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对外开放的战略方式
对外开放的战略方式要因国家而异,项本武(2009)认为中国经济的特点是国内资源成本低、就业压力大以及资本和外汇短缺,所以要因地制宜地选择发展模式,应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汪建敏、阮静(2009)认为我国现有的对外开放战略是,东部沿海地区形成的前沿阵地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90%。这些现状都决定了我国要选择的战略发展方式。我国现在选择的战略发展方式主要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自贸区的建设三个大方面。
(一)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是世界经济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路径之一,也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刘宏、李述晟(2013)认为FDI对就业有促进作用,同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促进作用,加大中西部地区开放程度,能够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就业。
陈继勇、吴颂(2012)通过对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分析,认为武汉的比较优势并不明显,竞争优势则相对比较明显,因此武汉应当以吸引FDI为主,特别是高新技术、知识类FDI,同时完善人才、市场体系等吸引FDI。金碧、陈仲常(2007)则对FDI对就业的传导机制做了研究,认为FDI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影响就业:外商投资本身的活动、受到外商投资影响的国内投资,以及外商投资给经济造成的效应。石一帆(2006)则运用博弈模型分析东道国对于外商投资的开放程度的最优选择,认为最优开放程度与民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资本缺口两大因素呈正相关关系,并且认为,开放的路径应当是渐进式的,前期较快,后期逐步慢下来。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FDI的负面效应,马宁(2011)则认为,虽然FDI给我国产业结构的改善带来了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例如FDI结构倾斜的本身不合理带来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所以不应当盲目引进外资,而应当提高FDI质量,合理引导FDI在产业中的分布以及在地区间的分布。冯志坚(2007)则认为服务业的FDI给发展中国家也带来大量的系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以及偶然性风险,所以我国的政策制定应当最大化FDI的利益,而最小化其带来的风险和负面效应。总体来看,FDI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但FDI并不能作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侧重点,应当适度把握FDI的正面和负面效应之间的平衡,把握FDI的发展进程。
(二)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我国企业、团体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投资,并以控制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朱华(2011)认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但只是在规模和速度上,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水平以及质量仍需提高。何帆(2013)总结了中国对外投资的现状和特征,中国对外资产的增长速度大于对外负债的增长速度,同时,在对外投资的结构上,外汇储备仍然占主要比重,债券投资是中国在国外投资的主要形式,而这种特征的背后隐含大量的潜在风险。乔晶、胡兵(2014)对我国对外投资水平运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进行了测算,认为我国对外投资的下偏效应占主导地位,投资总体上处于不足的状态,特别是对于欧洲的投资,同时,在投资结构上,我国对于发达国家的投资不足程度要高于发展中国家。王亚星等(2015)则分析了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政治因素主要是各国的政府干预行为,经济因素则通过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等各个方面影响对外投资,社会因素则主要体现在文化、人口、法律等方面,但缺乏实证。
(三)自贸区建设
自贸区一方面增进了贸易的自由化和投资的便利性,另一方面也作为一个平台,对上述两方面具有促进作用。张幼文(2014)认为自贸区的探索核心应当是使国内体制与国际机制相协调。自贸区的建设不应当只是为了促进对外开放,而应当倒逼改革,使改革和开放保持一致性,同时认为自贸区的发展动力应当来源于创新,而不是过去的政策倾斜。陈爱贞、刘志彪(2014)认为自贸区的建立是促进我国现有的开放型经济实现转型的重要动力,同时,自贸区的发展要与我国经济高端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相互促进,主张政府要从市场中撤出,进而转入事中、事后监管。尹晨、王卓群、马继愈(2016)则从中美关系入手分析上海自贸区在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意义,认为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有助于推进和深化中美战略性经贸依存关系,对于促进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扶涛、王方方(2015)则试图在二元边际扩展的基础上构建三元边际扩展,使自贸区实现三元拓展,从而优化我国的对外经济结构,加快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促进开放型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高运胜、宾建成(2016a)认为应当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示范作用,探索对外开放的新模式,建立对外融资平台,提高对周边的辐射作用,同时努力将上海建设成为“一带一路”的节点城市,为其他自贸区积累足够的发展经验,全面提高整体的开放型经济水平。而高运胜(2016b)对四个自贸试验区进行对比分析,认为上海自贸试验区是我国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载体,天津自贸试验区则是作为京津冀地区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福建自贸试验区主要围绕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广东自贸试验区则是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地。对比分析为明确我国自贸试验区的进一步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侧重和区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