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先秦时期粤港澳大湾区的人类活动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该地区是在三次海浸、三次海退的过程中发育形成的，在距今6000年前后，基本形成今天的地貌。现有研究表明，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不久，人类就已进驻该地区从事生产活动，由此产生了这一地区最早的原始族群及相关文化遗址，引导粤港澳大湾区开启了走向文明之路。

一 原始族群及相关文化遗址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粤港澳大湾区先后发现了多处史前文化遗址。与其他地方一样，这一地区同样经历了一个由原始社会到母系氏族公社，再到父系氏族公社的演变历程。

（一）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母系氏族制，即按母系计算世系血统和继承财产的氏族制度。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实行族外群婚制，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这一时期的生产生活开始出现分工：男性承担狩猎、防御等任务，女性承担采集、缝制等任务。因生产力的限制，女性所擅长的采集作业较男性狩猎更为稳定，因此女性地位较高。从马坝人开始，广东地区的早期智人开始进入母系氏族社会的萌芽阶段。在距今5000年前后，大湾区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繁荣期，女性地位受到尊重，婚姻形态开始从族外群婚制发展到对偶婚制，家庭开始萌芽。

由于生产方式、家庭形态以及自然环境的制约，这一时期所遗留的遗址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色。按遗址类型可分为山岗、台地、沙丘、贝丘四种。其中，尤以贝丘遗址最多，具体又可分为三类：一是河岸型，主要分布在今佛山市南海、三水两区，肇庆市高要区及东莞市、广州市增城区、惠州市博罗县等境内；二是河潮型，多分布在河岸型地区的下游；三是海湾型，如在今珠江三角洲江门市新会区、佛山市高明区、江门市鹤山市境内尚可得见。因离海较远，当时的活动以渔猎捕捞为主，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男性、女性作业相当，与中原大地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女性较高的地位相比，推测粤港澳大湾区女性的主导地位可能不会太突出。

在粤港澳大湾区贝丘遗址中，出土了猪、鹿等动物骨骼化石，以及质地精美的玉环、纹饰繁多的陶片，锛、镞、石刀、石镰、石凿、网坠、砺石等石器。磨制石器中有一部分是农业生产工具，表明原始农业开始在当时的大湾区出现，且促使其生产能力有了较大提高。渔猎、农业、手工制作的出现使男女出现不同分工，狩猎、家畜驯养、采集与原始农业生产并行存在。陶制生活用具的出现，极大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陶器纹饰又催生出了原始的审美观念。精美的玉环饰物则象征着特定的身份和地位，而出土的石钺则表明，原本作为生产工具的石斧已演变为权力和威严象征的礼器，为部落酋长或首领所有。据此推测，当时粤港澳大湾区已出现阶层划分。

部落的发展和原始农业的出现，使人们摆脱了游徙不定的生活状态，开始有了固定的生活场所，进而有建筑房屋的需求。如广州市增城区金兰寺遗址发现柱洞痕迹，表明当时曾在此用木料建筑房屋。在香港大屿山东湾遗址中，发现排列有序的六个圆形柱洞，有的洞内还残存柱础石和木灰；另一遗迹有椭圆形石构建筑，有火口、火膛、烟道及直径约1米的红烧土堆。[1]在香港赤腊角虎地湾一处高地上，发掘布满大小柱洞和穴坑的方形遗址，在方形遗址两边有分布成行的建筑物柱洞，中间有煮食篝火堆、石器工场，穴坑遗留有石器和陶器，都保留了较明显的生活痕迹。[2]深圳咸头岭亦发现房基遗址，地面用坚硬的灰褐色土铺垫，有大柱洞1个，小柱洞12个。从以上房屋遗址来看，当时建筑还很简陋。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部分墓葬遗址中，发现母系氏族公社的公共墓地，如肇庆市鼎湖区广利蚬壳洲贝丘遗址发现24座墓坑，共计28具人骨；江门市新会区罗山咀贝丘遗址发现二次瓮棺葬的葬式，葬具为两套夹砂陶厚胎折肩瓮，人骨从足至头井然有序地置于瓮内，其随葬品有骨簪、圆角三角形两端穿孔鳖甲“牌饰”、穿孔蚶壳饰物和小陶罐。[3]

（二）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在距今4000年前后，粤港澳大湾区的先民们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阶段。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但已有较大改进，如石斧、石镰磨制更为锋利，石䦆、石锛带有钻孔，以方便安装木柄，节省劳力，提高生产效率。伴随着锄耕技术的进步，农业种植和栽培技术也获得了发展，以栽培稻为主的种植区逐渐从粤西、粤北地区向粤港澳大湾区扩展。另外，这一时期家庭饲养业逐渐兴起，如佛山市河宕旧墟、肇庆市高要区金利茅岗、东莞市企石镇龙江村及虎门镇村头遗址、香港南丫岛深湾，都发现有猪、牛、狗等动物的骨骼和牙床。经鉴定，河宕旧墟和茅岗都有幼年家猪的牙床。在佛山市南海区观音庙口和龙船田、佛山市禅城区河宕旧墟、广州市增城区仙村和新塘、惠州市博罗县铁场苏屋岗等处，都发现牛的骨骼和牙齿。这都说明，在距今4000—3500年之际，粤港澳大湾区的人们已开始将饲养业作为渔猎生产的重要补充。

这一时期的石器、玉器、陶器、骨器加工技术有了长足进步。如石器中既有实用器，也有象征身份、地位和权力的明器。玉器制作水平较高，如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银洲村出土玉玦，广州市黄埔区甘草岭遗址出土玉环、玉琮，这些玉琮与良渚玉琮文化体系一致，体现出良渚文化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影响。在陶器制作中，陶车被广泛采用，不仅使器型更为规整，且制作效率也大大提高。在深圳大黄沙遗址中，出土釜、罐、盆、盘、碗、钵、器座、支座等器种，深圳小梅沙遗址还出土了夹砂陶和泥质彩陶，彩陶器有圈足盘，以浪花、线条、镂孔组成图案，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平。[4]骨器经过细致加工后，成为精美装饰品，如在佛山河宕一处墓葬中发现男性骨架左手腕部戴有象牙镯，另一座墓中男性头顶置有两件象牙筒形器，雕刻技艺精湛，另外东莞市虎门镇村头等地亦曾出土精妙绝伦的象牙器、獐牙器。

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房屋建筑经历了一个从半地穴式到地面式，再到干栏式房屋的演变过程。在肇庆市高要区茅岗发现分布面积达数万平方米的木构房屋遗址，高架于水面或滨水靠岸之地，即为干栏式建筑，根据房屋遗迹推测，其屋顶可能以树皮板铺盖。出土木构件中，带有榫卯结构，树皮板两端有三角形孔眼，说明铺设后曾用竹钉加固，木作技术已具有较高水平。[5]从中山大学校园内红岩山岗、佛山河宕建筑遗址来看，当是以竹木为材料建筑于地面之上的干栏式建筑，这对以后的岭南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聚居村落展现出一定规模，如东莞村头遗址面积达1万平方米，发掘大小9条壕沟，是当时村落的防御设施。

另外，这一时期的葬式、葬俗也随着父权社会的出现而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土多处墓葬遗址，尸体多用贝壳掩埋，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少数墓葬有随葬品，如骨镞、陶纺轮象牙臂环、象牙筒形器、水晶耳玦、石英串珠等。此外，香港发现有火葬痕迹。通过对墓葬遗骸的分析，还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先民也曾流行拔牙风俗，如广州市增城区金兰寺二号墓一位25岁左右的男子就曾拔牙；佛山市禅城区河宕的77座墓中，有19个成年男女拔牙，其中多数是拔上侧门齿，也有少数拔中门齿。这种习俗与山东大汶口文化基本一致，反映了内地与大湾区的文化交流。

二 奴隶社会时期的粤港澳大湾区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父系氏族社会中开始出现贫富分化，剥削由此而生，掠夺现象越发常见，这些因素都加速了原始公社的瓦解。但与中原地区相比，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多雨、多台风的自然环境，以及多瘴疠、蛊毒的恶劣条件，限制了人类生产生活和人口繁衍，延缓了原始社会的解体和进入阶级社会的进程。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才步入奴隶制社会。当时的主体民族被称为“百越”。“百越”之名始见于《吕氏春秋·恃君览》：“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兜之国，多无君。”[6]《汉书·地理志》亦有记载：“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颜师古注引臣瓒云：“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7]由上可知，“百越”是中原地区的汉人对分布于五岭以南、福建等中国东南和南部广大地区众多部落的泛称。他们在商周时期即已频频登上历史舞台，如《史记正义》引《舆地志》：“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为子，号为于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8]这些史料都表明，当时粤港澳大湾区的先民们已在中原地区有了一定影响力。但是，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岭南地区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国家政权，而仅分散建立起若干部落政权，各自称王，如1972年在肇庆市北岭松山墓葬中出土战国晚期的青铜器中，发现带有“王”字的图案，应指该部落的大酋长。

自商代始，粤港澳大湾区进入早期青铜文化阶段。在该地区已发现20余处铸造青铜器的范模，如珠海淇澳岛亚婆湾出土3件斧范，范内有黑色浇筑痕迹。珠海南坪白沙坑、香港南丫岛、珠海淇澳岛南芒湾等地出土钺范数件，可证明当时土著居民已掌握冶铸青铜器的技术。此外，粤港地区目前所见的铸铜范均为石质，这与中原地区流行的陶范截然不同，而江西吴城商代遗址中石范使用相当普遍，据此推测吴城文化对粤港青铜器的铸造生产有所影响。到周代，粤港澳大湾区的青铜文化已进入繁盛时期。[9]

秦汉之际，粤港澳大湾区的主体民族已从“百越”中分化出来，形成南越人。清初屈大均说：“曰南越者，吴王夫差灭越筑南越宫，故（赵）佗因其旧名，称番禺为南越也。”[10]认为“南越”最早是因吴王夫差所建南越宫而得名，后来赵佗建国，以之为国名。著名民族学家罗香林解释称：“以其地为扬越南部，故称为南越。”[11]张雄则进一步指出：“先秦时，在原来‘三苗’活动的地域，分布着两大族群：‘荆蛮’居于楚地，‘扬越’居于楚以南的广大地区。随着楚的南侵，‘扬越’从长江以南逐渐退到岭南，而‘荆蛮’则仍在长江中游一带活动。”[12]“扬越”即“阳越”，“因为扬、阳古音通转，字亦互用，又南曰阳，扬越即南越了”[13]，该说较为恰当。自“南越”之称出现后，粤港澳大湾区便成为南越人的活动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