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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樵史通俗演义》作者考辨

《樵史通俗演义》[1]的作者问题至今尚无定论。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无名氏说。主此说的主要有孙楷第、孟森等人。孙楷第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作了“清无名氏撰”的论断。[2]孟森在《重印〈樵史通俗演义〉序》中没有对《樵史通俗演义》的作者进行认定，只是对其身份作了相应的推测。[3]二是陆应旸说。主此说的主要有王春瑜、栾星、陈国军等人。王春瑜在《李岩·〈西江月〉·〈商雒杂忆〉——与姚雪垠同志商榷》[4]、栾星在《〈樵史通俗演义〉赘笔》和《樵史通俗演义版本经眼录》[5]等文中，申说《樵史通俗演义》的作者为陆应旸，其中王氏《商榷》与栾氏《赘笔》二文的主要依据是光绪五年（1879）《青浦县志》卷十九、卷二十一、卷二十七、卷二十八等多处记载。陈国军在《〈樵史〉枝谈》中称其在《五茸志逸》里发现了陆应旸及其父陆郊的新材料，也认定《樵史通俗演义》的作者为陆应旸。[6]三是非陆应旸说。主此说的主要有陈大康、郭浩帆等人。陈大康在《〈樵史演义〉作者非陆应旸》[7]《〈樵史演义〉作者考证杂谈》[8]、郭浩帆在《〈樵史通俗演义〉作者非陆应旸说》[9]等文中，通过众多材料，推定出陆应旸在年龄上不具备创作《樵史通俗演义》的条件。

其实，以上诸家为《樵史通俗演义》的作者问题而争论不休，主要原因是《青浦县志》将陆应阳误记成陆应旸，以及四卷本《樵史》未被发现。最近，笔者在《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71册中发现了《樵史》影印本（笔者按：据上海图书馆藏清书三味楼刻本影印），并依据光绪本《青浦县志》的相关资料，找到了陆应阳的有关著作，如《广舆记》[10]、万历三十六年（1608）《重修象山县志》《洛草》等。依据这些资料和陈大康、郭浩帆等人的考证，笔者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一 《青浦县志》多处将陆应阳误记成陆应旸

我们首先看光绪本《青浦县志》对陆应旸一些作品的著录，如卷二十七“艺文·书目·史部”:“《广舆记》二十四卷，《奉化县志》，俱陆应旸著”[11]。“艺文·书目·子部”:“《唐汇林》，陆应旸著。”[12]“《樵史》四卷，陆应旸著。”[13]“艺文·书目·集部”:“《笏溪草堂集》，陆应旸著。自序有《鸣雁》《采薇》《陆萍》《香林》《桃源》《河上》《荆门》《白门》《武夷》《五茸》《笏溪》《问雪》《怀旧》《洛草》《燕游》《越游》等稿共十六种。”[14]《青浦县志》将上述作品的作者著录为陆应旸，均属误记，下文分别论述之。

《广舆记》二十四卷图一卷，题为“〔明〕陆应阳撰，〔清〕蔡方炳增辑”，湖南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聚锦堂刻本。此刻本影印本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3册“地理类”所收。每卷卷首题为“云间陆应阳伯生原纂，平江蔡方炳九霞增辑”。蔡方炳在《增订〈广舆记〉序》中称：“陆氏伯生所纂《广舆记》一书，夫考镜之所资，不越阴阳、历数、山海、图志、政事、沿革、人材、隐显，以及殊名诡号之物……”[15]再据申时行《广舆记序》:“余友云间陆伯生氏……搜访遗编，诹咨掌故，手自裒辑，为《广舆记》。”[16]又据光绪本《青浦县志》及陈国军在《五茸志逸》中发现的陆应阳的小传，“伯生”为陆应阳的字。这样，我们可以肯定，《广舆记》二十四卷的作者应为陆应阳，而不是陆应旸。《青浦县志》当属误记。

不同朝代纂修的《奉化县志》，笔者从目前所能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不管是浙江省《奉化县志》，还是辽宁省《奉化县志》，纂修者都不是陆应旸或陆应阳，而《浙江省重修象山县志》却为陆应阳等纂修。《重修象山县志》现有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刊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此刊本影印。陆应阳在《重修象山县志序》中称：“阳不佞跧伏菰庐，马齿且老，坚守岩穴之义，即干旌及门，物色宠借，未敢持一刺混迹公庭，况越境以外乎？”[17]陆应阳在自述时自称“阳”是其一种习惯。这种情况在《樵史》卷二中至少出现了三次。邵景尧在《重修象山县志序》里称：“凡引例、隐栝、扬榷，则云间陆公为政，逾月告竣。”[18]这说明陆应阳应是《重修象山县志》的主修。至于陆应阳是否修纂过不为人知的《奉化县志》，现在不得而知，但《青浦县志》没有对其修纂《重修象山县志》作著录，至少是个漏记。

《唐汇林》，笔者目前没有发现有资料涉及，从书名观之，当属唐文学作品选编之类的书籍。《青浦县志》卷二十七“艺文·书目·集部”有“《太平山房诗选》《唐诗选》，俱陆应阳编”[19]的记载，另据该县志卷三十“杂记·遗事”引《据目抄》:“陆伯生真草书法宗颜鲁公，亦仿欧阳询，诗宗大历，文宗曾、王，客游南北十余年，足迹几半天下。其客长安也，有诗文名，有狷介名，有酒人名。所至历览名山大川，托之诗歌，以摅其牢骚拂郁之气。”[20]这与他编《唐诗选》《唐汇林》，作《笏溪草堂集》及《鸣雁》等16种，撰《广舆记》，甚至纂修《重修象山县志》，都是相吻合的。这样，我们可以推定《唐汇林》作者应为陆应阳而非陆应旸。

《樵史》，四卷。现在各种材料都显示它的作者是陆应阳，而不是陆应旸。下文将有详论，在此不作赘述。

《笏溪草堂集》，目前尚未发现，但其自序中涉及的16种作品中的《洛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善本，共三卷，题为“〔明〕陆应阳撰”。另外，《青浦县志》卷十九“人物三·文苑传”有陆应阳小传称：“应阳作诗喜用‘鸿雁’字，人呼‘陆鸿雁’”[21]。“鸿雁”虽然与《鸣雁》之题名有一字之差，另据《据目抄》和《五茸志逸》载，陆应阳有狷介名，以“雁”来命诗集名也是其应有之义。据此，我们肯定了《洛草》三卷为陆应阳而不是陆应旸所著，也就肯定了《笏溪草堂集》及其序中涉及的其他15种作品也为陆应阳而不是陆应阳所著，因为上述作品为同一人所著。

另外，《青浦县志》还有一处将陆应阳误说成陆应旸，即该县志卷二十八“艺文下·集文”引王原的《孔宅·御书楼记·恩亭碑颂并记》称：“明末诸生陆应旸赴阙里，摹遗像塑于庙中。”[22]这里将“阳”误记成“旸”，我们可以从另外两则材料得到印证，即该县志卷二十七之“艺文·书目·史部”载：“《孔宅志》，十卷，诸嗣郢著。王原修，章宝莲重修。原序云：‘《志》，昉于陆伯生，续于陈无功，集成于乾一。’又作叶方蔼序。”[23]卷二十八“艺文下·集诗”载有陆应阳《孔庙落成》诗。[24]所以，王文中涉及的“明末诸生”，当为陆应阳，而不是陆应旸。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青浦县志》多处将陆应阳误记成陆应旸，特别是它在“艺文·书目·子部”对《樵史》的著录导致了一些混淆，以致王春瑜、栾星、陈国军等先生认为“阳”为“旸”之误，并认为《樵史通俗演义》的作者就是陆应旸。那么，陆应旸是不是《樵史通俗演义》的作者呢？我们将进一步来论证。

二 陆应旸确非《樵史通俗演义》的作者

在弄清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要弄清《樵史》是否存在、它是否为《青浦县志》著录的《樵史》、陆应阳是否为《樵史》的作者等问题。虽然《青浦县志》对《樵史》有著录并摘引其部分文字，《五茸志逸》等也涉及《樵史》。《中国文言小说书目》亦有著录，但并未对其存否作明确的说明。[25]而《增订晚明史籍考》则归入“未见诸书”[26],《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著录为“原书已佚”“未见佚文”[27],《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著录为“今未见传本”[28]。《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等均未著录。参与《樵史通俗演义》作者论证的几位学人，也都没有针对《樵史》的具体内容做过详论。那么，《樵史》这部作品是否存在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为有上海图书馆藏清书三味楼刻本及《四库禁毁书丛刊》的影印本。但是，这部《樵史》是不是就是《青浦县志》著录的《樵史》呢？回答也是肯定的。我们首先看《青浦县志》在卷三十“杂记下·遗事”中从《云间志略》和《樵史》二书里摘引了一节有关陆树德的文字：

陆中丞树德幼从仲兄文定公学，食同器，寝同床，夜分亦同灯读。辛丑，文定成进士。公是年亦游庠，丙午登贤书。丁未，文定分校礼闱格，不入试，乙丑始第，盖困公车二十年矣。初为严州推官，后抚东时，周恤民隐，精核吏治，自奉俭约，不异寒生。尝曰：“前此诸公悉厚存，问卿大夫及过客以博誉，吾则不敢。”及请告，海丰杨太宰巍典铨叹曰:“吾省幸得一好巡抚，何故言去!”然竟无有借寇者乞归。后闭户谢客，足迹不入公府，与文定公白首坐对，相携游峰泖间。乡人比之二疏云。[29]（笔者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我们再看《樵史》卷三有一段关于陆树德的文字：

陆中丞公树德尝开府东藩，周恤民隐，精复吏治，自奉俭约，不异寒生。余间一造访，公曰：“此前诸公悉厚，赠乡大夫及过客以博誉，吾则不敢。”岁余，偶有所触，请告。时海丰杨太宰典铨曰:“吾省幸得一好巡抚，何遽言去！”然竟无有惜之者。余笑谓公曰：“杜当阳在镇日，数馈遗境外。或以为言，杜曰：‘吾但恐见忌耳，非有求也。’周文襄开府三吴十有七载，亦于京贵人通问不绝，当时颇有病之者。文襄曰：‘不尔，吾安能久留地方，为吴父老兴利革弊耶？'”以此见古今人情，不甚相违也。[30]（笔者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由于《青浦县志》摘引的是《云间志略》和《樵史》二书关于陆树德的文字，纂修县志者可能为表述方便，糅合了二书关于陆树德的文字，所以与《樵史》在内容上有出入也是正常的，但我们通过加点部分的文字，仍然可以看出该县志所摘引的部分文字来源于现在发现的这部《樵史》，虽然个别地方用字不同。另据《〈樵史通俗演义〉作者非陆应旸说》文，清人诸联《明斋小识·杂记》将《樵史》与何三畏的《云间志略》、范摅的《据目抄》等相提并论，而《云间志略》《据目抄》等皆记淞江一带掌故，郭浩帆据此推测《樵史》也应当“以耳目所及，记家乡琐事”。这种推测与《樵史》的内容是相吻合的，因为《樵史》多次提及“吾郡”“吾乡”“先君”等词汇。既然《樵史》已经存在，而且就是《青浦县志》里著录的《樵史》，那么，它的作者到底是不是陆应阳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们认为《樵史》的作者为陆应阳，除每卷卷首都题有“云间陆应阳伯生辑”外，《樵史》卷二还有两则自称“阳”的文字，兹摘录如下：

江阴张学士衮，雅以文行，高海内。予先君子尝造其庐，归示阳曰：“张公有家范，子弟皆彬彬读书，循礼绝不露富贵态。”阳心识之。顷过张公里门，而其子若孙，读书循礼犹故；短垣敝庐，犹故也。因叹先君子知人哉。比访刘司马家世，则大有可慨也。[31]

吾乡张水部烈魁乡榜后，家赤贫，曰：“闭户啜粥，读书性善。”饮时乏杖头，贳酒则脱巾为券，绝不通郡县一刺也。余先君尝造访，归示阳曰：“此人可法哉。”比以水部分司南旺，见署中有梨枣若干株，立命削去，曰：“无伤吾介。”似稍过矣。[32]（笔者按：以上两段文字中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这种自称“阳”应该是陆应阳的一种习惯，这与他在《重修象山县志》自序里的自称相吻合。除此之外，陈国军在《五茸志逸》里发现的陆应阳小传亦称：“陆应阳，字佰生，号古塘，即三浦公子也……所著有《游燕集》《广舆记》《樵史》。”[33]这与湖南图书馆所藏《广舆记》和上海图书馆所藏《樵史》的题署都是相吻合的。所以，通过陆应阳作品的题署、作品的自序以及作品中的自称等材料，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樵史》的作者是陆应阳，而不是陆应旸。

我们知道，现在已发现了《樵史》的存在，解决了“旸”为“阳”之误的问题，从而确定了《樵史》的作者为陆应阳。那么，陆应阳是否有可能创作《樵史通俗演义》呢？回答是否定的。首先，《樵史》与《樵史通俗演义》在内容与体例上是完全不同的两部作品。前者为文言小说集，共4卷，每卷有50余则短篇构成，主要记述了明初至万历时期江浙一带的名人轶事、闾里趣闻等；后者为章回体时事小说，8卷40回，主要反映了天启至弘光三朝25年（1621—1645）的朝事。这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跨度大，创作风格又各异，且都有作者经历融入其中。从创作情理上说，这两部作品为同一人创作，实在难以自圆其说。更为重要的是，陈大康和郭浩帆等人通过大量可靠的材料，已经推定出陆应旸（应为陆应阳）在年龄上不可能具备创作《樵史通俗演义》的条件。这样，《樵史通俗演义》作者的论证，诚如陈大康在《〈樵史演义〉作者考证杂谈》中所说“问题转了个圈后回到了起点”了，也就是《樵史通俗演义》作者问题又回到孙楷第、孟森等人主“无名氏”说的起点。笔者认为在目前没有确切材料论证的情况下，《樵史通俗演义》作者还是以“江左樵子”为妥。众所周知，诸多明清小说的作者现在都无法考证清楚，如《金瓶梅》的作者，据说现已考证出约50人，“然而均未能得到确认”[34]，即使有些小说的作者现在似乎已考证出来，但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如四大名著的作者，仍是学术界也许永远无法定案的聚讼。面对诸多小说作者不清的现实，又没有新发现且可靠可信材料的现状，我们的习惯做法，笔者也认为最为妥当的做法，那就是保持原始版本的作者提法，如《金瓶梅》的作者为兰陵笑笑生，就是一种较为妥当的提法，比那些根据缺乏佐证材料得出具体作者的做法更为人所接受。同样，《樵史通俗演义》的作者为“江左樵子”，也是最为妥当的提法。它的祖本，即清初写刻本，题为“江左樵子编辑，钱江拗生批点”，根据孟森的考证，江左樵子与钱江拗生当为一人。所以，这里称《樵史通俗演义》作者为江左樵子于习惯于考证都是有一定依据的。另外，用别称或自称来称谓他人，在古代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如陶潜自称五柳先生、人称李白为谪仙等等。他们都是有姓名可寻的，对于那些无姓名可考的，我们不妨也使用这种别称代替不可考的姓名，这既符合古人用别称来称谓的习惯，又避免了作者无法考证清楚而带来的诸多尴尬。《樵史通俗演义》的诸多排印本与影印本，在作者提法上就是采用了“江左樵子”，如1937年北京大学排印本、1988年中国书店影印本、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等。这是对祖本的尊重，也是我们通用的做法，所以也更为人们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