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1]陈寅恪先生从训诂学的角度，一语指明了字词背后还隐藏着某种文化编码。而且，这种文化的编码过程很少封闭和局限在某种文化内部，因为自人类诞生以来，相互间的交往从未中断。从微观上看，交往是个体与个体的沟通。从宏观上看，交往是群体与群体的互动，文化与文化的交流，乃至文明与文明的对话。至于交往的内容，可能是物质上的互通有无、身体上的空间旅行，亦可能是思想上的相互言说与对话。因此，解读文化不能仅限于单一文化或文明的内部。
从跨国别研究、跨学科研究到跨文化研究，今天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迈入跨文明研究的阶段[2]。至于跨文明阶段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和显著优势，徐新建教授已经指出，“如果说前几次所跨之‘墙’还限于国家、学科和区域的话，进入‘跨文明’阶段之后，则显示出更大疆界的视野打通和人类更广泛、更深层的关联”[3]。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跨文明研究的理解不仅可以摆脱简单的比附研究，还能填补跨国别、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盲点。回到本研究的具体实际，中法两国在此的意义不仅仅是两个国家，更是东西方文明的个案。本书正是希望通过个案，回到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中研究两种文明的多学科对话。
1988年，乐黛云先生就指出，比较文学是开放性的文学研究，它不应该被语言、民族、国家乃至学科所限制。[4]因此，在跨文明的比较文学中，能够立足文学而又超越学科，能够使用母语而又超越语言，能够顾及本土而又超越文明，甚至能够回溯历史而又兼及当下的“话语关联”研究是值得尝试的新模式。的确，比较文学的学科史也体现了不同时期“解码”的重心，最初兴起的是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后来又盛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再到今天中国学派所主张的“跨文明研究”。与之前法国和美国学派的研究范式相比，这种跨文明研究的范式也往往被学者们总结为“话语对话”[5]。而且，这种话语研究不再把对单一文本、作家、理论的专门研究作为唯一目标，而是把它们视为跨越文明的不同个案，以此来进入更加形而上的“话语”层面，并从文学开始，追问其背后的跨文明观念史和跨学科思想史。
暂且把物质交换、身体旅行等人类交往的其他方式搁置，以便把目光聚焦在思想和观念的对话上。无论是通过文字的书写，还是借助言语的陈述，对话总是以语词的形式来完成的。然而，语词并非简单地囿于声音或文字之表面形态，还可能涉及一整套的符号表述及其系统——话语。“话语”一词本就诞生于西文，词源为拉丁词语discursus，本义为“交谈”“说话”等，最初也只是语言学的术语。后来，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中，话语逐渐与思想、价值、意识形态以及权力相互结合，成为一种符号表述。福柯认为，话语与符号是紧密相连的。“一组符号序列所构成的，以及它们被加以表述和被确认为特定的存在方式就是话语。”[6]通过表述行为，话语把表述主体、表述对象以及更多参与表述的因素关联起来。比较文学学者曾对“话语”进行阐释，认为它主要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发展和文化传统当中所构建的基本思维范畴和言说法则，它从核心向外延伸了术语概念、话语规则和文化架构三个层面，并且设定了一种文化言说自身的意义和建构方式[7]。基于上述几种关于“话语”的定义，本书所尝试研究的话语并不只是在语言学上分析某个关键语词符号，也不限于解读该语词符号的内容或表征，而是努力把握被视为层级系统的、拥有权力之意义场，而且包含诸多次级对象的复杂观念及其实践。结合本书之实际，西方某一关键语词经过翻译引入、文本书写、社会接受和个体实践后，演变为权力性话语的过程即为话语化。与福柯的概念不同，本书并不是对事物发展的间断性考查，而是试图对清末民国这一特定时期中法文化交流史进行考察，以重建该时期围绕特定话语的学术联系和知识谱系。
目前，学界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往往过于强调被人为分割开来的单一学科。然而，文明的对话，既在某一学科的内部，也会破学科、跨学科和超学科。如果回到话语，我们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不同学科会共同参与以话语为核心的知识生产。然而，为了集中笔墨，笔者选取了文学和人类学这两个联系紧密的学科。首先，它们都以“人”为核心。文学更多的偏向人类为了表述而使用的各种符号，人类学则更多的通过各种符号表述去研究和观察人类。无论如何，这两个学科的联系非常紧密，文学理论与实践离不开人类学话语的参与；同样，人类学的方法、材料乃至理论也都无法忽略文学。民族志诗学、人类学写作等概念已经让这两个学科越发接近。其次，人类学与比较文学虽然在学科分类上不同，但是它们都必须共同面对人类的差异性，相互分享一些互通的学术原则，如文化多样性的学术立场、“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学术理想等。同时，面对差异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学科拥有相近的话语场域和理论范式，如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的“文化间性”、比较文学的“他国化”和人类学研究的“在地化”等概念彼此相通共享。
因此，在本书中，文学与人类学并非两个被隔离开来的知识范畴，而是相互交叉的学术论域。目前，文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已经彼此相互走近。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内部萌生出“文学人类学”这一新的学科范式。彭兆荣教授从科艺相拥、主客相融、虚实相兼等三个方面提出“科学”与“艺术”应当相濡以沫。[8]徐新建教授在题为《文学新概念：新时期的新话语》的演讲中，把文学视为人类基于多种符码之上建立起来的表述系统，同时它兼容着政治、教育、表述以及治疗等实践功能。[9]文学因此就是诸多话语所组成的“大文学”知识系统，它的话语实践过程就一定会突破文字文本和狭义文学。其次，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学科就更无法封闭了。在当下的学术实践和以往的学术历史两个维度看，人类学一直和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相互交错。而且在西方，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往往互为同义。整个20世纪，人类学从来就没有把文学彻底排除出自己的研究范畴。因此，本书中所论述的人类学正是指这种“整体人类学”[10]。此外，需要指明的是，文学、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学科划分并非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在清末民国中法之间的知识交流史和思想对话史中，不同学科共同为近现代中国带来了法语世界的话语。因此，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正是在这段历史中考察特定语词如何离开原话语体系（即各自母语的知识谱系），如何进入汉语世界并发生变异，又是如何在完成在地化和中国化的同时在汉语世界中再次成为话语、发挥话语的功能。
话语化就意味着权力化。因此，话语的含义也远远超出了语言学层面，它被视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权力实践，即话语权。语词完成话语化的历程后，就具备了话语权，并规定谁来掌控对所谓真理的发言权与书写权。这是一种真实的权力，非常隐蔽，但又时刻存在。[11]在历史书写中，这一话语权还意味着对“历史真实”的选择权和裁判权。由此，我们可以试着发问，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替西方权威发言的是否只是英语世界呢？其实我们不难发现，涉及这一交流史，来自英语世界的研究更为熟悉话语的规则，也拥有话语表述的更大权力[12]。然而，在清末民国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不仅仅有杜威（John Dewey）与胡适，还有孔德（Auguste Comte）与蔡元培；不仅仅有帕克（Robert Ezra Park）的芝加哥社会学派与燕京学派，还有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社会学年鉴学派与20年代留法生；不仅仅有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与费孝通，还有莫斯（Marcel Mauss）与他的中国学生，如凌纯声、杨成志和徐益棠等。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文学和人类学的双重视角，有必要站在大文学观和整体人类学的二元维度，重新把20世纪上半叶中法两国之间的话语关联从逐渐被淡忘的历史角落里寻找出来，分析法国话语是如何进入并影响中国的，发现它与英美话语之间的异同，以重建中西文明交流史的多样性表述。
一 研究缘起
1.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之所以选择文学与人类学双重论域，不仅是尝试一种既跨文明又跨学科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当今中国的文学研究（甚至全球的文学研究）中发生了明显的人类学转向。这一转向不仅仅体现了文学人类学的学术史，更反映了20世纪文学研究界对文学本身的反思和对文学性的追问。当文学从传统的精英文学和文字文本中走出来，传统的文艺理论也就不再能满足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需要。人类学来自西方的学术体系，但是从王国维开始，中国文学就开始主动寻求与人类学的联合。因此，从文学与人类学的论域来思考中法之间的话语关联无疑具有极大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体现了当下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趋势。在学科关联上，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分支，文学人类学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异军突起不仅为这一转向添砖加瓦，更为之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目前我国学界关于中法文化交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往往集中在狭义文学领域，单向分析中法两国之间的文学影响，特别是20世纪法国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虽然在狭义文学外亦有少量的研究成果，但往往也局限在各自学科领域里译介法国的某位学者或某部理论著作等。因此，跨越文学与人类学的各自边界，借大文学观走进人类学，凭整体人类学扩展文学，以话语为核心分析中法两国的观念交流和思想对话，是对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有益补充。
为了撰写本书，笔者曾赴法国访学一年，在巴黎求教于法国人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阿尔伯特·皮耶特（Albert Piette）和尼可尔·贝尔蒙（Nicole Belmont）等专家，并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市档案馆、巴黎大学档案馆收集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开拓了本书的构想思路，同时也为写作铺垫了文献基础。
2.学术研究的话语转向
自20世纪下半叶后结构主义诞生以来，西方社会、历史、文学、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就偏爱福柯的理论，纷纷转向话语研究。这一趋势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霍尔（Stuart Hall）曾准确地概括了这一重要的学术转向，他指出话语的结构往往决定了人们如何表述特定的主题和社会活动，以及人们在这些主题和社会活动中的相关实践决定了哪些是可以的、哪些是不可以的。因此，“话语的”这个概念就演变成一个被广泛运用的术语，人们已经用它来研究指称、意义和文化所构成的任何路径。[13]
从研究实际来看，我国学术研究的话语转向更多的是偏重某一文化或某一国家内部的话语，或者是借用话语来研究文化内部的文学生产乃至知识生产。而本书重在研究话语的关联，即选取重要的法国话语，分析它们如何旅行到中国，并在中国再次成为话语。因此，本书的话语研究拟借用知识考古的方法，以重建中法之间话语关联的学术史。
3.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对话语权的关注
从福柯的理论来看，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并非完全依靠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观察，而是与科学家建构的科学话语有着极大的关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更是如此。话语权不仅会控制人们的思想和实践，还会遮蔽人们的目光，制造出所谓的“真实”。为了批判知识生产中的话语霸权，我国比较文学界也极为重视，并对其进行了分析。
因此，以曹顺庆教授为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史。自2005年以来，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者陆续批判文学史编写中的话语霸权，呼吁重写中国文学史。曹顺庆教授率先在《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文中揭示了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长期受到西方话语、汉族话语以及精英话语等三重霸权的压迫。[14]2015年，他又指出，在中国古代白话文学史中，也存在着文言与现代白话这一对双重话语霸权。[15]此外，曹顺庆教授还从话语权的角度研究了现代文学中的学术论争，指出“新文化”为了获取更大的话语权，把传统文化当作阻碍社会发展与思想变革的罪魁祸首，尤其是儒家文论代表《毛诗序》更是被当作最主要的斗争对象。[16]有关话语权的比较文学研究为重现中国文学多样性做出了巨大贡献。
笔者认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也存在着两种话语霸权。其一为殖民时代话语霸权，即把西方视为永久的发送国，而把中国视为接受国，强调西方对中国的单向冲击；其二为英语世界话语霸权，把西方简单地等同于英美，缺少对其他外语世界的研究。以上两种话语霸权都深受进化论的影响，即以简单的国力强弱来考量文化交往，其结果自然无法呈现多角度的历史。由此，以中法之间话语关联为切入点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
4.中法文学比较中的跨学科研究趋势
目前，我国中法文学比较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成就，其中以钱林森和孟华等学者的成果最为突出。钱林森教授主要研究法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其代表作《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系统性地研究了17世纪到20世纪法国作家书写的中国文化，呈现了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对话史。而孟华教授与法国学者让-马克·莫哈（Jean-Marc Moura）、达尼埃尔-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等人合作发表了《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与方法论》等系列论文，正式将“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并在法国文学的中国形象研究领域率先做出成绩。
近年来，中法文学比较研究者虽以文学为主要研究领域，但也已经尝试从跨学科的角度去研究中法文化交流。例如，孟华教授的近作从感觉史角度研究中法文化交流个案——景德镇瓷器。[17]钱林森教授亦从思想史角度关注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等人对中国的思考。[18]可见，中法文学比较研究早已突破传统文学和狭义文学的限制。如今，此类研究还相对较少，但已经预示从跨学科角度去研究中法交流是未来趋势之一。
5.法国中国学研究的人类学范式
法国的中国学研究[19]在西方中国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法国社会科学快速完成学科化（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学）和法国热衷于开拓殖民地的国家政策，法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率先突破历史文献考据的传统研究范式，积极地运用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来研究中国。与法国古典汉学的重要范式和杰出成就相比，法国中国学研究的人类学路径并没有受到当下中国学界的足够重视。甚至，有学者认为，直到二战前后，人类学才进入汉学研究领域，将古典汉学的语文学研究转变为现代汉学的社会学研究。[20]
然而，法国中国学的人类学范式最早可上溯至19世纪70年代。早在1876—1878年，法国著名中国学家德理文（Hervey de Saint-Denys）就使用“民族志”（Ethnographie）一词来命名《中国藩部民族志》（Ethnographie des peuples étrangers à la Chine）。尽管该书是根据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有关东裔和南裔边民的两节内容翻译而成，但是它的视域已经不再局限于汉人世界，而是主动寻找有关中国非汉民族的表述，具有非常浓烈的人类学色彩。自此，法国中国学研究中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成果开始屡见不鲜。此外，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法国大批殖民官员、军人、传教士以及学者来到中国，以人类学田野考察和民族志书写的方式来研究中国。再到后来，葛兰言（Marcel Granet）、白乐日（Etienne Balazs）等中国学家主动运用社会学理论解读中国古代文献。由此可见，在研究方法上，法国中国学也从人类学中获益良多。因此，如果要关注中法两国的话语关联，就必须要从文学和人类学两个视域出发，才能相对全面地审视清末民国时期中法之间的思想交流和文化交往。
6.20世纪上半叶中法文学及文化交流的研究现状
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中法之间的文化交流，国内学界已有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大体分布在三个领域。
首先，文学领域里涉及中法交流的研究。一直以来，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界非常重视中法之间的文学交流，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类研究容易陷入同质化，即研究法国狭义文学中某个文本、流派、思潮或理论对中国的单向影响。结合清末民国时期法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实际，这些研究往往又侧重法国诗歌和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诗歌研究方面尤其以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在中国的译介为重，《中国象征诗派的崛起——法国象征诗对中国象征诗的影响研究之一》（陆文綪，1988）、《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王泽龙，2003）、《论法国现代诗歌对中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王珂、代绪宇，2004）等研究成果就从实证性影响研究和美学性平行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对中国象征派的影响。对法国小说的研究则集中讨论经典作家和重要思潮的影响，前者主要涉及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等作家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影响和接受研究，后者主要关乎法国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研究。除了个案研究，还有一些重要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例如《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许钧、宋学智，2007）、《现代中国的法国文学接受》（彭建华，2008）等。但是，这些成果也只是更详细地梳理了法国文学中的重要个案在中国的影响史、传播史和接受史。至于中国文学对法国文学的影响，大多为汉学领域里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传播和影响。这些汉学研究往往涉及的是18、19世纪甚至更早的时段，所以此处按下不表。值得一提的是，钱林森教授的《中国文学在法国》《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等著作。它们皆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文学中的传播，并以双向方式研究了中法文学之间的对话和互动。
其次，史学领域里有关中法交流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界也对20世纪上半叶中法之间的文化、外交和人员往来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与上述文学研究相似，史学研究也往往集中在个案，分析具体事象对中国的影响。这些研究尤其以法国大革命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以及中法近现代教育交流史为主。前者以1989年在上海举行的“法国革命与中国——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最为集中，发表了一批有关法国大革命影响中国的研究成果，如《20世纪初年法国大革命史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俞旦初，1989）、《法国大革命与20世纪之中国》（赵复三，1989）、《法国大革命对中国辛亥革命的影响》（王振国、邢克鑫，1996）等。至于20世纪上半叶中法教育交流史研究，则基本上是围绕该时段中国赴法留学生展开，侧重于研究“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此外，鲜于浩、田永秀撰写的《近代中法关系史稿》（2003）还研究了1840—1919年的中法外交史，为该领域最为全面的作品之一。
最后，中西文学比较研究领域里兼论中法交流的研究。与中法文学交流领域的研究相比，中西文学比较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要多得多，而且部分作品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在西方文学及文论对中国的影响方面，主要成果有《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王锦厚，1989）、《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中国》（陈厚诚、王宁，2000）等。在西方文学理论中国化的研究方面，2004年曹顺庆教授在《中国比较文学》、《思想战线》和《河北学刊》等期刊上组织的专题系列文章等，把西方文论中国化研究推向高潮。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是以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史为中心兼论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例如《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栾梅健，1992）、《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陈方竞，2003）等。这些研究的重点并非西学对中国的影响，但是，它们从社会史角度展开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内外动因，可谓中西文学交流乃至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新范式。上述研究主要是从整体的西方入手，虽然部分内容涉及法国，但对中法之间文学与文化的对话不够重视（甚至不少著作略去法国不谈），因此无法反映中法之间文学与文化交流的独特性。
由此可见，已有成果或集中在文学领域，或集中在史学领域，皆重点研究中法交流的文学个案和历史事件，而疏于从跨文明和跨学科的角度去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法两国在观念、思想和话语方面的交流史。另外，在中西文学文化比较领域，虽有部分研究涉及跨学科的社会史和思想史，但是它们或对法国不够重视，或并非从观念和话语入手。因此，以话语为中心，从文学出发深入至人类学领域，分析20世纪清末民国时期中法两国的交往与对话就显得很有必要。
二 研究对象
1.以20世纪上半叶为研究时段
选择20世纪上半叶作为本书研究的时段，首先是因为20世纪的中国是在不断地与诸多他者接触、互动、交流和对话中前进的。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一批又一批中国青年前往西方，美、英、法、德、日、苏联等国的各种思潮和学术理论纷纷被带回中国，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其次，此时，中西之间的距离不再遥远，中国和西方不必只依靠行商和旅者以获取对方的信息，它们直接接触，相互对话。因此，这一时期的话语关联不仅更为频繁，同时也更加多样。
而且从话语本身来看，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明确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21]。自此，“群治”与“小说界革命”、“新民”与“新小说”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因果关系。于是，文学研究也就有了“群学”[22]，或者说社会人类学的视野。在近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中，我们随处可见“科学”“实证”“国家”“社会”“民族”“民俗”“进化”等人类学话语的身影。自五四运动以来，文学与人类学层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民族学、民俗学、歌谣学等研究范式的兴起，更是把这些话语置于学术权力的中心。因此，以清末民国（即20世纪上半叶）为历史维度，可以更好地反映中法之间的话语关联。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权力变更和社会性质转变对文学和人类学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人类学领域，中国社会科学界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社会”和“民族”话语。苏联话语开始填补欧美学术影响全面撤退后留下的诸多空白。在本书个案中，部分学者前往中国台湾，其余学者虽然留在大陆，但他们的学术研究也发生了转型。由此可见，尽管上述语词符号仍在汉语世界里发挥作用，但中法两国的交流史已经形成巨大的断裂，话语关联也一度无迹可循。
2.以话语关联为研究对象
本书首次将视域聚焦在“清末民国时期中法之间的话语关联”。目前，关于中法交流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是综合而言，这些研究具有两种倾向。第一个倾向是这些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某一个领域，尤其是集中在人文领域（如文学、艺术、哲学等），很少涉及中法两国在思想、科学等其他领域的交流。第二个倾向是这些研究局限于某个人（作家、艺术家或者文艺理论家）、某部作品或者某个流派，从而无法整体考察民族与民族、社会与社会、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对话，亦无从了解西方话语霸权如何在东方国度里建立起来。从比较文学的话语权研究来看，一切历史都是控制和争夺话语权的历史[23]，20世纪上半叶（即晚清民国时期）的中法交流史正是话语传播、接受与变异的体现。另外，以话语关联为研究对象亦是本书的重要创新。因为话语即是言说，可以是自我言说，也可以是相互言说；可以是一方主动对另一方进行言说，也可以是双方平等地言说。由此，本书试图突破影响研究中单方输送的传统模式，并以话语为核心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串联起来，全面展现清末民国中法两国之间的思想观念交流史。
无论是对于比较文学学科，还是就文学人类学研究而言，研究话语关联都是新的尝试。在此，话语并非简单的语言学意义，而是包含理论与实践的社会事件，是一种新型文本。话语可以是对话、追问、反思，也可以是交锋。本书拟通过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案例，如科学、实证、群学、国家、社会、民族等人类话语来进行研究。
“关联”概念的提出是对传统影响研究的一种突破。在笔者看来，“关联”具有相联性和相关性两个维度。相联性更多的是一种实证意义上的接触与交流关系。但是与传统的影响关系不同，相联性具有双向特征，而不是简单的单向影响。相关性则是指除了事实联系之外，还可以是平行研究，即通过文本分析后发现的相似或者变异之处。与相联性不同的是，相关性具有延展的特征，可以更好地反映中法之间话语互动中的在地化趋势。
由此，从研究原则来看，紧扣“话语关联”来研究文学与人类学论域中20世纪上半叶的中法交流，则更加具有全面性、相互性和延展性的优势，能够在保留实证性影响研究之优点的同时，尽可能地突破它过于碎片化的局限。
三 研究方法
1.跨越性研究的方法
比较文学自其诞生之初，就不是研究某一国、某一地甚至某一个文本的学科。因此，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各个发展阶段，跨越性总是最好地概括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24]目前，国内主流的比较文学教材都强调这种跨越性，并对其做出精彩的定义。例如在《比较文学》一书中，陈惇、孙景尧和谢天振三位学者共同提出，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是围绕四种跨越特性而展开的文学研究，即跨学科、文化、民族与语言的学术研究。[25]曹顺庆教授则把“比较文学跨越学”的研究范围定义为跨国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26]国外的比较文学研究亦十分看重这种跨越性。如雷马克（H.Remark）曾指明：
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例如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质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与另一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27]
由此可见，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外学界而言，跨越性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雷马克已经明确地指出比较文学应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之间的关系。
笔者无意参与有关比较文学跨越性的讨论[28]，但是，从目前比较文学研究实践来看，鲜有兼具各种不同跨越性的研究成果，即跨国、跨文化等跨空间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往往是相互分离的。与这些研究不同，本书试图综合运用比较文学跨空间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去分析文学与人类学论域中跨越中法两国的、代表东西文明的对话与交流，从而同时打破空间壁垒和学科界限的双重束缚，回归人类思想交流的原形态，符合了“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29]的学科定义。需要指明的是，本书所涉及的跨学科领域并不是把文学与人类学完全对等并置，也不是指文学对人类学的影响或人类学对文学的影响，而是以文学和人类学作为两个主要论域，从文学领域的交流出发，分析与其相关（或在其侧、或在其后）的人类学影响和对话。另外，从跨文明角度，本书并非罗列20世纪上半叶中法两国文化交往中文本、人员、事件或理论交流之清单，而是以话语为中心，分析围绕这些重要话语而展开的跨文明和跨文化关联与对话。
2.历史研究的方法
从研究内容上看，本书关注的是特定历史阶段中以话语关联为核心的中法思想交流史。因此，本书拟运用以下两个方法来研究历史。
首先是运用历史考证的方法。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强调实证性的考据工作。因此，只有大量收集历史材料，才能从历史文献、学者传记以及相关研究成果中去找到事实上的话语关联。笔者于2017年在法国从事访问学者研究期间，前往巴黎各主要图书馆和档案馆搜集第一手资料。目前已经收齐了刘半农、许德珩、李璜、凌纯声、杨成志、杨堃、谢康、柯象峰、王力等重要个案在法国的博士论文和其他学术论文影印件，同时还有其他学者如徐益棠、桂丹华、胡鉴民、卫惠林等人的诸多法语文献。此外，本书还大量运用了民国文献，分析其中隐藏的中法话语关联。
其次，本书拟把历史看作一种再表述，从而进一步分析话本史背后所隐藏的事本史，因为“传统并不是自然而然或必然如此地留给后人的，后人总是根据自己社会发展的需要来使用传统的材料，进而‘发明’出种种新的传统”[30]。因此，笔者同时将努力做到批判性地运用历史材料，警惕历史材料的片段性和虚假面。
四 理论切入
理论是学术研究得以存在和展开的必备条件，也是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法之间的话语关联而言，话语本身就是各种理论的浓缩和精华。在20世纪上半叶，一批批留法学者把法国的各种理论和思潮带回中国，并在各个学术和非学术领域试验这些理论和思想，法国话语也就此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鉴于话语本身具有的多学科性，因此专注于具体学科的某一理论是无法展现话语关联的。鉴于以上认识，本书主要依靠的理论基础在于以下七点。
1.影响研究
传统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往往局限在狭义文学领域里寻找某一作家、作品或者文学形象在他国的影响、传播、流传、媒介和接受等。然而，本书对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运用并不局限在狭义文学领域和文字文本领域。首先，本书的文学内容并不局限于狭义文学，而是把孔德、涂尔干、莫斯和葛兰言等人所持有的法国话语以及围绕话语所创作的所有文本都视为表述，也都是一种文学，或者说大文学。其次，本书所指的文本也不仅仅是文字文本，还包括实践领域的文本，即身体文本、生命文本。近些年来，文学领域的身体研究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身体叙事，尤其是女性主义文学中的身体写作；二是文学人类学研究中的身体文本。前者主要是研究文本中的身体描写以及建立在其上的身体叙事。后者主要是指与文字载体相对应的舞蹈、歌唱等借助身体媒介而实现的表述行为。本书的身体文本与上述研究相关，即以身体为核心，关注建立在其上的意义世界。但是，鉴于本书的目的和特点，此处的身体文本并非舞蹈或歌唱等行为，而是指在源自西方的观念和话语影响下学者个体的生命历程和研究行为。这也就是说本书的影响包含文字和实践两个领域，既关注从文字文献中去寻找观念表达的实际联系，也关注从历史田野中去寻找话语实践上的事实影响，以多重证据来论证中法之间的话语关联。
2.变异理论
20世纪上半叶，以孔德、涂尔干、莫斯和葛兰言等为代表的法国话语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们也早早地被译介到国内。然而，国内学界还没有对该领域给予充分的关注，亦未开展应有的研究。至于本书中的研究，除了影响研究之外，笔者还将以变异研究（尤其是以译介研究、他国化等）的理论方法来切入某些话语关联。
变异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界，尤其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近年来的关键理论。但是，在比较文学中，文学理论的变异是常见的研究范式，即文学理论在异国、异文化或者异质文明中旅行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形。这种变异就是指接受的理论与发送的理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变异理论其实并不局限于狭义文学领域。本书就试图将其放大到人类学领域，并将其运用于中法之间话语关联上。例如，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经国家主义派学者们的译介来到中国后变成了一种“国家”话语，而其宗教研究和犯罪研究都被人为地“忽略”了。因此，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仅会有同质的方面，即移植和融合，也有因相互冲突而被误读的一面。因此，变异现象是话语关联必然要面临的问题，对它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还原那个时代中法之间的话语关联。
3.跨文明科际阐发
比较文学进入跨文明研究的阶段后，跨学科研究也就越发重要。因为文明之间的交流往往并不局限于学科的边界。从古代文明之间的交流来说，学科的概念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从历史本源来看，文明间的交流并不以学科为界限；从近代历史来看，尤其是从20世纪上半叶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来看，这一时期正处于中国学科体系建立的初始阶段。一方面，学科体系本来就是西学的一部分，体现了东西方文明的互动与对话。另一方面，这种分科体系也因此而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中，并往往受到西学话语的影响。例如，人种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名称的交替使用也正体现了20世纪上半叶学术话语博弈的结果。而且，回到历史本源来看，西方话语进入中国后往往并不局限于影响某一个学科的发展，而是对整个时代的、跨越学科的观念史和思想史产生冲击。例如，严复翻译《天演论》中的“进化”本是一个生物学话语，但是它在中国的影响却是跨学科的，甚至是超学科、无学科的。
另外，为了确保跨文明科际阐发的有效性，本书选择了人类学和文学共享的话语（20世纪上半叶，它们甚至都可被视为“人类话语”），并在法国个案的选择上考虑到孔德、涂尔干、莫斯和葛兰言在法国学术史、观念史和思想史（尤其是在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领域）上的一致性和传承性，以便更好地分析中法之间围绕这些话语所产生的关联。
4.大文学观
本书将充分运用“大文学观”的理论。“大”的文学观本身就具有总体文学的理想，它不仅试图克服单一民族的“我族中心主义”，从而把“他者”与“我族”并置于世界性的框架之中[31]，同时还试图打破“精英文学”和“文字文学”的垄断，把一切物象和事象都视为表述。也就是说，要运用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综合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法交流史上的文字文本、口头文本、身体文本、事象文本、文化文本与社会文本[32]。可见，这一“大文学”兼有人类学性和文学性的双重特征。从人类学的角度看，的确不能把文学的定义限制于用文字创造出来的作品，而是应该把这一定义扩大至一切通过语言、符号和行为表述出来的作品[33]。从文学角度看，“力求从总体上考察并阐释民族、民间和民俗的文学表达，也就是要研究人类学意义上的‘大文学’、‘活态文学’、‘草根文学’乃至‘生命文学’与‘终极文学’”[34]。中法两国的话语关联本身就是一种超越文学或人类学单一文本的相互表述和言说。因此，仅凭传统的文学理论或者单一的人类学理论都无法全面、深入地分析本书拟研究的对象。
5.表述理论
文学人类学把表述理论视为本学科的起点和核心。徐新建教授对“表述”一词已经做了非常精妙的归纳，即“表述的实质就是生命的呈现和展开，也就是存在及其意义的言说”[35]。因此，从这一角度看，中法两国话语关联至少包含三层表述。首先是法国话语自我生命的呈现和展开，在这个意义上讲，法国话语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存在并且被表达出来，这就构成了话语的自表述。其次，中国对法国话语的他者言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学者们来到法国，在接触了法国话语之后，根据中国独特的国情对其进行再表述，也就是他表述。通过对自表述和他表述的对比研究，从而阐明这种话语关联所包含的选择和变异机制。最后，历史再表述。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和思想交流的研究成果已经颇为丰富，但是这些研究中的西方往往就是指英美。这样的历史再表述自然会被英语世界的话语霸权操控，因此，本研究以中法之间的话语关联为对象，以期突破这种现有学术史、观念史和话语史再表述的局限。
6.话语分析
话语的最小组成成分是符号，这是福柯理论的最基本认识。但是，在福柯看来，符号指称的功能要远远小于话语的意义和作用。最为重要的是，话语比符号多出来的内容是后者所无法表现的。因此，本书的话语不仅仅要呈现符号所承载的内容，更要揭示这些符号无法直接表达的“多出来的东西”。
而且，福柯话语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考察。其中，话语分析重在把握话语形成和话语实践。因此，与其从“是谁在说话”的话语主体角度去研究，不如从“怎么说”和“为什么这么说”的角度分析话语规则。同时，在上述历史分析话语化的过程中，需重点研究“话语的对象、陈述、概念与主题选择等是如何进行的，它们的顺序、地位、对应、功能和转换又是怎样发生的”[36]。通过对以上各要点的把握，进而找到隐藏在其中的权力——知识共生关系。
7.知识考古
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提出了“知识考古学”的理论，并详细阐释了这种人文科学的考古学方法。笔者认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不仅可以更好地揭示历史当中的知识生产过程，同样也可以揭示文化交流当中的话语关联过程。目前已有的研究多是在单一文化体内研究某一特定知识的生产过程。然而，从20世纪上半叶这个时间节点切入，分析法国的实证、国家、民族等话语是如何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再次完成话语化的过程，目前此类研究是非常少的，以汉语世界和法语世界之交流为关注点的研究成果更加少见。
五 话语和个案
1.四个话语
本书第一章将主要从总体上阐释“实证”、“国家”、“民族”和“民俗”这四个语词演变为话语的过程，第二章至第五章将分别围绕这四个话语，通过个案来分析其中中法两国、两种文化之间的关联。因此，本书研究的主要目的并非这四个话语（如有必要，兼论“科学”、“群学”、“社会”和“歌谣”等其他背景话语与它们的关联）本身的建构史，而是试图找到上述话语的建构过程中中法两个国家、中华与法兰西两种文化、汉语与法文两个语言世界之间的相互关联。具体而言，就是立足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分析有关上述话语的法国输出，找到西方文明世界成员之一法国在中国语境上述话语建构过程中的影响。需要指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话语是法国独有的。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涉及这些话语的西方源头，既有美国的，也有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其他国家的。于是，本书的重点也正是试图挖掘围绕这些话语的法国因子，并找到其在近代中法交流史上的独特关联。
“科学”“实证”“群学”“国家”“社会”“民族”“歌谣”“民俗”等话语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观念史和思想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本书主要论证它们在从语词上升为话语的过程中中法之间的观念和思想交流。与此同时，这些语词相互间的关联也值得注意。在“科学”与“实证”之间是一种更加细化的关联，即“科学”最终被视为一种“实证”之学；在“群学”与“国家”之间是一种被取代的关联，即“群学”激活了“群观”后最终被“国家”话语取代；在中国，“歌谣”是“民俗”话语的起点；而在“社会”与“民族”之间则是一种相互分离的关系，它们都源自西方人类学话语，在法国的语境中，“社会”与“民族”都是自我的原生话语，而且具有极强的法国特色，即“社会”与“民族”是一个相互依存、合二为一的共生概念。然而在中国，这一组话语却相互区分。源自英美的影响激发了中国语境中的“社会”话语，而涉及法国的关联则推动了“民族”话语的生成。
本书第一章的总结部分已经试图说明这四个话语之间的差异与关联。法国的“实证”、“社会/国家”、“民族”与“民俗”话语原本代表的是法国本土社会学研究的四个不同阶段，而且这四个话语的主要持有者孔德、涂尔干、莫斯和葛兰言亦是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在不同时代的代表人物，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代际联系。然而，当这些话语在20世纪上半叶被译介到中国时，它们被迫混入整体性西学的大潮当中，与源自英语世界、德语世界和俄语世界的话语一起加入了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进程中。在此过程中，中法之间的话语关联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点和实践，但是原来在法国具有代际传承的学术话语到了中国后失去了这种内部的传承关联，而变成四个相对独立的话语。“实证”与“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作用，“民族”与“民俗”和中国民族学与民俗学这两个学科的发展紧密相连。当然，这并非表明“实证”、“社会/国家”、“民族”和“民俗”四个语词之间就没有联系。“实证”仍然是其他三个话语共享的基本方法论，而“社会/国家”话语亦影响了“民族”和“民俗”话语的政治面向。
2.四对个案
从第二章开始，本书将围绕以下四组个案来展开。其中，中国个案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某种特定的联系，但是法国的个案们却同属于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通常，孔德被视为该学派的先驱，涂尔干是学派第一代的领军人物，莫斯是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葛兰言是学派第三代的杰出代表）。之所以选择这个学派首先是因为它在当时西方学界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法国更是形成了一种“社会学主义”，为法国当时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界提供了重要理论和元话语），其与中国学者之间的话语关联不仅可以更好地反映一种持续性的对话，而且可以更清楚地表明中国学者和他们之间产生关联的异与同。
另外，需要特别指明的是，孔德、涂尔干、莫斯和葛兰言虽然被许多中国学者视为“社会学家”，但是法国的社会学本就与英美的社会人类学相对应，此外，20世纪上半叶法国的社会学研究自始至终都是当时法国人类学的近义词乃至同义词，并且为20世纪下半叶列维-斯特劳斯开创的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源泉。
（1）孔德与蔡元培
虽然孔德与蔡元培二人并无直接关联，他们没有生活在同一时代，也没有发生过太多的译介事实，但是对这一组个案的选择并非随意之举。实际上，蔡元培颇为仰慕孔德，不仅在哲学思想上受其影响，甚至在职业实践中亦以其为榜样。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中国，有一大批像蔡元培一样的学者，他们向孔德学习，接受法国的科学话语，并试图以科学和实证改造国人的思想。
（2）涂尔干与20年代留法生
有学者认为，虽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德珩、王力、杨堃等前辈就已经把涂尔干的社会学著作和理论思想译介到中国，而且他创建的社会学年鉴学派还拥有凌纯声、卫惠林、徐益棠、杨成志、杨堃等著名的中国传人，但是因为现代中国的学术发展存在许多断层，所以很多人对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贡献仍然不够了解。[37]但是造成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因为缺乏译介，还因为学界不够重视他与中国学者之间的话语关联史。因此，选择涂尔干为第二个法国个案不仅能够体现他和孔德之间的学术传承，也能重新审视他在20世纪上半叶与中国留法生们的话语关联。
（3）莫斯与他的中国学生
之所以选择马塞尔·莫斯作为第三个法国个案，不仅仅因为他是第二代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即“涂尔干学派”）的领军人物，同样还因为他在法国人类学研究中从社会学偏向了民族学，并通过他的中国学生对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与英美派的中国人类学研究相比，受莫斯影响的法国派学者在回国后的研究实践中也的确更加倾向“民族”话语，并且他们还十分关注收集、整理、研究和译介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对西南地区主要少数民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
（4）葛兰言与杨堃
自民国以来，葛兰言的学术成就常常被中国学界低估。这位法国民族学家兼汉学家以法国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民间习俗，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而且，他在法国也有许多追随者，如白乐日、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但是，在中国，葛兰言的境遇则并非一帆风顺，民国时期的“葛兰言争议”就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杨堃极力为他辩护，但是直至今日，人们还是没有给予他足够的重视。但是，无论如何，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诗经》，这不仅为中国的民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也为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诞生提供了思想源泉。
[1] 1935年4月18日，陈寅恪读完沈兼士寄来的论文《“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复函道：“大著读讫，欢喜敬佩之至，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原载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5年第五卷第三号，转引自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2页。
[2] 关于“比较文学进入跨文明研究阶段”的分析，乐黛云、曹顺庆、徐新建等学者都已经撰文讨论，可参见曹顺庆《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1期；徐新建《比较文学的跨文明研究》，《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年第4期。
[3] 徐新建：《文学研究的跨文明比较》，《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1期。
[4] 乐黛云：《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5] 徐新建：《文学研究的跨文明比较》，《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1期。
[6] 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2002，p.121.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所有外文文献皆为笔者自译。
[7] 曹顺庆等：《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407页。
[8] 彭兆荣：《论科学艺术之相濡以沫》，《学术界》2016年第10期。
[9] 叶舒宪、徐新建：《重述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新话语——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七届学术年会会议综述》，《百色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10] 参见徐新建《回向“整体人类学”——以中国情景而论的简纲》，《思想战线》2008年第2期。
[11] 曹顺庆、郭明浩：《话语权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12] 目前学界的许多研究成果言西方必英美，甚至会忽略掉法语世界与汉语世界的话语关联。如王利平博士就忽略了法国社会学与民族学在中国学科建构和国族想象方面的重要作用。参看王利平《知识人、国族想象与学科构建：以近代社会学和民族学为例》，《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3期。
[13] Stuart Hall，ed.，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London：Sage，1997，p.6.
[14] 曹顺庆：《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
[15] 曹顺庆：《双重话语霸权遮蔽下的中国古代白话文学——反思残缺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
[16] 曹顺庆、郭明浩：《话语权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17] 参见孟华《法国18世纪“景德镇神话”何以形成——一个感觉史意义上的中法文化交流的个案》，《国际汉学》2017年第4期。
[18] 参见钱林森《“思想中国”：17世纪法国宗教背景下的“哲学注释”——拉莫特·勒瓦耶和帕斯卡尔对中国的思考和描述》，《思想战线》2014年第5期。
[19] 至于法文的“sinologie”一词，学界往往用“法国汉学”来翻译，这一命名也可指称“法国中国学”研究。鉴于法国中国学研究传统中的人类学范式，其所关注的族群并不局限于汉族，甚至可以说它对中国少数民族（尤其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更是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内容也极为丰富，因此用“法国中国学”来命名这一研究领域能更加全面地凸显其研究的族群多样性。
[20] 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
[21]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期。
[22] 在本书中，“群学”的概念不仅仅是指严复在《群学肄言》中的译词“群学”，更是指自严复以来近代中国对西方社会学的早期认知。通常，学界所讨论的是西语“sociology”在中国的翻译史，即从“群学”到“社会学”的变化。而在本书中，笔者侧重从严复的翻译动机和“群学”的内在含义与时代功能出发，讨论从强调“群”之学到强调“国家”之学的中国社会人类学早期变迁历程，以及在这一历程中中法两国之间的话语影响与关联。
[23] 曹顺庆、范利伟：《阐释的限度：从话语权的角度重新认识文学史发展规律》，《江淮论坛》2015年第4期。
[24] 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跨越性”特征与“变异学”的提出》，《中外文化与文论》2006年第13辑。
[25] 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26] 参见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27] [美]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组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28] 关于该问题的讨论，目前已经非常丰富，可以参见《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跨越性”特征与“变异学”的提出》（曹顺庆）、《跨越性、可比性、文学性——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陈惇）等论文。
[29] 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30] 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31] 参见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页。
[32] 徐新建：材料来自徐新建教授在四川大学2010级文学人类学博士生课程上的发言，2011年1月5日。转引自付海鸿《简论文学人类学的“大文学观”》，《励耘学刊》（文学卷）2016年第2期。
[33] 李亦园：《从文化看文学》，引自叶舒宪主编《文化与文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34] 徐新建：《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历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
[35] 徐新建：《表述问题：文学人类学的起点和核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36] 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37] 张海洋：《涂尔干及其学术遗产》，《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