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地国家

第四十三章 低地国家的调查和官方地图绘制，1500—约1670年[1]

科内利斯·肯曼（Cornelis Koeman）和马尔科·范艾格蒙德（Marco van Egmond）

审读人：徐冠勉

低地国家早期的地图绘制和地图学发展的历史—政治背景

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的官方地图绘制的国际声誉一直处于其商业竞争对手的阴影之下。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是，政府机构绘制的地图比商业出版商少得多。此外，在国内和国际上，官方制图材料的分布相对有限。非低地国家的历史地图学文献主要侧重于商业地图，并不强调低地国家的官方地图绘制。

然而，如果不考虑地图绘制产业的官方分支机构，那么低地国家绘制地图的历史就不完整了。[2]事实上，与商业地图相比，官方地图往往提供关于起源、目的和功能的更多信息，这与地图绘制的过程有关。回顾16、17世纪的低地国家地图绘制历史，应该从对该地区的官方调查和地图绘制的描述开始。

不过，在不了解中世纪之后的低地国家复杂的历史—政治发展的情况下，这样的解释是很难令人理解的。16世纪后，低地国家的政治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导致负责地图出版的管理机构也发生了同样的全面改革。考虑到这种制度上的多样性，诸如“尼德兰”（the Netherlands，Nederland）、“低地国家”（Nederlanden或Lage Landen）、“十七省”（Zeventien Provinciёn）、“七省”（Zeven Provinciёn）和“荷兰”（Holland）等政治概念，往往会在低地国家之外引起相当大的混乱，甚至在荷兰语地区的人民中也会如此。因此，我们首先对16世纪和17世纪的低地国家的宪法背景进行研究，然后再讨论这个时期的官方地图绘制。

狭义的地理术语尼德兰，指的是现代的荷兰王国（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在中世纪晚期，这个术语被应用于更广泛的意义上，其区域包含现代荷兰王国（大致相当于北部各省）全境、比利时、卢森堡大公国、法国北部和德国西部小部分地区（大致相当于南部各省）。这17个省组成了在勃艮第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所谓的“勃艮第圈”（Burgundischer Kreis）（图43.1）。

图43.1 十七省，1543—1567年

这些数字与墨卡托地图册中地图的层次顺序一致。数字1—4代表各公国，5—11代表各县，12代表神圣罗马帝国的藩侯，13—17代表各领地。

根据Peter Van der Krogt，“Dutch Atlas Cartography and the Peace of Munster”，in La Paz de Münster/The Peace of Munster，1648：Actas del Congreso de Conmemoración organizado por la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Nijmegen，Nijmegen-Cleve 28-30.Ⅷ.1996，ed.Hugo de Schepper，Christian Tümpel，and J.J.V.M.de Vet（Barcelona：Idea Books，2000），113-126，esp.118。

从地名学角度解释“the Netherlands”这个术语，指的是“neder”这个词，它是“neer”这个词的古代用法，意思是“低”（参见德语，nieder）。但是把“低地国家”这个词翻译成“尼德兰”（the Netherlands）是不正确的。为了避免在这一章中处理16世纪和17世纪时出现混淆，我们使用“低地国家”这个词，而不是“the Netherlands”，因为后面这个术语直到1815年才被使用。

另一个容易混淆的地名是“荷兰”（Holland）。今天许多人，主要是外国人，在指代“the Netherlands”（Nederland）的时候使用“Holland”这个词。从历史上来看，“Holland”被用来指代的区域只包括现在所称的北荷兰省和南荷兰省。

关于16世纪地图上所使用的低地国家的名称，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在他的《宇宙志》（1544年）中，在《莱茵河干流的第三幅图，包括下德意志地区》（Die drit Tafel des Rheinstroms，inhaltend das nider Teutschlandt）中包括了低地国家。赫拉尔杜斯·墨卡托在其《法兰西、低地尼德兰和德意志地理图》（Tabula geographicae Galliae，Belgii Inferioris & Germaniae）（其地图集的前身）中，将其行省地图的专门部分命名为“低地地理图”（Belgii Inferioris geographicœ tabul[a]e）。[3]“比利时”（Belgica）这个词在古典文献中被普遍接受，而且直到1585年，传播得更为广泛；有时会使用“低地德意志”（Germania Inferior），而“尼德兰”（Nederland）则很少使用。[4]

在后来被称作荷兰王国的国家形成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在勃艮第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努力下，低地国家的17个省份正要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最后一个省份，海尔德（Gelder），于1543年被低地国家控制]。但是，1567年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不仅阻止了其统一，而且以最后的分裂而结束。在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的统治下，所有省份都起来反抗西班牙的中央集权统治，导致了一场起义，而宗教改革运动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

后来被称为“荷兰王国”的低地国家北部地区的国家历史，其根源在于1578年所谓的“宗教和平”（Religievrede），接着，缔结于1579年的乌得勒支（Utrecht）同盟对不再处于西班牙统治下的各省进行了政治上的整合。这一同盟联合了荷兰、泽兰（Zeeland）、乌得勒支、格罗宁根（Groningen）、弗里斯兰（Friesland）、海尔德兰（Gelderland）和上艾瑟尔（Overijssel），以抵御西班牙政府对新教强烈而残酷的迫害，[5]1581年，他们宣布与腓力二世断绝关系。在与其他君主国家的试验失败后，七省联合共和国于1588年宣告成立。除了刚刚提到的七个省份（其中荷兰是最强大的）以外，这一同盟还包括了德伦特（Drenthe）——它有自己的政府，但不享有全面的投票权——和布拉班特（Brabant）、林堡（Limburg）以及佛兰德（Flanders）等被征服地区。在共和国内部，每个省的政府都拥有政治权力，而每个省都独立地管理着自己的领土。只有那些跨越边界的问题，如外交政策和国防问题，才能通过在海牙（The Hague）的国会共同解决，每个省的议会都有代表。

1648年，通过《明斯特和约》，西班牙正式承认了七省联合共和国。从那时起，十七联合省的想法被放弃了。然而，这一想法在几张地图上被保留了下来，正如1661年之前出版的弗雷德里克·德威特（Frederik de Wit）的《低地十七省地图》（Belgii ⅩⅦ Provinciarum tabula）的标题所示（图43.2）。[6]16世纪的每一幅总图都标示出了17个省份。1600年之前，从来就没有出版过尼德兰北部或南部的单独地图，尽管在1579年以后，尼德兰北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独立的。直到17世纪，出版商才敢绘制和销售七省的地图，而十七省的总图直到1800年还在广泛传播。[7]

图43.2 弗雷德里克·德威特的《低地十七省》地图，1661年之前。绘在九图幅上

原图尺寸：132×168厘米。由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Leiden（Ⅵ.10.66/75）提供照片。

从图画到地图：现代地图学的诞生

最古老的国家、区域和地方地图

低地国家地图学的出现，以及低地国家对地图科学和地图制作的贡献，与其早期地图绘制相一致。[8]直到最近，人们才认为第一幅完整的低地国家地图出现在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 1548年意大利版（威尼斯）中。《佛兰德、布拉班特和荷兰新图》（Flandria Barbantia E.Holanda Nov.）提供了一幅相当完整的关于低地国家领土的景观图，尽管许多地名都拼错了，而外部的形状，尤其是须得海（Zuiderzee）和弗里斯兰的，仍有一些地方有待改进。[9]然而，最近，莫伊雷尔（Meurer）发现了一幅低地国家的旧绘本地图，他谨慎地将其作者归为伦敦的印刷商和出版商雷纳·沃尔夫（Reyner Wolfe）（见图版54.8）。[10]这张地图大约绘制于1539年之后，根据安特卫普的扬·范霍恩[Jan van Hoirne，也被称为雕刻师扬（Jan de Beeldsnijder）]于大约16世纪20年代之后所绘制的地图。[11]从1570年开始，亚伯拉罕·奥特柳斯就在他的《寰宇概观》的“作者列表”中提到了这张地图，其标题是“《约翰内斯·阿霍恩：低地德意志地图：安特卫普》”（Ioannes à Horn，Germaniœ Inferioris Tabulam：Antverpiœ）。尽管奥特柳斯没有提供其日期，但范霍恩地图的英格兰“副本”毫无疑问地表明其是最古老的低地国家地图。沃尔夫的地图上的某些地区的精确表现，表明其是基于一项调查，但这一点无法得到证实。[12]

故此，目前还不清楚之前提到的地图是不是调查的结果，同样的不确定性也适用于最古老的印刷区域地图。在目前已知的低地国家区域地图中，只有两幅是在1530年之前绘制的。一幅是低地国家沿海地区的木刻版地图，延伸到德意志的海湾，并包括丹麦。这是由扬·范霍恩在安特卫普出售的，并没有标题。1525年，范霍恩被授予一项特许权，得以印刷《东方海洋地图》（Kaart Van de Oosterscher Zee）；现在已经知道其中一张图幅的三块残片：一块带有旋涡装饰的一部分，其他两块描绘了低地国家与从霍伦（Hoorn）城镇放射出的一组罗盘线（图43.3）。[13]关于这张地图是否被用作航海图，人们争论不休，因为它也包含了陆地旅行的价值信息。尽管佛兰德、荷兰、须得海和弗里斯兰的海岸线都描绘得很好，但此地图并不是基于调查，范霍恩一定依赖了现有的地图。[14]

图43.3 扬·范霍恩绘制的《东方海洋地图》，1526年

原图尺寸：约42×62厘米。由Regional Historical Center，Groningen Archieven，Groningen（THAG 6835）提供照片。

低地国家1530年以前的第二幅印刷区域地图由两块残片组成，残片来自一幅乌得勒支的主教辖区延伸区域的木刻版地图，大概是在1524年印刷而成的，发现于一本书的装帧处（图43.4）。在其对这幅地图的分析中，范托夫（Van't Hoff）将它的起源与1524年乌得勒支新主教选举的政治结果联系在一起。[15]乌得勒支省，当时是国王查理五世（Charles Ⅴ）统治下的一个主教辖区，选择了一个外国人——巴伐利亚的亨德里克二世（Hendrik Ⅱ）——作为其新主教。在主教辖区的记录中，提到了代表团从乌得勒支到巴伐利亚，邀请亨德里克二世迁居低地国家。主教辖区的木刻版地图大概是为了向新主教展示弗里斯兰和上艾瑟尔的人口稠密的延伸地区。因此，这位制图师把重点放在教堂和修道院上，把这些建筑描绘得非常逼真。这幅透视图展示了宗教的力量，并没有使用其他技巧。

图43.4 乌得勒支主教辖区图局部，约1524年

这是扩大的主教区的木刻版地图尚存的两块残片之一。地图描绘了艾瑟尔（IJssel）和费赫特（Vecht）地区

原图尺寸：34.5×21.5厘米。由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Leiden [Collection B.N.20071 M4（2）]提供照片。

据推测，这幅木刻地图的副本已经印刷，以便在巴伐利亚的宫廷中分发。其第二版或衍生地图的情况尚不清楚。这样一种以木刻版地图形式呈现的地形信息的特别展示方式是非常奢侈的，当时，在羊皮纸上画出一幅整齐的地图就已经足够了。[16]

地方地图绘制首先在南部各省发展起来，而在佛兰德的测量活动记录比北部各省的活动早了大约有一个世纪的时间。因此，多多少少，现存最古老的表现了佛兰德地区的一块土地的绘本地产地图，可以追溯到1307年，而现存最古老的北方省份的地图文献则只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后的1357年。[17]这一时间顺序与低地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相一致的。与北部诸省的城市相比，安特卫普占据优势的时期大约早了一个世纪。一幅具有代表性的安特卫普占统治地位时期的地图，是一份长达5米的斯海尔德河（Scheldt）绘本地图，绘制于1468年，这条河流是低地国家商业和贸易的大动脉。[18]

低地国家地图学风格的发展

和中世纪的欧洲其他地方一样，低地国家很少绘制地图，人们对地图及其应用也不太熟悉；在1500年前，只有15幅地方地图和平面图保存下来。这些中世纪的地图——通常只是粗略的草图——是为了官方目的而绘制的，比如边界争端的解决或地产所在位置的确认。[19]他们与丹维尔（Dainville）发现的15世纪法国的边界争端地图有着类似之处。[20]

早期荷兰地形地图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由雅各布·范德芬特在1555—1575年间所调查绘制的一套绘本城镇平面图。只有在意大利，才有类似的城市地形正交表现法的早期风格，第一个例证是莱奥纳尔多·达芬奇的1502年的伊莫拉（Imola）绘本平面图。[21]达芬奇和范德芬特的风格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城镇平面图的正交视图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罕见的，而根据15世纪的意大利传统，则是盛行倾斜透视法。[22]

低地国家艺术家所青睐的另一种城镇的图像化表现模式是侧面图（profile）对近景中地形的更大比例的描绘进行补充。在低地国家，已知最早的印刷城镇侧面图是两米宽的安特卫普大型侧面图（约1515年），代表了17世纪早期典型的尼德兰风格。

画家安东·范登韦恩盖尔德[Antoon van den Wijngaerde（Antoin de la Vigne，Antonio de las Viñas）]在发展绘画的透视风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3]他在低地国家的南部地区和意大利开始绘画，然后搬到伦敦，最后于1562年在西班牙结束了漂泊。从他的低地国家/意大利时期开始，他绘制了几个城镇的图像（图43.5）。[24]不同于雅各布·德巴尔巴里（Jacopo de’ Barbari）（威尼斯，1500年）和科内利斯·安东尼松（Cornelis Anthonisz.）的斜视景观图（阿姆斯特丹，1538年），范登韦恩盖尔德的作品用大比例尺绘制近景，而用小比例尺绘制远景。[25]他的斜视景观图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尺寸使他能够绘出详细的地形，这对于研究历史地理非常有用。例如，他对瓦尔赫伦岛（Walcheren）和斯海尔德河（1550年）的透视图由23份图幅组成，将这23份图幅放在一起，长度超过了10米。[26]虽然与绘制城镇平面图的艺术家属于不同的阶层，15世纪和16世纪的地产或地籍测量员在他们的地图上也勾勒出很多图形化的细节，如教堂塔楼的尖塔、风车、运河上的闸坝，这是低地国家一马平川的大地上的丰富地标。

图43.5 安东·范登韦恩盖尔德（Antoon van den Wijngaerde）绘制的乌得勒支透视景观图，约1558。绘在三图幅上

完整原图尺寸：14.4×83.6厘米。由Ashmolean Museum，Oxford（acc.no.WA.C.Ⅳ.105b）提供照片。

16世纪的一些地图绘制者使用了更大的比例尺，绘制出了大量地图。皮埃尔·波尔伯斯（Pierre Pourbus）是一位制图师和画家，主要活跃于佛兰德地区，他被佛兰德的各个部门雇用为制图师，以绘制绘本河流地图、地产地图和城镇平面图。1561年，他接受了布鲁日地区（Vrije van Brugge，Freedom of Bruges）政府的委托，绘制了该城镇及其管辖范围内35×75公里的区域的地图。[27]这一项目要求他测量所有村庄、道路、河流、桥梁和个人房屋的管辖范围的界线，并根据高度精确的调查绘制出一份详细的地形图。在波尔伯斯的进展报告中，他描述了自己所使用的技术：在教堂塔楼和穿越道路之间的三角测量。[28]他的作品在1571年完成，是一幅非常大的地图，其比例尺大约有1∶12000。它被涂上了油彩，准备挂在总督的宅邸中。不幸的是，原图已经损坏了，1601年，用彼得·克莱埃森斯（Pieter Claeissens）的一份副本取而代之（图43.6）。[29]

图43.5 右半部分

图43.6 彼得·克莱埃森斯制作的皮埃尔·波尔伯斯的1571年布鲁日地区（Vrije van Brugge）地图的副本，1601年

原图尺寸：361×614厘米；副本尺寸：151×322.5厘米。由Stadsarchief，Bruges提供照片。

土地测量员绘制的地图

在文献中，“测量员”一词的定义有时会被错误使用。通常来说，那些以某种方式进行测量的人被认定为测量员。然而，早期的测量员关心的是土地核算，他们进行与地产相关的测量，进行宣誓（“宣誓就职的土地测量员”，或者后来的“获准的土地测量员”），并且必须先证明他的能力之后才能得到任命。[30]地理学家、要塞建造师、城市建筑师、僧侣和军事工程师在这一时期都进行了测量工作，但他们并不是专业意义上的测量员。

在荷兰语中，土地测量员（landmeter）这个词最早的使用记录，可以在布鲁日的城市档案中找到，时间可以追溯到1282年。[31]1312年，乌得勒支主教教区登记了与土地开垦有关的早期调查活动。[32]在当时，地产的中央管理是由乌得勒支的主教在其领地与荷兰伯爵在其行省内进行的。一名被称为“测量员莫那凯”（Monekijn die Landmeter）的土地测量员，在1300-1320年间被荷兰伯爵永久雇用。[33]

中世纪测量员的主要活动包括确定边界、地表面积测量和土地分配。此外，测量员还参与了有关地产和放牧权的纷争而进行的司法决策。并不存在培训土地测量员的学校：知识是从年龄更大、经验更丰富的测量员那里所获得的。

尽管早在14世纪，测量员在低地国家就很活跃，但在中世纪时期，他们不太可能参与地图制作。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可能只是简单地画了一幅带有复杂形状的地块的现场绘图，勾勒出一个几何图形。他们更喜欢用文字报告作为处理调查数据的方式，而不是附上地图。[34]这些记录向利益相关的各方当事人开放，供他们仔细查阅，在出现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则重新进行测量，或者最终启动司法程序。经过了逐步的过程，地图才开始在土地契据登记中使用，这种需求从西部省份开始，随后传播到更多的东部地区。

事实上，在1500年之后不久，人们开始意识到地图提供了无数的可能性，这种观点席卷了欧洲，而这种迅速发展的意识也引发了对低地国家地图信息需求的爆炸性增长。地图越来越多地用于土地核算、军事行动和水资源控制。与此同时，16世纪宣誓就职的土地测量员也参与了地图绘制，而地理学家和堡垒的建造者也精通于测量地形。特别是在16世纪后半期，许多经过认证的测量员掌握了制作可靠地图所必需的测量技术。然而，这些活动仍然超出了他们职业的正常运作范围。因此，在测量员和他们的赞助人之间，也针对单独的合同进行了谈判。[35]开始的时候，测量员用一个测量链和尼德兰环来对较小的地块进行测绘，[36]而较大地块的地图则由地理学家来进行绘制。随着测量链和罗盘的使用越来越多，测量员逐渐能够测量更大的区域，并对它们进行地图绘制，而不会产生太大的失真。尽管如此，测量地块与发展、维护及改善为传统雇主——水利委员会（waterschappen，也可以指由委员会控制的区域）和行省当局——所进行的登记，仍然是16世纪土地测量员的主要职责。此外，他们还参与了省一级边界纷争的解决，这比他们在中世纪的时候要频繁得多。

从16世纪中叶开始，低地国家的宗教机构和个人开始通过测量员进行测量并绘制他们地产的地图。[37]目前还不清楚，这是不是因为测量员已经参与了地图绘制，还是需求导致了他们活动的增加。导致地图绘制的目的是土地核算和地产管理而制作的地图册（kaartboeken，装订在一本书中的一套前地籍测量的绘本地图）。一部地图册通常由组装好的地图和装订在一起的注册簿组成（图版48）。它通常包括空白页，以便为后来的土地当局制作记号。有时在地图上也会有一些小的记号。尽管这些前地籍测量的地图的功能并不总是能够确定，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与管理机构土地所有权的管理有关。因此，他们为被录用的测量员提供了重要的收入来源。[38]

在16世纪的时候，鲁汶的数学教授杰玛·弗里修斯发表了三角测量的第一原理，他称之为“前方交会法”（voorwaartse snijding，参见边码第483页和第1297—1298页）。这种新方法不适于测量少量的地块。然而，借助前方交会法，可以可靠地测量较大的区域。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测量员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方法，而水利委员会则是他们最重要的客户。

到了17世纪初期，土地测量员终于在低地国家的社会秩序中为自己建立了明确的位置。尽管在中世纪，他主要是为君主服务，而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名独立的商人。各省允许个人在证明自己的能力后，作为测量员在这些省份从事测量工作。[39]测量员在地方建筑工程和大型土地开垦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催生出了更多的土木工程和技术任务。从160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地理学书籍开始出现在荷兰语中，这些书在对有抱负的测量员的理论和数学教育方面有相当大的帮助。17世纪的测量员最常做的任务仍然是为了购买、出售、出租或增税等目的，而对房地产进行测量。在此期间的其他调查活动与填海造田、边界确定和水利工程有关。[40]由于这些活动，对技术图纸、平面图和地图的需求不断增加。

17世纪的地理学书籍很少关注边远地区的仔细测量和地图绘制。这样的工作显然不属于测量员的日常职责，而测量员可能永远不会在水利委员会之外进行大规模的区域测绘。[41]进行调查并绘制了更大的区域地图的主要是军事工程师。

用于法律用途的地图和比例尺地图的引介

由于司法问题，低地国家绘制了许多地图。这些地图几乎都是在法律诉讼和边界调整工作中所使用的绘本。在少数情况下使用了印刷的地图，并在上面做了手写的笔记。低地国家最古老的地方和区域地图属于司法地图的范畴。

在低地国家法律中，关于地产边界的案件，根据惯例，法官本人不亲自去现场或亲自去了解。只根据目击者和文件来做出判决。为法律程序而制作的地图应提供对特定的、有争议的当地情况的深入洞察。例如，诉讼程序可能会涉及堤坝的修建、捕鱼权，或租赁安排，等等。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其所附的草绘地图的制作，这些地图可能是由一个经过训练的测量员绘制的，但通常不是这样。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图中的大多数都已亡佚，因为它们已经分别被拆开，分别归档到特殊的地图收藏中，所以很难判断它们可能与哪些司法问题有关。[42]

有清晰的记录表明，在1508年，至少有一项关于北荷兰省（仅仅是主要道路和堤坝）的简单调查。这一地区对该国抵御海洋侵袭的防御体系至关重要。这个省的两幅最早的绘本地图的绘制日期可以追溯到1529年，由多才多艺的城市建筑师、阿姆斯特丹的公共建筑委员会主任威廉·亨德里克松·克鲁克（Willem Hendricksz.Croock）绘制而成，在梅赫伦的高等法庭的诉讼中，这两份文件用来告知法官。[43]克鲁克是在地图上使用比例尺的重要先驱，他的两幅荷兰北部的绘本地图从几何学角度来看是可靠的（图43.7）。虽然这些地图看起来很粗糙，但它们提供了相当精确的距离和方位。

图43.7 威廉·亨德里克松·克鲁克绘制的荷兰北部地区的绘本地图，1529/1530年

在这两幅地图中，有一幅是克鲁克绘制的，明显显示出对比例尺的关注。

原图尺寸：94×107厘米。由Nationaal Archief，The Hague（VTH 2460）提供照片。

低地国家的区域地形地图绘制

甚至在北方各省统一之前，布拉班特、荷兰、海尔德兰、弗里斯兰和泽兰（1536—1547年）的精确地图都是由省议会或执政的君主委托给雅各布·范德芬特制作的。它们不是出于战略目的，而是为了行政管理等普通的目标。这些印刷的地图标志着低地国家区域性地形地图绘制的丰富传统的肇始。从16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末期，在七省联合共和国内，所有相对自治的地区都制作了多图幅的壁挂地图。这些壁挂地图都是基于水利委员会所做的大规模测量绘制而成的。在16世纪后半期，圩田和水利委员会的广泛测绘，部分是由于一些湖泊的围垦和相关的土地核算（参见水利委员会地图之后的部分）。各省的测绘和圩田委员会所做的测量是相互依存的。

大约1550年之前的第一批省域地图

有赖于杰玛·弗里修斯提出的新的地图绘制方法，低地国家的官方地图绘制能够在查理五世时期的制图师——如北部诸省的雅各布·范德芬特和南部诸省的雅克·瑟洪（Jacques Surhon）以及他的儿子让（Jean）——的手下展开，现在他们手头有了可靠测量所需的科学指南。[44]

雅各布·范德芬特的北方诸省地图

雅各布·范德芬特大约于1505年出生在汉萨地区的坎普（Kampen）市[45]，他在鲁汶学习，并且是第一个将三角测量法应用到省域地图上的人。尽管他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地图遗产，但他的生活和活动的信息仍然是非常有限的。[46]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范德芬特受政府委托进行了调查，并绘制了低地国家5个北部省份的地图。[47]第一个版本的五省地图涵盖了布拉班特（1536年）、荷兰和乌得勒支（1542年）、海尔德兰（1543年）、泽兰（1547年）、弗里斯兰、格罗宁根、上艾瑟尔和德伦特（1545年），这些地图以1∶180000的比例尺进行雕刻（三幅为木刻版，两幅为铜版），可能是在梅赫伦印刷的（图43.8和附录43.1），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五幅地图保存了下来，它们只是通过档案记录和在奥特柳斯的“作者目录”中的注释才得以为人所知，奥特柳斯提到“布拉班特、荷兰、海尔德兰；弗里斯兰；泽兰地图由德文特的雅各布绘制与编辑于梅赫伦”（Iacobus à Dauentria，Brabantiae，Hollandiae，Gelriae；Frisiae；Zelandiae Tabulas descripsit & edidit，Mechliniae）。

在1556—1560年间，这5张省域地图的副本由各个不同的出版商发行，但是除了海尔德兰（图43.9）和泽兰的地图外，在二战期间，他们的大部分图像都在布雷斯劳[Breslau，即弗里茨瓦夫（Wrocław）]摧毁了。幸运的是，其他的复制品于1941年出版。[48]1994年，肯曼发布了新的和改进过的复制品，并添加了相关的地图，如墨卡托的佛兰德地图（1540年）和雅各布·博斯（Jakob Bos）雕刻，由米凯莱·特拉梅齐奥（Michele Tramezzino）在1555—1558年出版的已经亡佚的第一批意大利版本。[49]

图43.8 雅各布·范德芬特省域地图覆盖范围的图解

根据Y.Marijke Donkersloot-De Vrij，Topografische kaarten van Nederland vóór 1750：Handgetekende en gedrukte kaarten，aanwezig in de Nederlandse rijksarchieven（Groningen：Wolters Noordhoff and Bouma's Boekhuis，1981），blw.Ⅰ。

除了这些意大利的衍生品之外，范德芬特的省域地图也有相当多的后续版本以及很多副本。[50]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是第一个将范德芬特的基本资料重新加工到他的著作中的人。在他1550年的《宇宙学》中，他加入了一幅非常广泛的荷兰和弗里斯兰地图，并提到了“弗里斯兰德芬特的雅各布”（Jacobus Daventriensis Phrisia）。1570年，奥特柳斯在他的《寰宇概观》中以简写版的方式加入了范德芬特的一些省域地图，在标题中标示出作者为范德芬特。[51]赫拉德·德约德也可能复制了范德芬特的省域地图。他的两图幅的省域地图中有几幅从1565年保存下来：佛兰德、荷兰和布拉班特。[52]

范德芬特地图所强调的重点是城镇和村庄的位置，因此，缺乏对河流、湖泊、森林和乡村道路的表现。范德芬特描绘了教堂、修道院和大修道院的形象，尽管他努力寻找每一个物体的数学精确位置。更重要的是，他系统地通过倾斜的平行的投影方式画出每一幢建筑，并根据它们真实的大小和形状对建筑物进行区分。[53]这些调查是由范德芬特本人进行的。在海尔德兰地图的图例中，有证据表明，他提到了曾经用作三角测量点的村庄教堂塔楼。很明显，范德芬特运用了视线交叉的方法，建立了一个从几何学角度来说正确的固定观测点网络，这些固定观测点与一根或多根基线，或者是两个或更多的地理坐标已知的教堂相连。[54]

对城镇、村庄和城堡的高度强调是由皇帝查理五世下令的，查理五世陛下的指示被纳入了海尔德兰地图的图例中：

著名的戈尔德斯（Guelders）公国的地图，附有与所有相邻国家的边界，由皇帝陛下下令绘制，并由皇帝陛下资助，地图上有：城镇、村庄、修道院、城堡，并绘有精美的河流，这些地点都根据地理学的真实技艺测量标绘。但是那些没有这个符号的地点都没有像其他地点那样得到良好与完美的标绘，因为一个人不能随意地到处移动与测量。然而，这些地点的位置比迄今为止所有出版的地图都要更加可靠。

范德芬特设计出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分幅地图，用来装饰豪宅、城堡和宫殿的墙壁。这些地图取代了挂毯，并因活版印刷和铜版印刷的发明而变得触手可得。[55]这些16世纪的壁挂地图挂在富人的房子里，他们认为这些是现代地图。在如今，很少有人能在私人住宅的客厅墙上找到大的、镶框的现代地形图或路线地图。很明显，16世纪现代壁挂地图的情感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些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

将区域地图拼合在一起，就可以覆盖范围广泛的地区。早在1528年，明斯特尔就提议并推动了调查地图的加入，并最终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进行了实施。[56]根据他的调查，范德芬特很可能会制作出一份印刷的、简化了的17省地图。[57]一幅1560—1565年的小型地图，其标题为《比利时高卢真实地图》（La vera descrittione della Gallia Belgice），并将其作者定为意大利的保罗·福拉尼（Paolo Forlani），这幅地图一定是直接采自范德芬特的模本。[58]

范德芬特的省域地图为未来的地图绘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地图在数学上正确地表现了北方省份复杂的陆地和水文分布。除了印刷地图，范德芬特还绘制了许多绘本地图。除了他的城镇地图，这些绘本资料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只有一份海特·比尔特（Het Bildt）1545年的弗里斯兰绘本地图，现在可以将作者归于他。[59]

图43.9 雅各布·范德芬特的海尔德兰省地图的副本，1556年

原图尺寸：92.2×78.3厘米。由Herzog August Bibliothek，Wolfenbüttel（Kartenslg.K 2，3）提供照片。

雅克·瑟洪（Jacques Surhon）和让·瑟洪（Jean Surhon）的南部诸省地图

在这一早期阶段，西班牙所辖尼德兰南部省份似乎没有印刷过像北方各省的分幅地图这样的地图。然而，在埃诺（Hainaut）、阿图瓦（Artois）、皮卡第（Picardy）、卢森堡、那慕尔（Namur）和韦尔芒多瓦（Vermandois）等地，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了地形调查。所有这些省份都展示在单幅地图上，比例尺从1∶300000到1∶400000，是由雅克·瑟洪及其儿子让在1548—1570年期间绘制的。[60]雅克·瑟洪出生在蒙斯（Mons），是一名金匠兼制图师，在皇帝的记录中，提到了他在卢森堡、阿图瓦和埃诺的调查。[61]让·瑟洪凭借他的韦尔芒多瓦地图而知名，在普兰迪因（Plantijn）的1558年及以后几年的账簿上，提到了这幅地图；让·瑟洪著名的另一幅地图，是奥特柳斯《寰宇概观》的1579年版本中的那慕尔和皮卡第地图。[62]德努赛（Denucé）认为瑟洪父子在南部诸省的调查和测绘方面，与雅各布·范德温特之于北方诸省的贡献可以等量齐观，[63]但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观点。这不仅仅是因为瑟洪父子缺乏范德芬特的王室地理学家的头衔，而且是因为记录并没有提供对南部省份的全面调查的证据。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参考资料是在卢森堡的相关调查，以及对埃诺和阿图瓦的地图的支付费用。

因为绘制了埃诺的地图（图43.10），1548年，雅克·瑟洪收到了350荷兰盾（Carolus guilder），1549年，又收到了400里弗。这幅地图绘有三份副本：一份献给国王，一份献给王后，另一份献给埃诺的总督。[64]瑟洪被禁止向任何人展示他的作品，地图也没有印刷出来。20多年以后，这一禁令不再生效，1572年，这幅地图由奥特柳斯出版了。出于安全考虑，布鲁塞尔的秘密委员会下令销毁弗兰斯·霍亨贝赫雕刻的铜版。因此，奥特柳斯在1579年的《寰宇概观》中使用了埃诺的新铜版。[65]在同一版本的《寰宇概观》中，发行了4幅瑟洪父子的地图（附录43.1）。[66]而这些地图在1579年之前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图43.10 雅克·瑟洪的埃诺瓦省域地图，1558年

原图尺寸：52.5×38厘米。照片版权：Royal Library of Belgium，Brussels（Classmark Ⅱ-22.736，Blad，12）。

雅克·瑟洪的卢森堡地图也首次出现在1579年的《寰宇概观》中。[67]这不是一张大比例尺的地图，人们可能会怀疑瑟洪是否曾制作过这一地区的大比例尺地图。尽管1551年的皇帝法令（唯一已知的地图绘制记录）命令卢森堡当地政府协助瑟洪进行调查工作，但瑟洪的薪酬只有28里弗尔，用以在5天的时间内完成卢森堡的地图，[68]听起来这笔金额不像是用来支付绘制一幅详细的地图。另一笔款项，有36里弗尔，用以支付在1551年绘制的一幅阿图瓦地图，对于该省的详细地形测量来说，也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数字。[69]由于普兰迪因的账簿中没有条目，因此，认为瑟洪父子没有完成大规模的测绘的观点得到了加强。其中只有让·瑟洪的韦尔芒多瓦的地图（1558年），这幅地图有几百份印本出售。事实上，这是普兰迪因出版社所印刷的第一张地图。[70]

奥特柳斯使用了韦尔芒多瓦的地图作为《寰宇概观》的第一个版本（1570年）中的综合地图，[71]但是瑟洪父子的地图并不仅仅是在奥特柳斯的地图上发现的。在赫拉德·德约德的1593年《世界之镜》、洛多维科·圭恰迪尼（Lodovico Guicciardini）的1581年《尼德兰全境图志》（Descrittione di tutti i Paesi Bassi）以及莫里斯·布格罗（Maurice Bouguereau）的1594年《法兰西概观》（Le theatre francoys）中，对瑟洪父子的地图进行了复制。大约在1595年，安特卫普[后来是在代芬特尔（Deventer）]的约翰内斯·范多特屈姆的儿子，居住在哈勒姆（Haarlem）的巴普蒂斯塔·范多特屈姆雕刻了瑟洪父子绘制的两幅地图：《阿图瓦图志，约翰·瑟洪·蒙斯绘制，巴普蒂斯塔·范多特屈姆雕刻》（Artesiae descriptio Johanne Surhonio Montensi auctore Baptista Doetecomius sculpsit）和《埃诺伯爵领地图，雅各布·瑟洪·蒙斯绘制，巴普蒂斯塔·范多特屈姆雕刻》（Nobilis Hannoniae Comitatus descriptio auctore Jacobo Surhonio Montano Baptista Doetecomius sculpsit）。[72]

其他南部省份的地图

关于范德芬特是否对佛兰德省进行了调查，现在仍有一些疑问。基尔姆泽（Kirmse）认为，赫拉尔杜斯·墨卡托的1540年佛兰德地图（图43.11）是建立在范德芬特的调查基础上的，因为城镇和乡村的地理位置的准确性表明出其使用了三角测量。[73]此外，地图的比例尺约为1∶172000，与范德芬特的其他省域地图相一致；教堂、修道院和大修道院的表现与范德芬特的地图相同；若干圆形的符号也表明这些建筑中有一种是视觉上的。最后，支持范德芬特作者身份的其他论点是：在布拉班特、泽兰和佛兰德的地图上的重叠部分以及地图上的手写部分的相似之处。[74]在1540年之前，墨卡托和范德芬特很可能对于佛兰德的地图有过合作。这张地图被认为是由墨卡托印刷的，因为它没有任何其他出版社或印刷商的名字和地址；然而，有几个销售地址记录了下来。[75]此外，在下面有一个盾形，其上有雕刻师的名字：“鲁帕尔蒙德的赫拉尔杜斯·墨卡托绘制”（Gerardus Mercator Rupelmundanus faciebat）。

图43.11 赫拉尔杜斯·墨卡托的佛兰德地图，1540年。地图绘在九图幅上

由Plantin-Moretus Museum/Prentenkabinet，Antwerp（MPM-BL 301）提供照片。

基尔姆泽还证实了墨卡托的佛兰德地图不是彼得·范德贝克（Pieter van der Beke）地图的副本，而是彼得·德凯斯泽尔（Pieter de Keysere）于1538年在根特（Ghent）印刷的木刻板。范德贝克的地图不那么准确，而且有法语的地名，而在墨卡托的地图上，大多数的地名都是佛兰德语的。从地名政策的角度来看，这幅地图被基尔姆泽贴上了“政治”的标签。[76]在仅仅两年之后，有一个可靠的理由来绘制第二幅佛兰德地图。1539年，根特城镇反抗其统治者——匈牙利的玛丽，并因此反抗其皇帝——西班牙的查理五世。范德贝克地图的风格反映了佛兰德的独立精神。佛兰德伯爵的盾形纹章在一个长长的谱系表中，上面有四头熊在角落里，代表着四个最古老的家族，这些盾形纹章与地形交织在一起，带有强烈的性暗示。[77]然而，墨卡托画了一幅地图，省略了这些挑衅的元素来安抚皇帝，这位皇帝显然是想惩处这个不听话的城镇，已经宣布他即将到来。为了取悦这位强大的赞助人，墨卡托也在他的地图上签署：“献给查理五世——最神圣的罗马皇帝，由最忠诚的鲁帕尔蒙德的赫拉尔杜斯·墨卡托。”据报道，直到1570年的某个时候，墨卡托的地图才被意大利的出版商所效仿。[78]从那时起，这张地图的副本也出现在奥特柳斯的《寰宇概观》里。[79]

低地国家区域地图测绘的独立传统

在1600—1670年的这段时期，由于低地国家的政治结构是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联盟，这导致了混乱的地形测绘。测绘工作降到由行省，而不是联邦当局进行管理。此外，在同一行省内，水利委员会对水文和堤坝管理的问题，包括对该地区的地图测绘，都有独立的管辖权。[80]对于这种管理，大比例尺的地形图是必不可少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学者——不一定是土地测量员——的私人倡议，建立在17世纪的省域和地方地图绘制的基础上。因此，地图的准确性根据调查的质量而各有不同。不幸的是，我们很少能发现这些区域地图的测量方法，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知道是否进行了调查，或者区域地图是否是由现存的基础地图所组成。

水利委员会地图（1572—约1650年）

尼德兰是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它的国土有27%位于海平面以下。如果没有沙丘或堤坝来保护它免受大海或大河的影响，超过一半的土地将会被淹没，而这些大型河流塑造了一个巨大的三角洲（图43.12）。在过去，海平面以下的区域属于海洋或湖泊，但那里的水最终被抽干，并建造了足够高的堤坝，以防止洪水泛滥。自从12世纪以来，排水和填海造田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最严格的技术。[81]考虑到尼德兰人在水利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不用说，他们也成了海洋地图制作领域的专家。

图43.12 如果没有堤坝和沙丘的尼德兰

几个世纪以来，低地国家一直在与水做斗争，这种斗争到今天仍然在继续。不仅是北海的风暴潮和大型河流的高水位带来了洪水泛滥的危险，而且低洼地区排水的困难也带来了问题。从地质学的角度来讲，低地国家位于一个沉降的地区，正因为如此，再加上海平面的显著上升，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每100年土壤下沉大约10厘米。许多堤坝、运河、沟渠、风车、渠道和其他水利设施是保持土地适宜居住的必要条件。第一个水利委员会——相对独立的管理机构，负责堤坝的维护、水管理以及陆路和水路的交通路线——在中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位于低地国家低洼的西部地区。因为低地国家东部地区的水患问题远没有那么严重，所以直到1850年才在那里建立了水利委员会。

从12世纪开始，为了应对海平面急剧上升、土壤沉降加快和人口增长等问题，特殊的管理结构得以发展。在由水利委员会参事（heemraden）所支持的堤长（dijkgraaf）的领导下，先行一步的村庄开发出了这一系统，并监督维护这些仍然很原始的堤坝。为了实现良好的水资源管理，各个不同的定居点必须共同努力。他们把自己组织成各种各样的水资源管理机构，每一个机构都有自己的辖区和征税机构：圩田委员会和水利委员会（waterschappen、heemraadschappen以及hoogheemraadschappen，或多或少地按照地区的大小来决定）。还有堤坝区（dijkgraafschap），有许多圩田和水利委员会可能会依赖它。总的说来，水利委员会（heemraadschappen）的行政区域比那些高级水利委员会（hoogheemraadschappen）的行政区域要小。这两个概念都可以追溯到12世纪和13世纪，并且仍然有用。最后，大部分的水域都是由多个圩田委员会组成的。[82]下列的三个高级水利委员会，它们共同覆盖了现代南荷兰省3/4的地区，构成了低地国家水资源管理方面最早的行政管理机构：莱茵兰（Rijnland，1255年特许成立）、代尔夫兰（Delfland，1290年）和希兰（Schieland，1296年）。

在荷兰北部，中世纪时期的地理条件是不同的：通过开放式的入口，来自北海的海水顺着须得海进入这个国家。通过一步一步地关闭入口，建造堤坝，北荷兰的乡村发展成为一片富饶的土地。水资源管理部门掌握在肯内梅兰德和西弗里斯兰排水闸高级水利委员会（Hoogheemraadschap de Uitwaterende Sluizen van Kennemerland en West-Friesland）手中，并于1319年获得了特许执照。[83]在这些海水的入口变成了湖泊之后，周围的堤坝建造起来，竖立起了风车，水也被排了出来。在排水的时候，肥沃的土地被卖给了富有的人用于发展农业。

在今天所称的北荷兰（Noord Holland）省，在1546—1650年，有超过70个湖泊被排干，在这些湖泊中，有些不超过20公顷，有些则超过6000公顷。[84]当湖水被抽干后，湖泊变成了圩田，并设置了一个管理机构：圩田或水利委员会。这些17世纪的水利委员会从投入资金用于排水系统的公司处获得了自我管理的特权。

较大的水利委员会是由法院或委员会管理的，这些委员会起源于中世纪之前由维护法律的长老组成的委员会。水利委员会的董事会有权征收赋税，有权行使管辖权，有权在紧急情况下招募工人。在传统上，由长官担任主席；他的顾问是地产所有人的代表，而董事会的成员则是由地产所有人组成。管辖权和财务管理方面的自治权力，或多或少地强加给君主（荷兰伯爵），因为他的大部分领土是受堤坝和海岸支配的，并且依赖于排出过量的水。在一个小的圩田工程中，一个维护得不太好的堤坝可能会危及整个行省。无论是荷兰伯爵，还是皇帝，都不具备管理圩田或更换圩田委员会所必需的技术专长。因此，水利委员会被赋予了部分统治权。

通过其自治权，水利委员会可以负担得起调查工作及其辖区地图的测绘。因此发展出一种专门针对低地国家的地图学科：水利委员会地图学。这一学科包括下列绘制地图的文件：这些文件是由圩田委员会、堤坝地区、水资源控制委员会和地区水资源控制委员会为执行他们的各项任务而进行绘制。[85]最古老的水利委员会地图可以追溯到15世纪，它们至今仍在出版。

水利委员会档案位列低地国家保存最完好的档案之列，在诸多世纪中，可能只有几幅地图遗失了。此外，水利委员会还有很多铜版，这种情况肯定不适用于低地国家的商业出版者。因此，水利委员会档案催生出各种地图的完整的图景，这些地图是出于水利委员会管理机构的命令而绘制，并提供了不仅仅是在国内外的其他地图集中能找到的印刷和一般丰富说明的简化地图（见图43.13和附录43.2）。到目前为止，水利地区地图最主要部分的形态都是绘本。[86]

图43.13 克莱斯·扬松·菲斯海尔（Claes Jansz.Visscher）绘制的印本海尔许霍瓦德（Heerhugowaard）水利委员会地图

原图尺寸：约56×56厘米。由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Amsterdam（120.23.18）提供照片。

出于各种原因，水利委员会的管理人员广泛地使用了地图，包括道路、沟渠、堤坝和填海造田的建设和维护。许多地图（主要是大比例尺的地图）也是为了土地核算的目的而绘制的。哈梅尔利斯（Hameleers）将出于各种目的而绘制的水利委员会地图进行了分类，包括水资源管理、行政管理、司法问题的解决，对“请求”或申请许可的回应，以及建筑工程的管理等方面。[87]

为实现水资源管理的目的而绘制圩田地图的动力并不总是来自水利委员会的管理，也来自个人、私人地方组织和政府机构。圩田地图主要是功能制图的形式。所有的线条、颜色和符号都以某种方式与地图的海域目的相联系。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圩田地图可以分为4组。

1.旧的圩田的地图，其特征是泥炭基质、土壤的沉降和中世纪的土地分配。这种类型的圩田用人力进行排干，最深只是1—1.5米。

2.用于筑坝和天然湖泊排水的地图。许多湖泊被排干，尤其是在17世纪的上半叶，包括贝姆斯特（Beemster，1612年）和舍默（Schermer，1635年）。

3.与填海造陆有关的地图。堤防的建设特别地发生在低地国家的西南部和北部地区。

4.与低地国家最北端地区的泥炭切割有关的地图（图43.14）。这是因为获取泥炭—收获除其他之外，泥炭被用作燃料——很多土地最初都丧失了。后来，通过排干大部分的泥炭湖泊的水，这片土地得到开垦。在这些深度超过1米的圩田中，最初的中世纪的分配已经完全消失了。[88]

图43.14 皮纳克地区旧围垦的泥炭采掘和旧交通道路的绘本水利委员会地图，1691年

右边是泥炭挖掘造成的不规则地块。在这些地块中，泥炭被晒干，因此可以用作燃料。

原图尺寸：40×153厘米。Archief Hoogheemraadschap van Delfland（OAD inv.no.722），由Gemeentearchief，Delft提供照片。

在水利委员会地图中，只有一小部分是众所周知的、有丰富插图的印本总图，这些总图是由多图幅组成的，它们可以装裱成大型壁挂地图。横幅的标题通常延伸到地图的顶部，装饰性的边缘则表现了堤长和堤坝委员会的盾徽，以及其他的东西。除了这些大型地图的行政管理和司法功能之外，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呈现该地区，并促进“水利委员会管理员”的名声和声望。细节的水平并不总是与地图的尺寸和比例尺相匹配；在某些情况下，格式、比例尺和地图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89]

由水利委员会委托的最早的测绘活动可以追溯到15世纪。从大约1400年开始，水利委员会雇用了一名土地测量员进行地产和工程调查，并在发生纠纷的时候绘制地图。[90]尽管已知由莱茵兰的水利委员会董事会管理的土地测量员的最古老的宣示日期为1453年，[91]但土地测量员的职责记录在早些时候在南荷兰的布里勒（Brielle）城镇的“法律文集”（1405年）中。[92]首先，提及了数学测量员的长度单位和必修教育；其次，给出了通过买卖来对土地和房屋的转让进行管理的规则和法律。特别是详细地给出了测量地产的规则，但是没有提到根据调查结果绘制出平面图。除了水利委员会的档案，各种记录都是在15世纪进行的调查，但是没有提及地图。[93]在1500年之前，平面图和地形图的绘制似乎是相当特殊的。[94]

这种情况在1520—1530年前后发生了变化，当时的教科书和外国的地形测绘的范例向低地国家引介了进行测绘的技艺。1539年，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专业人士——雅各布·范德芬特——奉命对代尔夫兰进行调查并绘制一幅该地的地图。尽管订购了这幅（最有可能是）绘本地图的6份副本，但没有一份保留下来。[95]有赖于委员会的精确说明，我们得知了地图的样子：“首先，之前指定的雅各布大师绘制了水利委员会辖区内所有圩田的一幅小比例尺地图，在准确的位置上标绘出所有的风车、堤坝和运河，并标出每座圩田和风车的名称……此外，他根据大比例尺地图上的尺寸，在小比例尺地图上将所有的教堂都放置在其正确的位置上。”[96]这份非常重要的陈述证明了描绘村庄和教堂的详细的大比例尺地图的确存在。范德芬特很可能根据两种来源编制其代尔夫兰的小比例尺地图：一种来源是对教堂塔楼景观交叉点网络的几何勘测；另一种是对代尔夫兰档案馆中收藏的大比例尺地图进行缩编。

1548年，范德芬特支付了100磅购置了6份副本。这笔钱是从代尔夫兰的13个围垦区收集来的。据推测，这幅地图被用作一幅壁挂地图，直到1606年，它被马泰斯·扬松·德贝恩·范温纳（Matthijs Jansz.de Been van Wena，也以Mathijs Janssoon van Delff为人所知）的一幅在面板上涂抹油彩的地图所取代，这幅地图保存了下来。[97]在这幅彩绘地图之后不久，就出现了第一张印刷的代尔夫兰地图。

现存最早的印本水利委员会地图是北荷兰的载普（Zijpe）圩田雕版地图，此地是从北海开垦出的第一个大型圩田（66平方公里）之处（请参阅附录43.2）。[98]在载普于1572年与北海隔开之前，那里是一个海湾。在这张大约1572年的简洁的雕版地图上面，标着字母从a到k，大概是用来划分地产和刺激在新获得的肥沃土地上的地块销售的。在1611年以后，更多的装饰着圩田和水利委员会的华丽的印刷壁挂地图出现了，地图顶端装饰着水利委员会成员的纹章。[99]

在1611—1615年间短短的一段时间内，荷兰三个最大的水利委员会——莱茵兰、代尔夫兰和希兰——的地图出现在了印刷品上。[100]它们都是大比例尺的多图幅壁挂地图。这套水利委员会地图是由弗洛里斯·巴尔塔扎松（Floris Balthasarsz.）[101]和他的儿子们对这幅地图进行的调查和雕刻，这标志着低地国家的一段伟大的圩田地图绘制时期的开始。弗洛里斯·巴尔塔扎松的测量并不是基于整个地区的综合三角测量；他通过结合当地社区（Ambachten）的地图，绘制出了壁挂地图，这些地图是他自己独立测量并绘制的。[102]由于弗洛里斯·巴尔塔扎松所绘制地图的数学基础是不严谨的，所以，不到30年，莱茵兰委托扬·扬松·道（Jan Jansz.Dou）重新进行了测量，并绘制了这一地区的地图。[103]

在弗洛里斯·巴尔塔扎松的地图上，装饰性的字体占据了主导。这些字体既美观又实用；字体的大小，凸显出圩田的行政地位。对那些负责水利管理和堤坝维护的人来说，圩田的名称和堤坝、运河和水闸的名称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在地籍平面图中所显示的那样，这块土地被划分为小块，这对于水利委员会地图来说是不需要的，也从未被引介过。水利委员会地图是一种需要管理代码的行政地图，而不是一种具有其特征编号的地籍地图。堤坝、运河和圩田的各段都进行了命名；图上还描绘了在退潮时用于抽水的风车和闸坝。在每个水利委员会的辖区中，都有几个具有特定水位的单位。这些单位在地图上得到显示和命名。然而，表明水位的数字从未在17世纪的印刷地图上出现，而是作为书面记录保存下来。

逐渐地，在低地国家，每一家大型的水利委员会和圩田的地图都进行了测绘，并绘制出一幅印刷地图，通常比例尺都很大，大约为1∶30000。在18世纪初，覆盖范围已经很完整，但是缺乏一致性。[104]水利委员会当局在资助他们辖区的调查和测绘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只需每英亩土地额外征收几美分的土地税就足以支付这笔费用。因此，当局慷慨地免费分发了分幅的圩田或水利委员会地图的印刷品。地方和国家政府都收到了彩色的复制品，有几幅副本还印在丝绸上。委员会成员、堤防长官和相邻的圩田的秘书们都得到了免费的印本。关于这些地图的印刷、着色和装订的详细说明，以及印版的修订情况，都可以从水利委员会档案中找到。[105]除了提供免费的印本外，还允许印刷商以固定价格出售和宣传地图。莱茵兰的地图（1647年）印出的印本数量只有100份。一个世纪后，根据修订图版的第三版印刷了600份印本。这些是最大的数字，因为在水利委员会中，莱茵兰是最突出的。

水利委员会地图的重印通常是由同一块印版做成的，但是这些修正通常是无关紧要的。为了回应水利委员的死亡或再次当选，人们最常用的措施是对这些带有纹章的印版进行修正。由于这种类型的谱系数据，可以确定第二、第三或第四版的日期。有赖于档案的完整性，我们可以重建水利委员会地图的印刷历史。[106]此外，大部分较大的水利委员会地图现在都已经以复制方式重印，并附有一张历史记录。[107]

印本行省地图（1575—约1700年）

在16世纪初，各省和地方的各地区都表达了代表自我的愿望，这导致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出现了绘制区域地图的趋势。用于测量大面积区域的印刷手册开始出现。范德芬特和瑟洪家族已经为低地国家的区域地图绘制奠定了基础。这些地图形成了商业地图上出现的地图的原型。

从16世纪的最后一个季度开始，一直持续到1700年，在北部低地国家的几乎每个省份、佛兰德省和卢森堡公国，都出现了独立地图（附录43.3）。[108]这些地图取代了那些已经过时的制图作品，尤其是范德芬特的地图。各省的测绘工作是在不同的时期进行的，是由不同群体的主动性和利益所导致。例如，由约斯特·扬松·比尔哈默（Joost Jansz.Bilhamer）绘制的1575年的北荷兰地图，是受当时西班牙军队的总司令阿尔瓦（Alba）公爵所委托制作的，以用于军事目的。另一个例子是1654/1655年的泽兰地图，由尼古拉斯·菲斯海尔一世（Nicolaas Ⅰ Visscher）受泽兰的代表委员会委托绘制。最后，巴普蒂斯塔·范多特屈姆绘制的1606年的格罗宁根、弗里斯兰、德伦特和上艾瑟尔的地图，是献给代芬特尔的市长的。

1579年北方低地国家的分裂为区域地图绘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在这段时间，多图幅地图，尤其是表现北方省份的，首次出现。格罗宁根和弗里斯兰的地图，由僧侣西布兰杜斯·莱奥（Sibrandus Leo）绘制，出现在奥特柳斯的《寰宇概观》中。[109]增加了道路的副本，出现在《低地行程》（Itinerarium Belgicum）中，这是一部1587年的低地国家的地图集，很可能是弗朗斯·霍亨贝赫在科隆绘制的。牧师、业余天文学家和制图师达维德·法布里修斯（David Fabricius）在北方省份进行了全新的测绘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其工作建立在几何基础上。1589年，他绘制了一张东弗里斯兰地图，其比例尺为1∶185000。[110]这张地图的第二版是在1592年出版的，我们仅从1613年的再版中才知道这一点。大约在1600年前后，小约翰内斯·范多特屈姆用更小的尺寸绘制出一个扩大的版本，包括格罗宁根省。[111]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学者乌博·埃米厄斯也与东弗里斯兰的地图绘制密切相关。[112]他制作了这一地区的在几何学上可靠的地图（比例尺为1∶200000），1595年由奥托·弗里德曼（Otto Friedman）雕版，但只是在1599年发行了一份受限的版本。[113]这幅地图由尼古拉斯·范吉尔科肯（Nicolaas van Geelkercken）在莱顿雕刻为一个缩小的副本，收入埃米厄斯的1616年编年史《弗里斯兰史》（Rerum Frisicarum historia）中。在埃米厄斯的作品和雅各布·范德芬特更早的壁挂地图的基础上，同一年，巴托尔德·维歇林格（Barthold Wicheringe）完成了一幅格罗宁根省的总图，由威廉·扬松·布劳（Willem Jansz.Blaeu）出版。[114]大约在1629年，小约道库斯·洪迪厄斯（Jodocus Hondius Jr.）绘制了一份维歇林格地图的副本。这块印版最终为布劳所拥有，他在1630年和1635年制作了一个新的版本。

1599年，乌得勒支省有了自己的总图，由部长兼行政长官科内利斯·安东尼松·霍恩霍维厄斯（Cornelis Anthonisz.Hornhovius）编制。据推测，他大概很少对这个项目进行调查，只是利用了一些没有保存下来的基本地图。[115]尽管霍恩霍维厄斯的地图不是地图学意义上的壮举，但彼得·范登克雷、威廉·扬松·布劳和尼古拉斯·菲斯海尔一世于17世纪制造了副本。最终，由地理学家贝尔纳·德罗希（Bernard de Roij）的新地图于1696年取代了霍恩霍维厄斯的地图。[116]

1815年以前，因为混乱的行政管理组织，林堡的地图学史研究变得非常复杂。现在辖区中只有部分地区主要出现在旧的印本地图上。据说，为了支持西班牙总司令丹布罗焦·斯皮诺拉（Ambrogio Spinola）的战役，埃迪乌斯·马丁尼（Aegidius Martini）于1603年绘制了一幅林堡南部地区的地图。[117]最初的版本已经亡佚，尽管在1606年奥特柳斯《寰宇概观》的英文版本中，第一次出现了一幅比例尺为1∶180000的缩小版本。在那一年之后，在彼得·范登克雷、克拉斯·扬松·菲斯海尔（Claes Jansz.Visscher）和威廉·扬松·布劳等人的地图集中出现了这张地图。

林堡的整个省份也被纳入壁挂地图《布拉班特公国新图》（Ducatus Brabantiae nova delineatio）（稍后讨论）中，这幅地图是由尼古拉斯·菲斯海尔一世在1656年出版的，尽管这幅地图是由他的父亲克拉斯·扬松·菲斯海尔绘制的，后者去世于1652年。[118]特许状表明，地图编辑者是米德尔堡（Middelburg）印刷商和书商扎哈里亚斯·罗曼（Zacharias Roman），他的部分内容是建立在1654年菲斯海尔和罗曼于1654年出版的泽兰壁挂地图的基础上的。

大约1618年，出现了一幅弗里斯兰省总图，其比例尺可以与维歇林格的格罗宁根地图媲美。这张地图由尼古拉斯·范吉尔科肯绘制，代表了雅各布·范德芬特对该省描绘的第一次改进。[119]它在17世纪继续重印。1622年，阿德里安·梅修斯（Adriaan Metius）的总图出版后不久，另一幅弗里斯兰的地图就出现在市场上——这是阿德里安·梅修斯和赫拉德·弗赖塔格（Gerard Freitag）绘制的。[120]彼得·费德斯·范哈林根（Pieter Feddes van Harlingen）制作的雕版，并不是特别好。威廉·扬松·布劳和小约道库斯·洪迪厄斯在1629年之后出版了更多的专业雕版作品。

1664年，伯纳德斯·朔布塔努斯·阿·斯特林加（Bernardus Schotanus à Sterringa）绘制的30幅新测绘的格里特尼地图[“《格里特尼》（grietenij）”是一种典型的弗里斯兰式的地区管理模式，享有重要的独立性]，带来了弗里斯兰地图绘制的全新阶段。[121]这张地图被收入伯纳德斯的父亲——克里斯蒂安·朔布塔努斯·阿·斯特林加（Christiaan Schotanus à Sterringa）[他是弗拉讷克（Franeker）的一名教授]的《弗里斯兰领地图》（Beschrijvinge van de Heerlijkheydt van Friesland）中。1682—1694年，朔布塔努斯·阿斯特林加重新绘制了所有格里特尼的地图，并在其《弗里斯兰地图集》（Friesche atlas）中将其成果出版。[122]

巴尔塔扎·弗洛里松·范贝尔肯罗德（Balthasar Florisz.van Berckenrode）绘制的荷兰省壁挂地图，于1621年由威廉·扬松·布劳出版，代表了区域地图的一个重要点。[123]该图建立在巴尔塔扎·弗洛里松·范贝尔肯罗德与其父亲弗洛里斯·巴尔塔扎松、其兄弟科内利斯在1611—1615年共同绘制的莱茵兰、代尔夫兰和希兰地图的基础上。这三幅水利委员会地图已经表现了荷兰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值得努力出版一幅荷兰和西弗里斯兰的联省壁挂合图。这个项目是由巴尔塔扎·弗洛里松和他的兄弟弗兰斯·弗洛里松（Frans Florisz.）（他们的父亲弗洛里斯已经去世）执行的。在1620年的春天，范贝尔肯罗德获得了一份9年的特许经营权，可以组装地图，并在同年交给荷兰省议会12份印本。[124]不幸的是，这些证据的副本都没有保存下来。

由于财政困难，范贝尔肯罗德被迫在1621年把铜版和地图的权利都出售给了威廉·扬松·布劳。布劳对地图的某些部分不满意，并委托范贝尔肯罗德重新绘制荷兰地区北部的一个大区域的地图。[125]在地区水控制委员会的边界之外的领土的地图，最终从约斯特·扬松·比尔哈默的地图（北荷兰、南荷兰和乌得勒支的部分地区）、安东尼乌斯·阿德里安松·梅修斯（Anthonius Adriaensz.Metius）（北荷兰最北端）以及卢卡斯·扬松·辛克（Lucas Jansz.Sinck）[贝姆斯特和皮尔默（Purmer）]中得到了很大的借鉴。[126] 范贝尔肯罗德地图的布劳版本已经成了世界著名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出现在扬·弗美尔（Jan Vermeer）的三幅画作中：《军人和露出笑容的女孩》（约1657年）、《穿蓝色衣服的女子》（1662—1664年）以及《情书》（1670年）。[127]

这幅由范贝尔肯罗德和布劳绘制的地图是亨里克斯·洪迪厄斯于1629年出版的荷兰和西弗里斯兰壁挂地图的模板，范贝尔肯罗德所绘制的地图也是如此。[128]1637年、1651年、1656年、1660—1682年，菲斯海尔发表了范贝尔肯罗德—布劳地图的修改版本。[129]反过来，克拉斯·扬松·菲斯海尔的1637年版本也成为1639年雅各布·阿尔松·科洛姆（Jacob Aertsz.Colom）的40分幅的荷兰地图的模板。[130]大约1690年，尼克拉斯·菲斯海尔二世在汇编区域地图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新的原型：《荷兰伯爵领地图》（Hollandiœ comitatus），以北为正方向。[131]这一原型定义了整个18世纪荷兰地图的图景。

在80年战争中，布拉班特的边疆在不断地变化。直到1648年，它的北部和南部之间才有一个明确而永久的分界线。尽管如此，甚至在这一时期之前，米夏埃尔·弗洛伦特·范朗伦（Michael Florent van Langren）绘制了一幅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布拉班特地图：《布拉班特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部分》（Prima，Secunda，and Tertia pars Brabantiae）。[132]其测量一定是在1627—1630年间进行的。其成果是一幅1635年出现的由四图幅拼合而成的壁挂地图。在同一年，威廉·扬松·布劳根据其出版了一幅地图集中的地图。在那之前不久，布劳还在他的地图集中发表了一幅迈尔里·范斯海尔托亨博斯（Meierij van's-Hertogenbosch）的地图《布拉班特的第四部分，公爵森林之首》（Quarta pars Brabantiae cujus caput Sylvaducis），这幅地图由维勒布罗杜斯·范德博格特（Willebrordus van der Burght）绘制。[133]布拉班特和迈尔里的地图是18世纪晚期北布拉班特仅有的总图，经常复制并收入17世纪晚期的地图集。很长一段时间里，制图师们继续表现布拉班特公国这个古老的实体。

对于它的总图来说，德伦特省可能有一个巧合要感谢。作为一个行省，它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政府组织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它所居住的人口数量以及与之相关的商业活动规模都太小，不足以证明出版总图的合理性。然而，科内利斯·皮纳克（Cornelis Pijnacker）教授因涉及一些边界诉讼的事务，于1634—1636年来到该省，这可能导致他在1634年绘制了一幅德伦特地图[包括格罗宁根的韦斯特沃尔德（Westerwolde）]。[134]这张地图于1636年由约翰内斯·扬松尼乌斯首次出版。各家出版商一直在制作出版副本，一直持续到18世纪。

墨卡托的佛兰德地图（1540年）曾是历代制图师关于这个行省的模板。这一模板在1638年之前不久被取代了，在那个时候，亨里克斯·洪迪厄斯在阿姆斯特丹、亚历山大·赛汉德斯（Alexander Serhanders）在根特，同时出版了一幅关于佛兰德的地图。[135]1638年，威廉·扬松·布劳在绘制他的六图幅地图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幅地图。[136]佛兰德的壁挂地图的铜版肯定曾有各种各样的重新印刷，因为它出现在布劳的儿子约翰（Joan）的众多出版商的目录中，直到1672年，布劳的工作室遭遇毁灭性的火灾。

海尔德兰在低地国家的各省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只有它由克里斯蒂安·斯格罗滕出版了一份印刷的总图。这张地图的后续，是1638年尼古拉斯·范吉尔科肯绘制的海尔德兰地图，拥有同样的地图图像。[137]他制作了这张地图，作为《海尔德兰历史》（Historia Gelria）的一部分，此书是对海尔德兰的历史和地理的描述，在约翰·伊萨克松·蓬塔努斯（Johann Isaaksz.Pontanus）的指导下撰写的。范吉尔科肯为了绘制其地图，进行了广泛的调查。除了总图以外，这一作品还催生了构成海尔德兰的4个地区的地图。这幅总图的副本以四图幅拼合而成的壁挂地图的形式而相继出现，这些地图由尼古拉斯·菲斯海尔一世、科内利斯·丹克尔茨（Cornelis Danckerts）、胡戈·阿拉德（Hugo Allard）以及科文斯—莫蒂尔公司（Covens & Mortier firm）绘制。[138]

除了之前提过的他的布拉班特地图之外，米夏埃尔·弗洛伦特·范朗伦还绘制了卢森堡公国的地图。由此而产生的四图幅地图于1644年在布鲁塞尔出版，并在很多年内决定了卢森堡的地图形象。[139]1671年或1672年，又出现了一种重新印刷的版本，其中添加了几个装饰性的波峰，而且有一部分的桅顶消失了。地图的内容没有发生变化。

1650年，在一边是德伦特，另一边是格罗宁根和上艾瑟尔的边界纠纷中，出现了一幅上艾瑟尔的四图幅地图。[140]1639年，上艾瑟尔省的政府授予兹沃勒（Zwolle）的拉丁文学校的副校长尼古拉斯·坦恩·哈弗（Nicolaas Ten Have）一份委托，要他绘制新的地图。从1652年开始，在许多与其同时代的地图集中，出现了以1∶200000的比例尺而缩小了的地图。代芬特尔的出版商扬·德拉特（Jan de Lat）于1743年出版了一份重新印刷的版本，只是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

在雅各布·范德芬特的省域地图中，他的泽兰地图是使用时间最长的。直到1654—1655年，它才被哈里亚斯·罗曼所绘制，并由尼古拉斯·菲斯海尔一世出版的9图幅组成的巨幅壁挂地图所取代。[141]这幅地图的比例尺为1∶40000，在当时是非常巨大的。由于缺乏详细的三角测量，泽兰的水道在整幅地图上被描绘得太过狭窄。罗曼和菲斯海尔的地图于1656年、1680年和大约1730年重印。还有很多副本，包括1748年在国外的勒鲁日（Le Rouge）所绘制的。在这最后提到的泽兰地图上，七省共和国的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现代的、非军事的地图，而雅各布·范德芬特的角色在低地国家的地图史上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人物。

低地国家的军事测绘（大约1648年以前）

在查理五世统治下的17个省合并（1543年）之后不久，随着忠于王室的地理学家进行测量而绘制绘本战略地形地图，低地国家的地图绘制开始了。西班牙政府的这些测绘项目雄心勃勃，即使是从欧洲层面来看也是如此。在低地国家，几乎所有的地区和城镇都可以获得可靠的大中型地图。

不久之后，低地国家的7个联合省份开始了它们长期的独立斗争，同时进行了大量的军事行动。大规模的战役和围城战都发生了，城市也建设了新的防御工事。很明显，这些进展需要大比例尺的军事地图加以表现，包括新闻地图、防御工事地图和军事地形图。许多地形城镇地图和地图集中都有关于防御工事的绘本地图，也用来作为各种贵族住宅的装饰。最后，在规划、决策和建造防御工事的过程中，也使用了技术绘图。[142]

西班牙王室下令进行的军事测绘

为西班牙服务的地理学家，如雅各布·范德芬特、克里斯蒂安·斯格罗滕和约斯特·扬松·比尔哈默，提供了低地国家的城市和省份的最早的军事地形地图。数十名意大利工程师也前往低地国家，将他们著名的专业知识运用到防御工事的建设上。这些工程师使用了大量的图纸，最终在西班牙或意大利完成。在西班牙的将军们——包括卡斯帕·德罗夫莱斯（Caspar de Robles）——的委托下，他们还在军事行动中绘制了许多城镇防御工事的建筑平面图。

最早的城镇地图绘制

1520年，雅各布·范德芬特前往鲁汶大学，并在北部的省份生活了一小段时间。[143]然而，他是第一个绘制其家乡城市坎普的精确的平面图的人，这是腓力二世下令绘制的260种半军事城镇平面图之一。1543年之后，查理五世授予雅各布·范德芬特“地理学家”的头衔，1555年之后，他又获得腓力二世授予的头衔。同时代的人称他为“伟大的地理学家”（grandissimo geografo）。[144]1548年8月后，雅各布·范德芬特签署了档案文件，比如收据，“雅各布·范德芬特，天主教皇帝陛下的地理学家确认收到……”。据我们所知，当时他是低地国家唯一一位被称为“皇帝的地理学家”的制图师。后来，1557年，克里斯蒂安·斯格罗滕被任命为腓力二世的地理学家。范德芬特和斯格罗滕都获得了年薪和实地勘测的开支津贴。[145]对于国王所要求地理学家提供的服务，可以描述为：成为国王陛下的地理学家，要完全靠他自己，独自一人进行测量和绘制为行政和军事目的而进行的大比例尺和小比例尺的区域地图。

1558年或之前不久，雅各布·范德芬特受国王委托，对低地国家的所有城镇、周边地区的河流和村庄、通路或区域、防线进行测量与绘图，“在一本书中安排所有，包含每个省的地图，尤其是每个城镇的平面图”。[146]用现代的语言表述，国王所要求的是一套完整的低地国家城镇的平面图，每一套都要根据每个省的地形地图上的周边地形而定。

范德芬特完成了第一项任务，他的大部分城镇平面图都被保留了下来（图43.15）。[147]在某些情况下，原图（袖珍版）和为国王亲眼阅读而精心绘制的副本（netkaart）都得以保存下来。虽然表现了223个城镇，但两个相邻的城镇有时会被绘制在一张地图上，地图的总数是213幅；其中，有114幅保存下来，既有原本，也有精心绘制的副本。除了精心绘制的副本之外，总会有一幅较小的插图——在旧的文献中被称作“carton”，其上描绘了城镇中建筑密集的部分。这样的插图确定了特定的建筑和防御工事。因此，对于范德芬特所绘制的大量城镇，有两幅总体平面图和一幅详细的平面图，它们在设计上是相同的，但在细节上可能有所不同。在这些城镇平面图中，没有发现任何关于省域地图的痕迹。1572年，斯格罗滕接受了一项命令，为低地国家的地形图进行测量。这似乎证明了从范德芬特订购的地形图从未绘制出来。

图43.15 雅各布·范德芬特所测绘城市的参考地图

根据C.Koeman and J.C.Visser，De stadsplattegronden van Jacob van Deventer（Landsmeer：Robas，1992-）。

对低地国家所有城镇的调查工作在大约12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值得注意的是，范德芬特对他的命令进行了一种宽松的解读。因此，一些定居点，比如贝费维克（Beverwijk）、格罗特布鲁克（Grootebroek）和新德洛彭（Hindeloopen），尽管它们没有城墙，也不能严格地被认为是构成城镇的组成部分，但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一直被某些城镇特权所青睐。范德芬特得到了向地方法官提供的推荐信，并获得了当地居民的实地帮助。大概是由于他的年龄负担（他将近77岁），在完成这幅绘本的过程中，他的速度很慢。1572年，由于西班牙的将军阿尔巴公爵肆意征税所引发的政治动荡，范德芬特不得不搬到科隆市，并一直住在那里，直到生命的结束。他于1575年去世后不久，他的三卷精心绘制的城镇平面图——这些平面图没有署名，并附上城镇的防御工程和公共建筑的轮廓平面图——以及一些原图被西班牙政府扣押，1577年之后，又被送往马德里。这三卷中有两卷保存下来，但第三卷，包括南部省份36座城镇的平面图，却已经亡佚。[148]范德芬特的精心绘制的平面图所依据的大部分原图都保留在梅赫伦的芭芭拉·斯梅茨（Barbara Smets）手中，后者从1540年开始就陪伴范德芬特生活在一起。[149]大约三个世纪后的1859年，这一套不精确的地图以某种未知的方式再次出现。[150]

所有的城镇都以大约相同的比例尺绘制：1∶8000，并绘制成统一的风格（图版49）。它们都是斜平行投影结构的平面图，在几何上是精确的，并且不包含任何尺度的变形。具体的建筑和防御工事都是垂直绘制的，这在16世纪上半叶是相当普遍的。范德芬特尽可能真实地展示了一些具体的建筑，包括城镇的大教堂（图43.16）。这些未签名的地块给范德芬特的调查方法带来了清晰的印象。他在道路和街道上测量多边形的轨迹，计算步数，用指南针来观察。[151]例如，在大多数平面图中都显示了一个比例尺，“500步5英尺”，指的是8.6厘米或8.7厘米的长度。其中一佩斯（pace）包括两斯特普（step），大约75厘米（两半英尺）。一千（mille）佩斯（pace）被认为是一英里。在某些情况下，范德芬特还利用了旧的测量和地图绘制。最古老的地图——也许是后来加上去的——是在16世纪50年代早期，范德芬特自己在布拉班特的大型城镇制作的。在接受了正式委任之后，范德芬特先后游历了泽兰、海尔德兰、荷兰、弗里斯兰、格罗宁根和更远的南方。他最后在佛兰德制作了地图。[152]

图43.16 雅各布·范德芬特所绘多德雷赫特（DORDRECHT）城镇平面图的细部，约1560年

完整原图尺寸：41.5×47.5厘米。由Nationaal Archief，The Hague（4.DEF，inv.nr.1.2）提供照片。

一个人不可能调查260个城镇，并描绘每一所房子。因此，在范德芬特的平面图中，他选择性地描绘了街道、运河、防御墙体、风车、公共建筑、教堂和修道院。在城墙之外，他展示了道路、水道和分散的聚落。沼泽、湿地等地形因使用不同颜色而不同于可通行的地面。从其比例尺和制图标志的一致性，以及其选定的地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遵照国王的指示，这些平面图是作为军事平面图而绘制的。考虑到枪炮的统一协调能力，对于一支军队，尤其是其炮兵部队来说，同一比例尺的平面图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这是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内部的有围墙的城镇地图的最早的例子。然而，范德芬特的平面图绘制得太迟了，无法帮助西班牙人平息城镇的反抗。

格奥尔格·布劳恩和弗朗斯·霍亨贝赫的《世界城市图》（1572—1618年）中的几幅平面图都是根据弗朗斯·霍亨贝赫的原始版本复制的。[153]可以推测，这些地图是在科隆复制的，在那里，同样在流亡中的霍亨贝赫，遇到了范德芬特。

区域军事地图

显然，尽管范德芬特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查理五世对地图形式的可靠地形信息的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在1555年之后，当腓力二世继承查理五世，成为低地国家的17个省份的国王的时候，在一封日期为1557年11月2日的信中，制图师克里斯蒂安·斯格罗滕被任命为国王的地理学家：[154]“我们敬爱的克里斯蒂安·斯格罗滕最近用巨大的代价和劳动的地图绘制了费吕沃（Veluwe）（海尔德兰省的一个地区）的地图，为此，我们想要奖励他，进一步想雇用他，以便让他继续在类似的问题上为我们服务…（我们为他提供）一份年金的支持，以及每天6个布拉班特斯托福尔（ants）的津贴。”[155]

斯格罗滕于1520年出生在克利夫（Cleve）公国的位于莱茵河下游的松斯贝克（Sonsbeck）。在他接受了“大师”——大概也是一名画家——的教育后，他从1548年开始就住在卡尔卡尔。在北方七省的起义之后，完成现代低地国家的地形图变得非常重要，因为阿尔巴公爵和他的西班牙士兵不熟悉这些反抗省份的基础设施。军队不得不前进以包围荷兰的城镇，如哈勒姆、阿尔克马尔（Alkmaar）和莱顿，并在格罗宁根和布拉班特进行战斗。斯格罗滕于1568年接受了阿尔巴公爵的一份委托。在叛乱的低地国家，这位新任命的西班牙军队总参谋长要求的不仅仅是一套北方省份的地形图；他还要求欧洲所有的国王土地的地图。这份委托标志着斯格罗滕职业生涯的一个新的时期。尽管自1557年12月起，他一直是国王的付酬地理学家，他所接受的是终身的任务，但他没有领取到报酬或长期的工作。

大约六年以后，在1574年前后，斯格罗滕以一份绘本地图集的形式向布鲁塞尔的军事指挥官展示了他的作品。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的地图被认为缺乏细节，并要求他加以改进。当阿尔巴公爵下令“对国王陛下的城市、村庄和国家及其边界进行描述”时，他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156]斯格罗滕最初绘制了一幅比例尺约为1∶250000的低地国家的总图，并绘制了德意志、法兰西和其他地区的地图，这些地图的比例尺约为1∶400000或更小。在收到来自布鲁塞尔的负面评论之后，他对自己的低地国家地图做了改进，仅仅绘制了另一份比例尺为1∶120000的副本，在尺寸上是前一份的两倍。

1592年，这份工作结束了。斯格罗滕仍然无法得到在布鲁塞尔的上司的满意。然而，斯格罗滕制作了一本绘本地图集，组成这本地图集的地图具有极佳的几何精度，[157]早在1585年，赫拉尔杜斯·墨卡托在其地图集中的法兰西地图的封底文字中，表达出对斯格罗滕工作的赞赏的态度，他提到这幅地图的制图师“斯格罗滕，他曾在法兰西广为游历，比任何在他之前的人都要更精确地对这个国家进行了地图绘制”。显而易见，墨卡托看到了斯格罗滕在卡尔卡尔工作时绘制的绘本地图。

在他1588年12月的著作的前言中，斯格罗滕向国王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建议可以由他自己制作一部由比例尺更大的低地国家各省的地图组成的地图集（参见图43.17和表43.1）。他的建议被接受了，而且还在继续给他发放薪酬。在补充的序言中，斯格罗滕向国王展示了他修改后的作品。把这些地图与范德芬特的省域地图进行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范德芬特的工作是建立于范德芬特的几何基础上的（图版50）。对于斯格罗滕地图的资料库，我们依据的是西班牙在低地国家的统治者的收藏：位于布鲁塞尔的宫廷和位于马德里的宫廷。[158]

图43.17 克里斯蒂安·斯格罗滕的地形图的参考地图。关于这些地图的细节，请参阅表43.1

根据Y.Marijke Donkersloot-De Vrij，Topografische kaarten van Nederland vóór 1750：Handgetekende en gedrukte kaarten，aanwezig in de Nederlandse rijksarchieven（Groningen：Wolters Noordhoff and Bouma's Boekhuis，1981），blw.Ⅲ。

斯格罗滕是16世纪最具审美天赋的制图师之一，与赫拉尔杜斯·墨卡托处于同一等级。在他的地图中，对地形的图形表现反映出人们对大地的形态的理解。因此，他最成功地展现了河流、运河、围垦造田和小村庄的景观。同样地，他也非常出色地表达了山脉和森林地形的形态。仔细观察他的地图，就会发现他将有围墙的城镇和乡村进行小型化的方式，可以通过他们的教堂塔楼的形状特点进行识别。每一个小的定居点都在风格上融入了地图的总体风格。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阿尔巴公爵会对这一宏伟的地图作品感到不满。将斯格罗滕和他的前任范德芬特进行对比，可以表明斯格罗滕是一位更有才华的制图师。在直接绘制其测量结果的地图方面，范德芬特可能拥有出众的土地测量技巧和更高的效率，但是他对景观的表现在个性与优雅方面却比不上斯格罗滕的作品。[159]

不幸的是，斯格罗滕的大部分作品都没有公开发表。这也与范德芬特的绘本城镇规划和印本省域地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地图被当时的雕刻师所复制。斯格罗滕的绘本地图是为西班牙国王而绘制，对当代地图学的发展没有任何影响。1592年前后，他的地图被锁在皇家内阁中，直到三个世纪之后才被认为是重要的。斯格罗滕的欧洲的全部西班牙领土的绘本地图集，是关于该国作为整体的最后一次国家组织的地图绘制，直到1798年要求进行的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afsche Republiek）的三角测量。

表43.1 克里斯蒂安·斯格罗滕的低地国家地形地图，1568—1573年

续表

另一位16世纪的低地国家的地区地图的绘制者是阿姆斯特丹的约斯特·扬松·比尔哈默，他有时被称为“雕刻师”（Beeldsnijder）。他以木刻师、建筑师和制图师的身份而闻名于世。在一大群为西班牙王室服务的意大利商人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尼德兰工程师之一。众所周知，有几幅绘本地图出自他手。[160]

1567年，叛乱爆发后，北部省份成为西班牙军队敌人的领土。因为通信系统的主要组成元素是河流和湖泊，西班牙人迫切需要对这一复杂系统进行全面了解。1571年，阿尔巴公爵命令当时的阿姆斯特丹市政建筑师比尔哈默为他提供荷兰省北部地区的详细地形图。蓬塔努斯的1614年《阿姆斯特丹编年史》中保存了公爵的命令及其详细内容：

约斯特·扬松先生，是一位雕刻师，也是镇上的居民，很久以来一直住在镇上，以他的许多艺术作品而闻名于世。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雕刻师，而且还拥有一份天赋，可以根据地理的特征来描绘土地、城镇、河流和水域。在他的作品中，有一幅地图，大约是在1571年由阿尔巴公爵命令绘制，其目的是令荷兰的北部地区臣服，他希望约斯特·扬松在地图上向他显示整个地区，以及瓦特兰（Waterland）地区；约斯特所完成的工作，被认为是正确而且精美的。因为不仅城镇、村庄、教堂，还有土地、溪流、水域、堤坝、道路、闸坝等，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我看到了这张地图，它是最近在阿姆斯特丹雕刻和印刷的。[161]

蓬塔努斯所看见的绘本地图没有被保存下来，1575年的第一个印刷版本的副本也没有人发现。只有1608年由阿姆斯特丹印刷商哈尔门·阿勒特松·范瓦门胡伊森（Harmen Allertsz.van Warmenhuysen）出版的才得以幸存（图43.18）。这张印刷地图的署名是“纪元 1575年，7月31日，由我——约斯特·扬松[Joost Janso（on）]完成并发表”。[162]这位作者用建筑工人的锤子作为他的标志（图43.19），经常签名为：Joost Jansz.Beeldsnijder（意思是“雕刻师”“图像雕刻师”），但有时也签名为“landmeter”（意思是土地测量员）。这幅印本地图已知有6份副本，其中有两份是克莱斯·扬松·菲斯海尔雕版的。[163]所有这些副本都有一个印记，就是由印刷商哈尔门·阿勒特松·范瓦门胡伊森对北荷兰和西弗里斯兰政府的一份献词。这两份带有装饰性的边框和文字的副本，上面都印着“至阿姆斯特丹，由Herman Allertz.Koster van die Nieuwkerck.刻印，纪元M.D.C.Ⅷ（即1608年）”。在地图的底部，记录了由腓力二世的代表授予特许权的文字：“由国王陛下授予阿姆斯特丹的雕刻师约斯特·扬松（Joost Jansz.Beeldsnijder）特许权，从现在开始三年内，如果没有得到约斯特·扬松的许可，不允许任何人假冒、印刷或者出售这幅北荷兰的地图，所有此类地图一律没收并处以三卡洛鲁斯荷兰盾的罚款，详细说明见安特卫普授予他的特许权中。路易斯·德雷克森（Louys de Requesens）签署，秘书贝蒂（Betij）副署”。

图43.18 北荷兰和西弗里斯兰的1608年壁挂地图，根据约斯特·扬松·比尔哈默原图重印，1575年

绘于六图幅上。

原图尺寸：116.5×103.5厘米。由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Amsterdam（W.X）提供照片。

图43.19 约斯特·扬松·比尔哈默的印工标记

摘自Kaartboek het Gasthuis，1583。

由Gemeentearchief，Amsterdam提供照片。

当此之时，约斯特·扬松·比尔哈默为阿姆斯特丹市政当局服务。1578年，阿姆斯特丹的地方长官转为反对派，在此之前，他为西班牙军队的军事工程师提供服务。在他的北荷兰地图上，他用西班牙语标出了莱顿城市前的防御工事的名称。在1578年之后，他向阿姆斯特丹市提供了类似的支持和建议，以抵御西班牙军队的进攻。

比尔哈默的北荷兰地图在其道路和水路系统的表现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虽然当时还没有出现铺砌而成的道路，但他还是用一条双线来描绘出可供行人和车辆通行的堤坝。地图的比例尺约为1∶100000，至今仍是尼德兰旅游地图首选的比例尺。这幅地图很像克里斯蒂安·斯格罗滕的北荷兰地图。这两个人可能会彼此相遇，并与他们的西班牙上司协商交谈。但两者的相似之处并不止于此：这两幅地图的比例尺是相同的，而北部和南部的界限完全一致。此外，东西的界限是一样的，而北荷兰的轮廓（由于陆地和海洋不稳定的关系而容易被误解的轮廓）是相同的。在比尔哈默的地图上，村庄由它们的教堂进行标示，但是小地方的名称和土地与水体的名字是由数字来表示的，并在图例中进行解释。考虑到大量的土地和水域特征的名称，印刷商哈尔门·阿勒特松，恰当地标记了他重印了一幅“土地和水域地图”。

1620年，阿姆斯特丹的雕刻师和艺术品销售商人弗朗索瓦·范登赫伊姆（François van den Hoeye）重新印刷了比尔哈默的地图上的装饰边框。其周围的文字是新设定的，而哈德里阿努斯·于尼乌斯（Hadrianus Junius）的一首诗被比尔哈默的一份描述和地图所取代，它们是在这段时期被人挖掘出来的。[164]应该提到这幅地图上最后一个独特的方面：它在1778年被重新刻印，其目的是旨在展示早期地图是如何有助于对历史地理知识的了解。[165]这表明 了对这个主题的兴趣已经开始觉醒的早期迹象。此外，比尔哈默的地图还影响了克里斯蒂安·斯格罗滕地图集中一幅地图的图像、1608年威廉·扬松·布劳的对开本荷兰地图，以及巴尔塔扎·弗洛里松·范贝尔肯罗德的壁挂地图。[166]

同一时期的另一幅地图，也描绘了海平面以下的水道的复杂系统，它就是汉斯·利夫林克的1578年的绘本荷兰地图（图43.20）。[167]利夫林克受雇于多德雷赫特、豪达和哈勒姆的市镇地方长官，把这张地图作为一项对代尔夫特市镇的诉讼的证据。因为其与比尔哈默的地图南部的地形相似，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570年前后，所有需要对荷兰基础设施进行基本配置的人都可以获得该省的一份“主要模本”。在图例中，利夫林克证实他是从现有的地图中复制而来的。

图43.20 汉斯·利夫林克所绘南荷兰绘本地图，1578年

原图尺寸：115×112厘米。由Streekarchief Midden-Holland，Gouda（2223 C1）提供照片。

意大利军事制图专家

16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对防御系统建设的兴趣明显增加。尽管此兴趣迅速蔓延到邻国，但意大利各邦的情况尤其如此。鉴于意大利工程师在建造防御工事方面的卓越知识和专业素养，因此，毫不奇怪，整个欧洲——包括低地国家——都对其产生需求，16世纪，在低地国家，越来越多的意大利工程师为它们提供自己的服务。[168]在1540—1609年，一共有60名左右的意大利工程师最终在低地国家工作。[169]第一批工程师是受私人委托去建造城堡。亚历山德罗·帕斯夸利尼（Alessandro Pasqualini）是其中之一，在1539年之后不久，他在赫尔雷（Gelre）地区的一个小镇比伦（Buren）帮助修建防御工事。这位防御工事大师（fortificatiemeester）随后在低地国家的其他城市工作。为政府部门服务的第一位意大利堡垒建造者是多纳托·博尼·迪佩利佐利（Donato Boni di Pellizuoli）。作为查尔斯五世的总工程师，他负责所有防御工事的建造、维护和修理。他检查了其他工程师制作的防御工事和平面图。此外，他还进行了一些设计工作，比如根特和卡默赖克（Kamerrijk）的要塞。多纳托肯定是作为一名堡垒建造者而获得了很好的声誉，因为1540年的时候，安特卫普的城墙工程选用了他的设计方案。

在16世纪下半叶，在低地国家工作的军事工程师的人数太少，无法为所有的城镇提供防御系统所需的防御工事。但是，意大利工程师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荷兰建筑师是在他们的监督下进行防御工事的规划和建设防御工事工作的。这些当地的尼德兰专家需要为意大利工程师的到来打下基础，因为在意大利使用的防御系统只能最低限度地适用于低地国家的地理环境。此外，它们很快就已经过时了。在这些经验丰富的军事工程师中，乔瓦尼·马里亚·奥尔贾蒂（Giovanni Maria Olgiati）在1553年和1554年游历了整个国家，之后留下了一群工程师，他们准备根据意大利的体系对防御工事进行现代化改造。塞巴斯蒂安·范诺彦（Sebastiaan van Noyen）与低地国家的首席工程师奥尔贾蒂的接触，必定对意大利建筑方法的实际应用（图43.21）具有重要意义。[170]

图43.21 乔瓦尼·马里亚·奥尔贾蒂：马斯特里赫特绘图，1553年

附有奥尔贾蒂对要塞的建议

原图尺寸：98×114厘米。图片版权属于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Vatican City [Barb.Lat.4391A，ⅩLⅡ（43）]。

随着1567年阿尔巴公爵的到来，一群新的意大利工程师来到了低地国家，他们受命专门负责建造堡垒。无论是规划，还是执行这些计划，阿尔巴公爵更喜欢意大利工程师，而不是当地的建筑工人。在西班牙指挥官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Alessandro Farnese）和安布罗焦·斯皮诺拉（Ambrogio Spinola）的领导下，要塞建筑的重点逐渐转向了战场上的临时路障，而工程师的任务也随之改变。

在意大利工程师受雇在低地国家工作期间，他们向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主顾们发送了许多军事活动的描绘。图纸和模型对新防御工事的规划和建设的各个阶段都有重要的帮助作用。除了制作这些直接关系到堡垒建造的图纸之外，工程师们还在图纸上描绘了战争事件和技术军事创新，他们把这些图纸寄给西班牙和意大利宫廷。保存最好的插图——包括许多地图——可以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收藏品中找到。[171]这些收藏品在防御工事的绘制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多样性。[172]防御工事的图纸经常被复制，并且从其他图纸上复制的几组地图被绘制成了一部地图集，展示了16世纪末北部和南部省份的要塞。[173]

除了用绘制地图制作地图集之外，意大利的工程师还在绘制军事行动的地图方面发挥了作用。他们在战争、战役和围城期间绘制地图，这些各种各样的精美彩色地图就是这样在意大利的宫廷中找到的。[174]一个例子是一套低地国家的要塞和地区的地图，共63幅，分成不同的两卷，可能由一部（尚）未知的地图集复制而来，这部地图集可能是由西班牙—葡萄牙指挥官卡斯帕·德罗夫莱斯付酬委托绘制，[175]这位指挥官于1573—1576年曾担任弗里斯兰、格罗宁根和奥默兰登（Ommelanden）的总督。[176]这些地图很可能是意大利制图师或工程师绘制的，主要关注的是弗里斯兰的大小城市。除了提供关于地点的地形信息之外，它们还描述了1572年德罗夫莱斯的一次战役中的军事活动。此外，在低地国家的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堡垒平面图，比如代芬特尔、兹沃勒、马斯特里赫特、贝亨奥普佐姆（Bergen op Zoom）、布鲁日、哈勒（Halle）、康布雷（Cambrai）和里尔（Lille）。这些地图集不仅是收藏者的藏品，还是一种军事文化的表达方式。除此之外，他们还是个人地位的象征，反映了一位赞助人对欧洲战场的了解，并强调了他个人角色的重要性，以及他与其他重要人物的关系（图43.22）。[177]

图43.22 德罗夫莱斯的地图集中的德龙赖普（DRONRIJP）的弗里斯兰村庄地图

原图尺寸：约43×58厘米。由Hauptstaatsarchiv Dresden（Schr.26，F.96，Nr.10，Bl.21）提供照片。

意大利工程师最关注的制图学的方面是在规划和建造防御工事的各个阶段使用图纸和模型。城堡建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工程师在每一步都做了图纸和模型。第一阶段是制作技术图纸来测试一个人的想法，并向工头清楚地说明。后来，在决策过程中，这些图纸被用来通知客户并监视活动的进展情况。因此，地图的表现与规划或建设的特定阶段密切相关。在最初的草图开始之后，是研究、调查图纸、细节图纸、书面和插图说明、纸和木头的设计、过程的插图，以及最终设计的插图。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副本往往由这些最终的插图构成，既有装饰性的，也有富含信息的。[178]

到16世纪末，意大利关于军事建筑的理论已经完全渗透到低地国家。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意大利的堡垒系统不得不进行修改。在丹尼尔·施佩克林（Daniel Specklin）[179]和西蒙·斯泰芬（Simon Stevin）（分别来自德意志和低地国家的堡垒建造者）的情况下，一个更适合低地国家的具体地理环境的防御系统发展起来。在建筑和城市结构方面，意大利理论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大多数的意大利工程师甚至在1609年的12年休战之前就离开了低地国家，当时西班牙低地国家北部达成临时停火协议。结果，低地国家的勘测员和堡垒建造者变得更加活跃。

为西班牙工作的尼德兰军事工程师

除了意大利工程师外，来自低地国家的工程师们也在80年战争的第一个阶段为西班牙工作，直到12年的休战期。至少有15个这样的堡垒建造者。[180] 例如，阿姆斯特丹的建筑师约斯特·扬松·比尔哈默在1573年为当地的城堡做了一项设计。另一名工程师，扬·法耶特（Jan Faiet），在1573年的腓力二世的指挥下，加强了边境和港口城市斯勒伊斯。一些来自北方低地国家的工程师也改变了他们对西班牙的忠诚。

一份从80年战争开始的手稿中包含了20个堡垒，来自1570—1578年间的北方低地国家，这可能是由南方低地国家的指挥官希勒斯·德贝尔莱蒙特（Gilles de Berlaymont）所委托制作。[181]这些堡垒平面图在雅各布·范德芬特的地图和后来的尼德兰工程师们的设计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联系，以应对城市防御的现代化需求。这些堡垒的地图包括来自今天的北荷兰和南荷兰[默伊登（Muiden）、尼乌波特（Nieuwpoort）、斯洪霍芬（Schoonhoven）、埃尔堡（Elburg）和韦斯普（Weesp）]，乌得勒支[奥德瓦特（Oudewater）、乌得勒支、迪尔斯泰德附近韦克（Wijk bij Duurstede）和艾瑟尔斯泰恩（IJsselstein）]，海尔德兰[阿纳姆（Arnhem）、比伦、屈伦博赫（Culemborg）、杜斯堡（Doesburg）、杜廷赫姆（Doetinchem）、埃尔堡（Elburg）、赫龙洛（Groenlo）、蒂尔（Tiel）、瓦赫宁恩（Wageningen）和聚特芬（Zutphen）]，以及上艾瑟尔[坎彭、奥尔登扎尔（Oldenzaal）和兹沃勒]。德贝尔莱蒙特——耶格赛斯（Hierges）男爵兼海尔德兰、上艾瑟尔和林根（Lingen）（1572年）以及荷兰、泽兰和乌得勒支（1574年）的总督，在1570—1578年的战役中来到了所有这些地方。范登赫费尔（Van den Heuvel）谨慎地认为这幅地图上的图画作者是来自该地区之外的人、皇家艺术家雅克·迪布勒克（Jacques Dubroeucq）。[182]

1580—1680年间，一些尼德兰军官被西班牙招募为军事工程师。与法国军事调查的历史相反，直到1709年，西班牙军队才组建了由乔治·普罗斯珀·费尔博姆（George Prosper Verboom）所创建的军事工程师军团。[183]但是南部省份的政治局势迫使西班牙政府保卫他们的领土，这都是为了对抗北方联合省的军队，这些军队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对南部的法国军队进行了反抗。

从1580—1680年，南部省份的军事地形图、堡垒和设防城镇的平面图保存在各种各样的收藏中，最著名的就是勒普瓦夫尔藏品。[184]皮埃尔·勒普瓦夫尔（Pierre Lepoivre）出生在贝尔根[Bergen，蒙斯（Mons）]，他曾担任阿尔瓦和帕尔马（Parma）公爵治下的建筑师和工程师。退休后，他复制了平面图和地图，为此他收到了皇家委员会付给他的薪酬。[185]另外还有一套关于防御工事的绘本图纸，由勒普瓦夫尔补充了一份关于军事工程方面的文字。[186]一位名叫贝尔纳德·德戈姆（Bernard de Gomme）的军官绘制了一部绘本地图集，其中有63个低地国家南部诸省的城市平面图和地形图，此人在1640—1645年为奥兰治亲王弗里德里克·亨德里克（Frederik Hendrik）服务。[187]其他的军事工程师包括萨洛蒙·范埃斯（Salomon van Es），他因担任沙勒罗瓦（Charleroy）城堡的建筑师而为人所知。[188]他的助手之一，西班牙人塞瓦斯蒂安·费尔南德斯·德梅德拉诺（Sebastián Fernández de Medrano），是位于布鲁塞尔的军事学院的一名教师。

一些1580—1680年（几乎是连续的战争时期）的南部诸省的地形图和城镇平面图保存在西班牙的档案馆中。这些地图文件由国务委员会（Raad van State）迅速自布鲁塞尔发送到马德里。[189]

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联合七省拥有两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它们保持着对斯海尔德河的统治地位，有效地从海上封锁了安特卫普以及莱茵河，这样使得它们能够进入中欧地区。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有两个解决方案来压制北部诸省的优势：一个项目是在佛兰德的格雷林亨湖（Grevelingen）的海港与斯海尔德河之间挖掘一条新的运河，[190]另一个项目是于1628年完工的埃乌赫尼亚渠（Fossa Eugeniana），一条连接莱茵河和默兹河的运河。米夏埃尔·弗洛伦特·范朗伦的名字与这条运河地图的绘制密不可分。范朗伦是一位战时工程师和制图师，他曾绘制了比利时各省的区域地图和一幅1635年的布拉班特地图。然而，他站在西班牙一边，并在南部诸省进行了地图绘制。作为一名工程师，他对芬洛（Venlo）和莱茵堡之间的默兹河与莱茵河运河进行了调查。[191]有了这条运河，西班牙人计划把莱茵河上的向北的运道改道，进入西班牙人占领的领土。它在两年（1626—1628年）内完成，但是由于缺水，从来没有发挥过作用。由于当时的水文知识和技术有限，对这条运河的调查是最野心勃勃的。尤其是，水平的测量受到了不精确的仪器的影响。

范朗伦的运河地图是第一幅以一个数字比例尺来表达比例的地图，其比例尺为1∶140000。[192]在那个时候，传统上，比例尺被表现为如此多的“一寸杆”（roeden op de duim）。威廉·扬松·布劳将这幅地图的比例尺缩小到大约1∶400000，以便编入胡戈·赫罗齐厄斯（Hugo Grotius）的《1627年的赫龙洛之围》（Grollae obsidio cum annexis）和他自己的1630年地图集中，但布劳并没有承认范朗伦是作者。[193]

1579年低地国家的军事测绘，主要分布在北部诸省

在联合七省争取独立的长期斗争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战斗和围城战，而几乎所有的城镇 都修建了新的防御工事。军事方面的研究蓬勃发展，尤其是在1590年，总督约翰·毛里茨·范拿骚（Johan Maurits van Nassau）开始将西班牙人赶出低地国家北部以后。要塞建筑是这一研究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它最杰出的代表是西蒙·斯泰芬和阿德里安·安东尼松（Adriaan Anthonisz.）。

在七省联合共和国时期，军事制图与一般的地图学有所区别。由于缺乏强大的中央权威，一般的地图绘制很少超过单一省份的边界。有赖于1579年的乌得勒支联盟，国防成为少数几个中央集权的领域之一。军事地图绘制者并不局限于各省的边界，因此绘制出了超越省界的地图。此外，军队感兴趣的地区——边疆——可以使用的地图比共和国经济中心的地图要少。[194]于是，这样的地图绘制在低地国家的地图学发展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

军事工程师和土地测量员

随着低地国家经济和基础设施的提升，以及从湖泊和海洋中围垦造陆，土地勘测成为一种职业发展起来。[195]低地国家的工程师必须精通他们的专业的方方面面——设计和建造防御工事、解决防御线的洪水、设计壕沟，最后，还要绘制地图。

在反抗地区的南部区域，从1576年开始，向国会递交了需要工程师以帮助他们抵抗西班牙敌人的请求。在那一年，纳门（Namen）市需要一名在防御工事之下放置炸药方面经验丰富的工程师。[196]许多来自低地国家北部和南部的工程师——他们原本为西班牙工作——后来被国会雇用在南部诸省工作。一些意大利专家也被国会聘请。1585年安特卫普被占领之后，一些工程师搬到了低地国家北部，而其他的要塞建造师（又一次）选择了为西班牙工作。很少有长期的服务，也没有具体的专业培训；作为测量员、建筑师、木匠或泥瓦匠的经验通常是其就业的决定性因素。[197]

反抗运动中最重要的省份——荷兰，它是第一个雇用长期工程师的省份。阿德里安·安东尼松于1579年被任命为防御工事大师。不久之后，1584年，当荷兰省和乌得勒支省受到西班牙侵略和掠夺的威胁时，他被任命为防御工事的总监。通过这种方式，荷兰省迈出了集中强化防御系统的第一步。1589年，毛里茨·范拿骚开始担任国家军队的总司令，在他的领导下，军事改革加快了这一发展进程。军事技术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工程师开始在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军事工程师的数量增加了：1590年，有13名工程师为不同的部门工作，但到了1598年，人数则超过了25名。[198]1599年，毛里茨增加了工程师的职位名额，这一举措提供了一种新的推动力。他们的训练似乎完全是针对防御工事的修建。[199]

于是，军事工程师队伍的基础就奠定下来了。这种发展的一部分包括了1600年在莱顿大学建立一个工程项目。[200]毛里茨自己也有这种背景，因为正是他的朋友兼老师西蒙·斯泰芬把这个项目组织起来的。这个项目包括数学、工程和土地测量等课程。1598—1635年间，一个类似的课程在弗拉讷克的弗里西兰学院建立起来，阿德里安·安东尼松的儿子阿德里安·梅修斯进行授课。考虑到这一时期的情况，在这些大学的课程中使用荷兰语是一项决定性的创新。军事工程师的招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没有接受过拉丁学校教育的年轻人。

斯泰芬本人并没有在大学授课，而是任命了两名教授：西蒙·弗朗松·范德梅尔文（Symon Fransz.van der Merwen）和卢多尔夫·范瑟伦（Ludolf van Ceulen），他们两人都是著名的土地测量员，他们都被任命为“工程学院教师”（meester in de Duytsche Mathematicque）。1600年，第一批荷兰语的陆地测量教科书出版了：由约翰内斯·塞姆斯（Johannes Sems）和扬·彼得松·道（Jan Pietersz.Dou或Douw）撰写的《大地测量实践》（Practijck des lantmetens）（图43.23）和《几何仪器原理》（Van het gebruyck der geometrische instrumenten）[莱顿：扬·布旺（Jan Bouwens）]。[201]塞姆斯和道的工作为刚刚入行的工程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当然实践经验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在17世纪，出现了一门在勘测方面更具教学意义的课程，由马托伊斯·范尼斯彭（Mattheus van Nispen）开发出：《精简土地测量术》（De beknopte lantmeetkonst）（多德雷赫特，1662年）。[202]

图43.23 约翰内斯·赛姆斯（Johannes Sems）和扬·彼德松·道所绘《大地测量实践》的书名页，1600年

由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Amsterdam [2404 F 13（1）]提供照片

斯泰芬对低地国家应用数学的发展所发挥的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203]斯泰芬介绍了小数，借此他得以在数学史上留名，但是他还写了一系列的基本论著，在导航技艺、排水的风车、宇宙志（1608年，在伽利略之前，他发表了对哥白尼日心说的支持）、实用几何学，以及最广泛的防御工事[（强化建筑）De sterctenbouwing]等方面。[204]他的几个学生，在军队服役后，被外国诸侯雇用，在他们的领土上修建防御工事，或者组织沼泽的围垦造陆；例如，科内利斯·费尔默伊登（Cornelis Vermuyden）被聘请参与1630—1640年间的英格兰的沼泽排水工程。

莱顿大学的这个项目开始时有大约30名学生，一直持续到1681年。除了军事工程师之外，几名为考试做准备的土地测量员也参加了课程。此外，在弗拉讷克和格罗宁根以及全国各地城镇的私立学校，也开设了其他的土地测量学的课程。1602—1641年，荷兰省的187名土地勘测员被荷兰的政府承认为“宣誓土地测量员”（gesworen Candmeter），其中69人曾在莱顿接受过工程学院的学习。[205]莱顿项目的声誉与共和国境内建筑专业技能方面取得的进展直接成正比，许多来自低地国家北部地区的工程师也在国外找到了工作。[206]然而，在17世纪的进程中，这种训练开始失去声望。其中部分的原因是后来教授小弗兰斯·范斯霍滕（Frans van Schooten Jr.）与审查员约翰·扬松·斯塔皮翁（Johan Jansz.Stampioen）之间发生的竞争，1648年，工程学院项目不再承认测量员了。[207]

1604年，工程学院项目确立四年之后，国务委员会决定将“莱茵兰杆”（Rijnlandse Roede）作为要塞建筑和地图绘制的标准测量单位。鉴于当时存在无数的地方标准，对于一群工程师来说，一个统一标准的定义是必要的。此外，在毛里茨·范拿骚的鼓动下，一支特别的“军事工程师部队”（ingenieurs-géographes）成立了，其任务是监督防御工事。斯泰芬于1604年被任命为军队的制图师；[208]从1599年开始，弗洛里斯·巴尔塔扎松的儿子巴尔塔扎·弗洛里松·范贝尔肯罗德曾随同联合行省军队，担任其勘测员和制图师。

巴尔塔扎·弗洛里松·范贝尔肯罗德的作品是162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的代表作。作为一名土地测量员，他受雇于毛里茨·范拿骚以及后来的弗里德里克·亨德里克的军队。土地测量员同时也是军事工程师，被要求通过建造防御工事和发展围攻设防城镇的技术，在战争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1636年，这位多才多艺的土地测量员被擢升为国家的测量员和制图师。

荷兰省已经被详细的地图所充分覆盖，足以编制比例尺为大约1∶110000的地图。这一比例尺被认为适用于军事地形图，这一观点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盛行。然而，并不存在对联合省份的军事调查，而且在各省主权独立的时期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对于各省来说，同意依靠一名军队指挥官和一名监察员来组织防御工事，这已经是一种极大的牺牲了。直到1815年，才开展了一项军事调查，以调查和制作一份统一绘制的地形图，比例尺为1∶25000。[209]

防御工事和洪水的地图绘制（防御线的洪水）

尼德兰军事地图绘制的历史与其他国家在制定和使用设防城镇地图与军事战役地图方面的历史是类似的。它在一个方面具有不同之处：洪水地图绘制。

1579年，根据反抗的低地国家之间订立的《乌得勒支条约》，建立了一个包括军事调查在内的联盟内所有联合军事行动的行政机构。在国务院的授权下，几名新任命的军事工程师翻新了北部诸省修筑城墙城市的防御工事。这次工程采用了现代的意大利方法，在城墙外修筑防御工事，而不是用旧的低地国家方法修建一个前面有护城河的坚固城墙。由于同盟与西班牙正在交战，这些城镇不得不忍受西班牙的围攻，而农村地区也必须由防御线进行保护，以防止被军队洗劫。这两种防御行动都需要地形测绘和绘制地形图与城镇平面图。这些工程不仅由国务院的工程师和土地测量员进行，还由各州任命的各个省份的工程师和土地测量员执行。

阿尔克马尔的土地测量员和要塞工程师阿德里安·安东尼松引介了意大利的防御体系。[210]终其一生，他是政府聘用的最重要的工程师。安东尼松不仅为大量的设防城镇提供了新的防御系统，而且在地图学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1579—1620年（安东尼松工作的时期），几乎所有的城镇平面图都保留了下来（图43.24）。[211]尽管约翰·范里斯维克（Johan van Rijswijck）、雅各布·肯普（Jacob Kemp）和达维德·范奥林斯（David van Orliens）也都是出色的制图师，但大量此类平面图都是安东尼松绘制的。这一时期的城市平面图的特点是对防御工事的高度重视；它们很少显示内城的地形。当时代的战略更偏好静态军队的围攻，这解释了为什么与地形图的数量相比，保存下来的平面图数量更多。实际的敌对行动发生在边境城镇，比如奥斯坦德（Oostende）（1641—1644年）、贝亨奥普佐姆（1622年）、布雷达（1625年和1637年），以及斯海尔托亨博斯（1629年），由于在战略要地上扩大了防御工事，这些城镇发生了变化。

图43.24 阿德里安·安东尼松的阿默斯福特（AMERSFOORT）的设防城市平面图，1594年

由Nationaal Archief，The Hague（VTH 3 516）提供照片。

另一项需要地形调查和工程建设的防御措施是洪水。通过淹没低洼地带，尼德兰人能够更有效地、成本更低地建造防御线，这样使得他们成功地阻止了外国侵略者。针对西班牙军队的防御行动导致了低地国家军事史上第一次有计划的大洪水。1574年，莱顿从西班牙围攻者中解围的浮雕让尼德兰人印象深刻，同时也鼓舞了尼德兰人，但对于欧洲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新闻。为了纪念这一特别的军事行动，约斯特·扬松·兰卡尔特（Joost Jansz.Lanckaert）的工作室编织出了一幅大型挂毯壁挂地图（图43.25）。[212]它展示了被故意淹没的筑城城镇的周边环境，尼德兰海军士兵在驳船上攻击西班牙军队，从后面攻击壕堑中的西班牙军队，迫使他们撤退的情景。

图43.25 约斯特·扬松·兰卡尔特所制作的莱顿挂毯，1587年

这张挂毯现在悬挂在莱顿的同业公会中

原图尺寸：297×366厘米。由Stedelijk Museum De Lakenhal，Leiden（inv.3358）提供照片。

后来，尼德兰人对数百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土地进行调查、平整，并将其放置在绘本地图上作为引洪泛滥的基础。有赖于这些调查行动，尼德兰的历史学家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所谓的“荷兰防洪系统”（Hollandse Waterlinie）（该系列保护了荷兰省）、海尔德防洪系统（Gelderse Waterlinie）以及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防洪系统的详细地形图。通过把敌人——潮汛之海变成自己的盟友，尼德兰人多次阻止了外国侵略者。[213]

除了有计划的洪水地图外，还绘制了作为防御线的天然屏障的军事地形图。这些地图通常展示出一个形状明确的区域，比如莱茵河、艾塞尔河和瓦尔河。除了河流本身的地形之外，周围的地形则很少得到描绘。这种地图的图像与当时的民用测量员的地图并无太大不同之处：插图的风格就是风景画的风格。然而，军事地形图的重点是河流、沼泽和盐沼塑造的天然屏障。[214]

总结评论

直到16世纪中叶，低地国家的官方地图绘制与欧洲其他地方发展的地图绘制并没有什么差别。中世纪时期，地图的使用还不是很普遍，而且很少地图得以保存下来。这些地图大多是由艺术家创作的，而不是基于系统的测量。其结果就是图画和抽象的地图元素的结合。

大约1500年开始在欧洲出现的地图意识的发展影响到了低地国家，地图在土地核算、水利设施维护、法律和军事行动中使用得越来越多。在16世纪的进程中，测量员开始致力于绘制地图。地理学家和堡垒建造者擅长地形测量。除了其他方式以外，这一发展表现在低地国家的16世纪的地图学中，有一个特点和复兴的高点：由地理学家雅各布·范德芬特创作的低地国家所有城市的绘本平面图。

范德芬特印刷的北部诸省地图和雅克·瑟洪及让·瑟洪的南部诸省的地图，为从16世纪的下半叶到16世纪末期低地国家地区地形图绘制的丰富传统提供了温床。16世纪末，低地国家的政治宪法变化猛烈。这些变化还涉及负责官方地图绘制的机构的变化。在16世纪的主要部分，十七行省被查理五世统治下的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及其继任者腓力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王国所统治。北方七省的反抗导致了联邦政治结构的发展。因此，当时由不同的政治机构负责官方的地图绘制工作。地图绘制工作隶属于省级，而不是联邦政府。1600—1670年，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地形图的绘制非常混乱。在西部诸省的地图上，一种只属于低地国家的独特的地图现象出现了：水利委员会地图绘制。与海洋作斗争使低地国家的人民成了16世纪海洋地图学领域真正的专家。由于其专门的性质，水利委员会地图绘制仍是低地国家的一种现象。由此产生的详细地形图的影响并没有超出低地国家的国界。

低地国家官方地图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是军事测绘。一开始，对城镇和行省的战略测量是由西班牙王室委托完成的。意大利的工程师不止一次地参与了这些努力。从1579年开始，也就是低地国家北部地区的反抗在政治上肇始的那一年，来自低地国家的工程师和测量员也重新焕发活力，进行地图绘制。他们制作了防御工事、战争和边境地区的地图。独特的洪水地图也制作出来了。在七省联合共和国时期，军事制图的组织比其他类型的官方地图工作更加集中。因此，军事地图制图师能够绘制出跨区域的地图。

在16世纪的进程中，低地国家的官方地图绘制变得越来越严格。在南部诸省，商业制图在早期就加入了这一发展。对于低地国家北部地区来说，一个坚实的地图绘制基础发展起来，将催生出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的世界性的地图业垄断。

附录43.1 16世纪中叶低地国家各省（以此为主）第一批印刷的低地国家地图，1538—15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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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3.2 印本水利委员会地图，1572—16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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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3.3 印本行省地图的原型，1575—16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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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使用的缩写包括：MCN代表Günter Schilder，Monumenta cartographica Neerlandica（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86-）。

[2] 关于低地国家地图学史最详尽的著作是C.Koeman的Geschiedenis van de kartografie van Nederland：Zes eeuwen land-en zeekaarten en stadsplattegronden（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83）。关于低地国家地图资料的类型学，请参阅Y.Marijke Donkersloot-De Vrij，Topografische kaarten van Nederland uit de 16de tot en met de 19de eeuw：Een typologische toelichting ten behoeve van het gebruik van oude kaarten bij landschapsonderzoek（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95）。

[3] 请 参阅Peter van der Krogt，Koeman's Atlantes Neerlandici（'t GoyHouten：HES，1997-），1：44-49（no.1：001）。

[4] 例 如，Van der Heijden提到了从16世纪保存下来的53幅地图，其中24幅包含了地名“Belgica”或它的一些变体（“Gallia Belgica，”“Belgium，”“Leo Belgicus”）。然而，低地国家至少有18次被称为“低地德意志”（Germania Inferior）”。“Nederland”一词仅仅使用两次。请参阅H.A.M.van der Heijden，Oude kaarten der Nederlanden，1548-1794：Historische beschouwing，kaartbeschrijving，afbeelding，commentaar/Old Maps of the Netherlands，1548-1794：An Annotated and Illustrated Cartobibliography，2 vols.（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Repro-Holland；Leuven：Universitaire Pers，1998），1：67。

[5] 请参阅Jonathan Irvine Israel，The Dutch Republic：Its Rise，Greatness，and Fall，1477-1806，2d ed.，rev.（Oxford：Clarendon，1998）。

[6] 关于这幅地图，请参阅Van der Heijden，Oude kaarten der Nederlanden，1：479。

[7] 请参阅Van der Heijden，Oude kaarten der Nederlanden，1：95-122.。

[8] 形容词“Dutch”用于尼德兰和比利时，在此指代整个低地国家。

[9] Van der Heijden还提到了由扬·范霍恩制作的1526年木刻版东方海洋地图（Oude kaarten der Nederlanden，1：12-16）。

[10] 请参阅Peter H.Meurer，“Op het spoor van de kaart der Nederlanden van Jan van Hoirne，”Caert-Thresoor21（2002）：33-40。这幅地图是在1539年秋天根据克里夫斯的安妮（Anne of Cleves）去伦敦与亨利八世（Henry Ⅷ）结婚的场合绘制的。

[11] 关于Van Hoirne，请参阅Robert W.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Their Maps：Bio-Bibliographies of the Cartographers of Abraham Ortelius，1570（Chicago：For the Newberry Library by Speculum Orbis Press，1993），316。

[12] Arend W.Lang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见“Traces of Lost North European Sea Charts of the 15th Century，”Imago Mundi12（1955）：31-44。

[13] Van der Heijden，Oude kaarten der Nederlanden，1：137-138；Bert van ’t Hoff and L.J.Noordhoff，“Een kaart van de Nederlanden en de‘Oosterscherzee’ gedrukt door Jan de Beeldesnyder van Hoirne te Antwerpen in 1526，”Het Boek31（1953）：151-156；and Bert van ’t Hoff，“Jan van Hoirne's Map of the Netherlands and the‘Oosterscher Zee’ Printed in Antwerp in 1526，”Imago Mundi11（1954）：136.残片收藏在Gemeentearchief，Groningen。

[14] 请参阅Van der Heijden，Oude kaarten der Nederlanden，1：16-18。

[15] Bert van't Hoff，“The Oldest Maps of the Netherlands：Dutch Map Fragments of about 1524，”Imago Mundi16（1962）：29-32，and Y.Marijke Donkersloot-De Vrij，Topografische kaarten van Nederland vóór 1750：Handgetekende en gedrukte kaarten，aanwezig in de Nederlandse rijksarchieven（Groningen：Wolters-Noordhoff and Bouma's Boekhuis，1981），128（no.646）.格雷纳希尔认为这幅地图的木刻版是由雕刻了地图“Tabvla Nova Heremi Helvetiorv”的同一人雕刻的，后者收入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马丁·瓦尔德泽米勒版本（斯特拉斯堡，1513年），请参阅Franz Grenacher，“The Woodcut Map：A Form-Cutter of Maps Wanders through Europe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Imago Mundi24（1970）：31-40。

[16] 很有可能，在那些年代，经常在官方的邮件中附上这类“为这一场合”而绘制的绘本地图。在布鲁塞尔和维也纳的宫廷之间的1524年通信文件中发现的一例绘本地图，覆盖了海尔（Gelre，即海尔德兰）的河流地区，是国王查理五世的低地国家中最后一个“敌对”区域。这幅地图现在收藏在Vienna，Österreichisches Staatsarchiv，Section Belgien，D.D.237，fol.387。请参阅Koeman，Geschiedenis，82，以及防尘套上的插图。

[17] 关于前者，请参阅M.K.Elisabeth Gottschalk，Historische geografie van westelijk Zeeuws-Vlaanderen，2 vols.（Assen：Van Gorcum，1955-1958），1：148-149，and Antoine De Smet，“Oude landmeterskaarten，bronnen voor de historische geografie，”in Bronnen voor de historische geografie van Belgiё：Handelingen van het Colloquium te Brussel，25-27 April 1979（Brussels：A.R.-A.G.R.，1980），228-240，esp.228-229。关于后者，请参阅M.K.Elisabeth Gottschalk，“De oudste kartografische weergave van een deel van Zeeuwsch-Vlaanderen，”Archief：Vroegere en Latere Mededelingen Voornamelijk in Betrekking tot Zeeland Uitgegeven door het Zeeuwsch Genootschap der Wetenschappen（1948）：29-39。另请参阅P.D.A.Havey的1550年以前的低地国家地方地图和平面图的年代列表，见其“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 in Medieval Europe，”HC1：464-501，esp.499-500。关于1300—1500年这一时期的低地国家的绘本地图的列表，另请参阅Donkersloot-De Vrij，Topografische kaarten...16de tot en met de 19dew，9。

[18] M.K.Elisabeth Gottschalk and W.S.Unger，“De oudste kaarten der waterwegen tussen Brabant，Vlaanderen en Zeeland，”Tijdschrift van het Koninklijk Nederlandsch Aardrijkskundig Genootschap，2d ser.，67（1950）：146-164，and Jan van der Stock，ed.，Antwerpen：Verhaal van een metropool 16de-17de eeuw（Ghent：Snoeck-Ducaju & Zoon，1993），151（cat.5）.这幅地图现在收藏于Brussels，Algemeen Rijksarchief，Kaarten en Plattegronden（inv.nr.351）。除了1468年的副本，还有一幅斯海尔德河的1505年地图保存在Antwerp，Stadsarchief。请参阅Van der Stock，Antwerpen，151（cat.6）。

[19] 关于这些地图的图目，请参阅Harvey，“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499-500。

[20] François de Dainville，“Cartes et contestations au ⅩⅤe siècle，” Imago Mundi24（1970）：99-121；C.Koeman，“Die Darstellungsmethoden von Bauten auf alten Karten，”in Land-und Seekarten im Mittelalter und in der frühen Neuzeit，ed.C.Koeman（Munich：Kraus International，1980），147-192；以及 John A.Pinto，“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chnographic City Plan，”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35，no.1（1976）：35-50。另外，关于地图符号，请参阅本卷第21章。

[21] 伊莫拉的平面图，收藏于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Ⅱ，Windsor Castle（MS.12284）；请参阅图27.1和图36.16，以及Pinto，“Ichnographic City Plan，”37-42。

[22] 例如，由弗朗切斯科·罗塞利制作的大约1485年的佛罗伦萨斜视景观图的大型雕版[收入Van der Stock，Antwerpen，154（cat.9）中并进行描述]是一个启发，显而易见的，它是来自大约1515年的安特卫普大型景观图（Antwerp，Stedelijk Prentenkabinet，inv.nr.20.839）。雅各布·德巴尔巴里制作的1500年的前所未有的不朽的斜视景观图激发了科内利斯·安东尼松的阿姆斯特丹平面图，此图绘制于1538年，印刷于1544年。请参阅Giandomenico Romanelli，Susanna Biadene，and Camillo Tonini，eds.，“A volo d’uccello”：Jacopo de’ Barbari e le rappresentazioni di città nell’Europa del Rinascimento，exhibition catalog（Venice：Arsenale Editrice，1999），esp.168。关于1538年阿姆斯特丹绘制的平面图中的透视法的应用，请参阅Maikel Niёl，“De perspectivische ruimteweergave van het Gezicht in vogelvlucht op Amsterdamvan Cornelis Anthonisz.，”Caert-Thresoor19（2000）：107-113。

[23] 范登韦恩盖尔德的生平最近有了很好的文献研究；请参阅Montserrat Galera，Antoon van den Wijngaerde，pintor de ciutats i de fets d’armes a l’Europa del Cinc-cents：Cartobibliografía raonada dels dibuixos i gravats，i assaig de recontrucció documental de l’obra pictòrica（[Madrid]：Institut Cartogràfic de Catalunya，1998），and Stefaan Hautekeete，“Van Stad en Land：Het beeld van Brabant in de vroege topografische tekenkunst，”in Met passer en penseel：Brussel en het oude hertogdom Brabant in beeld（Koninklijke Musea voor Schone Kunsten van Belgiё，Brussel）（Brussels：Dexia Bank，2000），49-51。

[24] 范登韦恩盖尔德绘制了多座城镇的平面图：阿姆斯特丹（1550年？）、布鲁塞尔（1558年）、乌得勒支（1554—1558年）、多德雷赫特（Dordrecht）（1544年），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约1544年）和斯勒伊斯（Sluis）（1557—1558年）；请参阅Galera，Antoon van den Wijngaerde，207，以及系列Historische plattegronden van Nederlandse steden（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78-），esp.vol.1，Amsterdam，附有W.Hofman撰写的引介文章。阿姆斯特丹的城镇景观图（150×43厘米）保存在市政档案馆。其他的低地国家城镇景观图收藏在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该馆还收藏了三米长的伦敦绘图，还保存在安特卫普的荷兰海事博物馆（Nationaal Scheepvaartmuseum）。一份乌得勒支城市景观图的复制件收入Historische plattegronden van Nederlandse steden，3：1。

[25] 为其透视景观图的使用，范登韦恩盖尔德运用了三种类型的预备性研究：（1）城镇周边地区的示意图；（2）要么从一种自然的高度或一座塔上审视得非常逼真，要么基于现有的模型来制作的整座城镇部分地区的景观图；（3）关于单体建筑或建筑群的详细研究。请参阅Hautekeete，“Van Stad en Land，”50，和Bert van't Hoff，“Une vue panoramique inconnue de Bruxelles dessinée en 1558 par Anthonis van den Wyngaerde，”Annales de la Sociétè Royale d’Archéologie de Bruxelles：Mémoires，Rapports et Documents48（1948-1955）：145-150。

[26] 请参阅Galera，Antoon van den Wijngaerde，192-193。18块有编号的残片的复制件收入M.P.de Bruin，“De Zelandiae Descriptio”：Het panorama van Walcheren uit 1550（Maastricht：Deltaboek，1984）。

[27] Antoine De Smet，“A Note on the Cartographic Work of Pierre Pourbus，Painter of Bruges，”Imago Mundi4（1947）：33-36；idem，“Oude landmeterskaarten，bronnen voor de historische geografie，”228-240；and Paul Huvenne，Pieter Pourbus：Meester-schilder，1524-1584，展览目录（[Brussels]：Gemeentekrediet，1984）。

[28] 请参阅Paul Huvenne，“De kaart van het Vrije in het kader van leven en werk van Pieter Pourbus，”in Het Brugse Vrije in beeld：Facsimileuitgave van de Grote Kaart geschilderd door Pieter Pourbus（1571）en gekopieerd door Pieter Claeissens（1601），ed.Bart van der Herten（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Repro-Holland，1998），21-25，esp.21-23。

[29] 原图的一块残片和1601年的完整副本收藏在Bruges，Stadsarchief。关于保存下来的残片的影印件、1601年的副本以及1852年附有图幅编排摘要的石印本，请参阅Het Brugse Vrije in beeld。除其他事项外，这一著作的内容包括对布鲁日地区地图的准确性的分析，该地图以历史地理角度进行排列，并附有一份地名列表。波尔伯斯的其他地图包括Kaart van de wateringen van Broucke en Moerkerke-Zuid-over-Leie（1573），Bruges，Rijksarchief；Kaart van de watering van Romboutswerve（1578），private collection；Kaart van het eiland Cadzand（1578），Bruges，Stadsarchief，以及所谓的Duinenabdij平面图（1580），Bruges，Stedelijke Musea，Arentshuis。

[30] H.C.Pouls，De landmeter：Inleiding in de geschiedenis van de Nederlandse landmeetkunde van de Romeinse tot de Franse tijd（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Repro-Holland，1997），9，以及E.Muller and K.Zandvliet，eds.，Admissies als landmeter in Nederland voor 1811：Bronnen voor de geschiedenis van de landmeetkunde en haar toepassing in administratie，architectuur，kartografie en vesting-en waterbouwkunde（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87），10-19（15世纪至19世纪低地国家各省法院录用的宣誓土地测量员的资料库）。

[31] Antoine De Smet，“Landmeterstraditie en oudekaarten van Vlaanderen，”Verslagen en mededelingen van De Leiegouw：Vereniging voor de studie van de lokale geschiedenis，taal en folklore in het Kortrijkse8（1966）：209-218，esp.210，and Muller and Zandvliet，Admissies，7.

[32] Jan Willem Berkelbach van der Sprenkel，Regesten van oorkonden betreffende de bisschoppen van Utrecht，uit de jaren，1301-1340（Utrecht：Broekhoff n.v.v/h Kemink，1937），91，98，and 100.

[33] C.Wijffels，“De oudste rekeningen der stad Aerdenberg（1309-1310）en de opstand van 1311，”Tijdschrift Archief van het Zeeuws Genootschap，1949-1950，10.关于最早期的测量员活动的更彻底的回顾，请参阅Pouls，De landmeter，36-40。

[34] 请参阅Dirk de Vries，“Official Cartography in the Netherlands，”in La cartografia dels Països Baixos（Barcelona：Institut Cartogràfic de Catalunya，1995），19-69，esp.21，以及Pouls，De landmeter，55。

[35] Pouls，De landmeter，75-76.

[36] 关于对低地国家的测量员在整个历史时期曾使用过的仪器的回顾，请参阅Pouls，De landmeter。

[37] 例如，请参阅拿骚（Nassau）王室家族的地图册，其中附有他们在韦斯特兰（Westland，在今天南荷兰省的西部）的地产的地图，它们已经在摹写本中，并有广泛的解释：A.P.van Vliet，G.Beijer，and A.F.Middelburg，Kaartboek van het Westland：Kaartboek van de domeinen in het Westland vervaardigd door landmeter Floris Jacobszoon in de jaren 1615-1634（Naaldwijk：Stichting Stimulering Historische Publikaties Westland，1999）。另请参阅 Peter van der Krogt and Ferjan Ormeling，“Een handleiding voor kaartgebruik met een legendalandje uit 1554，”CaertThresoor21（2002）：41-46。在这方面，Donkersloot-De Vrij提到了57本地图册和地图系列，这些地图册和地图系列收藏在荷兰的一座国家档案馆中。请参阅Topografische kaarten van Nederland vóór1750，162-174。目前，M.Storms和E.Heere正在乌得勒支大学（Universiteit Utrecht）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这将催生关于这一主题的历史地图学和地理学的论文研究。目前，已经知道了350册左右的这类地图册。

[38] Pouls，De landmeter，91，and Donkersloot-De Vrij，Topografische kaarten van Nederland vóór 1750，39.

[39] 对测量员的录用做一个区域性的考察，请参阅Muller and Zandvliet，Admissies。

[40] 例 如，关于在荷兰省北部地区的测量员的活动的专著，请参阅Chris Streefkerk，Jan W.H.Werner，and Frouke Wieringa，eds.，Perfect gemeten：Landmeters in Hollands Noorderkwartier ca.1550-1700（Holland：Stichting Uitgeverij NoordHolland，1994）。

[41] Pouls，De landmeter，227.

[42] Donkersloot-De Vrij，Topografische kaarten...16de tot en met de 19de eeuw，13-14.位于梅赫伦的西班牙属尼德兰高等法院的档案是关于边界纷争的地图插图信息的丰富资料来源。然而，表现低地国家的绘本地图的最大收藏是在海牙的国家档案馆（Nationaal Archief），那里收藏有超过300幅在1472—1600年间的地图。其中大多数是宫廷在荷兰省所管辖的 地产测量的地图，以及对争议边界的阐释：Brussels，Algemeen Rijksarchief GRM（Groote Raad van Mechelen），dossiers 475-492，所谓的Beroepen uit Holland（荷兰省的案例）。请参阅P.J.Margry，“Drie proceskaarten（Geertruidenberg versus Standhazen）uit 1448，”Caert-Thresoor3（1984）：27-33，and A.H.Huussen，“Kartografie en rechterlijke archieven，”Nederlands Archievenblad82（1978）：7-15。关于审讯档案中的地图的摘要和插图，请参阅A.H.Huussen，Jurisprudentie en kartografie in de ⅩⅤe en ⅩⅥe eeuw（Brussels：Algemeen Rijksarchief，1974）。

[43] 图43.7中未显示的地图收藏在Algemeen Rijksarchief，Brussels（GRM BH no.610 sub ww 1529/1530）。克鲁克还 绘制了一幅数学上可靠的阿姆斯特丹（Amstelland）地图，此图收藏于Gemeentearchief，Amsterdam（Top.Atlas no.G 110-116）。关于这些地图，请参阅Donkersloot-De Vrij，Topografische kaarten van Nederland vóór 1750，129（no.649 and no.653）。另请参阅A.H.Huussen，“Willem Hendricxz.Croock，Amsterdams stadsfabriekmeester，schilder en kartograaf in de eerste helft van de zestiende eeuw，”Jaarboek van het Genootschap Amstelodamum64（1972）：29-53，以及De Vries，“Official Cartography，”24。

[44] Van der Heijden（Oude kaarten der Nederlanden，1：28-31）提供了关于16世纪低地国家各省份第一批地图的一次清晰的概观（1538—1581）。

[45] 请参阅J.C.Visser，“Jacob van Deventer alias Van Campen？De jonge jaren van een keizerlijk-koninklijk geograaf，”Caert-Thresoor12（1993）：63-67，以及C.Koeman and J.C.Visser，De stadsplattegronden van Jacob van Deventer（Landsmeer：Robas，1992-），introductions to the different parts。

[46] 根据Bert van't Hoff in Jacob van Deventer：Keizerlijkkoninklijk geograaf（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53）。

[47] 很有可能，低地国家的政治家Viglius van Aytta在他们的委托事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也对范德芬特被命名为帝国地理学家以及后来成为王室地理学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请参阅Bart van der Herten，“De connectie tussen Jacob van Deventer en Viglius van Aytta in de jaren 1530-1540：Een hypothese，”Caert-Thresoor14（1995）：59-61。关于范德芬特，请参阅Van't Hoff，Jacob van Deventer，4-6。关于范德芬特的省域地图附有注释的摘要说明，请参阅MCN，1：76-88，以及Donkersloot-De Vrij，Topografische kaarten van Nederland vóór 1750，128，index Ⅰ。

[48] Bert van't Hoff，De kaarten van de Nederlandsche provinciёn in de zestiende eeuw door Jacob van Deventer（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41），1939年，范托夫订购了在布雷斯劳被毁掉的地图的照片，根据此照片制成了影印版本，对于低地国家地图绘制历史记录来说，是一次非常幸运之举。海尔德兰的地图收藏在Herzog August Bibliothek，Wolfenbüttel；泽兰地图收藏在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Florence。在Imago Mundi 中，巴格罗报道了二战中的损失。他提到当时收藏在布雷斯劳市政图书馆中的地图的损失，但只讨论了弗里斯兰地图的亡佚；然而，布拉班特、荷兰和泽兰的地图也被毁掉了。请参阅Leo Bagrow，“With Fire and Sword，”Imago Mundi4（1947）：30-31；5（1948）：37-38（A.Codazzi）；and 6（1949）：38。

[49] C.Koeman，Gewestkaarten van de Nederlanden door Jacob van Deventer，1536-1545：Met een picturale weergave van alle kerken en kloosters（Alphen aan den Rijn：Stichting tot bevordering van de uitgave van de stadsplattegronden van Jacob van Deventer-Canaletto，1994），其中包括一份英文摘要。另请参阅R.V.Tooley，“Maps in Italian Atlase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Being a Comparative List of the Italian Maps Issued by Lafreri，Forlani，Duchetti，Bertelli，and Others，Found in Atlases，”Imago Mundi 3（1939）：12-47（items 142，218，231，298，and 300）。

[50] 关于后续版本和副本的清单，请参阅Koeman，Gewestkaarten van de Nederlanden，18-20。

[51] 请 参阅M.P.R.van den Broecke，Ortelius Atlas Maps：An Illustrated Guide（’t Goy-Houten：HES，1996），109 and 122-124。

[52] 关于德约德的地图，请参阅MCN，1：89-108。

[53] 肯曼将范德芬特地图中与以后几个世纪的印刷品和图片中的教堂建筑的标绘进行了详细的对比（Gewestkaarten van de Nederlanden，26-36）。

[54] Peter Mekenkamp and Olev Koop，“Nauwkeurigheid-analyse van oude kaarten met behulp van de computer，”Caert-Thresoor5（1986）：45-52。与现代地图上相同的地标进行比较，产生了一种计算方法，可以精确分析范德芬特省域地图上的教堂塔楼的相对位置。

[55] C.Koeman，Collections of Maps and Atlases in the Netherlands：Their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Leiden：E.J.Brill，1961），19-20。另参阅Viglius de Zuichen描述过的地图清单，见[Leo Bagrow]，“Old Inventories of Maps，”Imago Mundi5（1948）：18-20；这份清单首次出版是在Bagrow的文章中：“The Origin of Ptolemy's Geographia，”Geografiska Annaler3-4（1945）：318-387。

[56] Sebastian Münster，Erklerung des newen Instruments der Sůnnen nach allen seinen Scheyben und Circkeln：Item eyn Vermanung Sebastiani Münnster an alle Liebhaber der Künstenn im Hilff zu thun zu warer unnd rechter Beschreybung Teütscher Nation（Oppenheim：Iacob Kobel，1528）.

[57] 请参阅Van der Heijden，Oude kaarten der Nederlanden，1：39-66，以及Koeman and Visser，De stadsplattegronden van Jacob van Deventer，introductions to the different parts。

[58] Van der Heijden，在Oude kaarten der Nederlanden，44-47中，提供了这一地图保存下来的副本的摘要；另请参阅David Woodward，The Maps and Prints of Paolo Forlani：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Chicago：Newberry Library，1990）。

[59] 这幅地图收藏于The Hague，Nationaal Archief（VTH 3044）。请参阅J.G.Avis，“Het auteurschap van de 16de-eeuwsche kaarten van het Friesche Bilt，”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49（1934）：403-415；Van ’t Hoff，De kaarten van de Nederlandsche provinciёn；Koeman，Gewestkaarten van de Nederlanden，11-12。

[60] 关于让·瑟洪的传记勾勒，请参阅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517-519。

[61] 请参阅Peter H.Meurer，Fontes cartographici Orteliani：Das“Theatrum orbis terrarum”von Abraham Ortelius und seine Kartenquellen（Weinheim：VCH，Acta Humaniora，1991），250-251，以及Jean Denucé，“Jean & Jacques Surhon，cartographes Montois，d’après les archives Plantiniennes，”Annales du Cercle Archéologique du Mons42（1914）：259-279。

[62] 请参阅Meurer，Fontes cartographici Orteliani，251-252 and fig.70。

[63] Jean Denucé，Oud-Nederlandsche kaartmakers in betrekking met Plantijn，2 vols.（Antwerp：De Nederlandsche Boekhandel，1912-1913；reprinted Amsterdam：Meridian，1964），1：39.

[64] Denucé，Kaartmakers，1：35.

[65] Peter H.Meurer，“De verboden eerste uitgave van de Henegouwen-kaart door Jacques de Surhon uit het jaar 1572，”Caert-Thresoor13（1994）：81-86.

[66] Denucé，Kaartmakers，1：32-33；那慕尔和皮卡第地图的特许权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授予了。

[67] Van den Broecke，Ortelius Atlas Maps，102.另请参阅Emile van der Vekene，Les cartes géographiques du Duchè de Luxembourg éditées au ⅩⅥe，ⅩⅦe，et ⅩⅧe siècles：Catalogue descriptif et illustré，2d ed.（Luxembourg：Krippler-Muller，1980），6-13（figs.1.02.A-1.02.d）。

[68] Denucé，Kaartmakers，1：36.

[69] Denucé，Kaartmakers，1：38.

[70] Denucé，Kaartmakers，1：28.

[71] Van den Broecke，Ortelius Atlas Maps，85-86.

[72] 这些副本收藏在Leiden，Universiteitsbibliotheek。请参阅The New Hollstein Dutch & Flemish Etchings，Engravings and Woodcuts 1450-1700，vols.7-10，The Van Doetecum Family，4 pts.，comp.Henk Nalis，ed.Ger Luijten and Christiaan Schuckman（Rotterdam：Sound & Vision Interactive Rotterdam，1998），pt.4，236-237。另请参阅MCN，1：27，and Dirk de Vries，“Eerste‘staten’ van B.van Doetecum's Artesia en Hannonia，”Caert-Thresoor4（1985）：45。

[73] Rolf Kirmse，“Die Große Flandernkarte Gerhard Mercators（1540）—Ein Politicum？”Duisburger Forschungen1（1957）：1-44.现在只知道此图的残缺副本。这一副本于1877年由安特卫普市从梅赫伦的C.B.de Ridder教士的庄园处购得，此后一直保存在安特卫普的Museum Plantin-Moretus中。此地图上布鲁日和海斯特（Heist）之间的部分已残缺。正下方的卷轴内的注文——给读者的致辞——也没有保留下来，这使得确定地图的起源变得十分困难。关于此图的复制件，请参阅Koeman，Gewestkaarten van de Nederlanden，Bijlage 1（1-9）。关于他的重新制作，肯曼使用了Jean van Raemdonck的摹写本，De groote kaart van Vlaanderen vervaardigd in 1540 door Geeraard Mercator/La grande carte de Flandre dressée en 1540 par Gérard Mercator（Antwerp：Wed.De Backer，1882）。另请参阅Alfred van der Gucht，“De kaart van Vlaanderen，”in Gerardus Mercator Rupelmundanus，ed.Marcel Watelet（Antwerp：Mercatorfonds，1994）：284-295。此外，就地名而言，墨卡托地图在很大程度上与荷兰语和法语名称的现在用法是一致的。请参阅L.N.J.Camerlynck，“De taalgrens op Mercators kaart van Vlaanderen（1540），”Caert-Thresoor13（1994）：23-26。

[74] 另请参阅Koeman，Gewestkaarten van de Nederlanden，22-25。

[75] “在安特卫普的红城堡。在根特的圣法拉尔迪斯前面。在金色阳光中的鲁汶”。

[76] Kirmse，“Die Große Flandernkarte Gerhard Mercators（1540）— Ein Politicum？”范德贝克地图已知的唯一副本收藏在Nuremberg，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La 281-284）。对此地图的展示，可以在此书中找到：Van der Gucht，“De kaart van Vlaanderen，”286-287。

[77] J.B.Harley and K.Zandvliet，“Art，Science，and Power in Sixteenth-Century Dutch Cartography，”Cartographica29，no.2（1992）：10-19.

[78] Marcel Destombes，“La grande carte de Flandre de Mercator et ses imitations jusqu’à Ortelius（1540-1570），”Annalen van de Oudheidkundige Kring van het Land van Waas75（1972）：5-18，以及Koeman，Gewestkaarten van de Nederlanden，21.

[79] Van den Broecke，Ortelius Atlas Maps，119-121.

[80] 水利委员会（waterschappen）是负责水资源管理的地方司法管辖区。大多数的地方水资源问题都仅限于被称作“圩田”（polder）的地理单元。圩田是一片被堤坝包围的低洼土地，在其中，水位由入口和出口所控制。

[81] 请参阅G.P.van de Ven，ed.，Leefbaar laagland：Geschiedenis van de waterbeheersing en landaanwinning in Nederland [（Utrecht）：Matrijs，1993]；Johan van Veen，Dredge，Drain，Reclaim：The Art of a Nation，5th ed.（The Hague：Nijhoff，1962）；以及R.H.A.Cools，Strijd om den grond in het lage Nederland：Het proces van bedijking，inpoldering en droogmaking sinds de vroegste tijden（Rotterdam：Nijgh and van Ditmar，1948）。

[82] Marc Hameleers，“Repräsentativität und Funktionalität von holländischen Polder-，Deichgenossenschafts-und DeichgrafschaftsKarten，”in 5.Kartographiehistorisches Colloquium Oldenburg 1990，22-24 March 1990：Vorträge und Berichte，ed.Wolfgange Scharfe and Hans Harms（Berlin：Reimer，1991），59-70.

[83] 请参阅Marc Hameleers，West-Friesland in oude kaarten（Wormerveer：Stichting Uitgeverij Noord-Holland，1987）。

[84] 在北荷兰，1597—1635年，下列主要湖泊被排干：1608年，Wogmeer（690公顷）；1610年，Wieringerwaard（1800公顷）；1612年，Beemster（7100公顷）；1622年，Purmer（2760公顷）；1626年，Wormer（1620公顷）；1630年，Heerhugowaard（3500公顷）；1635年，Schermer（4770公顷）。尤其是要了解北荷兰最北端地区的地图学发展，请参阅Dirk Blonk and Joanna Blonk-van der Wijst，Hollandia Comitatus：Een kartobibliografie van Holland（’t Goy-Houten：HES & De Graaf，2000）；Henk Schoorl，Zeshonderd jaar water en land：Bijdrage tot de historische geo-en hydrografie van de Kop van Noord-Holland in de periode 1150-1750（Groningen：Wolters-Noordhoff，1973）；J.Westenberg，Oude kaarten en de geschiedenis van de Kop van Noord-Holland（Amsterdam：Noord-Hollandsche Uitgevers Maatschappij，1961）。

[85] Hameleers，“Repräsentativität und Funktionalität，”60.

[86] 关于各种类型的水利委员会地图的良好选本，请参阅C.G.D de Wilt et al.，Delflands kaarten belicht（Delft：Hoogheemraadschap van Delfland；Hilversum：Uitgeverij Verloren，2000）。

[87] Hameleers，“Repräsentativität und Funktionalität，”61.

[88] 请参阅Hameleers，“Repräsentativität und Funktionalität，”63-64，以及De Vries，“Official Cartography，”46-49。

[89] 在行政管理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盾徽可能会发生改变，但地图内容不会变化。请参阅Hameleers，“Repräsentativität und Funktionalität，”66。

[90] 关于早期（约1000—1300年）的大型排水工程（但没有地图），请参阅Henk Schoorl et al.，Holland in de dertiende eeuw：Leven，wonen en werken in Holland aan het einde van de dertiende eeuw（The Hague：Nijhoff，1982）。

[91] Muller and Zandvliet，Admissies，7.

[92] Jacobus Antonie Fruin and M.S.Pols，eds.，Het rechtsboek van Den Briel：Beschreven in vijf tractaten door Jan Matthijssen（The Hague：Nijhoff，1880）.

[93] P.S.Teeling，Repertorium van oud-Nederlandse landmeters，14e tot 18e eeuw，2 vols.（Apeldoorn：Dienst van het Kadaster en de Openbare Registers，1981）；关于这部著作的索引，请参阅Peter van der Krogt，Index op het Repertorium van Oud-Nederlandse landmeters，14e tot 18e eeuw，van P.S.Teeling（Apeldoorn：Hoofddirectie van de Dienst van het Kadaster en de Openbare Registers，1983）。提及了1432年对豪达附近农地进行的调查（Teeling 1161）；皮滕（Putten）岛的地产，1462年（Teeling 1180）；埃丹（Edam）和奥斯特赫伊曾（Oosthuizen）之间的堤坝，1456年（Teeling 1124）；鹿特丹附近边境地区的地产，1482年（Teeling 1153）。

[94] 1550年之前的低地国家的地方地图和平面图的时间顺序列表也证实了这一点，其中包括哈维编纂的15项（“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499-500）。在这一列表中，只有一幅地图——第6号，源自水利委员会的档案。

[95] Lamberta J.Ruys，“De oude kaarten van het Hoogheemraadschap Delfland，”Het Boek23（1935-1936）：195-209.

[96] Van't Hoff，Jacob van Deventer，33.与地图有关的文件（包括雅各布·范德芬特的签名收据）收藏在代尔夫特的Archief van het Hoogheemraadschap Delfland中。

[97] C.Postma，De kaart van het Hoogheemraadschap van Delfland van 1606 geschilderd door de landmeter Mathijs de Been van Wena（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78），附有影印件。另请参阅De Wilt et al.，Delflands kaarten belicht，24-25。此图尺寸为124×124厘米。

[98] Caert van het Hontbos ende Zijplant met huare omleggende landen gedaen bij Adrianus Anthonij...，1：43000.由P.J.Nagel雕刻，这幅地图日期可以追溯到1572年。Leiden，Universiteitsbibliotheek，port.31 no.69；Haarlem，Rijksarchief in Noord-Holland，nr.1363（不完整）。一份摹写版本得以出版，出版者为Hoogheemraadschap Noordhollands Noorderkwartier（Alkmaar，1971）。有一份关于载普和向北直到泰瑟尔岛（Texel）的堤防的着色绘本地图（大约1550年），其绘制者为Jan van Scorel。这份地图收藏在The Hague，Nationaal Archief（VTH 2486；80 240 cm），一部分得以重制，见Henk Schoorl，Ballade van Texel：Texel en omgeving in het midden van de zestiende eeuw：Toelichting bij de reproduktie van een kaartfragment（Den Burg：Het Open Boek，1976）。

[99] 在Walter W.Ristow的文章“Dutch Polder Maps”中，对此进行了很详细的描述，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31（1974）：136-149。另请参阅Henk Schoorl，Kust en kaart：Artikelen over het kaartbeeld van het Noordhollandse kustgebied（Schoorl：Pirola，1990）。

[100] 关于弗洛里斯·巴尔塔扎松的代尔夫兰和希兰的印本地图，请参阅Marc Hameleers，“De kaarten van Delfland en Schieland uit 1611 door Floris Balthasars，”Antiek20，no.8（1986）：435-443。这三个地区的水利委员会的印本地图附有注释的摹写本发现于G.’t Hart et al.，Kaarten van Rijnland，Delfland en Schieland 1611-1615（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72）。同样，有一幅莱茵兰的原件绘本地图的摹写本，见K.Zandvliet，ed.，Prins Maurits’ kaart van Rijnland en omliggend gebied door Floris Balthasar en zijn zoon Balthasar Florisz.van Berckenrode in 1614 getekend（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89）。这一论著详细讨论了这幅地图的发展历史。它还包括了弗洛里斯·巴尔塔扎松及其诸子所绘制及印刷的地图的参考书目。

[101] 弗洛里斯·巴尔塔扎松和巴尔塔扎·弗洛里松的活动的总结见Paul van den Brink，“De kaart van Rijnland door Floris Balthasar van Berckenrode”，弗洛里斯·巴尔塔扎松及其诸子的传记见K.Zandvliet，“Kartografie，Prins Maurits en de Van Berckenrodes”，这两者都在Prins Maurits’ kaart van Rijnland en omliggend gebied door Floris Balthasar en zijn zoon Balthasar Florisz.van Berckenrode in 1614 getekend，ed.K.Zandvliet（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89），1-16，esp.3，and 17-50，esp.27-37。

[102] 请参阅De Vries，“Official Cartography，”44；Pouls，De landmeter，228；MCN，5：296-298。Van Berckenrode绘制的莱茵兰地区的社区原图被并收入地图集。这部地图集收藏在Oud Archief van Rijnland，Leiden。

[103] 这幅地图由道与Steven van Broekhuysen合作完成，在1647年出现，绘在十二图幅上，比例尺为1∶30000。第二版和第三版分别于1687年和1746年出版。

[104] 关于索引页，请参阅Donkersloot-De Vrij，Topografische kaarten van Nederland vóór 1750，29-32。

[105] 关于雕刻和着色的费用和制作时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C.Postma，Kaart van Delfland 1712（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77）。

[106] Marc Hameleers和Marco van Egmond目前正在编写一份1575年至今的印本圩田地图的综合参考书目，以供出版。

[107] 下列地图的重印本见Canaletto，Alphen aan den Rijn（请参阅附录43.2中水利委员会地图的列表）：Delfland 1611，Schieland 1611，Rijnland 1615，Rijnland 1647，De Landen van Woerden 1670/71，Kennemerland en West-Friesland 1680，and Delfland 1712。

[108] 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多图幅的省域地图都可以在下列三部任一巨型地图集中找到：伦敦（“Klencke Atlas”）、罗斯托克和柏林（“Atlas des Großen Kurfürsten”）。关于这些地图集的讨论，见p.1356。对于这些省域地图中很多个例的阐释和描述，见H.A.M.van der Heijden，Kaart en kunst van de Zeventien Provinciёn der Nederlanden：Met een beknopte geschiedenis van de Nederlandse cartografie in de 16de en 17de eeuw（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2001）。

[109] 请参阅J.J.Vredenberg-Alink，De kaarten van Groningerland：De ontwikkeling van het kaartbeeld van de tegenwoordige provincie Groningen met een lijst van gedrukte kaarten vervaardigd tussen 1545 en 1864（Uithuizen：Bakker's Drukkerij，1974），no.Ⅱ B 3，and Meurer，Fontes cartographici Orteliani，184。

[110] 请参阅Arend W.Lang，Die“Nie und warhafftige Beschrivinge des Ostfrieslandes”des David Fabricius von 1589：Eine wiederentdeckte Karte（Juist：Die Bake，1963）。来自收藏在Emden，Ostfriesische Landesmuseum 中的已知唯一副本；请参阅Meurer，Fontes cartographici Orteliani，141-142。

[111] 请参阅Vredenberg-Alink，De kaarten van Groningerland，no.Ⅰ B 31；MCN，1：31-32；Nalis，Van Doetecum Family，pt.4，no.993，附有插图。

[112] 关于乌博·埃米乌斯，请参阅W.J.Kuppers，ed.，Ubbo Emmius：Een Oostfries geleerde in Groningen= Ubbo Emmius：Ein Ostfriesischer Gelehrter in Groningen（Groningen-Emden：REGIO Projekt，1994）。

[113] 请参阅Arend W.Lang，Die Erstausgabe der Ostfriesland-Karte des Ubbo Emmius（1595）：Erläuterungen zur Lichtdruckausgabe（Juist：Die Bake，1962），描述了第二版，以及Reiner Sonntag，“Zur Ostfriesland-Karte des Ubbo Emmius und ihrer Zustandsfolge—Bekanntes und neue Erkentnisse，”in Ubbo Emmius，130-145。关于为地图而进行的已报告的测量及其数学可靠性，请参阅Heinrich Schumacher，“Ubbo Emmius：Trigonometer，Topograph und Kartograph—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neuer Forschungsergebnisse，”in Ubbo Emmius，146-165，and MCN，7：416-424 and facsimile 48。

[114] 请参阅Vredenberg-Alink，De kaarten van Groningerland，no.Ⅳ A 1-11，and MCN，4：279-287 and facsimile 18。

[115] 请参阅摹写版本的参考书目记录：C.Koeman and N.S.L.Meiners，Kaart van de provincie Utrecht door Cornelius Anthonisz.Hornhovius，1599：Tweede uitgave door Clement de Jonghe，derde kwart 17e eeuw（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reproducties，1974）。

[116] 请参阅摹写版本的参考书目记录：A.H.Sijmons，Nieuwe kaart van den Lande van Utrecht（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73）。

[117] 请参阅Koeman，Geschiedenis，103。

[118] 请参阅摹写版本的参考书目记录：W.A.van Ham and L.Danckaert，De wandkaart van het hertogdom Brabant uitgegeven door Nicolaas Visscher en Zacharias Roman（1656）（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Repro-Holland；Leuven：Universitaire Pers，1997）。从1661—1703年之间的地图的重印本得以保存下来。

[119] 请参阅MCN，6：288-289 and facsimile 55（second state，1642），以及Koeman，Geschiedenis，97。关于Nicolaas van Geelkercken，另请参阅Catalogus van de tentoonstelling Nicolaes van Geelkercken（Zutphen，1972）以及Peter H.Meurer，“Der Kartograph Nicolaes van Geelkercken，”Heimatkalender des Kreises Heinsberg，2001，79-97，esp.86。

[120] 请参阅Koeman，Geschiedenis，98。

[121] 在克里斯蒂安·朔布塔努斯·阿斯特林加的主动努力下，格里特尼在1658—1662年得到了测量，但是行省当局对这些基于此类测量而绘制的地图并不满意。随后，伯纳德斯受命重新制作地图。

[122] 请参阅对摹写版本的书目注释：J.J.Kalma and C.Koeman，Uitbeelding der Heerlijkheit Friesland...door d.Bern.Schotanus à Sterringa...（Amsterdam：Theatrum Orbis Terrarum，1979）；对摹写版本的引介有：Dirk de Vries，Nieuwe caert van Friesland（1739）：Heruitgave van de wandkaart van Bernardus Schotanus à Sterringa（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83）；Johannes Keuning，“Bernardus Schotanus à Sterringa：Zijn leven en kartografisch oeuvre，”De vrije Fries42（1955）：37-87。

[123] 关于这一壁挂地图历史的总结，请参阅Jan W.H.Werner，“The Van Berckenrode-Visscher Map of Holland：A Wallmap Recently Acquired by Amsterdam University Library，”in Theatrum Orbis Librorum：Liber Amicorum Presented to Nico Israel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ieth Birthday，ed.Ton Croiset van Uchelen，Koert van der Horst，以及Günter Schilder（Utrecht：HES，1989），105-123；MCN，5：295-332 and facsimiles 7.1-7.11 and 8.1-8.19；Blonk and Blonk-van der Wijst，Hollandia Comitatus，36-48，and 221-228。

[124] MCN，5：300.

[125] MCN，5：300-305.现在已知布劳版本的两部副本：一部裱好的副本收藏于Westfries Museum，Hoorn，而另一幅呈现松散册页状态的不完整的地图副本——无文献描述——收藏于Universiteitsbibliotheek，Leiden。

[126] Blonk and Blonk-van der Wijst，Hollandia Comitatus，40-41 and 221-224.

[127] 《军官和露出笑容的女孩》（De soldaat en het lachende meisje）收藏于纽约（Frick Collection），《穿蓝色衣服的年轻女子》（Lezende vrouw in het blauw）和《情书》（De liefdesbrief）收藏于阿姆斯特丹（Rijksmuseum）。请参阅MCN，5：306-307；James A.Welu，“Vermeer：His Cartographic Sources，”Art Bulletin57（1975）：529-547；idem，“Vermeer and Cartography，”2 vols.（Ph.D.diss.，Boston University，1977）；idem，“The Map in Vermeer's Art of Painting，”Imago Mundi30（1978）：9-30；本卷图版52。

[128] Blonk and Blonk-van der Wijst，Hollandia Comitatus，42-43，and 233-237，and MCN，5：307-313.

[129] Blonk and Blonk-van der Wijst，Hollandia Comitatus，43-48 and 224-226，and MCN，5：313-323 and facsimiles 8.1-8.18.

[130] Blonk and Blonk-van der Wijst，Hollandia Comitatus，276-283，and A.J.Kölker，“Jacob Aertsz.Colom，Amsterdams uitgever，”in Jacob Aertsz.Colom's kaart van Holland 1639：Reproductie van de eerste uitgave，ed.A.J.Kölker and A.H.Sijmons（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79），13-23.这幅地图稍后的版本分别为：1647年、1661年、1681年（2种）、1721年之后以及1726年之后。

[131] Blonk and Blonk-van der Wijst，Hollandia Comitatus，49-53 and 342-347.

[132] 请参阅Koeman，Geschiedenis，64 and 103。

[133] 请参阅S.J.Fockema Andreae and Bert van ’t Hoff，Geschiedenis der kartografie van Nederland van den Romeinschen tijd tot het midden van de 19e eeuw（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47），45，and Koeman，Geschiedenis，103。

[134] 请参阅Huibert Antonie Poelman，“De kaart van Drente en Westerwolde door Corn.Pynacker d.a.1634，”Nieuwe Drentsche Volksalmanak47（1929）：44。

[135] 请参阅MCN，5：357-363，以及洪迪厄斯的亡佚地图和赛汉德斯地图的重绘，其中只有几页保存下来，收藏在BNF（Ge D 15507）和Ghent，Rijksarchief。赛汉德斯运用洪迪厄斯的地图集地图，添加上他自己的地址和委任状。

[136] 这幅壁挂地图目前所知的唯一一幅副本收藏在the collection of the Zeeuwsch Genootschap voor Wetenschappen，Middelburg。请参阅MCN，5：355-367 and facsimiles 10.1-10.9。

[137] 请参阅J.J.Vredenberg-Alink，Kaarten van Gelderland en de kwartieren：Proeve van een overzicht van gedrukte kaarten van Gelderland en de kwartieren vanaf het midden der zestiende eeuw tot circa 1850（Arnhem：Vereniging‘Gelre，’ 1975），26（no.8）and 43（no.39a）。

[138] Vredenberg-Alink，Kaarten van Gelderland，45-46（no.42a-e）.然而，在这本书中所给出的地图出现的顺序是不正确的。

[139] Van der Vekene，Les cartes géographiques du duché de Luxembourg，102-107（figs.2.16.a-2.16.b）.

[140] 请参阅J.C.H.de Groot，“Overijssels‘landtafereel’ van de zeventiende eeuw：De oorspronkelijke kaart van Nicolaas ten Have，conrector van de Latijnse School te Zwolle en kartograaf van Overijssel，”Overijsselse Historische Bijdragen 105（1990）：61-83，and Koeman，Geschiedenis，101。

[141] 请参阅J.Grooten对摹写版本的参考书目记录：Claes Janz.Visscher，Visscher-Romankaart van Zeeland（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73）。

[142] 关于军事地形表现的详细分类，请参阅Charles van den Heuvel，“Papiere bolwercken”：De introductie van de Italiaanse stede-en vestingbouw in de Nederlanden（1540-1609）en het gebruik van tekeningen（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91）。

[143] 德弗里斯声称范德芬特在其学习之后，曾在尼德兰城市多德雷赫特住了一段时间（“Official Cartography，”28）。那可能是在1542年之前。1544年或1545年，受市政府的委托，他绘制了另一幅多德雷赫特地图。这幅地图只有1674年制作的一幅副本保存下来。请参阅Koeman and Visser，De stadsplattegronden van Jacob van Deventer。关于范德芬特及其作品，请参阅Van ’t Hoff，Jacob van Deventer；Antoine De Smet，“De plaats van Jacob van Deventer in de cartografie van de 16de eeuw，”De Gulden Passer61-63（1983-1985）：461-482；以及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142-158。

[144] Lodovico Guicciardini，在代芬特尔城镇雕版图的背面，收入其Descrittione di tutti i Paesi Bassi（Antwerp：Gugliemus Silvius，1567）中。

[145] 例如，请参阅1555年5月29日由布鲁塞尔的国王颁布的王室命令（Van't Hoff，Jacob van Deventer，35-36）：“国王被告知，他的地理学家雅各布·范德芬特先生没有像梅赫伦给他的那样，得到200弗洛林的年薪，他希望可以每年都得到报酬……命令要付清他的工资和津贴。”

[146] Brussels，Algemeen Rijksarchief.请参阅Van ’t Hoff，Jacob van Deventer，36。

[147] 雅各布·范德芬特所绘制的所有223幅保存下来的地图（记录或草图、网格地图或精心绘制的副本），现在由肯曼和菲瑟（Visser）以实际比例影印绘制：De stadsplattegronden van Jacob van Deventer。与此同时，低地国家北部和德意志的城镇地图以其实际尺寸进行影印，并以今天的省份进行解释并出版。1995年，还出版了一部地图集，其中包括低地国家北部地区地图的较小版本，包括城镇地图的图例：J.C.Visser，Door Jacob van Deventer in kaart gebracht：Kleine atlas van de Nederlandse steden in de zestiende eeuw（Weesp：Robas BV，1995）。

比利时城镇地图的石印复制品早在1884年就已经出现在Atlas des villes de la Belgique au ⅩⅥe siècle：Cent plans du géographe Jacques de Deventer，24 pts.in 4 vols.，ed.C.Ruelens，É.Ouverleaux，以及Joseph van den Gheyn（Brussels，1884-1924）中。低地国家城镇的第一批石印复制品的出版者是R.Fruin，见Nederlandse steden in de 16e eeuw：Plattegronden van Jacob van Deventer.111 tekeningen en 97 cartons in facsimile uitgegeven（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16-1923）。

在很多情况下，雅各布·范德芬特绘制的地图提供了当时低地国家城镇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插图。因此，这些城镇的现代地图书目几乎总是以范德芬特地图的描绘和插图开始。例如，请参阅Historische plattegronden van Nederlandse steden 系列。这一系列以地图为参考，勾勒了低地国家不同城镇的发现。到目前为止，包括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乌得勒支、巴达维亚、哈勒姆、莱顿以及荷兰的诺德夸蒂（Noorderkwartier）、海尔德兰（Rivierengebied和费吕沃）和上艾瑟尔西北地区在内的众多城镇都已出现。

[148] Madrid，Biblioteca Nacional，Manuscritos Reserve 200 and 207.On Van Deventer's maps in Madrid，see H.P.Deys，“De stadsplattegronden van Jacob van Deventer：Resultaten van recent onderzoek te Madrid，”Caert-Thresoor 8（1989）：81-95.Madrid，Biblioteca Nacional，Manuscritos Reserve 200 and 207.关于收藏在马德里的范德芬特地图，请参阅H.P.Deys，“De stadsplattegronden van Jacob van Deventer：Resultaten van recent onderzoek te Madrid，”Caert-Thresoor8（1989）：81-95。

[149] 在 位于布鲁塞尔的国王委员会主席Vigilius van Aytta（就是此人，他的大型地图收藏被提及于Bagrow，“Old Inventories of Maps，”18）于1575年11月23日给位于马德里宫廷的低地国家代表Jacobus Hopper的一封信中，通知“梅赫伦的一位女性，即范德芬特的家庭主妇或女主人”保存了这套绘本地图，而且，Van Aytta继续道：“我已经费尽心力地试图获得这些地图，并承诺给她一些酬劳……希望陛下不会反对这笔花费”。请参阅Van ’t Hoff，Jacob van Deventer，47。

[150] 它们出现在位于海牙的Messrs.Nijhoff的拍卖行进行出售。1859年4月11日，来自François van Aerssen 的152幅地图的合集被提交出售，对其描述如下：“泽兰的部分地区、佛兰德、北荷兰和南荷兰的旧地图的残片，这些地区的城市的平面图，等等。这些地图都是在16世纪绘制和着色的。”它们的新主人是古物收藏家Frederik Muller，他又在1865年把它们卖给位于弗里斯兰的吕伐登的档案保管员Wopke Eekhoff。Eekhoff认定它们是文献中记载过的雅各布·范德芬特的城镇地图。请参阅Frederik Muller，“De oorspronkelijke planteekeningen van 152 noord-en zuidnederlandsche steden，omstreeks 1550 door Jacob van Deventer geteekend，teruggevonden，”W.Eekhoff，“Jacobus van Deventer，vervaardiger van de oudste kaarten van de Nederlandsche en Belgische provinciёn en steden，”and G.P.Roos，“Jacobus van Deventer，”all in De Navorscher16（1866）：193-196，225-228，and 289-290。最初的两篇文章分别重印于Acta Cartographica 2（1968）：437-440，and 1（1967）：33-36。有赖于Eekhoff，基本所有的地块图都在尼德兰各省的国家档案馆和位于布鲁塞尔的比利时王室图书馆中永久保存起来。然而弗里斯兰城镇的地块图收藏在Friesch Genootschap中，除了吕伐登的地图；这幅地图收藏在当地城市档案馆中。自1866年以来，16幅地块图或者已经亡佚，或者其收藏情况不为人所知：阿平厄丹（Appingedam）、海尔弗利特（Geervliet）和泽兰的14幅城镇地图。佛兰德的米德尔堡的地块图于1994年出现。它似乎收藏在根特的Rijksarchief手中。关于这一寻访过程，请参阅H.A.M.van der Heijden，“De minuutkaart van Middelburg in Vlaanderen van Jacob van Deventer teruggevonden，”Caert-Thresoor15（1996）：107-108。

直到1884年，位于马德里的Biblioteca Nacional所收藏的两卷城镇地图才被确认为范德芬特于科隆精心绘制的地图的3卷地图集中的两卷。不幸的是，第一卷似乎已经亡佚。

[151] 关于范德芬特的调查方法，请参阅Pouls，De landmeter，120-122。

[152] Koeman and Visser，De stadsplattegronden van Jacob van Deventer，introductions to the different parts.

[153] Koeman and Visser，De stadsplattegronden van Jacob van Deventer，introductions to the different parts，以及Peter H.Meurer，Atlantes Coloniensis：Die Kölner Schule der Atlaskartographie 1570-1610（Bad Neustadt a.d.Saale：Pfaehler，1988），28-41。

[154] 关于斯格罗滕，请参阅Rolf Kirmse，“Christian Sgrothen aus Sonsbeck，seiner Hispanischen Majestät Geograph，”Heimatkalender Kreis Moers 24（1967）：17-41；idem，“Christian Sgrothen，seine Herkunft und seine Familie，”Heimatkalender Kreis Moers 28（1971）：118-129；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480-494；Meurer，Fontes cartographici Orteliani，237-240 and figs.64-65；Peter H.Meurer，Die Manuskriptatlanten Christian Sgrootens（Alphen an den Rijn：Canaletto，forthcoming）。

[155] Fernand van Ortroy，“Chrétien Sgrooten，cartographe，ⅩⅥe siècle，”Annales de l’Académie Royal d’Archéologie de Belgique 71（1923）：150-306，esp.274.

[156] Van Ortroy，“Chrétien Sgrooten，”290.

[157] Donkersloot-De Vrij给出了斯格罗滕的低地国家省域地图的概述，见Topografische kaarten van Nederland vóór 1750，132-133。

[158] 除了其他东西之外，马德里和布鲁塞尔的斯格罗滕地图集包括了两套低地国家的地图，其比例尺分别约为1∶230000和1∶120000。收藏在马德里的国家图书馆的地图集的内容包含38幅地图，每幅的尺寸约为83×136厘米。这些地图包括一幅由两个半球组成的世界地图和圣地、北欧、德意志、波兰、匈牙利、法国、比利时、大不列颠以及低地国家（表现了两次）的地图。收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皇家图书馆的地图集包含37幅地图，每幅的尺寸约为58×100厘米。这些地图包括北海和须得海的三幅海图；低地国家的详细地形图；比利时和德意志西部各省的类似地图；德意志南部、奥地利和意大利北部的地图。这两部地图集都以最丰富的风格插图阐释。请参阅Koeman，Gewestkaarten van de Nederlanden，17-18。不幸的是，于大约1550—1575年间由国王议会主席Vigliusvan Aytta收集的位于布鲁塞尔的藏品已经亡佚；请参阅E.H.Waterbolk，“ VigliusofAytta，Sixteenth Century Map Collector，”Imago Mundi29（1977）：45-48。在马德里的国王腓力二世的地图收藏——如果存在的话——从来没有被提及。1914年，维德尔（Wieder）对荷兰皇家图书馆和埃斯科里亚尔图书馆都进行了探索。他的发现，出版于1915—1916年间，仍然是荷兰关于欧洲和海外属地方面地图绘制的研究的资料手册；请参阅F.C.Wieder，“Nederlandsche historisch-geographische document en in Spanje：Uitkomsten van twee maanden onderzoek，”Tijdschrift van het Koninklijk Nederlandsch Aardrijkskundig Genootschap31（1914）：693-724；32（1915）：1-34，145-187，285-318，775-822，and second pagination 1-158；重印为Nederlandsche historisch-geographische documenten in Spanje（Leiden：Brill，1915）；又重印于Acta Cartographica23（1976）：115-464。

在国王的藏品中，有两捆城镇平面图（前面提及）和一捆斯格罗滕所绘制的世界各国的绘本地图。在国王的图书馆曾经有类似的两捆，但在1859年的某天，如档案保管员L.P.Gachard所称，他访问西班牙之后回家，带着他从国王斐迪南七世处买的第二本斯格罗滕地图集；请参阅Wieder，“Spanje，”31。这一图包有着低地国家和德意志的详细绘本地形图。令人惊讶的是，1859年的私人交易牵涉原本属于皇家图书馆的财产。

[159] 斯格罗滕的伟大地图集的完整复写件是：Peter H.Meurer，Die Manuskriptatlanten Christian Sgrootens（Alphen an den Rijn：Canaletto，forthcoming）。低地国家和德意志的地图已经用黑白进行复制：S.J.Fockema Andreae and Bert van ’t Hoff，Christiaan Sgroten's kaarten van de Nederlanden in reproductie uitgegeven onder auspicien van het Koninklijk Nederlandsch Aardrijkskundig Genootschap（Leiden：Brill，1961）。另请参阅Hans Mortensen and Arend W.Lang，eds.，Die Karten deutscher Länder im Brüsseler Atlas des Christian s’Grooten（1573），2 vols.（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59）。

[160] 请参阅附带北荷兰省地图的摹写版本的传记性说明，见A.J.Kölker，De kaart van Holland door Joost Jansz.（Haarlem，1971），以及Jan W.H.Werner，ed.，Kaart van Noord-Holland door Joost Jansz.Beeldsnijder，1575/1608（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Repro-Holland，2002）。

[161] Johannes Isacius Pontanus，Historische beschrijvinghe der seer wijt beroemde coop-stadt Amsterdam（Amsterdam：Ghedruckt by Iudocum Hondium，1614），287.

[162] 关于这幅地图，请参阅Kölker，De kaart van Holland；Werner，Kaart van Noord-Holland；MCN，5：291-295。

[163] The Universiteitsbibliotheek，Amsterdam，以及Westfries Museum，Hoorn包含一幅由Van Warmenhuysen出版的约斯特·扬松绘制的地图，包括一个装饰外框和详细的文字。下列收藏单位的副本中的外框和文字已经亡佚：the Nationaal Archief in The Hague，the 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in Leiden，and the Rijksprentenkabinet and the Koninklijke Academie voor Wetenschappen in Amsterdam。关于克拉斯·扬松·菲斯海尔在装饰外框中的插图，请参阅Christiaan Schuckman，Claes Jansz.Visscher to Claes Jansz.Visscher Ⅱ（Roosendaal：Koninklijke Van de Poll，1991），and Nalis，Van Doetecum Family，pt.1，95-98 and 115-117。

[164] 请参阅Günter Schilder，Three World Maps by Francois van den Hoeye of 1661，Willem Janszoon（Blaeu）of 1607，Claes Janszoon Visscher of 1650（Amsterdam：N.Israel，1981），7-8。

[165] Land-en waterkaert van Noord Holland（Amsterdam：Yntema and Tieboel，1778），由J.van Jagen雕刻，附有说明文字，“Noodig berigt，”by J.le Francq van Berkley。请参阅Peter van der Krogt，Advertenties voor kaarten，atlassen，globes e.d.in Amsterdamse kranten 1621-1811（Utrecht：HES，1985），257-258（no.1391）and 264（no.1429）。

[166] Blonk and Blonk-van der Wijst，Hollandia Comitatus，35-36.

[167] 副本收藏在Gouda，Streekarchief Midden Holland（2223 C 1）。请参阅C.W.Hesselink-Duursma，“De kaartencollectie in het Streekarchief Hollands Midden te Gouda，”Caert-Thresoor15（1996）：99-104，以及Donkersloot-De Vrij，Topografische kaarten van Nederland vóór 1750，135。

[168] 要全面回顾意大利城镇和要塞建筑对低地国家防御工事修建的影响，请参阅Van den Heuvel，“Papiere bolwercken”。另参见本卷第29章。

[169] Van den Heuvel 提供了对每一位意大利工程师的描述（“Papiere bolwercken，”149-159）。

[170] Van den Heuvel，“Papiere bolwercken，”27-29.

[171] 总共有200多份地图，主要位于the 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the Archivo de la Casa de los Duques de Alba，Madrid；the Archivo di Stato，Turin；the Biblioteca Nazionale，Turin；the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Vatican City，以及the Biblioteca Nazionale，Florence。请参阅Van den Heuvel，“Papiere bolwercken，”49-50。这部论著还提供了从16世纪的下半叶到17世纪上半叶在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收藏的低地国家的城镇和防御工事的手绘和印本地图的回顾。

[172] 位 于都灵的国立大学图书馆有一部地图集，内有90幅意大利和尼德兰防御工事的绘本地图（MS.q.Ⅱ.57）。尽管这些地图没有标注时间，但它们主要显示了16世纪中叶以前的情况。请参阅Van den Heuvel，“Papiere bolwercken，”53-57。

[173] Turin，Archivio di Stato（Architettura Militare，vol.4.）.请参阅Van den Heuvel，“Papiere bolwercken，”58-61。

[174] 例如，Turin，Archivio di Stato[Architettura Militare，vol.4（J.b.I.6）]有低地国家围城战的各类着色地图：安特卫普、贝亨奥普佐姆、海特勒伊登贝赫（Geertruidenberg）、于希特（Gulik）、哈勒姆、许尔斯特（Hulst）、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奥斯坦德（Oostende）、莱茵贝格（Rheinberg）和韦瑟尔（Wesel）。请参阅Van den Heuvel，“Papiere bolwercken，”66-67。

[175] 关 于德罗布莱斯，请参阅Meindert Schroor and Charles van den Heuvel，De Robles atlassen：Vestingbouwkundige plattegronden uit de Nederlanden en een verslag van een veldtocht in Friesland in 1572（Leeuwarden：Rijksarchief in Friesland，1998），77-85。

[176] 一卷位于Dresden，Sächsisches Hauptstaatsarchiv（42幅地图，包括8幅画在总共60页上的新地图）；另一卷保存在Austin，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University of Texas-Austin（21幅清晰的弗里斯兰城镇和区域地图，包括10幅画在十九图幅上的新地图）。还有第三部地图集收藏在Munich，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它包含与德累斯顿地图集中插图在任何基本方式上并无二致的插图。很有可能，这部地图集与德累斯顿和奥斯汀的地图集自同一部原本复制而来。德累斯顿和奥斯汀的地图集中的地图是摹绘而成，彩绘色绘，并附有详细的解释，见Schroor and Van den Heuvel，De Robles atlassen。

[177] Schroor and Van den Heuvel，De Robles atlassen，46.

[178] Van den Heuvel，“Papiere bolwercken，”69-89.Van den Heuvel根据不同的绘本地图，详细描绘了蒂永维尔（Thionville）要塞的规划和修筑。

[179] 关于施佩克林，请参阅Albert Fischer，Daniel Specklin aus Straßburg（1536-1589）：Festungsbaumeister，Ingenieur und Kartograph（Sigmaringen：Thorbecke，1996），and Meurer，Fontes cartographici Orteliani，243-244。

[180] 请 参阅Frans Westra，Nederlandse ingenieurs en de fortificatiewerken in het eerste tijdperk van de Tachtigjarige Oorlog，1573-1604（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92），20-21。

[181] 这部绘本地图集包含总共50幅在四十二图幅上的棕褐色图志，上面装饰着精心绘制的带有法文地名、日期和比例尺标记的旋涡纹。除了低地国家北部防御工事的地图之外，这些图志还包括近代防御工事的设计和地中海地区和多瑙河沿岸地区的遥远的战役的景观图。从1997年以来，这部地图集一直收藏在the 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Leiden（Atlas 440）。请参阅Charles van den Heuvel，“Een atlas voor Gilles de Berlaymont，baron van Hierges：Belegeringsscenes，stadsplattegronden en fortificatie-ontwerpen voor een‘soldat-gentilhomme，’ 1570-1578，”Caert-Thresoor15（1996）：57-69。这部地图集中的每一幅地图上都有一篇描述。

[182] Van den Heuvel，“Een atlas voor Gilles de Berlaymont，”61-64.

[183] Claire Lemoine-Isabeau et al.，Belgische cartografie in Spaanse verzamelingen van de 16de tot de 18de eeuw：1 october-17 november 1985，Koninklijk Museum van het Leger en van Krijgsgeschiedenis，Brussel，exhibition catalog（Brussels：Gemeentekrediet，1985），esp.20 and 97.

[184] 现在收藏在布鲁塞尔的比利时皇家图书馆。请参阅Leópold Devillers，“Le Poivre（Pierre），”Biographie nationale de Belgique（Brussels：Thiry-van Buggenhoudt，1866-），vol.2，cols.888-891。

[185] Joseph van den Gheyn et al.，eds.，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de la Bibliothèque Royale de Belgique（Brussels，1901-），11：234-242，包括Lepoivre收藏的完整清单。

[186] Madrid，Palacio Real，MS.Ⅱ 523.

[187] BL，Map Collection of George Ⅲ，4 Tab.48.

[188] 他关于设防城镇的绘本平面图的藏品保存在Madrid，Biblioteca Nacional，MS.12792。

[189] 来自此西班牙材料的选集的发表见Lemoine-Isabeau et al.，Belgische cartografie。

[190] 一份1616年的绘本显示了这个项目的设计，收藏在Simancas，Archivio General，MPD Ⅵ，29；请参阅Lemoine-Isabeau et al.，Belgische cartografie，59-60。

[191] A.J.Veenendaal，“De Fossa Eugeniana，”Bijdragen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en11（1956）：2-39，esp.36-37，and H.A.M.van der Heijden，“Nogmaals：De Fossa Eugeniana，”CaertThresoor17（1998）：25-31.

[192] 请参阅Peter van der Krogt，“Het verhoudingsgetal als schaal en de eerste kaart op schaal 1∶10000，”Kartografisch Tijdschrift21，no.1/Nederlands Geodetisch Tijdschrift：Geodesia 37，no.1（1995）：3-5。

[193] MCN，4：107-108.

[194] F.W.J.Scholten，Militaire topografische kaarten en stadsplattegronden van Nederland，1579-1795（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89），5.

[195] Westra概述了1572—1604年间低地国家的50名工程师的薪酬和活动情况（Nederlandse ingenieurs，98-107）。Scholten还提供了一份工程师的名单，但是在1579—1795年间（Militaire topografische kaarten，168-195）。他的调查也包括军事地图的其他绘制者。

[196] Westra，Nederlandse ingenieurs，22.

[197] Westra，Nederlandse ingenieurs，22-35.

[198] Westra，Nederlandse ingenieurs，62.

[199] Scholten，Militaire topografische kaarten，14.

[200] 请参阅Westra，Nederlandse ingenieurs，82-89。

[201] 关于这些勘测书籍的全面描述，请参阅Pouls，De landmeter，246-251。

[202] 请参阅Th.W.Harmsen，De Beknopte Lant-Meet-Konst：Beschrijving van het leven en werk van de Dordtse landmeter Mattheus van Nispen（circa 1628-1717）（Delft：Delftse Universitaire Pers，1978），以及Pouls，De landmeter，251-254。

[203] Dirk Jan Struik，Het land van Stevin en Huygens（Amsterdam：Pegasus，1958）.

[204] 请参阅Ernst Crone et al.，eds.，The Principal Works of Simon Stevin，5 vols.（Amsterdam：C.V.Swets and Zeitlinger，1955-1966）。

[205] 请参阅Muller and Zandvliet，Admissies，25-26。

[206] 请参阅Westra，Nederlandse ingenieurs，75-81，以及Pouls，De landmeter，288-331。除了工程师，Pouls还主要讨论了尼德兰测量师在海外的活动。

[207] Scholten，Militaire topografische kaarten，16.

[208] 关于西蒙·斯泰芬绘制的几幅地图，请参阅Frans Westra，“Bestaan er getekende militair-topografische kaarten of vestingplannen van Simon Stevin？”Caert-Thresoor12（1993）：82-86。

[209] 由此催生出的地图是根据威廉一世（Willem Ⅰ）的敕令制作的，于1850—1864年出版，比例尺为1∶50000。

[210] 关于阿德里安·安东尼松，请参阅Scholten，Militaire topografische kaarten，19-20，以及Westra，Nederlandse ingenieurs，36-44。

[211] Scholten，Militaire topografische kaarten，22-23，以及W.H.Schukking，“Over den ouden vestingbouw in Nederland in de zestiende，zeventiende en achttiende eeuw，”Oudheidkundig Jaarboek，4th ser.，vol.6，no.6（1937）：1-26。Westra概述了大约1570—1600年间低地国家工程师绘制的70幅手绘军事地图和军事地形图（Nederlandse ingenieurs，108-112）。Scholten的著作还包括一份大约400幅（手绘的和印刷的）军事城镇地图的清单，这些地图涵盖了1579—1795年之间（pp.203-225）。这同样适用于他对176张军事地形图的研究。这些城镇地图和地形图全部收藏于The Hague，Nationaal Archief。

[212] 一份这一挂毯的精简复制品（带覆盖层的摹写件）于1974年问世：Studio Loridan et al.（Het Lanckaerttapijt）（Leiden：Stedelijk Museum de Lakenhal，1974）。

[213] 实际上，自从1567年反抗西班牙的起义爆发后，低地国家遭受了8次入侵，1568—1648年的西班牙军队；1672年、1702—1713年、1747—1749年、1795—1813年的法国军队；1787年的普鲁士军队；1940年的德国军队，以及1944—1945年的盟军。在所有这些战争中，尼德兰的水防线都在发挥作用。

[214] Scholten，Militaire topografische kaarten，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