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牟钟鉴

十年前，我曾为李华伟博士的第一本专著《乡村基督徒与儒家伦理》写序，为其关心底层民众的情怀鼓与呼。

当其著作《孔教与国家建构：变奏与复调的历史（1895—1919）》临近付梓之时，华伟依然将打印稿送来，希望我写个序言以壮大声势。

多年以来，我一直关注儒学、儒家、道家和传统文化，出版过一系列著作。《涵泳儒学》、《新仁学构想》、《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合著）、《中国宗教通史》（合著）等著作，都对儒学、孔教在近现代中国的状况做过研究。因此，当看到《孔教与国家建构》这一书名时，我觉得该书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至少提供了看待近现代儒学与孔教问题的新视角。

该书将孔教的问题放在近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中进行探索，展现了甲午战争至五四期间数代知识分子在其国家建构理论和实践中对孔教的处理及其背后的理论根据。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在政治指导层面上说是以儒学为指导，但在社会层面，是儒、道、佛三教并存，且有各民族本身的信仰）以来，儒学一直被奉为国家的意识形态，通过五经博士、官学、科举制度、从祀制、家族等制度框架，儒学和儒家的经义、伦理在国家层面、精英层面和大众层面贯通起来，大传统和小传统共享着共同的价值观和伦理准则。这些价值观和伦理准则化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其日用而不知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

然而，自西学东渐以来，儒学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受到冲击，其地位岌岌可危。中体西用、以中格西等主张此起彼伏，其目的则都是安置儒学、儒家作为主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地位。儒学与中国传统王朝结合在一起的历史长达一千多年，至中华民国成立而终结。在此之前，儒学仍是主导思想。因此，康有为借助今文经学，为戊戌变法寻求合法性。在其变法主张和思想体系中，借鉴西方基督教的组织制度设计，将儒学宗教化乃至国教化的系统主张就出炉了。康有为的主张开了将儒学宗教化的先河，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康有为被其弟子梁启超视为孔教的马丁·路德。

康有为的孔教改革，无疑是在国家建构的理论视野中安置儒学和孔教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在当时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张之洞以及《翼教丛编》诸君立即表示反对。其后，东渡扶桑的梁启超、章太炎接连对康有为的孔教主张公开表示反对。康有为建构孔教背后的“教强国强”之理论依据受到严复、黄遵宪等的质疑，围绕孔教与国家建构的系列论战和激烈交锋就此展开了。这一交锋，又和自1903年左右开始的君主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论战交织在一起。

华伟的著作给我们勾勒了康有为的孔教论述及其背后的理论依据，展示了康有为的对手章太炎、马相伯以及弟子梁启超、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君的批孔言论及其掀起的轩然大波。

与大多数著作不同，华伟的视线并未止于晚清，而是延长至五四。这一长时段的视角，给我们提供了孔教历经晚清和民国初期的复杂多变的历史，孔教与国家建构历史的复杂性，历史选择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均在其著作中得以呈现。当然，孔教是复数的，康有为及其弟子陈焕章建构的孔教和批评者眼中的孔教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的形成，既有认知的原因，也有学派和个人意气的原因，但在根本上，这些差异说明孔教和儒学本身就存在复杂的面向。因此，孔教与国家构建的种种设想、理论和实践，均是丰富多变的，其内部的差异也需要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

华伟的著作展现了这些复杂性，呈现了孔教地位变迁背后的复线的历史。尽管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但我认为，华伟的著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提供了看待这一问题的视角，并做出了宝贵的探索。

十年前，给华伟的著作作序时，我说过，我希望为年轻人敲敲边鼓，鼓励他们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前行。这仍是我现在的心愿。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