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他干活儿干惯啦，不干活儿简直不行。”另外有人说，就好像在替特罗什尼科夫表示谦虚。
叶廖缅科把手伸进裤子口袋里，掏出明晃晃、光闪闪的金表，很吃力地弯下身去，把表递给特罗什尼科夫。特罗什尼科夫莫名其妙地望着叶廖缅科。
“拿着，这是给你的奖励。”叶廖缅科说。他依然望着特罗什尼科夫，说：“帕尔霍敏柯，你发一份奖励通报。”
他继续往前走去，听到背后乱哄哄地响起许多兴奋的声音，挖土的士兵又赞叹又欢笑，祝贺干惯了活儿的特罗什尼科夫的意外收获。
方面军司令等待渡河已经等了两天。这几天跟右岸的联系几乎断了。能够开到崔可夫那边的快艇，在一路上有限的几分钟内就被打穿六七十个洞，开到岸边时已是洒满了鲜血。
叶廖缅科很生气，很恼火。
六十二号渡口的指挥官们听到德军的炮声，害怕的不是炸弹和炮弹，而是怕司令员发火。叶廖缅科觉得，德军迫击炮、大炮、飞机的狂轰滥炸，全怪那些少校们玩忽职守，全怪那些大尉们不灵活。
夜里，叶廖缅科从掩蔽所里走出来，站在离河很近的一个沙包上。红色花园的掩蔽所里，放在方面军司令面前的作战地图，在这里仿佛能听见轰隆轰隆的响声，看到弥漫的硝烟，散发着生与死的气息。
他仿佛看到了他亲手画的前沿阵地的火力线，看到了表示保卢斯[61]的军队冲向伏尔加河的一个个粗大的楔形，看到了他用有色铅笔画的防御中心和火器集中地点。但是，当他看着摊在桌上的地图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力量改变和推动战线，他能使左岸的重炮吼叫起来。在那里他感到自己是主人，是机械师。
在这里他的感觉完全不同了……斯大林格勒的火光，天空慢慢滚动的隆隆声——这一切惊心动魄，表现出不以司令员的意志为转移的巨大力量和势头。
在隆隆的炮声和爆炸声中，从工厂区传来隐隐约约的长长的呐喊声：啦啦啦啦啦……在斯大林格勒的步兵奋起反击的这种长长的呐喊声中，不光有示威的意味，也有悲伤与忧闷的意味。
“啦啦啦啦啦……”的声音在伏尔加河上扩散开去。这种战斗的“乌啦”声在夜晚寒冷的河面上、在寒冷的秋日星空下回荡着，好像渐渐失去了激昂的劲头儿，渐渐变化着，忽然在其中出现了另外的东西——不是激情，不是豪气，而是心灵的悲伤，那心灵好像在同可爱的一切告别，好像在呼唤自己的亲人醒来，从枕头上抬起头来，最后一次听听父亲、丈夫、儿子、兄弟的声音……士兵的忧伤紧紧压住上将的心。
习惯于督促作战的司令员，忽然被战斗吸引住了。他站在松散的沙上，像一个孤零零的士兵，大片的战火与轰隆声使他惊心动魄，他站着，就像成千上万的士兵站在那边的岸上那样。他觉得，领导人民战争，他的本事是不够的，他驾驭不了这场战争，指挥不了这场战争。也许，正因为有这种感觉，叶廖缅科将军在对战争的理解方面达到了最高的高度。
天快亮的时候，叶廖缅科乘快艇到达右岸。事先得到电话通知的崔可夫来到河边，注视着飞速前进的装甲快艇。
叶廖缅科缓步走下快艇，他那沉甸甸的身子压得搭在岸上的跳板一弯一弯的。他很不灵活地踩着岸边的石子，走到崔可夫跟前。
“崔可夫同志，你好。”叶廖缅科说。
“您好，上将同志。”崔可夫回答说。
“我来看看你们在这儿过得怎样。你似乎在油库大火中没有烧坏嘛。连胡子眉毛都还好好的。甚至还没有瘦呢。可见我们给你吃得还是不坏。”
“白天黑夜都坐在掩蔽所里，怎么能瘦呢？”崔可夫回答说。因为司令员说给他吃得不坏，他听到这话觉得不痛快，就回敬说：
“这算怎么回事儿，我在河岸上接待起客人来啦！”
果然，叶廖缅科听到崔可夫管他叫斯大林格勒的客人，真的生气了。等到崔可夫说“请赏光到寒舍一叙”，叶廖缅科回答说：
“我就在这新鲜空气里待一待挺好。”
这时候，对岸的大炮隆隆地响了起来。
河岸被大火、照明弹和爆炸的火光照耀着，而且显得非常空旷。亮光时弱时强，有时雪亮雪亮的，亮得刺眼。叶廖缅科注视着到处是掩蔽所和通道的堤岸，注视着堆在水边的石头，一堆堆石头从黑暗中露出来，又轻悄而敏捷地钻进黑暗中。
有一个粗大的嗓门儿缓慢而有力地唱着：
让满腔的义愤如波涛翻腾，
这是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因为在岸边和堤坡上都看不到人，因为周围的一切，不论大地天空，不论伏尔加河，都被火光映照着，就觉得这节拍缓慢的歌儿是战争自己唱的，不是人唱的，是那沉甸甸的歌词从人们身边滚过。
叶廖缅科因为自己被面前的情景吸引住，感到不好意思起来：他真的像是到斯大林格勒的主人这儿做客来了。他很生气，因为看样子崔可夫知道他心里惶惶不安，所以才过河来，知道这位方面军司令在红色花园的干芦苇沙沙声中散步的时候心里有多少烦恼。
叶廖缅科向遭受火难的这一方战场的主人问起后备兵力的调度、步兵与炮兵的配合和德军在工厂区的集结情况。他提问题，崔可夫回答，因为应该回答上级首长的问题。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崔可夫很想问：“历来防御都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进攻究竟怎样呢？”
可是他没敢问。叶廖缅科会以为斯大林格勒的防守者没有足够的耐心，要求卸肩上的担子。
忽然，叶廖缅科问道：
“你的父亲和母亲好像是在图拉州，住在农村里吧？”
“是住在图拉州，司令员同志。”
“老人家有信给你吗？”
“有信，司令员同志。父亲还在干活儿呢。”
他们对看了一眼，叶廖缅科的眼镜片被火光映红了。看样子，他们就要谈谈有关斯大林格勒的真正实质性问题了，这是他们两个独独需要谈的。可是叶廖缅科说：
“你大概想问我这个方面军司令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关于补充生力军和弹药的问题，是不是？”
此时此刻唯一有意义的谈话就这样一直没有开始。站在堤岸上的哨兵不时地朝下面望望。崔可夫听着炮弹的啸声，抬起眼睛，说：
“大概那个战士在想：哪儿来的这两个怪人站在河沿上？”
叶廖缅科嗯了一声，没有多理会。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按照不成文的规矩，一个站在炮火下的首长要走，通常只是在下级一再要求他离开的时候。但是他对危险那样不在乎，就像根本没这回事儿似的，所以这些规矩也跟他无关。他毫不在乎、同时又很敏锐地随着飞过的一颗迫击炮弹的呼啸声转过头来。
“好啦，崔可夫，我该走啦。”
崔可夫注视着开走的快艇，在岸上站了一会儿。他觉得快艇后面拖着的一道白浪像一条白手绢，好像一个女子摇着白手绢向他告别。叶廖缅科站在甲板上，望着对岸。他像波浪似的在从斯大林格勒那边来的模糊的火光中悠荡着，而快艇驶过的河面似乎动也不动，像一片石板。
叶廖缅科烦恼地在甲板上踱来踱去。几十种习惯的念头出现在他的头脑里。许多新的任务摆在方面军司令部的面前。现在主要的是调集装甲部队，准备在左翼进行突击，这是最高统帅部交给他的任务。这事儿他对崔可夫一点也没有提。
崔可夫回到自己的掩蔽所，站在门口的哨兵、外室里的办事人员、应召前来的古里耶夫师的参谋长——所有听到崔可夫沉重的脚步声立即站起来的人都看出来，司令员的心情很坏。原因是不难猜想的。
因为各师兵力的消耗越来越大。因为在不断的进攻与反攻中，德军的楔形攻势不住地吞食斯大林格勒的土地。因为两个满员的步兵师最近刚从德国后方开到，集结在拖拉机工厂地区，正虎视眈眈地等待行动。
是的，崔可夫没有对方面军司令说出自己所有的烦恼、忧虑和担心的事。
但是不论崔可夫，不论叶廖缅科，当时都不知道这次会面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他们会面中有公事以外的东西，这东西当时他们两个人都不能说出口来。
十四
十月的早晨，别廖兹金少校醒来，想了想妻子和女儿，又想了想大口径的机枪，听到他到斯大林格勒一个月来已经习惯了的轰隆声，便把士兵格鲁什科夫唤来，叫他打洗脸水。
“这水是凉的，照您以往的命令。”格鲁什科夫微笑着说。他想起别廖兹金每天早晨洗脸时的快活表情。
“老婆和女儿在乌拉尔，恐怕已经下雪了，”别廖兹金说，“她们也不给我来信，唉……”
“少校同志，会来信的。”格鲁什科夫说。
趁别廖兹金洗脸、穿衣的时候，格鲁什科夫向他汇报了这天早晨发生的一些事。
“一挺大口径机枪朝食堂扫射，把管理员打死了；二营副参谋长一出门，肩膀就被弹片打伤；工兵营弟兄们捞了不少被炸弹震昏的鲈鱼，有五公斤，我去看过；他们把鱼送给了营政委莫夫绍维奇大尉。政委同志来过，对我说，等您醒了，打个电话给他。”
“知道了。”别廖兹金说。他喝了一杯茶，吃了点牛腿肉冻，打了个电话给政委和参谋长，说要到各营里去看看，穿起军装，便朝门外走去。
格鲁什科夫把毛巾抖了抖，挂到钉子上，摸摸腰上的手榴弹，拍了拍衣兜，看烟荷包在不在，摘下挂在角落里的自动步枪，便跟着团长往外走。
别廖兹金从昏暗的掩蔽所里走出来，一遇到明亮的光线不由得眯起眼睛。一个月来已经很熟悉的情景又呈现在他的面前：一摊摊翻起的黄土，褐色的斜坡上到处是油污的帆布，帆布遮盖着一个个士兵的土室，土灶的烟囱里冒着一缕缕炊烟。上方是一座座掀去了房顶的黑黑的工厂厂房。
左边，离伏尔加河比较近的地方，是“红十月工厂”的高耸的烟囱，还有一些货车车厢拥挤在歪倒的机车旁边，就像一群发了呆的羊围着被打死的头羊。再远处是像宽花边似的已无人烟的城市废墟，秋日的天空化为无数个蔚蓝色的斑点，从一个个残破的玻璃窗口映照出来。工厂的厂房之间烟气腾腾，火光闪闪，明亮的空中一会儿响起长长的嗖嗖声，一会儿响起干巴巴的嗒嗒声，就好像工厂仍在照常开工生产。
别廖兹金细心地看了看本团三百米长的防地。防地从工人村的房屋中间穿过。他心里有种感觉，使他能够在乱糟糟的废墟和街道中分辨出来，红军战士在哪座房子里烧饭，德军士兵在哪座房子里吃腌肉，喝烧酒。
别廖兹金弯下头，骂了一句，一颗迫击炮弹在空中呼啸而过。
在对面的冲沟斜坡上，一股硝烟遮住一个掩蔽所的门口，霎时间响起剧烈的爆炸声。邻师的联络部长从掩蔽所里出来看了看。他没穿制服上衣，只穿着背带裤。他刚刚走了一步，又响起啸声，便赶紧退回去，把门关上。一颗迫击炮弹在十来米远处炸开来。巴秋克站在冲沟拐角处堤坡上一个掩蔽所的门口，看着眼前的情景。
等到联络部长又想往前走，巴秋克啊呀了一声，喊道：“炮弹！”德国人就像听到他的命令似的，又打了一发炮弹。
巴秋克发现了别廖兹金，高声喊道：
“你好，邻居！”
这样在荒凉的小路上走过，实际上是可怕的、送命的事。德国人睡足了觉，吃饱了早饭，特别有兴趣监视小路，见到什么人都打，决不心疼子弹。别廖兹金来到一个转弯处，在一堆废铁旁边站了一会儿，他看出前面一截路有危险，便说：
“格鲁什科夫，来，你头一个跑过去。”
“您怎么啦，这怎么行啊？他们的狙击手在那儿。”格鲁什科夫说。
头一个跑过危险地带，一向被认为是首长的特权。德国人往往来不及打第一个跑过的人。
别廖兹金看了看周围德国人盘踞的房子，对格鲁什科夫挤了挤眼睛，便朝前跑去。
等他跑到可以遮挡德军视线的土包跟前，背后“啾”、“啪”清清楚楚响了两声，这是德国人打了一颗爆炸子弹。
别廖兹金躲在土包下边，抽起烟来。格鲁什科夫大步快跑起来。一梭子子弹扫在他的脚下，好像一群麻雀从地上飞了起来。格鲁什科夫朝旁边一跳，踉跄一下，跌倒在地上，又跳起来，跑到别廖兹金跟前。
“差点儿叫他们扫倒。”他说。喘了几口气之后，又解释说：“我想瞅准这个时候：德国佬没打到您，一定会懊恼得抽起烟来。可是，看样子，这是一个不抽烟的家伙。”
格鲁什科夫摸了摸缝得马马虎虎的棉制服前襟，又骂了几声德国佬。
他们走近营指挥部的时候，别廖兹金问道：
“格鲁什科夫同志，什么地方伤着了吗？”
“打到我的鞋后跟，把后跟打掉啦，该杀的德国佬。”格鲁什科夫说。
营指挥部设在工厂食品店的地下室里，潮湿的空气中还有酸白菜和苹果的气味。
桌上点着两盏用炮弹壳做的高高的油灯。门口还钉着一块牌子：“买卖双方，以礼相待。”
地下室里驻着两个营指挥部，一个步兵营营部，一个工兵营营部。两位营长，鲍丘法罗夫和莫夫绍维奇，都坐在桌旁吃早饭。别廖兹金推开门的时候，听见鲍丘法罗夫很带劲儿的声音：
“我不喜欢掺水的酒，依我的口味，根本不用掺水。”
两位营长站起来，挺得笔直。参谋长把一小瓶伏特加藏在一堆手榴弹里，炊事员用身子把刚才莫夫绍维奇跟他谈过的鲈鱼挡住。鲍丘法罗夫的传令兵蹲在那儿，遵照自己的首长的吩咐正准备把唱片《中国情歌》放到留声机转盘上，也飞快地站了起来，只来得及拿下唱片，转盘依然在嗡嗡地空转。在该死的留声机转得格外起劲儿的时候，传令兵一面按照战士守则两眼向前直视着，一面用眼角捕捉鲍丘法罗夫凶狠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