉最隆的报纸。该报首创的启蒙形式也被后来者所借鉴，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大公报》称，“北京报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当时北京的其他报纸在编排格式等方面大多模仿《京话日报》，“不敢稍有更张”。[68]

除此之外，以《公益报》《中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女报》《京报》《正宗爱国报》《进化报》为代表的一批民办报纸对于北京社会的启蒙与市民精神世界的自我更新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各报相继出版，报人尽属有志之士，各报各有立场，各有目的，然于开发民智，指示政治社会之良否及得失，概属同一步骤。对于各级官府之督责，能代人民鸣不平，大为人民所信赖。报纸虽少，而其精神则充溢于北京。以故各街市之有识者，纷纷设立阅报处、阅报之家，多将报纸贴于壁上，以供行人阅览。北京民智之开，政治日进于新，是时之报纸厥功甚伟”[69]。

庚子之后北京出现的大量报刊并非只承担启发民智的单一功能，它们还具有不同政治派系喉舌的属性。许多报纸的政治倾向性非常明显，这与北京长期处于政治中心的位置以及清末异常复杂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国民公报》等有各省咨议局的经费支持，言论基调以鼓吹“立宪”为主。《大同报》《宪报》《帝国新闻报》《京师公报》《官话政报》等也有立宪派的背景，普遍宣传“宪政”为改革的正当出路。而《国风报》《帝国日报》《国风日报》《国光新闻》等坚持宣扬激进的暴力反清革命。此外，日本东亚同文会主办的《顺天时报》也于1901年在北京创刊，后被日本公使馆接收，存在了将近30年。

同时，庚子之后北京还出现大量画报，包括《启蒙画报》（1902）《北京画报》（1906）《开通画报》（1906—1908）《星期画报》（1906）《益森画报》（1907）《日新画报》（1907）《（北京）时事画报》（1907）《两日画报》（1908）《北京日日画报》（1908）《浅说日日新闻画报》（1908—1912）《白话画图日报》（1908—1909？）《新铭画报》（1909）《醒世画报》（1909）《正俗画报》（1909）《燕都时事画报》（1909）《（新）开通画报》（1910）《菊侪画报》（1911）等17种刊行。[70]对于当时北京刊行画报之盛况，竹枝词如此描述：“各家画报售纷纷，销路争夸最出群。纵是花丛不识字，亦持一纸说新闻。”[71]

演说会、宣讲所的兴起也是清末北京社会启蒙的另一种重要形式。严复曾创办北京“通艺学堂”，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清末新政之后，北京的演说活动更加活跃。《大公报》发表评论，与办报、译书比较，“今欲作其上下之气，皋其通国之魂，则死文字断不及生语言感通之为最捷”，因此“不可不讲演说之术”，“其激扬群情，较之徒事文书、悬帖国门者，其感通迟速之机，必不可同年语耳”。[72]当时各种社会团体，多把向群众演说规定为其经常性活动内容，在风气未开、民众识字率低下的情况下，用日常口语进行演说具有很强的宣传与动员效用。

1906年8月，以“开民智，实行社会教育为宗旨”的“演说研究会”在北京设立，其演说内容包括忠君、尊孔、爱国、合群、保种、尚武、尚公、提倡工商、劝办学堂等。1906年，京师督学局在广德楼设立第一讲演所，铁珊在西城设立了一处宣讲所，乐绶卿在东牌楼大街设立了第五学区宣讲所。[73]1907年，八旗右翼第三初等小学堂堂长松元创办了京西宣讲所，在向京师督学局解释开办理由时，松元提出：“今朝廷维新图始，凡改良社会、陶冶国民，舍蒙学之责其谁与归？我国风气未开，实由人民知识不广，转移之术在广开宣讲所。……定于每逢星期宣讲，共尽义务，藉免为国民分子之责。”京西宣讲所以《劝学篇》《黑奴吁天录》《农话》以及普通知识课本、世界读本等为宣讲内容，意在开民智，普及教育，并“提倡工商，劝办学堂，改良教育”。[74]

与此相应的是阅报会、阅报社、阅报所等民众读报组织的出现，向市民提供书报杂志，传播社会新闻、生活常识等，最早是在1905年，西城西斜街出现了“西城阅报社”，同年，荫佑、善懋在京西健锐营附近的门头沟创办了同德阅报社。1906年7月在地安门建立了“勉志阅报社”。据统计，仅1905年4月到1907年10月间，北京成立的阅报社就达45处，遍布东城、西城、宣武等城区。[75]

民国建立之后，临时政府北迁，大批国内政要、国会议员等纷纷从南方北上，一时间各色政党、团体纷纷出现在北京，以便在即将选举产生的国会中占据一席之地。北京城再次成为各政治势力展开各种活动的中心舞台。

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辛亥革命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武汉首义，全国响应，报纸之传播，不为无功，一时民气发扬，政党各派，竞言办报。北京首都，骤增至二十余家，上海一隅，亦有十余家。新闻事业，遂如怒潮奔腾，一日千里。不仅通商大埠，报馆林立，即内地小邑，亦各有地方报一二种”[76]。由于言论限制的松弛，舆论开始成为新的“工具”，办报之风席卷全国，多个政党纷纷在北京创办自己的报刊，力图通过舆论场域的胜利为政治斗争的天平增加“砝码”，多年来政治氛围异常沉闷的北京空气也为之一变。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报纸、期刊仅出版几期，部分报刊内容也十分单薄，但如此众多的报纸、杂志的长期出版或相继更替依然为北京营造出一个各自为主、众声喧哗、相互竞争、充满生机的舆论与传媒环境。

民国初年北京报界的一大特色即“政党办报”，报人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政治人物也大多插手报业。当时国会中形成国民党和共和党—进步党两大阵营，北京各报也基本分属两大报团。国民党系内又分为两派，其中包括《国风日报》《国光新闻》《民国报》《亚东新报》《民主报》《民立报》《中央新闻》等同盟会会员所办报纸，它们在京成立“国民党新闻团”。《国民公报》《新纪元报》《亚细亚报》《中国公报》《民视报》《京津时报》《新中华报》《北京时报》《中国报》《国权报》《黄河报》《国华报》《大自由报》等17家报纸共同在京发起新闻记者俱乐部，与同盟会系报纸分属不同阵营。在这些政党报刊中，有许多是政党政治的鼓吹者，表达了对共和制度的憧憬之情，那些因政党而设的报刊，同时也成为政党斗争的工具。

民国初年北京报界的繁荣建立在当时政党政治勃兴的基础之上，当政治环境变化，这种局面也不复存在。1913年宋教仁被杀，二次革命爆发，与国民党有关的报纸几乎全被封禁。不久袁世凯解散国会，恢复帝制，进步党人也无立身之地，政党政治在袁世凯的专权下逐渐瓦解。袁世凯当政时期，非常重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与监督，于1914年先后颁布《报纸条例》《出版法》等，利用各种法令，限制言论。一度十分兴隆的报界在袁氏打压之下，陷入困境，“综计1912年4月至1916年袁世凯当权期间，新闻记者有60人被捕，24人被杀”[77]。北京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国民党系报纸几乎全军覆灭，余下的其他20余家报纸“无一敢言”，“皆如寒蝉仗马，不着一字。即有一、二卓卓者，亦不过于报纸记事中稍参以皮里阳秋之笔，令有识者于言外求之耳”。[78]大多报纸甚至放弃了对时局的评论功能，一向以时事评论为主旨的北京报界逐渐转向以报道社会新闻为主旨。

袁世凯去世之后，国会重开，议员北上，政界各派人物再聚京城。北洋政府废止了袁氏制定的《报纸条例》，解除报禁，北京报界复苏的趋势最为明显。这些报纸代表不同的政治集团，形成了众声喧哗的舆论局面：“近数月以来，京内新闻事业，异常发达，商家政客以及党派，莫不各有一张报纸以发表其意思。”[79]当时已有论者指出：“北京报纸最进步最上轨道之时代，不在民国元年民权勃兴之时，而在民国五年与六年民治受创之后。”[80]

“整个晚清，戏台往往不仅是神圣的所在，也素为我国国民凝聚镇定力和自信力的场所，类似于西方宗教祭祀的教堂空间。”[81]庚子之后，借助传统戏曲的力量，带有一定政治倾向与时代信息、旧曲翻新的文明戏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成为沟通与联络上、下层社会的中介，也为在天子脚下的京师传播新思想，提供了一种适宜而得力的方式。同时，在一些新戏上演时，又往往加入即兴演说，进一步提升了感染效力，戏曲舞台变成宣讲台，宣传与动员能力远超一般的宣讲所与阅报所，“转移风俗，全在梨园”[82]。有评论认为：“天下最容易感动人心转移风俗的，没有比唱戏再快的了。”[83]由此也可验之于戏曲改良对于推动晚清北京社会改良的实绩。[84]

庚子之后北京社会风气的变化也体现在教育领域。中央实行官制改革之后，主管教育与文化事业的学部在1905年应运而生，对于中国日后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批现代文化机构如图书馆、博物馆、广智馆等在京城纷纷建立。1909年，京师图书馆正式设立，成为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端。现代图书馆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将有限的文化资源从少数人的私藏变为社会共享的精神财富，在一定程度上终结了上层社会与知识精英对知识的垄断与独占，对社会变革产生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学部成立之后还推动了许多其他新生事物，其中，女子教育是最重要的表现之一。1904年，荣庆、张百熙、张之洞《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将女学纳入家庭教育之中。1907年3月，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以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颁行，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将女子教育纳入政府主导的学制系统。此后，豫教女学堂、振懦女学堂、淑范女学堂、女学传习所、译艺女学堂、四川女学堂、慧仙女学堂在北京城纷纷创建，掀起了清末北京女学的第一个小高潮。

在女学堂兴起的同时，妇女期刊、女性团体也开始在北京崭露头角。1905年8月，为提倡女学，张展云、张筠芗母女创办《北京女报》。其缘起称：“中国女学不昌数千年矣。‘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语实误尽苍生，幽囚我二万万妇女于黑暗世界。”而返观“地球文明各国竞言女权”，女权发达之始基由于女学，因此，“以开女智为宗旨”，“女学日兴，风气日开”。[85]该报是清末北京最早的妇女报刊，连续出版将近四年，出报1000多号，以报道女界活动和推广女权为最大特色。《北京女报》作为公共传媒，不但反映社会舆论，还积极参与清末北京的各种社会活动，如联合戏曲界名流创办妇女匡学会、为惠兴女学捐款、兴办女学慈善会等，其与戏曲界、女界的合作互动，形成一种新的群体力量，影响力不容小视。此后，《中国妇女会报》《星期女学报》《中国妇人会小杂志》也纷纷创办，中国妇人会、妇女匡学会等开始成立，带动了整个女界活动的繁荣。[86]

但是，对于清末民初北京的文化面貌与社会风气的开放程度也应有一个客观认识，不宜估计过高。上述现象的出现是西方文化传播过程中所引发的正常反应，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或者说增添了新的元素。北京虽然出现了照相、西餐馆、公园、电影、时装新戏、体育运动会、马戏表演等新的餐饮娱乐方式，甚至还有了整容等新行业，但在政治性浓厚、等级森严的社会中，这种新生活方式的普及程度十分有限。物质生活方面的进化也并不必然带来政治上的正向发展，1922年，江苏人李平书自辛亥革命后第一次来到北京，在他看来，“自表观之，道路、警察、电灯、自来水、车辆无不改良，而中央公园犹为特色，惟政务之敷衍，官僚制泄沓，更甚于清季。纲纪日弛，道德日丧……”[87]这种现实决定了清末民初北京文化图景的异常多元与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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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80页。

[2] 林传甲著，杨镰、张颐青整理：《大中华京兆地理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义和团史料》（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14页。

[4] 曹宗儒：《庚子役后北京城内之变迁》，《中和》第2卷第7期，1941年7月1日。

[5] 《清末内城巡警厅设官治事章程》，《北京档案史料》1988年第3—4期。

[6] 孙冬虎、王均：《民国北京（北平）城市形态与功能演变》，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7] 参见田涛、郭成伟整理《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

[8] 京都市政公所编纂：《京都市政汇览》，京华印书局1919年版，第1页。

[9] 《北平市之沿革》，载北平市工务局编印《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1947年，第9页。

[10] 《北平市之沿革》，载北平市工务局编印《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1947年，第9页。

[11] 王均：《京都市的概念和地域》，《中国方域》1996年第2期。

[12] 白敦庸：《市政举要》，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版，第12页。

[13] 国华：《京都市政公所的机构及其工作》，《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4期。

[14] 北平市工务局编印：《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1947年，第9页。

[15] 《特别市组织法》（1928年7月3日），载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历届市政府市政会议决议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6] 相关研究参见潘鸣《1930年北平市隶属变动考》，《民国档案》2011年第3期。

[17] 《北平市之沿革》，载北平市工务局编印《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1947年，第9—10页。

[18] 王国华：《关于日伪北京新民会（代序）》，载北京市档案馆编《日伪北京新民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19] 夏仁虎：《枝巢四述·旧京琐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20] 林传甲著，杨镰、张颐青整理：《大中华京兆地理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21] [日]服部宇之吉等编：《清末北京志资料》，张宗平、吕永和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22] 吴廷燮总纂：《北京市志稿·前事志、建置志》卷1《道路》，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23] 林颂河：《统计数字下的北平》，《社会科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31年9月。

[24] 上述表格引自林颂河《统计数字下的北平》，表中1公尺即1米。需要指出，此表为作者林颂河在文章中摘抄北平市工务局的统计数据，也不排除在摘抄过程中遗漏了一些信息，但其中体现的新式道路在各区分布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

[25] 许钦文：《菜市口》，载姜德明选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39页。

[26] 吴廷燮总纂：《北京市志稿·前事志、建置志》卷2《沟渠》，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27] 《1929—1932年北平市工务局建设成绩实况》，《北京档案史料》2004年第4期。

[28] 余协中：《北平的公共卫生》，《社会学界》1929年第3卷。

[29] 《北平市之概略》，《北京档案史料》1993年第2期。

[30] 徐珂编纂：《老北京实用指南》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31] 宋世斌：《东长安街记》，载林传甲编纂《京师街巷记》，京师武学书馆1919年版，“内左一区卷二”第6—7页。

[32] 倪锡英：《北平》（民国史料工程都市地理小丛书），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

[33] 林传甲：《大中华京兆地理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页。

[34] 林颂河：《统计数字下的北平》，《社会科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31年9月。

[35] 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经济新闻社1937年版，第8页。

[36] 娄学熙：《北平市工商业概况》，北京市社会局1932年版，第379页。

[37] 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自来水公司、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文献编纂学教研室：《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38] 《那桐日记》下册，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655页。

[39] 林传甲：《大中华京兆地理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3页。

[40] 《北平市政府二十三年上半年行政纪要》，北平市政府1935年编印，第131页。

[41] 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经济新闻社1937年版，第9页。

[42] 西林：《北京的电车真开了》，《现代评论》第1卷第3期，1924年12月27日。

[43] 杜丽红：《从被救济到抗争：重析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暴乱》，《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1期。

[44] 《藉开眼界》，《申报》1897年10月28日第2版。

[45] 林传甲：《大中华京兆地理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页。

[46] 《不准行驶机器汽车》，《大公报》1908年5月3日第5版。

[47] 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第一科统计股主编：《北平市政府二十二年度行政统计》，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

[48] 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经济新闻社1937年版，第11—12页。

[49] 娄学熙：《北平市工商业概况》，北京市社会局1932年版，第378页。

[50] 《解放前北京的自来水事业简况》，第8—9页，该文为独立编页，载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自来水公司、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文献编纂学教研室编《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版。

[51] 董玥：《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9—30页。

[52] 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2—73页。

[53] 中国史学会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9页。

[54] 窦坤等译著：《〈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里循直击辛亥革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5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2页。

[56] 娄学熙：《北平市工商业概况》，北平市社会局1932年印行，第199页。

[57] 《群向洋习》，《大公报》1903年8月10日第2版。

[58]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

[59] 《群向洋习》，《大公报》1903年8月10日第2版。

[60] 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第1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

[61]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3页。

[62] 徐坷编撰：《清稗类钞》第11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65—5066页。

[63] 兰陵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载杨米人著，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 —126页。

[64] 王鸿莉：《清末京师阅报社考察——基于空间和族群的视角》，《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5期。

[65] 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传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8页。

[66] 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载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402页。

[67] 史和：《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1页。

[68] 《北京视察识小录》，《大公报》1907年11月27日第1版。

[69] 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载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页。

[70] 陈平原：《城阙、街景与风情——晚清画报中的帝京想象》，《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71] 兰陵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载杨米人著，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页。

[72] 《说演说》，《大公报》1902年11月6日第1版。

[73] 《设宣讲所》，《大公报》1906年10月25日第2版。

[74] 《松元等为开办普通教育宣讲所致京师督学局的呈》（1907年2月5日），《北京档案史料》1993年第3期。

[75] 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405页。

[76] 秦理斋：《中国报纸进化小史》，载《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刊》第3编，申报馆1923年版，第24页。

[77] 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78] 《最近北京新闻界之里面》，《盛京时报》1914年2月11日第1版。

[79] 《律师也要办报》，《顺天时报》1916年10月16日第3版。

[80] 戊午编译社：《北京新闻界之因果录》，《民国日报》1919年1月15日第6版。

[81] 路云亭：《庚子剧坛——清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的演剧业》，《民俗研究》2008年第3期。

[82] 彭翼仲：《又要唱义务戏了》，《京话日报》1906年5月18日第3版。

[83] 《说戏》，《大公报》1904年8月24日第3版。

[84] 夏晓虹：《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载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85] 张筠芗：《创设〈北京女报〉缘起》，《大公报》1905年6月28日第2版。

[86] 湛晓白：《从舆论到行动——清末〈北京女报〉及其社会姿态》，《史林》2008年第4期。

[87]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