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与地域王门
钱明[1]
摘要：阳明学传播的核心区域有五处，即浙江绍兴地区、江西赣州地区、江西吉安地区、江苏泰州地区和广东潮州地区。绍兴地区是阳明学的发祥地和阳明学说的成熟地，赣州、吉安地区是阳明学的展开地和极盛地，泰州地区是阳明学的创新地和变异地，潮州地区则是阳明学的跨文化互动的融合地。泰州地区尽管也靠近政治中心，而且地处非常重要的淮南盐区，但却偏离江南的商品经济繁华区域，使得该分支较为混杂，师承关系交错，学术宗旨各异，是南北思想交汇、平民学术崛起的反映，故而思想系统也别具一格，大有与绍兴等地区分庭抗礼之势。王阳明并未在泰州讲过学，然泰州王学的热烈程度却丝毫不亚于其他地区，这无疑应首先归功于阳明高足王艮，但阳明的人格魅力及其学说在该地区的巨大感染力，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地域王门 泰州地区 泰州学人 泰州学派
按照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的定位，由“泰州学案”延伸出来的泰州学派，理应属于地域阳明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但这个分支却不仅有别于浙中、江右、南中、闽粤、楚中、北方等跨省域的“王门学案”，而且有别于以创始人之思想或党派为识的“止修学案”“东林学案”，以创始人之尊号为识的“甘泉学案”“蕺山学案”，与以创始人出生地之河流为识的“姚江学案”“河东学案”等，而是比较特别的以创始人之出生地名为识而称为“泰州学案”，一如“崇仁学案”和“三原学案”，基本上属于《明儒学案》中“最小”的地域单位。黄宗羲的真实用意，似乎是想把泰州学派与其他地域王门学派作适当区分，以凸显其较为独立的传承系统和时空网域。但这样一来，却又使得“泰州学案”从“最小”的地域单位变为一个跨越数省（包括苏、浙、赣、粤、川等地）的较大的思想学派，从而使之在“地域性”上被大大降格，远非“泰州”一地所能涵括。
众所周知，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近现代，文化的地域性与时代性一样，都是思想学风、学术流派形成发展的重要条件。创设于明代中叶的阳明心学，也是在各种各样的地域文化语境中传承、发展、转换的，因而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来阐释和剥离阳明学派，就很可能会出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现象。
正因为此，近世史家一般都会基于历史地域划分及其地名来称呼某一学派，如阳明学即被黄宗羲称为“姚江学”，其学派亦被称为“姚江学案”，清代仍使用这一称呼，并一直延续到清末。[2]尽管同时还有“王学” “陆王学”之称呼，但用“姚江”“会稽”甚至“稽山”来代指王阳明，用“姚江学”来代指阳明学派，可谓当时之主流。[3]
黄宗羲也是较早用地域名来划分王学门派的人，其所著的《明儒学案》就曾把阳明以后的王门分成七派[4]：浙中（即所谓“两浙”的“浙东”和“浙西”）、江右（今江西和皖南西部[5]）、南中（即南直隶，包括今江苏、安徽、上海的大部分地区）、楚中（今湖南、湖北）、北方、闽粤（主要是闽西、闽中、粤东、粤中）及泰州。其中“泰州”在明清时期属扬州府，辖如皋县，是《明儒学案》中唯一以略大于县级的地名命名的思想学派，从而凸显出“泰州学派”在王门中的特殊地位。
在后阳明时期，亦有学者以越州（今绍兴）、洪州（今南昌）、广州来定位王学传播的核心区域，如马一龙的《竹居薛先生文集序》即称：“当世道学之宗，有阳明王公者。其后门人，吾所交游，王龙溪畿、钱绪山德洪传于越州，欧阳南野德、邹东廓守益传于洪州，二薛中离侃、竹居侨传于广州。天下一时昌明斯道，贤士大夫以致良知为学，而得所见性真道体。”[6]其中所谓的越州、洪州、广州，即代指浙中、江右和岭南。然而这种定位并不准确，因为浙中王门的中心尽管在越州（指绍兴），但后来却出现了跨江（钱塘江）发展的趋势，而江右王门和岭南王门的中心却在吉安和潮州，而并非南昌和广州。
至于黄宗羲用地域名来划分王学门派的学理依据、得失利弊及其中间的诸多纠葛，已有多位学者做过详论，兹不赘述。笔者在此只想指出一点：即使就地域而言，黄宗羲也有不该有的疏漏，对此黄宗羲本人当然不会意识到。比如他在《明儒学案发凡》中说：“是书搜罗颇广，然一人之闻见有限，尚容陆续访求。即羲所见而复失去者，如朱布衣《语录》、韩苑洛、南瑞泉、穆玄庵、范栗斋诸公集，皆不曾采入。海内有斯文之责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学一人之事也。”[7]似乎只认识到在王门七派中存在着有关思想家之文集“所见而复失去者”的缺憾，而并未意识到一些重要地域的遗漏（如黔中王门、桂中王门）或虽有其名但无其实（如闽中王门、鲁中王门）的缺失。实际上，后者的遗漏和缺失要远多于前者之缺憾。比如“楚中王门”,《明儒学案》称：“楚学之盛，惟耿天台一派，自泰州流入；当阳明在时，其信从者尚少。”[8]此说虽无大错，然据湖南学者考证，楚中王门其实亦并非如此单薄，亦并非只有“自泰州流入”的耿定向一派。
王阳明长期居住或短期停留过的地方，要数江西最多，有抚州、上饶、赣州、吉安、南昌、九江、宜春、鹰潭、新余、萍乡等，他的足迹遍及江西所有地区，所以江西应该排在阳明学传播之首位。其次是浙江，两浙的“上八府”和“下三府”，阳明长期居住或短期停留过的地方有绍兴、宁波、杭州、严州（今桐庐、建德、淳安一带）、衢州、金华、嘉兴、湖州，故而可排在阳明学传播之次位。[9]排在第三位的应该是安徽，阳明较长居住或短期滞留过的地方有芜湖、安庆、池州、宁国、徽州（今黄山）、滁州、铜陵等地。[10]“皖南故朱子产地也，自昔多学者”[11]，遂成阳明学与朱子学争夺地盘的重要地区之一。[12]排在第四位的是江苏，阳明长期居住或短期停留过的地方有南京、扬州[13]、无锡、常州、苏州[14]、镇江等地。然后才依次是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河南、山东等地。
至于阳明学的传播路径，则与当时的水路交通有密切关系，后来传播到东亚区域，也主要靠的是海上交通。其中沿着今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天津、北京的北上之路，与大运河（包括始建于隋唐宋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元明清时期以北京、杭州为起始的京杭大运河[15]，从宁波入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的浙东大运河）密切相关，大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区域可以说是形塑地域阳明学的基因之一。而沿着浙江、江西、福建、湖南、贵州、广东、广西的几条南下之路，则分别与钱塘江、赣江、湘江、珠江、西江等几大水系密切相关，亦与各地域性江河，如姚江、滁水、沅水、章江、贡江、乌江（即黔江）等密切相关。安徽乃阳明北上或南下时顺便游览、讲学之地（比如那里有他喜爱的九华山、齐云山等道佛圣地），并且亦与长江、淮河等水上通道密切相关。所以王阳明讲学教化及其门人后学传播阳明学的重点地区，也都集中在大运河或上述几个水系的沿岸及附近流域。而正是因为这些水系所形成的“网络”具有地域、跨地域的特性，才使得沿线文化表现出具有“共同体”特征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沟通性。这一“网络”不仅跨越了江南、江北的自然区域，而且覆盖了燕赵、齐鲁、中原、江南、华南、西南等不同文化圈，同时还在宁波等出海口与东海相交汇，从而把中国的阳明学“输送”到了东北亚。[16]从这一意义上说，仅仅将水路、陆路系统放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将它们看作是某种运送人口和货物的方式是不全面的，同时也要将水路、陆路系统放在社会学、文化学乃至思想史的意义中加以解读，将其网络地带看作是传播信息的便捷通道和沟通平台，是会对该地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基因产生重大影响的载体和媒介。
如果能以王阳明的故乡绍兴为中心，把阳明学的传播过程画一幅路线图，那么可以大体上勾勒出以下四条线路：一条是从浙东经过江西、湖南进入贵州，并逐渐扩散到滇中、川东南（内江地区）；一条是从浙东经过浙西北进入江苏、安徽而传播到皖南的池州、宁国等地；一条是从浙东经过浙中进入赣东、赣南而传播到粤东的揭阳、潮州、河源以及闽西的平和、上杭、长汀、连城等地[17]，然后又从赣东或粤东进入闽中的泉州、福州地区；一条是从浙江经过江苏、安徽而传播到北方的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等地（其中还应包括阳明的弟子门人在北京讲学然后向四周辐射的辅助效应）。这四条传播路线，可以说是引导我们深入探究阳明学传播史和王门流变史的便捷通道，其中无疑应当以浙东—浙中—赣东—赣南—粤东线与浙东—浙西—苏中—皖南线为主线。
以往的研究还表明，上述所有传播过阳明学的地区，因王阳明的讲学背景、传道心境尤其是各地文化资源和吸收消化程度的不同，而显示出各自的地域特色，因而无论在致思取向上还是在学派阵势上，都存在不小的差异，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也有明显区别。
总的来说，阳明学的核心区域有五处，即浙江绍兴地区、江西赣州地区和吉安地区、江苏泰州地区、广东潮州地区。[18]绍兴地区是阳明学的发祥地和阳明学说的成熟地，赣州、吉安地区是阳明学的展开地和极盛地，泰州地区是阳明学的创新地和变异地，潮州地区则是阳明学的跨文化互动的融合地。
绍兴地区因靠近政治中心和经济繁荣地，受到的禁学术、毁书院的压力最大，迫害最深，衰微也最快。潮州地区是粤中心学、江西理学、楚中理学、浙中心学等几大学术力量的交汇处[19]，故而也有勇气超越不同地域文化，融合各路思想流派，尤其是阳明心学，使之与乡土学术资源相交汇，把阳明学与白沙学、甘泉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开拓出颇有特色的粤中王门乃至岭南心学。而包括赣州、吉安在内的整个江右王门，因在朝的阳明弟子最多，官也做得最大，拥有层层保护伞，故而传承最久，辐射最广，影响最大，与宗族社会和文化的结合也最紧密，在晚明还与东林党人有重合互动的趋势，成为阳明学传播、发展的重中之重。
泰州地区尽管也靠近政治中心，而且地处非常重要的淮南盐区，但却偏离江南的商品经济繁华区域，使得该分支较为混杂，师承关系交错，学术宗旨各异，是南北思想交汇、平民学术崛起的反映，故而思想系统也别具一格，大有与绍兴等地区分庭抗礼之势。该分支的辐射圈（由内到外）是安丰—淮南中十场—里下河平原。受到该分支影响较大的地区，一是安丰（今盐城东台市安丰镇，如王艮、王襞、朱恕、周士弘、周瑞、王之垣等皆为盐城东台人）；二是“淮南中十场”中除去安丰场的其他九个盐场，即东台（东台市东台镇）、何垛（东台市东台镇）、梁垛（东台市梁垛镇）、富安（东台市富安镇）、角斜（南通市角斜镇）、栟茶（南通市栟茶镇）、丁溪（盐城市草堰镇）、小海（盐城市小海镇）、草堰（盐城市草堰镇）；三是泰州兴化市（如林春、韩贞是兴化人）、姜堰（泰州市姜堰区，如王栋是姜堰人）、如皋（南通市如皋市）、高邮（扬州市高邮市）、仪真（扬州市仪征市）。上述诸地，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理上处于苏中地区（里下河平原），语言上具有大致相近的方言系统，可谓“泰州王门”分支最主要的辐射区域。
王阳明以讲学为首务，足迹遍布十余省份，然而比较来看，浙中、江右、南中可以说是他的苦心经营之地，其一生大部分的讲学时间集中于此，其较为成熟的学术思想亦发源于此，故而是阳明学传播的重点区域。黔中、粤中、桂中可以说是由阳明播撒种子而由其门人精心耕耘之地，阳明早年的个人“悟道”发生在黔中，而晚年的两广之行则使其最后心迹留在了粤中和桂中，故而此三地亦可谓是阳明学传播的主要区域。楚中、闽中和鲁中，均属于阳明过路讲学、临时传道之地，故而是阳明学传播的边缘地区。
唯有泰州是个特例，王阳明并未在泰州讲过学，然泰州王学的热烈程度却丝毫不亚于其他地区，这无疑应首先归功于阳明高足王艮，但阳明的人格魅力及其学说在该地区的巨大感染力，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正因为此，才使得泰州王门带有了其他地域王门所少有的鲜明个性，其中像颜钧、罗汝芳、周汝登、陶望龄、耿定向、耿定力等人的思想学说，既与泰州王门有紧密的学脉连接，同时又分别与江右王门、浙中王门、楚中王门有割舍不掉的地缘联系，所以他们的思想个性既有别于泰州王门，又有别于江右、浙中、楚中王门，或者说是泰州王门与江右、浙中、楚中王门的复合形态，属于阳明学系统中非常有个性的思想家群体。
而作为阳明学传播的重点区域和主要区域，浙中又集中于绍兴、宁波，江右又集中于吉安、赣州，南中又集中于滁州、池州、宣城，粤中又集中于潮州等地，黔中又集中于贵阳等地。泰州学派本应包括在南中王门中，但因其主要缔造者王艮思想的相对独创性，所以黄宗羲将其单列，只称“泰州学案”而不称“王门学案”。除了京师北京，王阳明在北方地区几乎未见明确的讲学之记载，所以北方人士主要是通过到南方为官或直接到南方从学于阳明的过程才成为王门弟子的。《明儒学案》中虽有“北方王门学案”，然所列对象除主试山东时的穆孔晖及晚年居绍兴时的弟子南大吉、南逢吉外，其余皆为未入门的再传或三传弟子，且北方“阳明门下亲炙子弟，已往往背其师说，亦以其言之过高也”[20]。究其原因，与阳明学在北方地区的传播特点不无关系。
再进一步说，闽中王门被纳入粤中也有点勉强，对闽中王门的挖掘工作还远远不够。皖中王门被《明儒学案》纳入南中王门，更是难以自圆其说，无论从阳明皖中讲学的频率看，还是从皖中阳明后学的声势看，都能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地域流派而单独立项。蜀中王门的传人都被纳入泰州学派中，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同样不能反映蜀中阳明学者的独特个性。楚中王门虽被单独立项，但人物、学派研究都很不充分，尤其是将其代表人物也归入泰州学派，不仅使泰州学派陡增分歧，而且使楚中学术大伤元气，遂使湖北在楚中王门的地位被明显看低。其实湖北不仅与王阳明本人有密切关系，[21]而且阳明弟子在湖北也并不鲜见。至于北方王门，更是笼统有余而细化不足，它实际应包括鲁中王门、河洛王门、关中王门和燕南王门，简单地归纳为“北方王门”，显然失之过粗。比如集中于鲁中地区的阳明弟子群和交友群，可以说是北方王门的主要分支。由《达溪王氏宗谱》可知，王阳明的先祖来自山东琅琊，故世称“琅琊王氏”。阳明本人也曾在山东主持过科举考试，后编有《山东乡试录》，为山东培养了一批学术骨干。在《王阳明全集》中，作于山东的诗文，除了《山东乡试录》及其前后序文外，还有“山东诗”六首。而在笔者所收集的阳明散佚诗文中，与山东有关的诗文有十余篇之多。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北方王门学案》中收录了穆孔晖、张宏山、孟我疆三位山东籍弟子，又在《甘泉学案》中收录了山东最为重要的王门学者王道，但仍有一些阳明学者未被《明儒学案》收录，如山东聊城的赵维新、王汝训、逯中立等，以及汶上等地的路迎等。[22]以上这些人大都出生于京杭大运河沿岸（大运河在山东境内流经济宁、聊城、临清、德州、沧州）的鲁中地区，因此可以说，鲁中王门[23]是阳明学传入北方地区的第一站，亦是北方王门最主要的分支，从而使山东也成为北方地区王阳明留下足迹最多的地方，比如济南的趵突泉、大明湖、文衡堂等，曲阜的孔子庙、周公庙等，泰山的日观峰、十八盘等。而且据乾隆《泰安县志》卷九，泰安曾存有一块王阳明书于弘治年间的《泰山高》诗碑。[24]而在鲁中王门中，可以说穆孔晖是阳明最早的鲁中弟子，路迎是阳明最得意的鲁中弟子，王道则是批评阳明最多的鲁中弟子。[25]然而遗憾的是，对于鲁中王门，学术界以往很少有人关注，系统性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即使是几乎不被人提及的山西，其实也有阳明学传播和发展的深刻印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孔天胤（1505—1581，字汝锡，号文谷子，又称管涔山人，死后门人称文靖先生。嘉靖十一年进士。山西汾州人）。嘉靖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1543—1547），孔天胤出任提督浙江学政，与钱德洪、王畿、程文德等王门学者交往甚密，并在融合薛瑄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基础上，逐渐接受了阳明学说，不仅为王阳明写了祭文，在杭州主持序刊了《朱子晚年定论》，还在金华帮助恢复了著名的五峰书院，使阳明心学在金华、衢州、处州等浙中地区重新获得了发展的机遇。万历三年（1575），晚年的孔天胤又在家乡传播阳明心学，并撰写了《王朱辩》，刊刻了泰州王门林春的《林东城文集》等，将自己的立场完全转向了阳明学。[26]除此之外，一些曾在山西为官的阳明学者，也可能为阳明学在山西的传播起到过一定作用，如分别在山西担任过按察司副使和巡抚的南大吉、路迎等人。足见，这些被《明儒学案》遗忘或忽略的地域阳明学的人或事，成为当代阳明学研究予以补偿性搜集和考量的对象，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与同样属于王门讲学区域的江苏泰州、广东潮州等地不同，距离王学中心地带不远的温州地区的王学势力，反而要大大弱于泰州和潮州。这是因为，泰州受到了王门南都讲学的辐射，潮州受到了阳明赣南讲学的影响，而温州地缘文化环境的影响和自然条件的阻隔，使阳明学的传播明显受挫。毫无疑问，受理学文化影响较深及其经世事功学传统，乃是温州地区在阳明学传播过程中表现欠佳、应者寥寥的主因。换言之，阳明学在温州地区影响较弱，除了阳明本人及其门人后学讲学不力外，地缘学术环境的制约可能是其中更主要的原因，一如阳明学在新安（今徽州）地区所遇到的曲折与挫折。[27]
在泰州学派中，以罗汝芳、耿定向为首的泰州学人在以南京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所开展的讲学、讲会活动，是推动泰州学派思想传播和发展的重要途径。比如1562—1565年，罗汝芳任宁国府知府期间，为传播包括泰州学派思想在内的阳明学说，新建宣城志学书院和宛陵精舍[28]，扩建泾县水西书院[29]；不仅自己在宣城主讲阳明学，而且还邀请王畿、王襞来志学书院讲学，“一时士多蒸蒸向学焉”[30]；同时还用《太祖圣谕演训》《宁国府乡约训语》对民众进行广泛教化。1564年5月，南畿督学耿定向“巡驻宁国，校其属庠，取校徽属并广德属”[31]。焦竑则前往太平，“尝游黄山，住巴州司马谭天赐家最久，手书‘紫薇馆’三字赠之”[32]。1568年，何心隐“以刚直获罪，幽系留都”，罗汝芳往南京营救，“赖同志并力设处”，心隐得免，戍福建邵武。[33]1571年，李贽官南京刑部员外郎，由于政务较少，加之南京的学术氛围比北京更浓厚、更自由，于是日与诸友讲学。在南京期间，李贽还得以与王畿、罗汝芳见面，并拜王艮的儿子王襞为师，与焦竑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二人“朝夕促膝，穷诣彼此实际”[34]。据顾宪成弟子史孟麟说，李贽在南京讲学，“全以当下自然指点后学”[35]。1573年，罗汝芳起复赴京，赴京途中，次南京、扬州等地，与曹胤儒、焦竑、李贽等缙绅士友聚会讲学，讨论佛学以及“当下”等问题。1586年，焦竑与南中王门的姚凤麓在南京一起拜见罗汝芳。汝芳阐释了明明德之学，后罗又随周柳塘游南京，举“兴善会”，并应兰溪人赵志皋之请，复举“鸡鸣寺凭虚阁大会”。赵志皋主持了“鸡鸣寺凭虚阁大会一，诸生、乡绅、僧侣乃至仆从，均侧其间，与会者几万人”。罗汝芳此次南京之游，管志道亦尝与会，然管氏主张“密会”，对汝芳动辄“以大会为快”有所批判。[36]1588年，由刑部左侍郎转南京右都御史的耿定向在南京，耿定理弟子瞿文炳以及李士龙等来访，杨起元则在耿定向处拜周柳塘为师。1592年，周汝登与邹元标讲学于南京，元标出示“直指”一语。同年，周汝登与许孚远等在南京论学，许作《九谛》以难“无善无恶”说，周作《九解》予以逐条反驳。1593年，周汝登与著名禅师紫柏达观在南京相识。1596年，杨起元、曹鲁川等在南京，为其师罗汝芳建祠堂，复举讲会，并与南京诸庠生游龙兴寺。1597年，杨起元与许孚远在南京举大会于神乐道院。起元还在南京与曹鲁川相会，鲁川将新安人佘永宁引荐给杨，永宁遂入起元门下。1598年仲夏，佘永宁、吴世征游南京，访杨起元。1599年，李贽、焦竑等一批泰州王门学者与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讨论学问，李贽对利玛窦深厚的儒学素养深表认同，但对他为何来中国传教表示了极大的不理解。
与此同时，泰州学人还与各地王门有着广泛而密切的互动关系。比如1566年，邹守益之孙邹德涵从学耿定向，又与耿定理、杨希淳、焦竑等交游，学问遂有大成。后曾主持青原山讲会，吉安学风、民风为之一变。居京城，与周思敬、耿定力等倡率为讲会。他在耿定向、焦竑等的影响、启发下，参究、证悟良知本体“不假辏泊，不烦矫揉，即显即微，即夷即玄”[37]，由此开启了自己的学问、工夫之路，总体上由邹氏家学走向了泰州学派，正如黄宗羲所说：“于家学又一转手矣。”[38]成为明后期江右王门与泰州学派两种学风融合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泰州学派的重要代表王栋于1558年应岁贡，即任南城县训导，1566年又出任南丰县教谕。在其《年谱纪略》里有记：“迁江西南丰教谕，丰与南城接壤，丰士庆天缘，而先生亦深庆会合不偶，于是复联旧同志为会，四方信从益众。”[39]他在南丰县“创水东大会，建义仓，遗《会学十规》，著《一庵会语》行于世。其间诚意之旨，尤发前圣年未发”[40]。还建了南台书院，并在那儿讲学。王栋逝世时，南城有人前往泰州吊唁，《年谱纪略》里说：“江西南城吴屋等来谒，已长逝矣，吊泣之，心丧，居庐三月而归。”[41]是王栋把泰州学派的思想种子撒播在抚州，是故抚州尤其是南城人对他一直深存感恩之情。这也是泰州学派与江右王门互动的生动案例。
[1]钱明，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副院长、浙江工商大学东亚阳明研究院院长。
[2]比如彭定求的《姚江释毁录》、罗泽南的《姚江学辨》等。
[3]参见拙著《近世东亚思想钩沉》，孔学堂书局2017年版，第3—10页。
[4]与黄宗羲《明儒学案》以地域为主的分派模式不同的是，《青原志略》[（清）笑峰大然编，施闰章补辑，康熙年间刻本，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45册；另有段晓华、宋三平校注本，收入“江西名山志丛书”，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卷3所收录的方以智叙述、其弟子记录的《传心堂约述》则在全面深入总结阳明学发展的过程中，展现了阳明学的“传心”模式。从总体特征看，《明儒学案》以横摄为主，在横摄中兼有纵贯，在各门派内部依次分述纵贯师承；《传心堂约述》以纵贯为主，在纵贯中带有横摄，穿插叙述传心主线与其他各学派的互动[张昭炜：《阳明学研究的“传心”模式》,《光明日报》（国学版）2018年4月29日]。
[5]魏禧《日录》卷二：“曰：‘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何也？’曰：‘自（赣）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魏叔子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29页）
[6]马一龙：《玉华子游艺集》卷24，载《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册，第798页。按：马一龙，字应图，号孟河，溧阳人，嘉靖年间进士。明代著名农学家。1547年所著《农说》出版，是中国第一部运用哲学观点来阐述农业技术的著作。这也说明，在阳明门人中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包括马一龙这样的农学家。
[7]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册，第7页。
[8]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728页。
[9]若以今行政“市”或“地区”为单位，则浙江每个地区皆有王门，就连处州即今丽水地区也有王门。若以“县”为单位，则除了余姚、山阴、会稽、嵊县，可能就要以永康县的王门学者最多了（参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册，第1554、1557页）。
[10]王阳明去过安徽多次，其中有两次的时间均超过半年。一次是弘治十四年（1501）“八月，（阳明）奉命往直隶、淮安等府审决重囚……南下淮甸，一路沿淮安、凤阳、南京、和州（今和县）、芜湖、池州审囚，多有诗咏；九月，至凤阳府，登谯楼，有诗感怀”（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1册，第209—211页）。其间还去过无为县，“适逢米公祠秋祭，有书致侍御王璟”；后又“至池州府，审囚事竣，往游九华山，作《九华山赋》以咏其游”。直到“十二月，审囚事竣，北上回京”（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1册，第213、214、221页）。翌年“春正月，又道经贵池县，游齐山，作《游齐山赋以纪其游》”；并“经青阳县，再游九华山，访无相寺，登芙蓉阁，均有诗咏”;“经芜湖，往龙山访舫齐李真，有书贺其升迁”；还在太平府芜湖县“登览清风楼”，并“经当涂县，登采石矶，咏《谪仙楼》”（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1册，第221—225页）；直到二月“至镇江”，离开安徽，共在安徽巡回审囚、游览会友半年有余。而阳明所经之地，亦有授徒讲学之记载，如在无为县，阳明曾“遣门人越榛、邹木（代自己向王璟）谢罪，尚容稍间面诣”。越、邹二人，“疑为无为县学诸生，盖为阳明生平所收最早弟子矣”（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1册，第213页）。池州（青阳）王门的形成（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3册，第1226、1302页），其因亦盖在于此。另一次即是正德八年（1513）阳明在滁州担任南太仆寺少卿时期，前后亦住了半年多时间，名为事政，实为讲学。阳明在安徽期间，尝两上九华山，一上齐山，归京途中又去了江苏茅山，都是道教名山，半年后他即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行道教导引术。因此可以说，阳明早年的道教情结，既与其糟糕的身体状况有关系，亦与安徽诸道教圣地有联系。
[11]梁启超：《饮冰室文集·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饮冰室文集》卷41，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8页。
[12]详见拙文《发生在中晚明的徽州理学与阳明心学的话语权之争》，载《戴震诞辰290周年纪念暨2014戴震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2015年版。
[13]王阳明曾在弘治十五年（1502）31岁时在扬州因病滞留了三个月（参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1册，第230页），其间是否去过距离扬州百余里又属扬州管辖的泰州，不得而知。此时阳明高足王艮刚满20岁。阳明是因身体原因在扬州调养了三个月，而恰恰是王艮，后来成为养身、保身的积极倡导者，这是否与阳明养病扬州有一定关系，值得考虑。
[14]王阳明于弘治十六年（1503）十一月送其父王华往江淮祭神时曾到过苏州，并在苏州住了半个月（参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1册，第293页）；次年二月再往苏州，但只游玩了海天楼等名胜，后便返回了家乡（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1册，第298页）。
[15]明代全国八大钞关中，除九江关为长江关外，其余七个均设在运河沿线，从北至南依次为：崇文门、河西务（清时移至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在王阳明及其门人后学的诗文作品中与这些地名相关的内容不计其数。因此，自唐宋以后，京杭运河又可在原有的经济之河、政治之河的定位上加上文化之河和思想之河，故而亦自然成为包括阳明学在内的思想文化传播与发展的主要通道。
[16]对于阳明学“被动”输出于东北亚的相关论述，可参见拙文《阳明学研究的东亚课题》，载[日]野岛透《日本阳明学的实践精神——山田方谷的生涯与改革路径》，钱明编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5页。
[17]平和县是王阳明所建，上杭县是王阳明在福建驻军时间最长的地方（近一个月），长汀县是王阳明的路经之地，而连城县则是阳明的闽中门人后学较为集中的地方。
[18]牟宗三说：“当时王学遍天下，然重要者不过三支：一曰浙中派，二曰泰州派，三曰江右派。此所谓分派不是以义理系统有何不同而分，乃是以地区而分。”（氏著：《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湾学生书局2005年版，第266页）似有其片面之处。
[19]这种“交汇”或“交融”在毗邻潮州的赣南地区亦有所展露，赣南留下了大量白沙、甘泉等岭南大儒的踪迹即为明证之一。
[20]《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117页。
[21]尚无直接证据能证明王阳明去过湖北，唯《黄州府志》卷三《古迹》中有一记载：“郭善甫故里，在庶安乡（今属武汉市新洲区汪集镇）。郭家新砦南，王阳明过访，留三日，题联于堂。”题曰：“泉石不知尊爵贵，乾坤何碍野人居。”但《黄州府志》的这一说法并无任何旁证可以证明。据耿定向《郭善甫先生墓表》:“郭公名庆，字善甫，中正德丁卯（1507）乡魁，仕为山东清平令，盖敦恂笃行人也。为举人时，从文成王先生游最久，文成念其笃实，尝延为馆师，其所提训者甚悉，具录文成集中。比归，则以其闻诸文成者接引里中后生，因而兴起者甚多。”（参见杨正显《王阳明佚诗文辑释——附徐爱、钱德洪佚诗文辑释》,《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11年第4期）近人熊十力即以此为据分析称：“黄冈郭氏善甫先生为阳明高弟，阳明尝延为其子师，而《明儒学案》不载，盖先生不务声誉故也。”（《熊十力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卷，第25页）另据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载，湖北还存有与阳明有关的一些遗迹，如嘉靖元年（1522）《湖广图经志书》卷1《公署》中记载的“彰孝坊”，即是因为正德四年（1509）阳明升为庐陵知县后，与武宗朱厚照的关系大为好转，遂于正德六年（1511）五月二日，武宗旌表楚世子荣氵戒时，上《彰孝坊》诗颂之（《王阳明年谱长编》第2册，第614页），从而使武昌的“彰孝坊”与王阳明联系在了一起。至于被熊十力誉为“荆楚大师”的黄安（今湖北红安）耿氏三兄弟（即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在阳明后学中的地位，则更是人所共知了。
[22]今山东聊城在聊城水上古城建有七贤祠，供奉着七位北方王门学者：王道、穆孔晖、孟秋、王汝训、逯中立、张后觉、赵维新。其中穆孔晖、王道都曾亲聆王阳明讲学。张后觉曾师从于王艮弟子徐樾、颜钥，山东提学副使邹善、东昌知府罗汝芳建愿学书院、见泰书院供其讲学。孟秋、赵维新都是张后觉的门生。王汝训是阳明弟子穆孔晖的再传弟子。逯中立曾与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冯从吾等讲学东林书院。
[23]“鲁中王门”，学术界向无此称谓，笔者根据黄宗羲《明儒学案》中的“浙中王门”“楚中王门”“南中王门”之称谓，而称山东王门为鲁中王门。
[24]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1册，第316、326、329、330页。按：王阳明赴山东主考乡试期间，在济南等地一共住了两个多月，留下了许多诗篇。
[25]参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2册，第806、809页。
[26]详见张勇耀等点校《孔天胤年谱》,《孔天胤全集》，三晋出版社2019年版，第7、8册。
[27]参见拙作《王学在新安地区的曲折与遭遇——以王守仁与汪循关系为例》,《黄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28]李应泰等纂修：《宣城县志》，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47页。
[29]洪亮吉总纂：《泾县志》，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362页。
[30]洪亮吉总纂：《宁国府志》，黄山书社2007年版，第2166页。
[31]傅秋涛点校：《耿定向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07页。
[32]曹梦鹤主修：《太平县志》，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529页。
[33]罗汝芳：《盱坛直诠》卷下，台北中国子学名著集成本，明万历三十一年序刻本，第311页。
[34]李贽：《续焚书》卷2《寿焦太史尊翁后渠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5页。
[35]黄宗羲：《明儒学案》（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57页。
[36]参见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页。
[37]耿天台：《明故奉议大夫河南按察司佥事邹伯子墓志铭》，载《邹聚所先生外集》，明万历刻本。
[38]黄宗羲：《明儒学案》，第333页。
[39]《王心斋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40]《王心斋全集》，第142页。
[41]《王心斋全集》，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