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天佑我城：城市意识的萌生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是香港经济起飞的年代。粤语流行曲开始兴起，青年一代的社会意识普遍提高，大专界学生运动活跃；普通市民亦逐渐改变“过客”心态，着眼于本地社会问题，并以实际的劳动付出直接促进了香港经济情形的好转。也就是说，20世纪70年代香港居民的在港生活经历，逐渐磨砺和培养出他们对这块土地和城市的最初的认同和归属感。同样地，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作家在其作品中引入更多新的城市生活和情感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刘以鬯的《对倒》、西西的《我城》和也斯的《剪纸》三部小说。作为其中唯一一位女性作家，西西的小说《我城》从特定的平民立场和殷切的本土情怀出发，为香港的身份书写提供了经典化的叙述样本。西西，本名张彦，1938年生于上海，广东中山人。1949年随父母定居香港。香港葛量洪教育学院毕业。曾任小学教师、《中国学生周报》编辑、《大拇指》周刊编委、素叶出版社编辑，现专事文学创作与研究。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春望》、《候鸟》、《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胡子有脸》、《手卷》、《母鱼》、《美丽大厦》等，长篇小说《我城》、《哨鹿》、《哀悼乳房》、《飞毡》等，目前有20多部作品结集出版。西西的小说在台湾、香港知名度很高，屡屡获奖。小说集《候鸟》曾膺选为1980年《联合文学》“十大文学好书”之一，《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获1983年《联合报》“第八届小说奖”之联副短篇小说推荐奖，《致西绪福斯》获1988年《联合报》“第十届小说奖”之联副短篇小说推荐奖，小说集《手卷》获1988年台湾《中国时报》“第十一届时报文学奖”之小说推荐奖，1990年获《八方》（香港）文艺丛刊首届“八方文学创作奖”，小说选集《西西卷》获“第二届香港中文文学”小说组双年奖，与何福仁合著的《时间的话题——对话集》获“第四届香港中文文学”文学评论组双年奖，1997年获香港艺术发展局首届文学奖创作奖，1999年长篇小说《我城》被《亚洲周刊》评为“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长篇小说《飞毡》获《星洲日报》举办的第三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吊诡的是，作为香港为数不多的严肃文学作家，西西的作品在香港的读者群却很小，大陆读者就更加小众，又由于其作品大多在台湾出版，甚至一度被外界误认为是台湾作家。

西西有一系列小说直接书写香港，如《我城》、《肥土镇的故事》、《镇咒》、《浮城志异》和《飞毡》。《我城》中的人们为城市的明天祈祷：“天佑我城”; 《肥土镇的故事》则结束于老祖母的自言自语：没有一个市镇会永远繁荣，也没有一个市镇会恒久衰落，人何尝不是一样，没有长久的快乐，也没有了无尽期的忧伤；《镇咒》中一纸远方的护镇灵咒融入肥土镇的山川河流、铁路车站；《浮城志异》以十三幅比利时超现实作家马格利特的画作，连贯成一篇意味深长的香港寓言故事；《飞毡》故事里的城市在小说结束时只剩下空白的书页……这里，飞土、浮土、肥土、浮城、肥土镇、飞毡等都有着几近相同的意义指称，这些与香港有关的作品表现出非常自觉和明显的香港城市意识，并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香港身份探讨系列。同时，这一系列作品也充分显示了西西在这一问题上的系统想像和个人创造，从而使西西的作品成为研究香港身份书写和城市意识的不可或缺的范本，也使西西成为香港文学史中最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意识的优秀作家。

有研究者称其作品使用了“夸张和漫画化”的手法，并从童话小说的角度来分析和评判西西的作品，但笔者倾向于认为，西西的香港城市系列小说表现了相当深刻而强烈的现实和现世关怀。著名小说评论家王德威教授高度评价西西的作品，认为无论就创作的质量或经历而言，西西都堪称当代华文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西西藉各种文类“琢磨语言形式，拟想家国文化，其写作实验风格强烈而文字却清新可观”。她的不少作品，如20世纪60年代的《东城故事》、20世纪70年代的《我城》、20世纪80年代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浮城志异》，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美丽大厦》、《哀悼乳房》和《飞毡》等，无不引领一个时代的议题和写作风格。王德威特别推崇西西的《哀悼乳房》，认为这部小说将疾病与创作、生命和神思融为一谈，为当代女性的身体书写树立重要的典范。他更说：“香港原不以文学知名，但因为西西，文学足以成为香港的骄傲。”直到2010年，西西作品才在大陆正式出版。在此之前，相关资料难以寻觅，零星散见于香港及海外的各种文学杂志和报纸。

在西西的香港系列作品中，《我城》的意义十分独特。不唯在于小说以平民化的立场、清新乐观的叙述语调讲述了对一个即将走向经济繁荣的青春期城市的美好期许，更在于《我城》是西西的香港系列小说中第一篇有意识地传达出香港身份问题和本土情怀的作品。《我城》写作于1974年，1975年在香港《快报》以专栏形式连载，每天一千字，字间镶嵌一幅画和几个字，平行拼贴，从一月三十日至六月三十日，连载将近半年。1979年由香港素叶出版社首次出版单行本，1996年再由素叶出版社增订出版。作者曾说那是她看电影的黄金时代，感觉艺术的天地无比广阔，这里其实已经包含着作者在内容、体式上尝试创新的渴求和愿望，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决定写个活泼的小说，就写年轻的一代，写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城，用他们的感觉去感觉，用他们的语言去说话。”《我城》中的人物是一拨以工作为快乐的年轻人，他们是阿果、阿发、阿北、悠悠和麦快乐……他们真正代表着香港经济起飞和文化生活上升期的群体意识，反过来，他们也是上升时期香港社会情绪的自然转化和反映。他们都是刚从技术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从事着最平凡而实际的工作，他们的内心简单而轻松，带给城市一种风轻云淡的恬静和美好画面。小说中阿果的工作就是安装电话线，小说这样表达他的理想生活和职业愿望：

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曾碰见过这样的作文题目：我的志愿。我当时是这样写的，我说，我将来长大了做邮差，做完了邮差做清道夫，做完了清道夫做消防员，做完了消防员做农夫，做完了农夫做渔夫，做完了做警察。当时，我的社会课本上刚好有这么多种职业。

小说人物的这种朴实而务实的平民精神，意味着西西小说中本土意识的萌芽和生长，因而西西笔下的“我城”是一个年轻而美好的城，自由而安静的城，是一个蕴含着梦想的城。“如果说《我城》是有关某个时空的年轻人的小说，则这种形式，也是一种 ‘有意味的形式’，它体现了年轻人美好的质素：开放、乐观进取、不断发展，充满可能。这形式，一如年轻人自己的生命，并非始于一个已然完成的 ‘内容’，一个既定的答案，然后设计一套 ‘形式’去配合，不是的。它本身就是一种边走边看，经验逐渐构成，摸索、调整的活动。”这句话对于西西本人及其整个创作来说，依然成立。但期待与忧患共存，小说在表现普通人乐观进取精神的同时，也穿插了一种忧患感，“仿佛叫我们不要忘记，这地方仍然时刻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诸如能源短缺、旱灾、难民问题，以至裹城的困扰。这种忧患意识，是现实的倒影，也源自历史的伤痛”。因此，小说中对“我城”的热爱赞美与针砭批判几乎是并行存在，但从其忧患意识中又不难看出，叙述者与这城市命运和前途的休戚与共。阿果的妹妹阿发只是一个小学生，以她幼稚单纯的眼睛看来，居民对环境清洁的维护实在欠缺，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楼上的各家邻居：

因为天台上都是垃圾，毽子自然没得踢了。当我对着垃圾呆呆地看的时候，却看见了一对操着兵也似的蚂蚁，正在朝一幅墙爬上去，那墙，就是木马道三号你们的墙，墙上，就是木马道三号你们的窗了。我想，这些蚂蚁如果爬进你们的屋子，一定会给你们惹来很多麻烦的吧。于是，我找到了一条长的水喉管，对准了蚂蚁，用水冲，我做到手都酸了，才把它们冲不见掉。

一个小学生尚且对自己生存的环境这般爱护，可见大人们对自己生息于其中的城市该是如何热爱了，成长工作在这城市里的年轻人上学、毕业、然后工作，体验着单纯的快乐，由衷地说：我喜欢这城市的天空，我喜欢这城市的海，我喜欢这城市的路。所有的情感和依恋，最后都归结为对城市未来的祈求：“天佑我城”。“我城”的意蕴正如西西的朋友、著名评论家何福仁所说：“《我城》，也寄予了作者对一个城市的怀念与希望。”这种城市意识和本土关切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香港的社会发展、生活方式以及经济运行情况彼此依托、相互并存，毋庸讳言，那也正是香港政府调整政策，香港经济迅猛发展的起飞时期，这方面的社会学、历史学研究资料已经汗牛充栋。

当然，《我城》也提及不少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事，如保钓示威、能源危机和夏令时间等，但作者写年轻一代的生活和“他们的城”，却没有正面表现和评价社会问题，也不卖弄特定历史事件和个人经验。如果说，《我城》表现出一种本土精神，它的价值也就在于处理本土题材的态度：本土并不等于加入本土地理景观名胜，也不等于盲目排外和对外政治文化上的敌对态度，而是站在对等的角度，关注小区社群和普通民众过去和今日的各种成长历程和生活状态，也透过文学性、具象性的语言建立思考和批评的方法与空间，最终要建立的不是膨胀的自我意识和高蹈的本土意识，而是平易亲切的人文关怀。何福仁曾这样评价西西的作品：“西西的作品，想象与现实互为表里，而情理互见；在构思奇妙多变之外，显现社会发展的脉络”，其一系列小说“都有现实的依据，不过出诸超现实的形式，而追寻普遍的象征”。这可以说是对西西作品最恰当的把握和概括。《我城》整部小说写城市，更写观看城市的方法，其中有一段写当时不入英籍而持身份证明书（CI）的香港人，不容易到外国旅游，持CI者被查询国籍时支吾以对，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只有城籍的人。

——你的国籍呢？的人。

有人就问了，因为他们觉得很奇怪。你于是说，啊，啊，这个，这个，国籍吗。你把身份证明书看了又看，你原来是一个只有城籍的人。

这段描写一方面有现实所指，另一方面创造性地提出“城籍”的概念，为没有“国籍”的20世纪70年代香港人，在否定中重新寻索身份认同的可能。《我城》对本土意识、城市书写和文化想象的寻索和反思，意味着香港城市意识的萌生，对香港文学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更有研究者指出：“西西把 ‘天佑女皇’改为 ‘天佑我城’，可说是针对具体的现实政治，暗含不认同以至颠覆殖民统治之意，更把官方的认同转换为民间的认同，正道出70年代本土意识的民间自发特质。”由于西西的《我城》创作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所以更为香港女性小说城市意识的萌发及书写提供了客观的现实背景。

有研究者将西西和施叔青的香港书写进行对比，同是对于这个城市——香港的认同，“西西的叙事与施叔青‘香港三部曲’最大的分别是它没有一个总揽一切的叙事者，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叙事焦点，甚至不企图建立一个连贯统一的叙事结构，相对于三部曲凝重的史诗式格局，《我城》自是别有一分轻松自若与平易亲切”。同时，“相对于施叔青诚恳的史诗巨制，以及来自中原的宏大论述总体想像，西西刻意的 ‘断简残篇’自有一种颉颃意味，更加贴近零碎却更纷繁的民间记忆”。或许这正是西西的含蓄聪慧之处——明知历史还原之不可能，而不去做故意还原的虚妄努力，反而愿意赋予其一个零散的、肢解的甚至是片段的记忆组合。整合固然是一切文字表达者的原始欲望，而琐屑和破碎，毋宁说更体现着生活的原生状态。西西小说叙述中的这一特点不只出现在《我城》，而且延续到其香港城市系列小说、直到长篇小说《飞毡》之中。在西西的香港叙述中，研究者都不肯错过对于《我城》的分析与解读，但几乎就在同一时期，连载于《快报》上的《美丽大厦》却似乎逸出了读者的视野，其实，《美丽大厦》完全可以作为《我城》的副本进行对照式解读。西西自己就曾经说过：“如果《我城》属于开放式，不知《美丽大厦》又是否近乎封闭式？这是一个地方的两种写法，只是不同的观照罢了。”这已经不是在暗示，而是开宗明义地告诉读者，《美丽大厦》写的仍然是香港的生活和历史，“这大厦住了各种各样的平民，说着各种不尽相同的语言：主要是广州话、上海话、国语。大家可都平和、踏实地活下来了……认识别人同时也就更清楚了自己”。西西还援引了朋友们的话佐证作品：“朋友说这是一个多声道的作品”, “在同一场合里，把各种说话并置，看似随意，各不关涉，实则关涉了，尽管并不一定依照传统说话的对答次第。”此番自白意味着，《美丽大厦》和《我城》的写作时期，正是西西的香港意识处于自在和自由、开放和多样的时期，又因为刚刚诞生和初始认识，所以有着发展和书写的无限可能，因此西西尝试以开放和封闭两种方式去写她所生活于其间的城市，至于说到其间的变化，那也是意料之中，时间、空间的变化导致了体验和感受的不同，书写种种变化的形态从本质上也是一种自觉的身份意识的表现。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西的小说就已经表现出独立的文体意识和个人思考，对商业社会中人的本真生存，包括恋爱结婚现象等都有剔透的洞见：

有些人毫没意思，他们读书，他们就会和花一般，卷成一个圈，摊成一片扁，再后来，人就不人了。如果懂得这些，他们一定不再读些什么书。一条蛇怎么能吞掉整个世界。

爱只不过是一刹那的，像一场风暴，大哥，人们不应该结婚的，爱是不可以买保险的，一个人怎能爱一个人一辈子呢，三十年，四十年，你甚至不能用太长的时间去爱毕加索，当我接纳了毕加索，我还可以承受马蒂斯，还可以一个都不喜欢他们而去敬仰伦布朗，但你不可以……你不可以再爱任何一个女人，爱是多窄狭呢？

没有书本，我依然可以生活。大哥，看看这间屋子，它们都是装饰的东西，它们是一种奢侈，你的汽车装饰你的别墅，你的西装装饰你的身体，你的书本装饰你的脑子。我不再需要它们，一只鸟和一尾鱼如何生活呢，他们从没有钢琴和书本，我相信他们比我们快乐，他们永远不必顾虑甚么。

钟玲曾在其文章中指出，香港的商业社会价值观使得作家在社会中有很深的疏离感：作家们的反应不是直接的抗议，而是间接的回避。吴煦斌投身大自然的怀抱，钟晓阳沉迷于三十年前的世界，而西西自己则急流勇退，由忙碌的香港社会中退出来，并辞去教师的职务。“她们不太处理现实社会这个题材，相信也是一种间接的抗议罢！”从这个意义来说，西西的小说虽然表现了从容而亲切的本土意识，但对香港社会的反省却一直存在并时刻警醒。《东城故事》的写作时间较早，从那时起，西西就已经开始了对香港生活方式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反省。于是，在后来的香港城市书写系列中，在表达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和喜爱时，才有正面出发的积极的肯定和与之并存的切实的忧患意识。这或许正如梁秉钧在《香港都市文化与文化评论（代序）》中所说：“为什么香港人许多时对香港的文化也不认识呢？这可能是几种不同的殖民主义重叠的结果，令香港人也内化了这种作为 ‘他者’的意识，对自己的文化鄙视、看不起、说不出口，甚至疏离而漠视其存在。在这种态度之下，是对自己的社会、文化、历史没有认识，压抑了种种记忆与感情，而渴望认同其他的模式、其他的文化。如果以无知的态度君临香港，视此地为 ‘文化沙漠’，自然无法理解此地的文化。如果我们再一次只是引进西方的文化理论，认为不必细察香港的文化现象就可以一概而论，那亦不过是再一次抹煞了对香港文化的讨论。”这段话正好可以作为解读西西作品中城市意识的钥匙，而她也正是抛弃了梁秉钧上文所说的无知的态度，摈弃了西化的理论，以纯正的香港身份体验传达出不卑不亢的本土情怀。从西西的《我城》开始，晚近的香港女性小说家在她们的作品中也开始越来越频繁和明显地以香港的时空背景、社会事件的表现为主，从而大大增强了本土内容的表现，力图设身处地地反思香港的时空和文化身份，有意识地为香港书写增添新质和提升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