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2022年深冬，我的老友程小强，把他刚刚杀青的书稿《启蒙与摩登——现代中国叙事散论》从微信上发送给我，嘱我作序。对此，我并不意外，也没有推辞，毕竟在此之前，他已经数次提出过作序之请。既然他心意已决，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然而，在他初提此事之时，我是深感意外的。这份意外，细究起来，大致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意外是：区区在下，何足蒙此错爱？我虽忝列大学中文系，却才疏学浅，始终未入学问之门，岂敢给他人写序？我自己都做不出什么学问来，有什么资格对别人的学术研究说长道短？我的序文只会给朋友的书“减分”，绝不可能“加分”呀！第二层意外是：我真的没想到，我在小强心目中竟然如此有地位、有分量！成年人都知道，“朋友”这一美好字眼早被滥用了，每个人的通讯录、朋友圈里都有成百上千个人来共享朋友之名，然而有朋友之实的，能有几人欤？小强显然是真心诚意地把我当成他的朋友，因为他毫不犹豫地把他焚膏继晷、呕心沥血写成的文稿毅然托付于我，还要把我的浅薄想法、粗陋文字同他的文稿绑定，共同流布世间，毫不顾虑我的序文可能拖累、埋没他的心血之作。在高度理性化的现代社会中，在所向无敌的现代性洪流里，小强这一选择，当然是极其独异的，甚至是“匪夷所思”的。在他这个不易为人所理解的选择之中，难道丝毫没有魏晋风度之余响、《世说新语》之古风？

当我在案头翻开《启蒙与摩登》打印稿，未及拜读，便对着一盏孤灯，情不自禁地陷入对往事的追忆了。我与小强结识、订交，大概已有八年了。2015年4月上旬（具体日期忘记了），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竟然一时兴起，应聘了某所“一本”院校的文学院。文学院所有专业的试讲，统一安排在一个下午。应试者逐一进入面试现场，去接受评委们的集体审视，其余人则在旁边的房间里等候。现当代文学专业排在最后，枯等之际，我和小强自然而然地聊起来，互通了姓名。我是最后一个进去讲的，天已经黑了。小强本来讲完就可以走了，但他没走，而是等我讲完，共进了晚餐，饭后还在宾馆里聊到午夜时分。分别后，我们各自回家等着录用结果。那一次，现当代文学专业录用名额是一个，竞争者则有三人，看上去并不算“白热化”，然而终究要产生两个失意者。小强认为我会被录取，理由是我的母校北京师大比他的母校陕西师大排名靠前一些。而我觉得，幸运儿一定是小强，因为他发表的文章更多，刊物级别更高。无论幸运儿是谁，反正都是出自我们这对“新结识的伙伴”（王汶石语），总是值得弹冠相庆的。然而，事实证明我俩都想多了，幸运儿既不是我，也不是他，原来我们就是那两个必然要产生的失意者。真是哭笑不得！我呢，只好留在原工作单位，打消了变换门庭的妄想，小强则签约宝鸡文理学院，获得了他的第一份大学教职。“旧事真成一梦过”，这个亦真亦幻、略有意味的“华北应聘故事”匆匆落幕，消逝在时光深处，在我和小强的记忆中慢慢风干、泛黄。

宝鸡文理学院是所谓的“二本”院校，平台不高，资源有限，然而并不能限制有志气、有才华的人脱颖而出。折戟于“一本”面试场的经历，并未让程小强一蹶不振，他迅速振作起来，立足于现实条件，潜心研读，埋头笔耕，很快就做出了成绩。他在2017年出版了22万字的《溯本与还原——现代文学名典再解读》，仅仅时隔两年，又推出了24万字的《张爱玲晚期写作研究》。除专著外，他每年均可在CSSCI期刊、中文核心期刊发表不止一篇文章，身在高校的人都知道，这当然是并不亚于甚至高于专著的学术创获。至于在今日高教生态中高于一切的科研项目呢？国家社科基金，他立项了；教育部课题，他斩获了；陕西省的项目，他也拿到了。事实胜于雄辩，数据不会说谎，小强的学术产出，论质量，论数量，论效率，在国内“二本”中是居于前列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其实，细究起来，完全可以说，在“一本”乃至“双一流”高校中，程小强的水准和成绩亦非广大“青椒”之常态。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吧，来自大西北的小强，正如一个身强力壮的“麦客”，紧握着、挥舞着一柄趁手而锋利的学术之镰，快速行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黄土大塬上，刀光所至，“麦子”应声而倒，倒下的麦子越来越多，手中的镰刀越磨越利。我早就看不见他的尾灯了，你说我怎么好意思觍着脸给他写序呢？八年前“同台竞技”又一见如故的两个同龄人，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在我眼前打开的这部书稿，已经是程小强呈送学术界的第三部著作了。不难发现，该书具备显豁的主题，蕴含着鲜明的特色。其显豁主题，是主要聚焦于现代中国文学中两种重要的传统——启蒙话语/叙事、摩登话语/叙事，兵分两路，火力全开，阐发和厘清同一种话语/叙事的诸多面相、繁复流变。其鲜明特色，是精心选取有文学价值或文学史价值的作品或形象，去多角度、多侧面地勾勒和展现话语/叙事的多元化、丰富性。换言之，即：本书谈的是大话题，下的是细功夫，以话语/思潮为经、为“面”，以作品/形象为纬、为“点”，经纬交织，点面结合，织成一幅既尊重学术公论又颇具个人色彩的研究图景。坊间书籍多矣，其中亦不乏巨册长编，然而能够展现一种别具一格的研究图景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恐怕并不多见吧？

众所周知，“术业有专攻”，任何一位学者都不可能真正做到“文武昆乱不挡”。程小强之所长，不是对20世纪中国的启蒙、摩登话语/叙事做出全景画式的宏观把握，而是在广泛的涉猎中，凭借艺术鉴赏力和学术洞察力，敏锐地发现有价值、有深度的文本，深入文本之肌理，探寻“文心”之所在，悉心提炼特定作家对于文学传统的“响应”方式，细致归纳文学话语对于具体文本的烛照之效。换言之，程小强更擅长通过个案之“点”去认识历史之“面”，凭借文本之“纬”去把握话语之“经”。这种学术特色，早在他的专著处女作《溯本与还原》中便初见端倪了。令人欣慰的是，他从未盲目追随学界的某些风潮，从未在千帆竞发的学术航道上迷失方向，而是始终保持了对自身优势的清醒认识，数年来不但未曾捐弃自己的学术强项，反而将其磨砺得更强了。当我打开《启蒙与摩登》，从目录到正文，从观点到论证，一页页、一段段、一行行，对我形成了持续而猛烈的冲击。小强涉猎之广、视野之大、用工之勤、阅读量之巨，都足以令我汗颜，令我肃然。通读全书之后，我觉得，小强早年确立的、发轫于《溯本与还原》的“细读”功力和“重读”志趣，在今天已然初步臻于洞幽烛远之境了。本书所研讨的作品，时间上兼顾现代、当代，空间上跨越西部、东部，文体上包含小说、散文，既有那些久经文学史淘洗、早已程度不一地实现了经典化的作品（包括《祝福》《离婚》《伤逝》《围城》《迟桂花》《小二黑结婚》《白鹿原》《长恨歌》等），也有未经时间充分考验的、文学史地位尚无定论的、虽未经典化却有典型化意义的文本（包括《纪念碑》《七步镇》《秦岭记》《刻骨铭心》《雁城谍影》《问道知源》《长沙白茉莉》等），各自汇聚为一个系列，大致构成了两种写作路向。

上述两种写作路向，相互之间当然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实不可截然分开，但是它们仍然有区别、有偏重，正如两面不同的镜子，映照出文章作者不同侧面的学人风采——对经典名作的“重读”，优先体现的是程小强充沛的学术勇气，对非经典作品的“细读”，则首先折射了程小强开阔的文化眼界。如果一部专著同时展现了学术勇气和文化眼界，那么它就已经堪称合格的出版物了。然而，生逢伟大的新时代，无论是程小强本人，还是我也忝列其中的友人们，都不会允许他仅仅在合格线上止步。事实上，小强没有让诸位师友失望，他精心结撰的《启蒙与摩登》，在学术勇气、文化眼界之外，还展现了另外一些有价值的维度。序言毕竟不是审读意见书，无须面面俱到，限于篇幅也限于学养，我只选择对我触动较深者，挂一漏万地谈一两个方面。

触动我较深的第一个方面，是程小强书中那些层见叠出、新颖犀利、灵光乍现的大小论断。这些论断，有的是某一章或某一节的总论点，有的是某个章、节内部的一个分论点，有的是行文过程中的一个小结论，形式不一而足，但往往都让人耳目一新、精神一振。我不妨随手采撷几处以飨读者，以求达到管中窥豹之效——“解构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就是在否定启蒙时代”；“革命的首要问题是人：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态度搞革命”；对贺老六之死，祥林嫂负有重大责任；《围城》的讽刺手法其实捉襟见肘，往往或无中生有，或无事生非，或以点带面；陈忠实缺乏创作天赋，《白鹿原》是他“强力为之”的结果……在《启蒙与摩登》中，此类新见、高论甚多，几乎达到俯拾即是的地步，而且这些见解绝不是脱口而出的“金句”，更不是凌空蹈虚、空穴来风，而是始终牢固而稳健地建立在翔实的材料、缜密的论证之上。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强对《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小芹母女形象的解析。我早年初读《小二黑结婚》，读到“小芹却不跟三仙姑一样：表面上虽然也跟大家说说笑笑，实际上却不跟人乱来”，心里隐隐觉得不大对劲：小芹是抗日根据地新青年，“不跟人乱来”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怎么还值得赵树理刻意表扬一下？作为小说主角、正面形象，小芹的道德底线竟然只是“不乱来”，这底线是否太低了？小芹同男青年们“说说笑笑”，尤其令我不适，总觉得她不够文静和“矜持”，不大像我心目中玉洁冰清的“村花”。可见，所谓“问题意识”此时已在我心中萌发了，但是一向不求甚解的我把问题轻轻放过了，与学术发现失之交臂。然而，程小强却穷追不舍、不依不饶，他深究文本，小心求证，替我把如鲠在喉的话说出来了：“小芹与三仙姑不存在价值观、道德观上的根本分歧，小芹至少默许了其母与两代青年们的非道德化交往”，“如果没有小二黑出场，且不计革命因素，小芹大概率要沿着三仙姑的路子走下去”。这一论断，是令人信服的。

触动我较深的第二个方面，可能比第一个方面更重要，那就是程小强对于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问题的思辨，或曰对于历史小说应当“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追问。这一思辨和追问，折射了程小强的历史意识、责任伦理，反映了他审视和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与尺度”（朱自清语）。在本书中，小强讨论了王安忆的《长恨歌》、叶兆言的《刻骨铭心》、王小鹰的《纪念碑》、上官鼎的《雁城谍影》，这几部作品的共性是它们均与民国历史存在密切关联。《长恨歌》已然经典化了，历来的研究者基本众口一词，一致赞誉该书对张爱玲美学的传承和光大。然而小强却敢于力排众议，他尖锐地指出，《长恨歌》的人物、故事和风格，缩减了“上海摩登”的内涵，窄化了上海叙事的格局，抽空了历史的丰富性，那种“将颓靡情调演绎成摩登时代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并将之普泛化”的写法，仅仅提供了一种单一而偏狭的思想向度。小强严厉批评了《刻骨铭心》，将其称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新样板”。他之所以下此断语，原因主要不是该书以大量笔墨描摹了风月之事、床笫之欢（这些当然能写，“文学是人学”，可以表现人性、人情的一切方面），而是在于“面对多数历史大事件时几乎蜻蜓点水般掠过，有关‘刻骨铭心’的历史叙事不到文本的十分之一”，历史风云不是作家严肃书写、正面表现的对象，而沦为升斗小民之蝇营狗苟的虚浮背景。其实，《长恨歌》《刻骨铭心》绝非文坛“孤例”，它们反映了几十年来恒河沙数的历史题材小说、影视剧的共同症候，代表了后革命/后冷战时代的历史叙事的“主流”写法。这种写法本来应当是历史题材创作的“支流”，然而因缘际会、世事难料，支流反而喧宾夺主，上升为主流。该主流的存在和盛行，远非一日矣，俨然已成为历史书写的题中应有之义，被许许多多人无条件认同，也让有识之士深感无奈，若对其进行质疑和批判，反倒显得费力不讨好。然而，小强偏偏不怕费力不讨好，“虽千万人”，亦敢于对历史虚无主义亮剑。高度符合小强之期待的作品，是《纪念碑》和《雁城谍影》。这两部小说岿然屹立在《长恨歌》《刻骨铭心》对面，构成另一种更具精神高度、更有启示性的文学景观。《纪念碑》有效地瓦解了《长恨歌》文本中隐含的一个虚妄、片面的大前提——“上海叙事等同于上海摩登写作”，通过激情燃烧、生动鲜活的革命叙事，“全面继承并拓展了上海叙事的格局”，“反驳了摩登叙事长期以来的不负责任的妥协论调”。《雁城谍影》旨在“用正确的历史观来审视”抗日战争，该书高度尊重史实，遵循写实法则，“严格依照47日作战的时间表”，工笔细描了慷慨悲壮的衡阳保卫战，“追念这场战争中每一个鲜活的生命”，“还原每一个鲜活个体的生死细节”，对每一位“付出努力与牺牲的仁人志士给予应有之尊重”。《纪念碑》和《雁城谍影》共同的可贵之处，是让小说笔法服从、服务于史传精神，而非用小说笔法遮蔽、消解史传精神，成功地实践了“以历史拯救文学，进而决定文学价值的写法”，而这种写法正是程小强在他心中树立的精神标杆、创作圭臬。诚然，《启蒙与摩登》的大部分章节都对我造成了不小的震动，但是我必须承认，该书对于上述几部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评论，对我的冲击尤其强烈，因为我从这些文字中体察到了一位以文学研究为“志业”者所持守的文化信念、家国情怀。无论中外，无论古今，拥有文学知识、理论素养的文学从业者多矣，但能把知识、理论“内化”为信念、情怀并且顽强恪守的人并不多，我认为程小强就是后者。如果他同很多人一样，仅仅满足于知识的铺排、理论的操演，毫不在意文学生产的“用心”和“效果”，那么他就不会顶着压力突破“人情世故”，去指斥健在名家所写的《长恨歌》《刻骨铭心》。如果他同很多人一样，“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鲁迅语），那么他就会得过且过、就事论事，文本“写什么”就分析什么，把论文写出来且发表出来便万事大吉，根本不会去审视文本是“怎么写”的，更不可能因“怎么写”的问题而愤怒。订交以来，我已经拜读了程小强的多部著作、多篇论文，我可以确信，他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沦为一个“万事不关心”、只汲汲于“成果”和数据的学术工匠，而是始终保持了一位知识分子应有的血性和良知，他不允许自己的科研事业异化为单纯应付考核、折算为KPI的功利化劳动，他力求让自己的论著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实现应有的精神价值。尼采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文学如此，文学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人的文学研究，如果能够展现“以血书”般的真诚、炽热、高迈，那就一定可以受到读者的钟爱，赢得学界的青眼，绝不会落入“恨无知音赏”的境遇，毕竟“以血书者”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我这篇拉拉杂杂、言不及义的所谓序文，浪费了读者不少时间，终于到了收尾之际。任何一本著作都不可能完美无瑕，《启蒙与摩登》自然也不能例外，然而，整体观之，这确实是一部有创见、有分量、十分严肃的著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林，或可占据一席之地。本书在“技术”层面上可能存在某些小疵，但是无碍于全书的探索性、创造性、人文性，也无法遮蔽作者的思想光芒、学术激情、研究造诣。衷心感谢小强让我对书稿先睹为快，让我提前获得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但我显然还没有完全读懂、读透，待到书稿印成铅字之日，我一定会反复摩挲、一再重读，从中不断获得新的启悟。《启蒙与摩登》是小强学术之路上的又一块界碑，他当然不会驻留此处、裹足不前，他会迅速离开这块界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下一个路标。我对小强仁兄的学术道路深感钦佩，更对他的研究实绩衷心折服。我当然不可能跟上他的步伐，我所能做的且乐于做的，就是一直凝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为止。

张慧强

2023年2月20日于重庆涪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