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春：四时之始

《公羊传》曰：“春者，何？岁之始也。”春季，意味着一年的开端。正因为是“岁之始”，所以在《春秋》经中才享有独特而优越的书法地位。传文故意设问，其实是为了凸显“春”在四时序列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解诂》曰：“春者，四时本名。”天道运行，循序演进，人类予以观察，作出经验总结，并为之标记，作出刻度有四时分别。徐《疏》曰：“凡四时，先春，次夏，次秋，次冬，百代所不变，故言矣。”四时运转有秩序，可以无穷推演下去，而绵延不绝。大自然所呈现给人类的这一规律，亘古存在，将来也还将继续存在。采用四时作为日用时间的一个基本单位，可以让人们直观出宇宙本根的无限性和无底性。

《解诂》曰：春“以上系‘元年’，在‘王正月’之上，知岁之始也”。徐《疏》曰：“春、夏、秋、冬皆是四时之名，而夏、秋、冬三时，常不得配‘王’言之，唯有春字常在‘王’上，故怪而问之。”按照人赋予自然的时间秩序，年与月的中间，应该是季节。而春又是一年之首，具有启动、生发的性质和开端的标志性意义。明天道，则知《春秋》。由此可明白，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引董生曰“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40]一句之意义深刻。所以，只在“三王之道”“人事之纪”的层面上读《春秋》，还是浅薄了点，《春秋》经里更有宇宙论、本体论方面的深邃蕴涵。《解诂》能够从“春”字里读出“天地开辟之端，养生之首，法象所出”之大义，几乎涵盖了万物存在所经历的从源始、本体、未发状态到萌动、表出、已发、具象的整个自然过程。春是“四时本名”。按照天象学中北辰星宿的指向，“昏斗指东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可确立四时推演的基本秩序。以四方对应四时，不乏董仲舒宇宙图式的影子，只是天道之“养”的功能在秋，而不在春。春夏秋冬，运转一轮，则四时具备，恰好完成一岁的周期，并且，《疏》曰“四时皆于万物有功”，强调春季的重要，但也不否定夏、秋、冬三季的基本功能，不能视其为可有可无的时间存在。实际上，四个季节因为天象天道轨迹的不同而都能够各自发挥作用。“岁”这一名词则是“兼总其成功之称”罢了，故《解诂》曰：“岁者，总号其成功之称。”四时是分，是散，而岁则是合，是聚，而成为一个更大的时间单位。这个“岁”，就是现在的“年”，它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称呼，《疏》指出，“唐虞曰载，夏曰岁，殷曰祀，周曰年”，四种用法中，唯有殷商的“祀”于今不存，夏、周之制依然流行，唐虞叫法，人们也都懂。

徐《疏》曰：“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时之始，王正月，公即位者，人事之始。”经文把“元”“春”置于“王”“正月”“公即位”之上、之前，则属于有意“尊重天道，略于人事”，天道逻辑最高、最大，强势而优越，因而成为人事社会所必须取法、效仿的律则来源。据徐《疏》引，孔子曰：“《易》始于大极，大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大极，亦即太极，太极动而生出阴阳之气，阴阳之气再化生出天地万物，构成纷繁世界。《易说》云，“天地有春、夏、秋、冬之节，故生四时也”，其《疏》则曰：“天地开辟，分为四时，春先为端始也。”天道运行的基本方式，并不是一条直线式的逻辑演绎，毋宁有节制、有卡点，故可设置并标识出春、夏、秋、冬这四个时间段。太极发动，阴阳之气和合、交媾之后，便可以开辟出人间万物。万物最好的生长，是在春季。《易纬·乾凿度》曰，“震生万物于东方，夫万物始生于震。震，东方之卦也。阳气施生，爱利之道，故东方为仁矣”[41]，则是孟喜、京房“卦气说”的折射。震—东方—春，巽—东南—立夏，离—南方—夏，坤—西南—立秋，兑—西方—秋，干—西北—立冬，坎—北方—冬，艮—东北—立春。以易之本卦配四方、四时，而揭示天地万物之发生学原理，使《春秋》经传具有了宇宙生存的性质。在《虞夏书·尧典》中，先圣“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42]，原始生民，走出混沌状态，确立时序，而便于日用生活，则是人文化成之首要标志。作为社会进步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则是法的诞生，人类在一个共同体里存在和生活，需要约定一系列共同的规则。“法象所出”，徐《疏》引《周礼·天官·大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县治象之法于象魏，浃日而敛之”，亦见于《夏官·大司马》。据郑玄《注》，“吉谓朔日”；浃，同挟，浸透、渗透之义，“从甲至甲谓之挟日”。政令、律法发布于正月初一日，挂在象魏上，便于民众知晓，十天之后再予收起。象魏是古代天子、诸侯宫门外的一对单体高耸建筑物，也称阙、观，经常用于悬示政令典章，因而后世以其为律法之标志。《疏》曰，“象魏之法于时出之”，这就意味着法虽大，但也应该与“时”相结合，可见，上古中国，君王治典之公布和颁发往往都是有严格的时间要求的。适时制定，适时颁布，适时执行，方可适时见效。

春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位居四时之首，是“岁之始”，四时之端。但自然的时间秩序一旦被公羊家赋予王道王教的逻辑，并纳入王权政治的架构体系中加以叙事，其蕴意也就大不一样了。董仲舒《天人三策》（一）曰：“《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43]经文由“春”而“正”，代表着由天道王教的逻辑向人道正义悄悄转移。春天是“天道之端”，而正月则是“王道之始”。前者启发后者，后者充实前者。徐《疏》曰，“天端即春”，春为天时季节之首要，公羊家由此而引申出来的一条政治逻辑则是，王的身份当为族群之元首、万众之领袖，其职责是缔造国家社稷。时重春季，人则尊王，春季、人王都是至关重要而值得敬仰和崇拜的，因而都需要谨慎对待。公羊家既已“贵元重始”，那么则必然要求对天地之初、四时之初、人道之初、政教之初、国家之初、心意之初始终保持一种谨慎、虔诚的态度，其仪式典礼之繁复，几近于一种宗教信仰。而这一切折射、转换到人世生活的世界里，则必然形成对王权政治、对一国之主或最高元首的礼赞与讴歌。然而，这种礼赞与讴歌又绝不可以从现代政治的视角予以批判和挞伐，好像这就难免有专制政府或极权统治的帮凶之大危险，难免有为独裁帝王张目而助纣为虐之大嫌疑。但实际上，《春秋》经写于上古文明发生之初、勃兴之初，在孔子之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诸夏中国的周边依然布满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夷狄部族，他们无政府、无组织，还不知礼乐，因而是野蛮的而尚未发展、尚未进化成文明之区。国家的形成、君臣伦理的确立，对于夷狄而言，似乎还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甚至连设王制、立政府、征税赋、有大夫、知礼让、懂仁义都是一种莫大而了不起的进步，《春秋》经文时常利用独特的书法、辞法予以表彰和鼓励。[44]经文书“春”在“王”之前，恰恰是借助“天之端”而实现对人主的限制，这无疑是具有现代民主要求和开明政治倾向的一种善意，应该被我们肯定。所以，今人解读公羊家的“尊尊”之道，应该顾及其背景、时机、前提与条件，必须回到当初的发生语境里去，既要有理解之同情，也要有同情之理解，才能避免许多空洞乏味、不切要害的无端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