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历程

第一节 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一 起步中的初步成绩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个有着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研究却起步相对较晚。20世纪初，随着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等文化论争的展开，中国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起步并得到发展。中国文化史研究深受西方文化史研究的影响，并以政治、经济、军事以外的宗教、学术、艺术、科学、教育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注重对文化诸现象分门别类的描述。受中国治史传统的影响，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偏重史料完备和叙事完整的研究，但对文化要素之间的联系性以及文化形态的整体性缺乏分析和阐发。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和多种文化流派的激烈论辩，给中国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内容，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1924年上海泰东图书公司出版的顾康伯著《中国文化史》一书，自上古述至清末，依朝代分为13章，每章内介绍当时的政治制度、刑法、宗教、农业、工业、商业、学术、选举等；1933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顾康伯著《本国文化史》共4编32章，记述了中国上古、中古、近世文化史，着重研究历代典章制度、学术、宗教、生计、民风等；中华书局1928年出版的常乃德著《中国文化小史》共15章，叙述了中国上古到1928年所谓“中国文化运动”的文化思想史；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出版的杨东莼著《本国文化史大纲》分3编26章，阐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该著尝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文化史，认为人类的文化是人类的社会创造的，人类精神文化受经济基础决定；作者运用社会科学的分科研究方法，以事件性质为经、以时代的延续为纬，将每个朝代的内容定为三个部分：经济生活之部，包括农业、商业、工业、交通、财政、土地制度以及赋税制度等；社会生活之部，包括政制、刑制、教育、宗教、选举、家族、婚姻、丧葬等；智慧生活之部，包括哲学、文学和艺术等，该书深得当时学术风气之先，在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学科建设上有所建树。

除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之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共3辑41种，是最能代表民国时期文化史研究成绩的学术成果。这套成果主要有：《中国经学史》（马宗霍著）、《中国文字学史》（胡朴安著）、《中国训诂学史》（胡朴安著）、《中国考古学史》（卫聚贤著）、《中国音韵学史》（张世禄著）、《中国散文史》（陈柱著）、《中国俗文学史》（郑振铎著）、《中国绘画史》（潘天寿著）、《中国陶瓷史》（吴仁敬著）、《中国民族史》（林惠祥著）、《中国婚姻史》（陈顾远著）、《中国医学史》（陈邦贤著），及《中国水利史》（郑肇经著）、《中国交通史》（白寿彝著）、《中国度量衡史》（吴承洛著）等。中华书局于30年代出版的《中华百科丛书》《新中华丛书》《新文化丛书》《社会科学丛书》《国际丛书》等，也收录了许多有影响的文化史研究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文化史研究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研究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的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20世纪80年代初期编辑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统计，1949年后30年间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此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现象。

二 文化反思中的再出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开始对“十年浩劫”进行反省，并开始从文化层面探寻造成“文化大革命”的深层原因，由此再次启动了文化史研究。人们由思想解放和现代化的需要，开始对与现代化有关的许多文化问题进行反省，这就引起了人们对以往的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以来的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等进行深入思考。由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文化热”。由这种文化反思热潮，自然引发了对以往文化史，特别是近代文化史的回顾反省，因而出现了文化史研究的复兴。

中国的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从而走进历史的深处。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一问题在80年代初期提出，是醒目而严峻的。与会者思想活跃，有的从中国科学内在缺陷方面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成果占绝大多数，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使得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割裂，不能出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有的则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以外的学术思想，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就会议提供的论文来说，对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涉及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在自然科学界激起回应的原因所在。

1982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复旦大学历史系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共同发起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会聚了来自全国30多个单位的专家学者。会议呼吁大力开展中国文化史研究，以填补这一“巨大空白点”。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文化史学术研讨会。会议还决定并在1984年正式创刊发行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和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共同主办的1949年以来第一份文化史研究刊物——《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第1辑，1985年2月出版第2辑）。

1983年5月，在长沙举行的全国历史学科规划会上，就如何加强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进行了讨论，提出《关于“六五”和“七五”期间开展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7月20日，北京市历史学会举行中国近代文化史座谈会，邀请首都各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以及出版界、新闻界的专家学者30余人与会。1983年9月，北京市历史学会编辑《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专辑》，收录1983年7月20日召开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座谈会与会者文章。文章主要有戴逸的《开展中国文化史研究 重视中外文化的交流》；李侃的《就中国近代文化史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刘志琴的《建设近代文化史 为历史学的繁荣增辉添彩》；方汉奇的《研究近代文化史要重视近代报刊资料》；王晓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工作亟待加强》；徐宗勉的《使历史成为有血有肉的东西》；龚书铎的《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点想法》；李文海的《一举三得——也谈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张琢的《中国近代文化史要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陈铁建的《门外杂谈——文化、文化史研究》；耿云志的《文化与文化史研究刍议》；赵金钰的《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该辑收录了《关于“六五”和“七五”期间开展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1983年9月28日的《光明日报》，刘志琴发表《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一文，第一次公开提出应当关注中国文化史研究。1984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同年11月，在郑州召开首次全国性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

1982年召开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和1984年正式创刊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是新时期中国文化史学科开始复兴的标志。此后，学术界陆续出版了数量众多的研究论著，文化史刊物也不断出现。文化史研究蓬勃开展起来，成为80年代史学界的热门学科。此时文化史研究，集中于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的认识。

与一般社会时尚不同，“文化热”需要有学术研究的积累。早在1980年，李泽厚在《孔子再评价》一文中已经提出研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转换的问题。当时理论界大多关切孔子的评价，而对文化研究中这个具有近代意义的课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直到1983年9月28日，《光明日报》才发表了刘志琴的《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一文。该文是新中国成立后见诸报端并从总体上研讨中国文化史的首篇文章。文化史研究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的因素。1984年经济改革的全面铺开，对文化研究起了明显的增温效果。人们正是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转变观念，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意识和心态，给现代化赋予新的精神动力。

三 80年代的研究热点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突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从中国近代历史演变的角度总结中华民族追求文化近代化的历程，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到1989年，国内学术界共发表了有关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论文600多篇，关注的论题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

第一，文化近代化起点问题的论证。关于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问题，1949年以前有宋元说、明清说、鸦片战争说，莫衷一是。1949年以后大体趋向于鸦片战争说。由于这一学说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鲜有争议。20世纪80年代有关明清之际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开端的观点异军突起，引人瞩目。这一说法的提出，20年代有梁启超，50年代有侯外庐，但从论证上来说，自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后，20多年无重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有一批老中青学者再次提出这一课题，并加以论证，认为明清之际出现了突破封建藩篱的早期民主主义意识；注重新兴的“质测之学”，吸取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开辟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有的认为，过去对这一观点的论证基本局限在精英文化的层次，研究的深入，有待扩大视野，从社会史的领域发掘大众文化资料。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自明清之际，经历了开启—中断—再开启的过程。与西方人文启蒙不同，中国早期启蒙的特点是政治伦理的启蒙，这主要表现为对忠君信条的怀疑、抨击与批判，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持有上述看法的文章，实际上是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学者费正清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冲击—反应”模式表示了异议，认为这一见解忽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变异，因此，发掘中国传统社会萌发近代化的思想资源是该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

第二，对文化近代化历程的回顾成为敏感问题。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的评价是个颇为敏感的问题，1949年后，学术界对此一贯持批判态度，很少发表不同意见。80年代后，学术界从近代化进程的角度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提出洋务思潮的概念。有的论者认为，洋务思潮既有世界潮流的影响，也是龚、魏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以“变通”“师夷”“工商立国”为特点，对封建传统有一定的冲击作用。有的对“中体西用”作出新的解释，认为“中体西用”是利用儒家传统引进西方文化，减弱学习西方的阻力，力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西学的生根之处，通过对西学的吸收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所以，“中体西用”虽然本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在当时起了好的作用。与此有关的是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有的认为洋务运动构成了学习西方的重要环节，是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其历史作用不能低估。持否定意见的则认为洋务运动是政治运动，从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看，主要作用是消极的。

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西体中用”的争论。李泽厚在《西体中用简释》一文中对这一命题作了阐释，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以及生长在这体上的理论形态。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西体的实质就是现代化，这是指以西人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西方社会存在本体中产生的科学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可谓西体，而“中用”，就是怎样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附议者认为，“西体中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开放，虽然将中西文化纳入“体用”范畴不尽准确，但方向是对的。有的还补充说，“西体”的主要部分应是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必然与传统体制发生矛盾，提出这一观念以与“中体西用”相对立，其意义是重大的。

第三，对五四精神的省思和不息的争议。以德、赛两先生作为五四精神的两大旗帜，在学术界历来鲜有异议。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五四精神的再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见解，认为民主是人的社会解放，科学是人的自然解放，因此五四精神可归结为人的解放运动。王元化认为五四文化思潮的主流是不是民主和科学还值得探讨，当年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才是五四文化思潮的重要特征。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有的偏重它的救亡主题，视为爱国主义的政治运动；有的突出它批判传统的意义，认为是启蒙运动。李泽厚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反帝运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这两者由启蒙和救亡的相互促进发展到救亡压倒启蒙，忽视了对个体尊严和个人权利的尊重，导致三四十年代多次文化论战不彻底，遗留下早该解决的思想文化课题，等待今天去继续完成。有的认为，救亡唤起启蒙，启蒙为了救亡，戊戌时期是这样，五四时期也是这样，民主与科学精神贯穿五四运动的各个方面，影响整个时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特性及其现代化成为热点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问题，实际上是怎样认识和概括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文化热”首先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争鸣。持人文说者认为，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特点是强调和谐、义务和贡献，并从人际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主客互融的文化特色；主张人伦说者则认为，古人所谓人文是指人与人的等级隶属关系，每种关系都有相应的道德规范，人在这种模式中只有隶属他人才有存在的价值，很难有人权自主意识的觉醒，但是隶属观念又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调，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所以用人伦说更能体现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的特征；有的还认为，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是把人当作道德的工具，排除人的物质性和自然欲望，使人不成其为人，其结果是导向王权主义。

学界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深入，必然提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潮流中怎样才能获得新的发展机制的问题，亦必然要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寻找它们的异同、探讨其融合和吸收的历史经验，所以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与这一主题有一致性。海外华裔学者有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见解在国内的引进，对活跃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具有代表性的论点，有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以谋求现代化的“儒学复兴”说；有认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作为文化核心的观念形态必须重建的“文化重建”说；也有认为在抨击传统中有害因素的同时，可以适当地对传统的符号和价值系统进行重新解释与建构的“创造性的转化”说；还有主张以多元开放的心态，建立以中国为本位的“中西文化互为体用”说，等等。

第五，弘扬传统与反传统的对峙及其发展。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是个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课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激烈与反复，使这个问题的争议经常出现弘扬传统与彻底否定传统的两极对峙，在这两极之间又存在众说纷纭的歧见和程度不同的折中，从而使这一讨论具有更为复杂纷繁的内容。80年代“文化热”中，两极对峙的内容又有新发展。反传统的认为，“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系统’，舍此别无他路可走”，因此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维护传统的则认为，越是开放越要弘扬传统，21世纪将是儒学风行世界的新世纪。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化热”虽然有所退潮，但作为中国文化史重要内容的所谓“国学”，不仅没有降温，反且成为新的热点。有人认为：“这种文化思潮既包涵着对80年代以来文化运作的反思，又有对五四以来激进话语的反思；而它的发展也与目前冷战后的新世界格局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这一格局的一种文化反应。”所以，国学的重新提倡是对80年代反传统思潮的反拨，是作为与“西化”相抗衡的文化力量，重建信仰，以化解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剧烈的社会变革引发社会秩序的失衡和人文精神的沦丧，使人们开始怀念传统的道德调谐；海外新儒家学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阐释，提高了国人的自信；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又助长了回归传统的情绪。从总体上看，这股国学思潮，比五四时期的国学研究有较多的理性；比新儒家有较多的批判性；在整理古籍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如何评价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这股国学热？客观地说，80年代“文化热”中出现的那种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是一种偏差，但90年代不加分析地爆炒传统文化，以为只有儒家才能够拯救世界文明的观点，也是一个严重的认识误区。怎样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怎样在批判旧观念的同时保持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其核心仍然是如何妥善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四 90年代后的新趋向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文化研究视点的多元化和史学研究的平民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内容逐渐从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转移。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以及人际关系等，都成为文化史研究的对象。这些生动活泼的历史内容，对人们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从而促使文化史研究者及时调整了研究方向。学术界对近代知识分子、社会风俗风尚、中西文化关系等领域的研究逐渐深化，并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出现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新趋向。

第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研究和社会思潮研究取得了新进展。知识分子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知识分子的近代化与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有紧密的联系。1949年以后30年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多着眼个体人物的论述，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特点和作用的研究，相当薄弱。80年代以来，已有改观。

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的钟叔河著《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通过多侧面的研究，再现了早年出国的人们在认识介绍世界方面所经受的误解、屈辱、痛苦和走过的坎坷道路。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吴廷嘉著《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王金铻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对近代知识分子成长的历程及命运作了宏观阐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章开沅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则通过对开创新制度的近代思想先驱的分析，揭示了他们对于传统文化所存在的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深化了人们对近代知识分子特性的认识。

9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著作。学林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李长莉著《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对洋务知识分子的产生及特性作了分析，对他们致力于引进西方科技文化而又受到旧体制的约束和传统士人的排斥的悲剧命运作了揭示，认为其悲剧反映了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艰难历程。学林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许纪霖著《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则通过对近代若干重要人物的分析，揭示了知识分子群体对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

由于1949年以后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在近代文化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成为批判的对象，评论有失公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耿云志著《胡适思想论稿》，是第一部突破胡适研究禁区的学术著作。此后，从文化近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近代人物成为研究的热点，像郭嵩焘、章太炎、辜鸿铭、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瞿秋白、张东荪、曾国藩、李鸿章、杜亚泉、陈序经等都引起了学术界的研究兴趣，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文，出版了不少研究论著。其中比较重要者，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马勇著《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易新鼎著《梁启超和中国学术思想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郑师渠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耿云志和崔志海合著《梁启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姜义华著《章太炎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左玉河著《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高力克著《杜亚泉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刘集林著《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等著作，对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有重要作用。

第二，区域文化史研究日趋兴旺。“文化热”带动了区域文化史研究的活跃，这是学科建设的一大成效。起步较早的吴越、楚、巴蜀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后起的齐鲁、燕赵、湖湘、闽粤文化从点向面铺开。古代区域文化研究的兴旺促进了近代区域文化研究从无到有的开拓。近代湖湘文化研究成果表明，经世致用学说的传播和劲直尚气民风的形成，导致了湖南功业之盛在近代举世无出其右的局面。海派文化研究揭示了以个体为本位的市民心态的形成，对于物质功利的务实精神、精明敏锐的人生态度，以及某种浮躁和浅薄的市民习气。京派文化研究则多从文学、戏曲着眼，揭示其沉稳、凝重的社会意识。租界文化研究是一个富有开拓性的课题。租界是一个驳杂的移民社会，这一社区对传统观念的淡薄，对外来文化的优容，成为近代文化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此项研究普遍采用了社会学的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从而扩大了历史的视野。

20世纪末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旺，使人很自然地想到五四时期的“文化热”。这两次文化讨论相距七八十年，几乎间隔有三代人之遥，虽然许多课题是那么相近、相似，然而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延伸。21世纪以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重新崛起，就其学术成果来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深度的开掘方面，都具有五四时期所没有的广度和力度，并以新领域的开拓为世人所瞩目。

第三，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社会文化史是介于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的新兴学科，是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交叉学科。从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平民百姓，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充实文化史的学科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文化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出现交叉共融的倾向。这种倾向共同推进近代文化史和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入。以往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多注意西方的影响，而将传统作为与西化或近代化相对立的一面予以否定。随着近年反思文化传统思潮的兴起，许多学者开始注意探讨近代思想文化与传统文化内在联系的一面。从宏观上探讨近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论著颇多。《湖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刊发的冯天瑜的《中华元典精神与近代化》，探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与古代《诗经》《尚书》等典籍所包藏的基本精神之间的联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刊发的龚书铎的《晚清的儒学》，对晚清儒学各派的流变进行了清理，认为理学、今文学和汉学三派都有过兴盛，但均未形成哪派独盛局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马勇著《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以近代以来几代思想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为线索，对近代文化思潮做了系统评析。《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发表的侯杰的《论晚清早期改良派的思想特征》指出，在早期改良派人物的思潮中，保存着大量传统思想武器。《江海学刊》1992年第6期发表的李良玉的《儒学道统在中国近代的崩溃》认为，儒学道统与近代化方向在知识结构、政治观念、权力机制、社会调节、时代精神等方面都碰到了不可克服的矛盾，并由否定政治权力而蔓延到否认思想传统。

有些学者从革命运动与传统文化的联系的角度来阐释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3期发表的王庆成的《儒学在太平天国》指出，太平天国政权否定传统儒家文化以致减弱了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学术论坛》1992年第4期发表的蔡泽军、张红的《刍论宗教、儒学与太平天国的人才选拔》，阐述了宗教与儒学的矛盾冲突对太平天国人才选拔的影响。《复旦学报》1992年第3期发表的王振忠的《从客家文化背景看〈天朝田亩制度〉之由来》认为，天朝田亩制度主要解决的是土、客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贫富悬殊的问题。《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发表的欧阳跃峰的《义和团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义和团运动是长期民族文化积淀的外化形式，从忧患意识到反帝爱国，从夷夏之辨到笼统排外，从天人合一到神助扶清，都可以看到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发表的吴雁南的《“心学”与辛亥风云》探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儒学的分支——“心学”来鼓吹革命的作用及影响。《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发表的马勇的《辛亥后尊孔思潮评议》认为，辛亥革命后帝制变为共和，意识形态上需要相应转换，南京临时政府提出废除尊孔，但与民众的观念相脱节，由此导致国人信仰危机，故有人为确认民族统一信仰而重提尊孔，并得到了许多人呼应。

有些学者探讨了历史人物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学海》1992年第1期发表的李怀印的《儒家传统与张謇的一生》，从伦理思想、人生哲学和实践等方面探讨了儒家传统对张謇的影响，表现为忧患意识和力行精神，使他最终选择了实业救国道路。《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发表的罗检秋的《梁启超与近代墨学》认为，梁启超对墨学的研究和宣传，提高了墨学的文化地位，并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发表的耿云志的《胡适整理国故平议》，对于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是开历史倒车的观点，提出不一致的看法，认为这一口号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一是为了吸收外来文化，二是通过这一口号来启示做学问的方法。《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发表的林甘泉的《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认为，郭沫若在文史哲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

中国近代文化思潮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领域。近代以来涌现了众多文化思潮，有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学界对近代文化保守主义表现了特别的关注，郑大华发表了系列文章，如《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2期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发表的《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研究》，《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发表的《“评判的态度”与“同情的理解”》，对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从宏观和微观、从横向和纵向作了多角度的考察。《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发表的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的文化观》及《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发表的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论清学》等文指出，国粹、国学是国粹派文化运思的两个重要概念，国粹派在激烈批判君主专制和独尊儒术政策的同时，主张复兴中国文化，提出“古学复兴”论并身体力行，但也产生了过于迷信古代文化的倾向。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研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学术月刊》1992年第4期发表的胡伟希的《理性的误区：二十世纪中国的自由主义》，从哲学角度阐释了中国自由主义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扭曲及由此造成的矛盾。《学术界》1992年第5期发表的祁述裕的《论五四时期个性原则的提出及其局限性》对五四启蒙家们为解决民族危机而提出的“个性自由”口号作了分析，指出人权思想的主要影响是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人的价值和地位，进而反对封建专制压迫和思想控制，使人们进一步获得民权意识和革命意识的觉醒。

科学主义是影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潮，安毅指出，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寻找着支撑和通向这条道路的普遍之“道”，这就是对科学的崇拜，这是在传统方式下对科学的认同，因此表现为意识形态层面激烈的反传统，而在无意识层面又与传统不谋而合。[1]周质平则认为，胡适不同于当时其他人，胡适不过分崇拜科学及注重科学的实用性，而是特别强调学科的方法和精神，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怀疑的态度，是不信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2]

“体用之争”是贯穿中国近代文化史的重要问题，当时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称为“中学”与“西学”，对于二者的关系在较长时期内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丁伟志、陈崧著《中西体用之间》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两人合著的《裂变与新生：民国文化思潮论述》等著，利用丰富史料对中学和西学的冲突和交融及其文化观的萌生、形成、嬗变、分解进行了全过程考察，对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的“中西体用”思潮作了细致的梳理和深刻的阐发，详细论述了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化曲折与多样发展的真实面貌，堪称学界专门研究近代中国东西文化观念演进问题的力作。

此外，社会风俗、宗教、教育、科技、新闻、出版等近代文化的诸多领域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出现了众多的研究成果。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分别出版的严昌洪著《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两部著作，对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特别是西方文化影响及社会变迁所引起的社会风俗的变迁作了综合性论述，是有关中国近代风俗文化史的开拓之作。此后关于近代风俗史的著作，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李少兵著《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岳庆平著《中华民国习俗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梁景和著《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及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推出的李少兵、左玉河等人撰写《民国百姓生活文化丛书》，该丛书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节庆》3卷。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杨天宏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顾卫民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陶飞亚著《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等，是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至于近代教育史、新闻报刊史、出版史及藏书史方面的研究，更有多种著作问世。关于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史及江浙、湖湘、岭南、燕赵等地域文化史研究也开始起步，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忻平著《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李长莉著《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等研究著作。专门文化史领域的拓展，成为80年代“文化热”之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日趋深入的重要标志。

正是在各文化专门史研究深入的基础上，全面反映中国近代文化发展风貌的综合性文化通史著作陆续出现。[3]特别是由史革新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晚清卷）和黄兴涛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吸收了国内学术界十多位专家共同研究，充分吸收了改革开放后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在体例、观点上有了较大的突破，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领域较有权威、影响较大的通史性著作。

关于新时期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倾向，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四个基本趋向。一是思想人物的个案研究仍将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会进一步从主要人物扩展到一般的思想文化人物，研究会更深入、更理性、更细致，对于近代思想文化人物进行细致比较会成为深化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路向。二是学术思想史研究将继续受到关注，会有更多的学者走进研究者的视野，并重点关注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与现代学术的建立问题。三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如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的分野与对比，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传统因素与外来文化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思潮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仍然继续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四是近代社会文化史将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近代民众生活史和观念史、近代社会民众文化史将会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将是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生长点。随着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将会加强，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政治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的结合研究将进一步受到重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