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西方文论话语反思与理论思潮研究
美学的当代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产转向
文化生产问题向来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理论中，文化生产问题是以一种“问题性框架”的理论形式展现出来的。所谓“问题性框架”是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思考中，他们既从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生产组织方式的角度探讨美学问题，同时又把商品、生产、资本的问题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文化与美学批判结合起来，最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中扩大了“生产”范畴的指涉范围及其当代属性，从而走向深刻的审美现代性批判。美学的生产视角及其理论属性研究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化批判理论中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当代文化生产、文化资本、文化消费介入审美文化经验的过程与机制越来越复杂的语境下，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朗西埃等将文化批判功能不断延伸到当代文化生产与审美实践领域，再度引发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产转向”。这种“生产转向”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重视文化经验的现实性与当代性的表现，同时也是当代美学内在的理论发展路径及其美学研究问题域发生重要变革的表征，其中展现的文化与社会、美学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多重理论矛盾及其思想张力值得我们做出认真的考察与论析。
一 “生产”视角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问题域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域与马克思、恩格斯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方式的批判密切相关。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生产”的概念有效联系了劳动、文化、实践与人的感性问题，因此，关于生产问题的理论思考不但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美学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现代美学问题的重要理论视角及其思想原点，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与文化的关系以及文化生产的理论属性研究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的问题形式，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最具现代性影响的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概念及其理论学说，生产问题曾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集中讨论的问题之一。一方面，“马克思在身后留下了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谨而成熟的经济理论”[1]；另一方面，“马克思许多最富于活力的经济学范畴都蕴含着美学”[2]。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的很多问题与生产问题密切相关，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与文化、文化与资本、生产与人的感性意识发展等问题为核心的理论研究与文化批判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域。
在这个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域中，马克思没有孤立地阐释生产问题，生产问题是与雇佣劳动、资本、商品交换、价值、人的感性意识发展等问题相互融合交织在一起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强调：“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3]但马克思同时提出，不能把物质生产本身当作社会中的一般范畴来看待，而要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如果离开了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与生产直接相关的社会属性研究，生产、资本等“就什么也不是”。[4]关于生产的研究，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就生产本身问题展开思考，而是以生产为核心，将生产与资本、文化的阐释分析联系起来，着眼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生产和文化逻辑发展过程，这就使生产问题的研究具有了一种问题性框架的隐喻表达形式，不但丰富了生产概念的理论内涵，而且扩大了生产问题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域的确定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问题域中的生产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思想原点之一，同时也是一种理论发展与创造的新的阐释角度。卢卡奇说，马克思描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其基本性质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这绝非偶然”，“因为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5]这也是艺术生产论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占据较大比重的原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剩余价值论》《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对生产问题的研究总是强调生产与资本、劳动、价格、人口等生产的社会属性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精神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关系问题是探讨生产与文化、文化与资本、劳动与价值等理论问题的重要内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指艺术形式——引者）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6]马克思强调，艺术生产是与物质生产相区别的特殊的精神生产，它不是专指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现象，一切艺术生产都是为资本创造价值的，一切艺术品都具有商品属性，只有产品进入社会文化与资本运作的过程中，艺术家的劳动才是艺术生产。通过对艺术生产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使生产问题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逻辑的思考建立了理论上的联系，正像卢卡奇说的那样：“商品只有在成为整个社会存在的普遍范畴时，才能按其没有被歪曲的本质被理解。”[7]这就意味着对商品、生产问题的理解既要走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元论理论模式，同时也要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加以考察，马克思通过艺术生产问题的研究，使生产问题连接起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逻辑，让商品生产问题具有了文化属性与人本属性，并在这个过程中上升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生产关系与文化逻辑的批判，从而强化了艺术生产论的现代内涵。
生产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域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美学通过艺术生产与文化资本问题的理论阐释，有力地发展了一种唯物主义的文化生产美学。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提出：“马克思是最深刻的‘美学家’，他相信人类的感觉力量和能力的运用，本身就是一种绝对的目的，不需要任何功利性的论证。”[8]马克思强调生产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文化逻辑中的重要作用，但他对生产问题的研究没有忽略审美感性问题，这是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具有美学元素的重要标志。这种美学元素首先是通过对生产与人的感性实践能力的关系探讨中展现出来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谈道：“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9]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从生产视角出发对人的劳动与动物劳动的区别做出了深入探析，指出人的劳动具有实践性及其自由自觉的特征，因为在人的劳动中“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10]这是马克思对生产与人的感性意识发展的最核心的理论思考，这种理论思考蕴含着生产、劳动与人的感性经验的联系，具有丰富的审美阐释空间，也让生产、劳动与美学的关系问题获得了理论上的提升，是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域中的重要理论内容。
马克思关于生产概念的隐喻性思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区别于他之前的西方近代美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加拿大学者埃克伯特·法阿斯提出，马克思在界定人的本质时提出的“人有意识的劳动和生产”的概念构成了马克思向现代美学迈进中的“尼采式的要素”。[11]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马克思通过生产问题的研究，不但深化了生产、劳动、资本、价值、价格、人口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的概念，还从生产视角将唯物主义的文化生产美学与人的感觉经验问题结合起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2]同时，又强调：“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眼睛成为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成为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13]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感觉经验与人的感性意识的发展与社会生产是一种对象性的关系，人的感觉意识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生产提供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和能力，这种物质条件和能力是人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但如果忽略了人的本质力量展开的丰富性，它就会成为人的感性意识发展的异化源泉。在这种理论阐述中，马克思有力地将生产研究引向了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批判，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了深刻的文化批判功能，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丰富的审美现代性思想意蕴的表现。美国学者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提出：“卡尔·马克思是第一位使现代与前现代形成概念并在现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论观点的主要的社会理论家。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形成了一种新的现代社会模式，它的动力和内部结构由商品生产和资本构成。”[14]马克思深入思考了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生产的动力和结构，并通过生产、资本与人的感性意识发展的关系研究，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上升为一种文化逻辑和美学的思考，从而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及其“晚期资本主义”[15]的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马克思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不同层面上与马克思对生产问题的原典阐释有关，同时也从马克思的美学思考中汲取重要的理论能量。比如，美国学者詹姆逊就曾指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的概念所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天所有分支中最为有生命力的新领域”[16]，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已经不是在抽象化的层面探究生产方式的概念，而是强调生产、劳动与人的感觉经验主体生成的同一性，在生产、劳动与人的感觉经验主体生成的对象化关系中强调文化生产的塑造功能，进而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资本来源与人的主体感觉相互影响的过程与方式，由此构成了当代文化生产美学研究的新的理论出发点。在詹姆逊的理论解读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产美学是一种“再生产模式”的研究，这种“再生产模式”既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马克思关于生产问题研究的重要理论路径，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问题域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辐射能力和思想影响的表现，它使马克思主义美学关于生产的提问方式与基本问题研究走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进一步融合了文化、资本、人的审美感性意识发展及文化政治批判问题，并以这种理论思想为基础，展现出批判分析当代审美文化的新的理论视野。
二 从文化马克思主义到文化生产美学：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产转向
最早提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转向问题的是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佩里·安德森曾提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重要的转折，“西方马克思主义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当它从方法问题进而涉及实质问题时，就几乎倾全力研究上层建筑了”。[17]在佩里·安德森看来，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发生理论转向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西方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当代学术气候的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西方文化政治形势的改变，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程度地陷入低谷，“在这个改变了的世界上，革命的理论完全起了变化”。[18]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中心随之发生了转移，“它的正式场所由党的集会转向学院系科”[19]。在被称作“形式的转移”和“主题的创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向中，虽然研究的焦点是上层建筑，但真正在理论层面上发挥作用的更多的是文化、美学和艺术研究，这种理论形态被称作“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马克思主义”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更多的融合在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之中，特别是在英国伯明翰学派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文化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和意识形态功能发挥作用，美国学者丹尼斯·德沃金总结了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拒绝”，“另一方面，他们更广义地看待文化——整体的生活方式，从这点出发，文化就是社会过程本身，就是经济和政治的组成部分”。[20]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则直接将文化的整体性范畴嵌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元逻辑，坚持以经济基础、文化、上层建筑的三元关系代替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
“文化马克思主义”突出地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以来的理论处境，也是20世纪60年代文化研究兴起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内部形成的重要的理论思潮，这种理论思潮的影响至今仍然鲜明可见。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憾仍然非常明显，它对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倚重以及过于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表意功能，往往也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对现实实践的把握能力。澳大利亚学者特纳曾指出：“文化研究为了处理文化问题，以及完成文化研究的批判与政治目标，其所遭遇的理论问题，通常都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综合性。”[21]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化研究的理论相遇与融合也必然会在产生新的理论问题的过程中走向新的理论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一种新的理论局面开始出现，那就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域中的商品生产与文化资本的凝结机制与展现形式空前复杂，文化和意识形态研究进一步融合了社会生产与文化经济的要素，从而促使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文化生产问题再度变得重要。在西方文化研究逐渐显露理论落潮之际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美学开始展现新的理论生机与活力，由此更加推动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产转向。
文化生产美学的理论转向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文化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重要的理论发展，主要以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和文化区隔理论、朗西埃的“感知的再分配”理论和奥利维耶·阿苏利、彼特·墨菲、爱德华多·德·拉·富恩特等的审美资本主义理论为代表，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文化语境与理论情势而展现出的新的理论思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法国学者布尔迪厄的理论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生产转向的重要代表。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和文化区隔理论具有文化社会学的广泛意义，而文化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身有紧密的关系，二者的紧密结合促使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和文化区隔理论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生产美学的理论意蕴。在布尔迪厄的代表作《区隔》中，布尔迪厄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学的文化区隔理论，这种理论融美学、社会学、心理学与文学研究于一身，强调美学研究在摆脱了经济主义重新置入文化趣味、文化需要、审美配置与社会属性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美学理论状貌。布尔迪厄提出：“文化需要是教育的产物：调查实证，所有文化实践（去博物馆、音乐会、展览会，阅读等等），以及文学、绘画和音乐方面的偏好，都与（依学历或学习年限衡量的）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其次与社会出身相关。”[22]布尔迪厄考察了当代社会不同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与审美偏好，包括他们的社会身份、教育程度、艺术修养及其审美偏好，这些考察对象包括大学教授、中学教师、自由职业者、工程师、国营部门管理者、社会医疗服务人员、办公室职员、技术工人、普通工人，并在对他们的社会地位及其文化资本占用与分配的详细考察中提出：“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与社会认可的艺术等级相符，并在每种艺术内部，与社会等级的体裁、流派或时代的等级相符。这就使趣味预先作为‘等级’的特别标志起作用。文化的获得方式在使用所获文化的方式中继续存在着。”[23]布尔迪厄强化了新型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资本、习性与社会生产的复杂关系，不但在一个崭新的理论维度上复活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产概念，而且融入了非常深刻的美学与社会批判精神，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美学的重要理论典范。
法国学者雅克·朗西埃也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美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朗西埃是当代法国“后阿尔都塞学派”的重要人物，相比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和文化区隔理论强调社会生产场域对审美、判断力的区隔与支配功能研究，朗西埃更强调社会文化生产语境中感知分配的主体功能及其对个体政治、审美属性的影响。朗西埃提出了一种基于民主、平等、感性、治理等哲学概念的“美学政治学”，在他看来，社会文化生产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文化、经济、政治、美学等各要素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分离的领域，“哲学的独特对象，正是政治、艺术、科学及任何其他思想活动交会的思想环节”。[24]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是核心概念，但朗西埃所说的“政治”是一个“复合概念”，他赋予了“政治”这个概念多方面的意义连接，包括语言、感知、伦理习性、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审美趣味以及规范等，是一种稳定而同质的共同体所依循的共识结构。这个共识结构既充满歧义，同时各种话语理性又对社会秩序共识形成某种允诺与干预，“理性似乎被赋予了感性的材料（la matiére sensible），而这些材料既是对理性的体验，也是对理性的证实”。[25]正是由于社会政治共同体中存在的歧义与各种干预机制，所以通过语言表达获得感知的区分与共享变得必要。朗西埃由此提出了他的“感知的再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的概念。在他看来，当代社会商业生产所缔造的日常生活凸显了一种感知的再分配原则，这种原则以经验形式的再度分割的方式重构了我们的生活，席勒意义上的以“审美”作为特殊经验创造纯粹艺术世界的观念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美术馆、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等具有感性实践和审美态度、个体认知模式和综合感知形式等新的体验方式及其表达形式，所以，他说：“‘审美’作为特殊经验的这种思想能生产出纯粹艺术世界的观念，同时也能生产出生活艺术中的自我压抑的观念，既能生产出先锋激进主义的传统，同时也能生产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是如何可能的呢？”[26]朗西埃不看好这种传统的审美化机制，在他看来，文化与资本、政治和美学不存在一道不容逾越的界线，先锋派对艺术自治性的坚持也面临着“再审美化”的转换，在这种“再审美化”中，新的感知机制应被独立出来，“处处都有‘可感的异质性’。日常生活的散文变成了鸿篇巨制的神奇诗篇。任何物品都可以越界重居于审美经验的领域”。[27]以这种新的感知模式及其“感知的再分配”原则，朗西埃打破了审美经验自洽性的论断，特别是将审美感知放到当代艺术生产的文化语境中考察，强调审美的革命及其引发的政治反应，代表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美学新的方向。
“审美资本主义”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生产转向中的重要概念。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出版的两部美学理论著作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审美资本主义”的书名，分别是法国学者奥利维耶·阿苏利的《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和澳大利亚学者彼特·墨菲、爱德华多·德·拉·富恩特编的《审美资本主义》。这两部著作不但书名是一致的，而且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均从文化生产的角度系统观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变迁与审美经验变革中的文化现状问题，广泛涉及了社会生产与文化消费、审美时尚与文化经济、审美品位与审美价值等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美学问题。其中，彼特·墨菲等人编的《审美资本主义》指出，随着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在改变，再次发生改变”。“后工业时代已成往事，而知识产业的魅力也逐渐消失。我们所面临的是大规模的服务业发展的现实。各种高科技的经济含量远不如它们所说得那么高。高科技以及信息科技最终被证实是一种假象，掩盖不了的是房地产业的繁荣是由低利率所推动的事实。”[28]而在法国学者奥利维耶·阿苏利看来，现代资本主义一直推崇的科技进步以及信息社会来临所造成的各种文化工业发展的奇迹，其实是一种新的文化谎言，现代资本主义建基于供给创造需求这个前提已经将生产问题赋予了新的特性，“随着象征符号和神圣标识的生产，它具有了宗教性；随着自由交换是幸福的万能之源这种思想的出现，它有了思想性；因市场营销的调节能力取代国家调控能力，它有了政治性；因为消费价值和公民规则的互补性，它又具有了社会性”。[29]在这种新的语境中，科技和信息已经不是社会商品生产壮大与增值的主要基础，商品生产的平均值的作用已经包含了审美的要素，“平均值的功效在于让品味成为差异品味总值的催化剂”[30]，而“审美，绝不再仅仅是若干艺术爱好者投机倒把的活动，也不只是触动消费者的那种无形的说服力，品味的问题涉及整个工业文明的前途和命运”。[31]因此，在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必须维持趣味性，“资本主义的审美导向是更为悠久也更为结构性的”[32]，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审美生产周期性地从有趣走向乏味，这就凸显了商品生产领域中的审美创造的引领作用，审美创造的文化风格及其消费者的审美品味将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动力。所以，从垄断资本主义到后工业社会发展之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了审美品味与社会生产高度融合的时刻，这也让审美资本主义的问题再度成为当代文化与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可以说，围绕当代语境中审美与生产的转换机制及其表达形式，从经典语境中的资本与生产的研究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的研究，再到审美与生产高度聚焦融合的审美经济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学理层面上再度完成了一种理论上的转向。说是理论的转向，其实也是更深层面的理论回归。无论是布尔迪厄、朗西埃，还是当代审美资本主义研究，关注的问题都没有脱离当代美学的现实发展及其理论走向，都是在当代语境中文化与美学生产的层面上展开理论思考的，只不过这种理论发展与飞跃引起的思考更加深入当代社会的审美文化与现实处境，因而具有更加鲜明的现实实践价值。当代美学研究如何进一步从生产视角出发，结合当代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走向，对当代社会中的审美生产与文化生活作出有效的理论阐释既是一个学理问题，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在当代语境中，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文化与资本、文化与经济、审美与生产的结合已是不可阻挡的洪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理论与现实之间仍然存在复杂的阐释间隔和思想裂隙，理论层面上的言说如何进一步融入现实，正是我们需要批判反思的内容。
三 重提美学的当代性：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产转向及其理论意义
通过生产视角，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批判中重新回到了它的基本问题域，但正像霍克海默说的那样：“仅仅依照经济去判断未来的社会形式，却是一种机械的思维，而不是辩证的思维。”[33]马克思对生产问题的研究及其理论提问方式，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域，这并非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仅仅围绕生产问题展开。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强调：“如果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生产本身就是一种目的的话，那么对于马克思来说，在一个相当不同的意义上，情况也是如此。”[34]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关于生产问题的研究既是目的也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生产研究是目的，是因为从生产视角出发，能够广泛连接资本与文化问题，深入到社会文化的生产机制及其审美表达方式，从而展开深入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生产问题的研究则能够通过生产视角跃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在当代社会文化生产关系维度上展开新的理论思考，同时也为当代美学问题在更深层次的超越与回归创造了理论条件。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特别是在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研究领域，生产问题的研究向来是不缺席的，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现实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理论的层面而言，这种现实关注融入了深刻的审美现代性思想特征，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自文化批判研究以来就具有了重视社会文化语境转换以及审美逻辑变化的理论倾向，正是有了这种现实关注的理论特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产转向才打开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使美学当代性问题更加突出。
美学的当代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产转向在两个层面体现出深入的理论关联。首先，从语境的层面，生产转向提出的是美学和文化的资本化和再度感性化问题，它强调文化批判的功能不仅仅是从经济基础研究走向意识形态批判或文化研究，而是经济基础与文化生产的高度融合，进而形成文化资本研究的广泛的问题域。其次，这种文化资本又与文化生产问题有着双向链接，其中介就是布尔迪厄、朗西埃等学者提出的文化区隔、审美趣味与“感知的再分配”问题，他们的理论思考使文化的区隔作用和审美趣味配置功能在当代社会越来越重要，社会生产、审美趣味与文化资本的结合更加紧密，这就从美学当代经验出发提出了当代美学基本问题的变革和呈现方式。
这个基本问题的变革首先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当代美学该研究什么。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产转向预示了这个问题，即当代美学基本问题的变化既是美学理论转向的体现，同时也是新的理论问题的提出。当代美学的问题域本身是美学研究的理论问题。从古希腊时代以来，当代美学的问题域经过了几次重大转向，特别是在康德美学研究中，当代美学的问题域更多的局限在审美形式领域，体现出了从审美形式与无功利出发探讨美学基本问题的理论框架。康德美学综合了英国经验论美学和大陆唯理论美学的问题形式，但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康德所处的政治社会绝不是充分发展了的资产阶级政治社会”，“说他是个资产阶级哲学家也许是个时代的错误”。[35]在伊格尔顿看来，康德美学体现了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理想，“康德式的想象”虽然张扬了现代审美理论的主体性立场，但“康德的主体也是分裂的”，[36]因为这种形式化的、非感知化的审美理论提供给我们的是关于物质世界的抚慰性幻想，而无法充分对象化资产阶级文化实践，它和资产阶级文化实践的意识形态直接存在着的“既令人不安的，又必不可少的隔阂”。[37]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产转向中，具备了回避或者扭转这种理论痼疾的理论条件，特别是朗西埃提出了明确的反对席勒以来的审美经验自洽论，所以，“走出康德美学”，将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更深入地融入当代文化实践，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生产转向预示的发展方向。
“走出康德美学”之所以要打上引号，即是为了说明在当代美学的理论视域中，并非康德的美学理论过时了，更不是说康德的美学思考不重要了，而是随着现代社会审美交流语境的变化及其新的文化经济时代的来临，美学研究需要进一步把握现实的审美文化经验，需要“走出”现代美学传统特别是康德美学以来确立的现代审美理论框架和美学研究问题域。这个“走出”不是简单的放弃和超越，而是美学研究深层次的守旧创新。所谓“守旧”就是还得承认康德美学对现代美学问题的触发具有鲜明的学理意义，因为在康德那里，美学的形式化和审美化的感性形式才确立了美学问题的客观性，所谓“创新”就是要兼顾当代美学的语境化特征，在一个更深广的语境中展现美学的当代性。
重视美学研究的当代性，就是要重视当代美学研究的生产语境与文化语境，这个语境就是一种审美生产、文化趣味与文化资本高度融合后产生的一种文化生活现实。法国学者居伊·德波曾将这种文化现实概括为“景观社会”，所谓“景观社会”就是融合社会再生产、媒介与文化日常生活变革的新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颠倒了影像与现实、生产与消费的逻辑，影像、商品以及景观消费构成了控制社会文化生产与人们日常消费的主要方式。德波提出：“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社会绝非偶然或表面的就是景观的，景观恰是这样社会根本性的出口。”[38]景观是一种物化了的世界观，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39]景观的语言由主导生产体系的符号组成，在景观及其特有的形式——新闻、宣传、广告、娱乐表演中，真实的世界变成简单的影像，简单的影像也会成为真实的存在并对社会生产产生主导作用。波德里亚也曾提出，当代社会由于电子或数字化的影像、媒介的控制，景观生活替代了“真实生活”，文化生产中的各种“超真实”和虚拟模仿的事物代替了“真实”的过程，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40]文化消费时代的审美实践与文化悖论恰恰是当代美学研究特别是文化生产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既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在生产问题上的提问方式及其批判立场，同时更应该融入当代思考，在当代多重叠加语境中展现美学的现实关怀和批判维度。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资本研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内容，文化资本研究本身包含了生产、审美、政治与伦理等多重的理论意涵，这种多重理论意涵从生产传播机制融入文化心理、情感与经验，已经演变为一种新的审美体验形式。在当代社会，这种审美体验形式正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让审美趣味及其文化区隔的作用更加明显，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双向同构的，体现出了当代社会审美生产关系的新的理论走向。当代美学研究，要面对的正是这种审美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在这种新变化中，既要批判分析文化资本成为审美文化生产核心要素所带来的文化区隔方面的影响，更要发扬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文化批判与日常生活批判上的重要功能，在阐释文化资本、审美趣味、审美配置与文化区隔的系统联系和运作机制中重建审美的价值理性，这也正是当代美学价值重建的关键所在。
[1]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2] [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修订版），王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
[3]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4]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5]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3页。
[6]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7]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6页。
[8] [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修订版），王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
[9]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10] [德]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11] [加]埃克伯特·法阿斯：《美学谱系学》，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25页。
[12]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13]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页。
[14] [美]斯蒂芬·贝斯特等：《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15] “晚期资本主义”的概念最早是比利时学者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提出的，曼德尔1972年发表《晚期资本主义》，从生产、文化与科技的角度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变革的特征，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并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文化矛盾问题。在曼德尔提出“晚期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后，经过丹尼尔·贝尔等人的理论发展，成为概括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逻辑的典型概念与理论。
[16]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17]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页。
[18]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19]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
[20] [美]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
[21] [澳]格雷姆·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导言》，唐维敏译，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2]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2页。
[23]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页。
[24] [法]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等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25] [法]雅克·朗西埃：《词语的肉身：书写的政治》，朱康等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26] [法]雅克·朗西埃：《审美革命及其后果》，赵文等译，《东方艺术》2013年第13期。
[27] [法]雅克·朗西埃：《审美革命及其后果》，赵文等译，《东方艺术》2013年第13期。
[28] Peter Murphy，Eduardo de la Fuente，Aesthetic Capitalism，Leiden，Brill，2014，p.1.
[29] [法]奥利维耶·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黄琰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
[30] [法]奥利维耶·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黄琰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
[31] [法]奥利维耶·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黄琰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32] [法]奥利维耶·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黄琰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33] [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35页。
[34] [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修订版），王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页。
[35] [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修订版），王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36] [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修订版），王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
[37] [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修订版），王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38]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39]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40]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