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粤港澳大湾区政治更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之一，长期处于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中：三国时期，东吴控制交州，并分交州置广州，据此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统治。西晋历时较短，中原动乱，无暇南顾。东晋政权偏寓江南，故对岭南较为重视。这一时期番禺不仅成为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成为全国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借助这一有利条件，粤港澳大湾区与东南地区的经济联系、文化交流与人际往来也更为频繁。

一 东吴统治与广州之置

（一）东吴对大湾区的统治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赤壁之战后，南北对峙之势渐成。建安十五年（210）孙权任命鄱阳太守步骘为交州刺史。步骘杀怀有异心的苍梧太守吴巨，灭其旧部衡毅、钱博之军，顺利进驻番禺。地方豪强如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宾，自此始也”[1]。步骘在番禺，“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2]。他根据这一地理环境，将南越时的番禺城加以重建。建安二十二年（217），把交州治所从广信迁至番禺。至此，“迁州番禺，筑立城郭，绥和百越，遂用宁集”[3]，番禺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

步骘迅速稳定粤港澳大湾区，与士燮家族的支持密不可分。士燮，苍梧人，东汉末年任交趾郡太守。建安初叶，避难交州的袁徽建议士燮“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4]，因此士燮有意将交趾郡作为自己的大本营。不久，交趾刺史朱符被人诛杀，士燮乘机向朝廷请求，以其长弟士壹任合浦太守，次弟任九真太守，三弟为南海太守。于是一门四太守，对交州政局的影响举足轻重，史载“士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锺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赵佗）不足逾也”[5]。在这种形势下，初到交州的步骘不得不采取与士氏联合的策略，尽力取得士氏兄弟的支持，而士氏兄弟也愿意配合步骘，归顺东吴。

汉献帝延康元年（220），步骘被召回，由原庐陵太守吕岱接任交州刺史。吕岱到任后数年间，与士氏相安无事。公元226年士燮去世，孙权接受吕岱意见，将交州分而治之，“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阯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又遣陈时代燮为交阯太守。”[6]这一措施必然会遭到士氏兄弟的抵制。新任命的戴良和陈时刚到合浦，士燮之子士徽便自署交趾太守，发兵抵制戴良。士氏与东吴政权关系破裂。

吕岱在广州闻士徽抗命，立即上表请伐，同时调兵三千趁夜浮海前往交趾。吕岱至合浦，与戴良会合同进，士徽等见吕岱兵至，大惊，兄弟六人出降。孙权本为分士氏之势，而将交州分为交、广二州，现在士氏被平，故复合二州为交州，以吕岱为刺史，孙吴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统治遂趋稳固。

（二）陆胤治交州与广州之设

公元248年，交州骚动，孙权命陆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陆胤“奉宣朝恩，流民归附”[7]，采取以招纳为重、以信义待人的方针，使大湾区豪党三千余人皆出降，局势重新稳定。陆胤平定交州后，进一步采取安抚措施，“招合遗散”，于是流民归附，境内安定，“风气绝息，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8]。交州治所番禺濒海，水多苦咸，陆胤在城“东北五里北山脚下”，开凿了一条引山泉入城的水渠，改善了人民的饮水条件，“亦呼甘泉”。[9]陆胤“衔命在州，十有余年，宾带殊俗，宝玩所生，而内无粉黛附珠之妾，家无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实难多得”，所以受到交州人民拥戴，当听闻他即将离任时，百姓“负老携幼，甘心景从”。[10]他在任十一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局势较为平稳、人民生活较为安定的时期。

粤港澳大湾区隶属于交州，但交州地域广大，尤其是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离交州治所番禺较远，不利于统管。永安七年（264），吴再次将交州分设为交、广二州，其中广州辖南海、苍梧、郁林、高梁、宁浦五郡。此后，广州作为行政区域遂告确立。至吴末，广州又新析置桂林、高兴二郡，共有七郡、四十余县，基本涵盖了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

二 两晋时期粤港澳大湾区政局

（一）两晋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统治

公元279年底，晋武帝司马炎发兵20余万，兵分三路大举伐吴。次年孙皓投降，吴亡。广州刺史闾丰、苍梧太守王毅归晋。晋命滕修为“安南将军，广州牧、持节、都督如故，封武当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11]。滕修在治理广州期间颇有威信，执行示之简易、除其苛政的政策，尽量与民为便，轻徭薄赋，史称“修在南积年，为边夷所附”[12]。在中原动荡之际，粤港澳大湾区保持了相当长的稳定局面。

晋怀帝永嘉五年（311）经“永嘉之乱”，西晋灭亡。宗室司马睿被江南大族及避难江南的北方大族共拥为帝，定都建康，是为东晋。东晋元帝建武元年（317），荆州刺史陶侃受排挤，改任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陶侃往广州后，正值长沙人王机叛乱，占领广州。陶侃迅速讨平王机，太兴元年（318）晋号平南将军、加都督交州军事。不久，又兼交州刺史，并晋位征南大将军。此时境内安定，“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13]，“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14]。他在百姓安定之时亦不忘保持勤劳，警惕优逸，以便在国家有事时不丧失忠勤效劳的能力。陶侃搬砖的故事，传为美谈。

两晋地方行政区域，仍为州、郡、县三级制，只是对原有州郡县作了部分调整，如在广州增加了部分县，至东晋末年，广州总辖已有十三郡、六十余县。两晋地方官制大体上亦沿袭前朝，州官为刺史，其下有别驾、治中从事、诸曹从事、主簿等。广州诸郡长官仍为太守，其下有主簿、主记室、录事史、功曹史、文学掾等，无督邮。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所谓大、小，已不按是否万户以上为标准。佐贰官有主簿、尉、诸曹史或掾。县以下有乡、里，无亭。乡置啬夫。里五十户至百户，置里吏一人。另外，晋武帝时专置“平越中郎将，居广州，主护南越”[15]，兼顾交、广二州军事，且必由广州刺史兼任。可见，从西晋开始，岭南的政治、军事中心已置于广州番禺。

（二）卢循对大湾区的占领及其败亡

卢循字于先，小名元龙，祖上是北方大族范阳卢氏。时桓玄已灭司马道子父子，控制了政权，为笼络卢循，命其为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卢循受命而不到任。桓玄派刘裕征讨，于元兴二年（403）败卢循于东阳（今浙江金华），又追破之于永嘉，再追击到晋安（今福建泉州），卢循被迫浮海南至广州。

卢循进攻番禺城时，遭到广州刺史吴隐之的抵抗，“循攻击百有余日，逾城放火，焚烧三千余家，死者万余人，城遂陷”[16]。元兴三年（404）十月，攻下番禺并擒获吴隐之，占领广州，自署为广州刺史、平南将军。次年，刘裕击杀桓玄，掌握最高权力，为安抚卢循，便任命卢循为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但是，卢循始终以平南将军自号，不称“平越中郎将”，显然他很注意协调民族关系，争取当地百姓的支持。在广州期间，他尚能保境安民，较得民心。

义熙五年（409）三月，晋车骑将军刘裕率师北伐南燕，卢循在徐道覆的劝说下，决定趁机北上。义熙六年二月，卢循从始兴（今广东韶关市始兴县）出发，兵分两路大举北上，他自率一军越骑田岭下长沙；徐道覆率一军过大庾岭进攻南康、庐陵（今江西吉安市）、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晋“诸守、相皆委任奔走”，徐军自赣江“顺流而下”，军势甚盛。三月，与镇南将军、江州刺史何无忌大战于豫章，晋军大败，何无忌战死。五月，又大败晋卫将军刘毅于桑落洲（今九江附近），“乃连旗而下，戎卒十万，舳舻千计”，顺流径达江宁（今江苏南京市江宁区）[17]。此前，刘裕灭南燕已率部还朝，卢循惧，于七月退师寻阳（今属江西九江市）。刘裕料定卢循败后必回广州，特遣建威将军孙处、振武将军沈田子等率兵三千，从海道径袭番禺，以“先倾其巢窟，令奔走之日，无所归投”[18]。晋军于十一月抵番禺，出其不意，一举攻陷之。卢循在荆州、江州（今属江西九江市）连吃败仗，至义熙六年底，率残兵数千退回岭南。次年初，进围番禺无果。二月，刘裕遣部将刘藩、沈田子，配合留守番禺的孙处内外合击，卢循西走，411年七月战死。

（三）两晋时期粤港澳大湾区编户发展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人民再次流离失所，被迫渡江南下。然而东晋时期江南和荆州又数经战乱，因此中原和江南流人为求宁静，不得不继续南下，逾岭入粤。除战乱因素外，逃避重役也是促使人口迁徙的重要原因，如东晋前期江东地区赋役沉重，史称“时东土多赋役”，于是“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19]。这次移民潮持续时间较长，且从陆路、海上入粤者较多。东晋曾在晋康郡设立侨宁县，该治所就在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德庆县，表明当时大湾区流民人数众多。另外，这一时期因罪流放者依然存在，且粤港澳大湾区是当时重要的放逐之地。如孙权曾流放虞翻于番禺，孙皓也曾将多位官员及其家属流放到广州地区。晋对士族较为优待，即便是此前流放之族，亦予重用，如孙泰流广州，后任郁林太守；王诞流广州，后任卢循平南府长史。

三 南朝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相继统治

东晋元熙二年（420），宋武帝刘裕废黜晋恭帝建立刘宋，东晋灭亡，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在南方地区，自宋后，相继更迭齐、梁、陈三个王朝。宋、齐、梁、陈四朝统称为南朝，均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都。

南朝宋文帝时，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有较大发展，沈约评论说：“自元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20]，史称“元嘉之治”。元嘉三十年（453）二月，太子刘劭弑文帝自立。四月，京外诸臣拥立文帝第三子刘骏讨灭刘劭。刘劭之党安南谘议参军、南海太守、行府州事萧简，于九月据广州反。孝武帝命邓琬为辅国将军、南海太守，偕同始兴太守沈法系率兵讨伐，打下番禺，斩萧简，粤港澳大湾区归于刘宋政权统治下。

宋永光元年（465）明帝刘彧即位，次年明帝侄晋安王刘子勋在长史邓琬等人支持下，于寻阳称帝，年号“义嘉”，广州刺史袁昙远响应，遂集结军队东伐建康，史称“义嘉之难”，这次叛乱，再次将粤港澳大湾区拖入战争中。随后，晋康太守刘绍祖等据郡反袁，刘嗣祖亦据始兴郡反袁。袁昙远遣部将李万周、陈伯绍攻刘嗣祖，对峙于波阳。嗣祖诈称寻阳已被平定，朝廷新派的广州刺史马上要到。李万周乃率军反戈攻打番禺，夜袭成功，斩袁昙远，并“遂劫掠公私银帛，藉略袁、檀珍宝，悉以自入”[21]。宋明帝“以万周为步兵校尉，加宁朔将军，权行广州事”[22]，泰始三年（467），新任广州刺史羊希到职，以“万周等并有异图”[23]，诛李万周、刘嗣祖。随后，又数次动乱：“思道违节度，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领攻州，希遣平越长史邹琰于朝亭拒战，军败见杀。思道进攻州城，司马邹嗣之拒之西门，战败又死。希逾城走，思道获而杀之。府参军邹曼率数十人袭思道，已得入城，力不敌，又败。东莞太守萧惠徽率郡文武千余人攻思道，战败，又见杀。时龙骧将军陈伯绍率军伐俚，还击思道，定之。”[24]泰始四年（468）三月，龙骧将军陈伯绍又击杀据番禺的刘思道。[25]历经劫难的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归于平静，但中原地区政局跌宕，再次将大湾区拖入战乱中。474年，萧道成迁中领军将军，督五州军事，并逐渐掌握大权。477年，萧道成拥立刘准继位。两年后刘准禅让萧道成，刘宋灭亡，南齐建立。

南齐建立后，萧道成第三子萧映任广州刺史，陈霸先从往。其时，杜僧明、周文育等叛齐，举兵攻打番禺，陈霸先率兵救援，频战屡捷，收降叛众。501年，雍州刺史萧衍起兵攻入建康，废掉齐帝，建立南梁，是为梁武帝。梁武帝末年，侯景作乱。时北魏宗室元法僧之子元景仲为广州刺史，他主动联络侯景，欲举兵北上与侯景合作。陈霸先于太清三年（549）七月集兵征讨，元景仲穷迫自杀。陈霸先乃迎宗室萧勃为广州刺史，而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岭南之地，尽在陈霸先掌控中。550年正月，陈霸先自始兴（今广东省韶关市辖县）发兵攻打侯景，至557年，废梁敬帝自立，建立陈朝，是为陈武帝。

陈朝建立后，广州刺史萧勃发兵征讨失败。陈霸先随即任命欧阳頠为广州刺史，都督岭南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又归于陈朝统治下。

欧阳頠在任时颇有治绩，曾出现“盗贼皆偃，工商竞臻，鬻米商盐，盈街满肆”[26]的局面。欧阳頠死，其子欧阳纥袭父，继任广州刺史。欧阳纥亦颇有才干，“威惠著于百越”[27]。宣帝太建元年（569）正月，以沈恪为镇南将军、广州刺史，下诏征欧阳纥为左卫将军，欧阳纥拒不赴京，且“其部下多劝之反，遂举兵攻衡州刺史钱道戢。道戢告变，乃遣仪同章昭达讨纥，屡战兵败，执送京师，伏诛”[28]。十月，宣帝再命车骑将军章昭达督率众军前往征讨，次年二月，“昭达倍道兼行，达于始兴。纥闻昭达奄至，恇扰不知所为，乃出顿洭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笼，置于水栅之外，用遏舟舰。昭达居其上流，装舰造拍，以临贼栅。又令军人衔刀，潜行水中，以斫竹笼，笼篾皆解。因纵大舰随流突之，贼众大败”，欧阳纥兵败被擒杀。[29]沈恪顺利赴任广州，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新任长官。史称时“州罹兵荒，所在残毁，恪绥怀安缉，被以恩惠，岭表赖之”[30]，经他多方安辑，大湾区乃渐平复。然而，好景不长，三年后宣帝以“游逸无度”的南康王陈方泰代沈恪为广州刺史，都督十九州诸军事。陈方泰为政暴虐，大湾区人民深受其害，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朝廷不得不以马靖代替陈方泰继任广州刺史。马靖一改前任之弊，勤政为民，大得人心。然而在政权跌宕的年代，陈宣帝对他颇不放心，令吏部侍郎萧引至广州劝他派子入朝充侍，实为人质，马靖当即照办。后主陈叔宝即位后，见马靖“久居岭表，大得人心，士马强盛”[31]，竟派方庆于至德二年（584）袭杀马靖，粤港澳大湾区痛失一位难得的“父母官”。

此后，陈后主“恣溪壑之险，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蹙内外，劳役弗已。征责女子，擅造宫室，日增月益，止足无期，帷薄嫔嫱，有踰万数。宝衣玉食，穷奢极侈，淫声乐饮，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剖人之肝，分人之血。欺天造恶，祭鬼求恩，歌舞衢路，酣醉宫阃。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跸，跃马振策，从旦至昏，无所经营，驰走不息。负甲持杖，随逐徒行，追而不及，即加罪谴。自古昏乱，罕或能比！”[32]在这种昏庸统治下，粤港澳地区人民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如隋文帝在《安边诏》中所说：“岭南之地，涂路悬远。如闻凶魁赋敛，贪若豺狼；贼署官人，情均溪壑。租调之外，征责无已……晨召暮行，夕求旦集。身充苦役，至死不归。”[33]苛征暴敛、抽骨吸髓式的统治方式，使陈朝失去了粤港澳大湾区人民的支持，这注定其统治不会长远。

四 粤港澳大湾区民族的进一步交融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岭南地区分布有大量百越人后裔之一俚人。据《南州异物志》载，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主，恃在山险，不用王。自古及今，弥历年纪”[34]，可见，其在岭南的分布是很广泛的，当时粤港澳大湾区也有不少俚人。

东汉至吴晋时，各地俚人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大致处于半农半猎的状况，民俗“唯知贪利，无有仁义道理。土俗不爱骨肉而贪宝货及牛犊，若见贾人有财物水牛者，便以其子易之”[35]。从中揭示出，在俚人社会中，农耕已渐占主要地位，故对牛特别重视。此外，俚人还能冶铜制箭，作为武器，如《博物志》云：“交州夷名俚子，俚子弓长数尺，箭长尺余，以熏铜为镝，涂毒箭于镝锋，中人即死，不时敛藏，即膨胀沸烂，须臾肌肉都尽，唯骨耳。”[36]

宋、齐、梁、陈四朝强化了对俚人的统治，一方面实施羁縻政策，以其酋帅为郡县官，轻其赋役；另一方面不断加以挞伐，迫其降顺，终于使苍梧、高凉、合浦等地大多数俚人由“不宾服”而纳入封建郡县控制之下，封建制的社会关系也渐次确立，特别是在封建化程度较深的粤港澳大湾区，汉、俚百姓在长期频繁地交往和互相通婚中，很大一部分俚人与汉人相互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