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

（一）

晚清两大家诗是什么？一部是元和金亚匏先生的《秋蟪吟馆诗》，一部是嘉应黄公度先生的《人境庐诗》。我认这两位先生是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驱，我认这两部诗集是中国有诗以来一种大解放，这《诗钞》是我拿自己的眼光，将两部集里头最好的诗——最能代表两先生精神，而且可以为解放模范的，钞将下来。所钞约各占原书三分一的光景。

我为什么忽然编起这部书来呢？我想，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无论何时，总要积极提倡的，即使没有人提倡他，他也不会灭绝，不惟如此，你就想禁遏他，也禁遏不来，因为稍有点子的文化的国民，就有这种嗜好。文化越高，这种嗜好便越重。但是若没有人往高尚的一路提倡，他却会委靡堕落，变成社会上一种毒害。比方男女情爱，禁是禁不来的。本质原来又是极好的，但若不向高尚处提，结果可以流于丑秽。还有一义，文学是要常常变化更新的，因为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趣味这件东西，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就社会全体论，各个时代趣味不同，就一个人而论，趣味亦刻刻变化，任凭怎么好的食品，若是顿顿照样吃，自然讨厌，若是将剩下来的嚼了又嚼，那更一毫滋味都没有了。我因为文学上高尚和更新两种目的，所以要编这部书。

我又想，文学是无国界的。研究文学，自然不当限于本国，何况近代以来，欧洲文化，好像万流齐奔，万花齐茁，我们侥幸生在今日，正应该多预备“敬领谢”的帖子，将世界各派的文学尽量输入。就这点看来，研究外国文学，实在是比研究本国的趣味更大益处更多。但却有一层要计算到，怎么叫做输入外国文学呢？第一件，将人家的好著作，用本国语言文字译写出来。第二件，采了他的精神，来自己著作，造出本国的新文学。要想完成这两种职务，必须在本国文学上有相当的素养。因为文学是一种“技术”，语言文字是一种“工具”，要善用这工具，才能有精良的技术，要有精良的技术，才能将高尚的情感和理想传达出来。所以讲别的学问，本国的旧根柢浅薄些，都还可以，讲到文学，却是一点儿偷懒不得。我因为在新旧文学过渡期内，想法教我们把向来公用的工具，操练纯熟，而且得有新式运用的方法，来改良我们的技术，所以要编这部书。

（二）

我要讲这两部诗的价值，请先将我向来对于诗学的意见，略略说明。

诗不过文学之一种，然确占极重要之位置，在中国尤甚。欧洲的诗，往往有很长的，一位大诗家，一生只做得十首八首，一首动辄数万言，我们中国却没有。有人说是中国诗家才力薄的证据，其实不然。中国有广义的诗，有狭义的诗，狭义的诗，“三百篇”和后来所谓“古近体”的便是。广义的诗，则凡有韵的皆是，所以赋亦称“古诗之流”，词亦称“诗余”。讲到广义的诗，那么从前的“骚”咧，“七”咧，“赋”咧，“谣”咧，“乐府”咧，后来的“词”咧，“曲本”咧，“山歌”咧，“弹词”咧，都应该纳入诗的范围。据此说来，我们古今所有的诗，短的短到十几个字，长的长到十几万字，也和欧人的诗没什差别，只因分科发达的结果，“诗”字成了个专名，和别的有韵之文相对待，把诗的范围弄窄了，后来做诗的人在这个专名底下，摹仿前人，造出一种自己束缚自己的东西，叫做什么“格律”，诗却成了苦人之具了。如今我们提倡诗学，第一件是要把“诗”字广义的观念恢复转来，那么自然不受格律的束缚。为什么呢？凡讲格律的，诗有诗的格律，赋有赋的格律，词有词的格律；专就诗论，古体有古体的格律，近体有近体的格律，这都是从后起的专名产生出来。我们既知道赋呀词呀都是诗，要作好诗，须把这些的精神都熔纳在里头，这还有什么格律好讲呢？只是独往独来，将自己的性情和所感触的对象，用极淋漓极微眇的笔力写将出来，这才算是真诗。这是我对于诗的头一种见解。

明·陈洪绶《吟梅图》

格律是可以不讲的，修辞和音节却要十分注意，因为诗是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美的技术。若不从这两点着眼，便是把技术的作用，全然抹杀，虽有好意境，也不能发挥出价值来。所谓修辞者，并非堆砌古典僻字，或卖弄浮词艳藻，这等不过不会作诗的人，借来文饰他的浅薄处。试看古人名作，何一不是文从字顺，谢去雕凿，何尝有许多深文谜语来？虽然选字运句，一巧一拙，而文章价值，相去天渊。白香山诗，不是说“老妪能解”吗？天下古今的老妪，个个能解，天下古今的诗人，却没有几个能做，说是他的理想有特别高超处吗？其实并不见得。只是字句之间，说不出来的精严调协，令人读起来，自然得一种愉快的感受。古来大家名作，无不如是，这就是修辞的作用。所谓音节者，亦并非讲究“声病”，这种浮响，实在无足重轻，但“诗”之为物，本来是与“乐”相为体用，所以《尚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古代的好诗，没有一首不能唱的，那“不歌而诵”之赋，所以势力不能和诗争衡，就争这一点。后来乐有乐的发达，诗有诗的发达，诗乐不能合一，所以乐府咧，词咧，曲咧，层层继起，无非顺应人类好乐的天性。今日我们做诗，虽不必说一定要能够入乐，但最少也要抑扬抗坠，上口琅然。近来欧人，倡一种“无韵诗”，中国人也有学他的。旧诗里头，我只在刘继庄的《广阳杂记》见过一首，系一位和尚做的，很长，半有韵，半无韵。继庄说他是天地间奇文，我笨得很，却始终不能领会出他的好处。但我总以为音节是诗的第一要素。诗之所以能增人美感，全赖乎此。修辞和音节，就是技术方面两根大柱，想作名诗，是要实质方面和技术方面都下工夫。实质方面是什么，自然是意境和资料。若没有好意境好资料，算是实质亏空，任凭恁样好的技术，也是白用；若仅有好意境好资料，而词句冗拙，音节饾饤，自己意思，达得不如法，别人读了，不能感动，岂不是因为技术不够，连实质也糟蹋了吗？这是我对于诗的第二种见解。

因这种见解，我要顺带着评一评白话诗问题。我并不反对白话诗，我当十七年前，在《新民丛报》上做的《诗话》，因为批评招子庸《粤讴》，也曾很说白话诗应该提倡。其实白话诗在中国并不算什么稀奇，自寒山、拾得以后，邵尧夫《击壤集》全部皆是，《王荆公集》中也不少。这还是狭义的诗，若连广义的诗算起来，那么周清真、柳屯田的词，什有九是全首白话。元明人曲本，虽然文白参半，还是白多，最有名的《琵琶记》，佳处都是白话。在我们文学史上，白话诗的成绩，不是已经粲然可观吗？那些老先生忽然把他当洪水猛兽看待起来，只好算少见多怪。至于有一派新进青年，主张白话为唯一的新文学，极端排斥文言，这种偏激之论，也和那些老先生不相上下。就实质方面论，若真有好意境好资料，用白话也做得出好诗，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诗。如其不然，文言诚属可厌，白话还加倍可厌。这是大众承认，不必申说了。就技术方面论，却很要费一番比较研究，我不敢说白话诗永远不能应用最精良的技术，但恐怕要等到国语经几番改良蜕变以后，若专从现行通俗语底下讨生活，其实有点不够。第一，凡文以词约义丰为美妙，总算得一个原则。拿白话和文言比较，无论在文在诗，白话总比文言冗长三分之一。因为名词动词，文言只用一个字的，白话非用两个字不能成话，其他转词助词等，白话也格外用得多。试举一个例，杜工部《石壕吏》的“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译出白话来是：“活着的捱一天是一天，死过的算永远完了。”我这两句还算译得对吗？不过原文十字变成十七字了。所以讲到修洁两个字，白话实在比文言加倍困难。第二，美文贵含蓄，这原则也该大家公认。所谓含蓄者，自然非廋词谜语之谓，乃是言中有意，一种匣剑帷灯之妙，耐人寻味。这种技术，精于白话的人，固然也会用，但比文言总较困难。试拿宋代几位大家的词一看，同是一人，同写一样情节，白话的总比文言的浅露寡味，可见白话本身，实容易陷入一览无余的毛病。（“容易”二字注意，并不是说一定。）更举一个切例，本书中黄公度的《今别离》四首，大众都认他是很有价值的创作，试把他翻成白话，或取他的意境自做四首白话，不惟冗长了许多，而且一定索然无味。白话诗含蓄之难，可以类推。第三，字不够用，这是做“纯白话体”的人最感苦痛的一桩事。因为我们向来语文分离，士大夫不注意到说话的进化，“话”的方面，却是绝无学问的多数人，占了势力，凡传达稍高深思想的字，多半用不着。所以有许多字，文言里虽甚通行，白话里却成僵弃。我们若用纯白话体做说理之文，最苦的是名词不够。若一一求其通俗，一定弄得意义浅薄，而且不正确。若做英文，更添上形容词动词不够的苦痛。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生晚烟”（当为“依依墟里烟”————编者注），李太白的“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这种绝妙的形容词，我们话里头就没有方法找得出来。杜工部的“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深省”两个字，白话要用几个字呢，字多也罢了，意味却还是不对。这不过随手举一两个例，若细按下去，其实触目皆是。所以我觉得极端的“纯白话诗”，事实上算是不可能，若必勉强提倡，恐怕把将来的文学，反趋到笼统浅薄的方向，殊非佳兆。以上三段，都是从修辞的技术上比较研究。第四，还有音节上的技术。我不敢说白话诗不能有好音节，因为音乐节奏，本发于人性之自然，所以山歌童谣，亦往往琅琅可听，何况文学家刻意去做，哪里有做不到的事？现在要研究的，还是难易问题。我也曾读过胡适之的《尝试集》，大端很是不错，但我觉得他依着词家旧调谱下来的小令，格外好些。为什么呢？因为五代两宋的大词家，大半都懂音乐，他们所创的调，都是拿乐器按拍出来，我们依着他填，只要意境字句都新，自然韵味双美。我们自创新音，何尝不能？可惜我们不懂音乐，只成个“有志未逮”。而纯白话体有最容易犯的一件毛病，就是枝词太多，动辄伤气。试看文言的诗词，“之乎者也”，几乎绝对的不用，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伤气，有妨音节。如今做白话诗的人，满纸“的么了哩”，试问从哪里得好音节来？我常说，“做白话文有个秘诀”，是“的么了哩”越少用越好，就和文言的“之乎者也”，可省则省，同一个原理。现在报章上一般的白话文，若叫我点窜，最少也把他的“的么了哩”删去一半。我们看《镜花缘》上君子国的人掉书包，满嘴“之乎者也”，谁不觉得头巾俗气，可厌可笑。如今做白话文的人，却是“新之乎者也”不离口，还不是一种变相的头巾气？做文尚且不可，何况拿来入诗？字句既不修饰，加上许多滥调的语助辞，真成了诗的“新八股腔”了。

清·渐江《琵琶行》

胡适《尝试集》稿本

以上所说，是专就技术上研究白话诗难工易工的问题，并不是说白话诗没有价值。我想白话诗将来总有大成功的希望，但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等到国语进化之后，许多文言，都成了“白话化”。第二，要等到音乐大发达之后，做诗的人，都有相当音乐智识和趣味，这却是非需以时日不能。现在有人努力去探辟这殖民地，自然是极好的事，但绝对的排斥文言，结果变成奖励俗调，相习于粗糙浅薄，把文学的品格低下了，不可不虑及。其实文言白话，本来就没有一定的界限，“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再高尚的，“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就是在律诗里头，“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情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那最高超雄浑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若说是定要满纸“的么了哩”，定要将《石壕吏》三四两句改作“有一位老头子爬墙头跑了，一位老婆子出门口张望张望”，才算白话，老实说，我就不敢承教。若说我刚才所举出的那几联都算得白话，那么白话、文言，毕竟还有什么根本差别呢？老实讲一句，我们的白话、文言，本来就没有根本差别，最要紧的，不过语助词有些变迁或是单字不便上口，改为复字。例如文言的“之”、“者”，白话变为“的”；文言的“矣”，白话变为“了”；文言的“乎”、“哉”，白话变为“么”、“吗”；文言单用“因”字“为”字，白话总要“因为”两字连用；文言“故”字“所以”字随便用，白话专用“所以”。“的”“了”“么”“吗”，固然是人人共晓，“之”“者”“矣”“乎”“哉”，何尝不也是人人共晓？《论语》只用“斯”字，不用“此”字，后人作文，若说定要把“此”改作“斯”才算古雅，固然可笑，若说“斯”字必不许用，又安有此理？“能饮一杯无”，古文应作“能饮一杯乎”，白话应作“能饮一杯么”，其实“乎”“无”“么”三字原只是一字，不过口意微变，演成三体，用“乎”用“无”用“么”，尽听人绝对的自由选择，读者一样的尽人能解。近来有人将文言比欧洲的希腊文、拉丁文，将改用白话体比欧洲近世各国之创造国语文学，这话实在是夸张太甚，违反真相。希腊拉丁语和现在的英法德语，语法截然不同，字体亦异，安能不重新改造？譬如我中国人治佛学的，若使必要诵习梵文，且著作都用梵文写出，思想如何能普及，自然非用本国通行文字写他不可。中国文言白话的差别，只能拿现在英国通俗文，和莎士比亚时代英国古文的差别做个比方，绝不能拿现在英、法、德文，和古代希腊、拉丁文的差别做个比方。现代英国人，排斥希腊、拉丁，是应该的，是可能的，排斥《莎士比亚集》，不惟不应该，而且不可能。因为现代英文和《莎士比亚集》并没有根本不同，绝不能完全脱离了他，创成独立的一文体。我中国白话之与文言，正是此类。何况文字不过一种工具，他最要紧的作用，第一，是要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完全传达出来。第二，是要令对面的人读下去能确实了解。就第二点论，读“活着的捱一天是一天，死过的算永远完了”这两句话能够了解的人，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这两句话，亦自会了解。质言之，读《水浒传》、《红楼梦》能完全了解字句的人，读《论语》、《孟子》也差不多都了解。《论语》、《孟子》一字不解的，便《水浒》、《红楼》亦那里读得下去——这专就普通字句论。若书中的深意，自然是四种书各各都有难解处。又字句中仍有须特别注释的，四种书都有，——就第一点论，却是文言白话，各有各的特长。例如描写社会实状，委曲详尽，以及情感上曲折微妙传神之笔，白话最擅长；条约法律等条文，非文言不能简明正确；普通说理叙事之文，两者皆可，全视作者运用娴熟与否为工拙。我这段话自问总算极为持平，所以我觉得文言白话之争，实在不成问题。一两年来，大家提倡白话，我是极高兴。高兴什么？因为文学界得一种解放。若翻过来极端的排斥文言，那不是解放，却是别造出一种束缚了，标榜白话文的格律义法，还不是“桐城派第二”？这总由脱不了二千年来所谓“表章什么，罢黜什么”的劣根性，我们今日最宜切戒。依我的主张，是应采绝对自由主义，除了用艰僻古字，填砌陈腐典故，以及古文家缛笔肤语，应该排斥外，只要是朴实说理，恳切写情，无论白话文言，都可尊尚，任凭作者平日所练习以及一时兴会所到，无所不可。甚至一篇里头，白话文言，错杂并用，只要调和得好，也不失为名文。这是我对于文学上一般的意见。

专就讨论，第一，押险韵，用僻字，是要绝对排斥的。第二，用古典作替代语，变成“点鬼簿”，是要绝对排斥的。第三，美人芳草，托兴深微，原是一种象征的作用，做得好的自应推尚，但是一般诗家陈陈相袭，变成极无聊的谜语，也是要相对排斥的。第四，律诗有篇幅的限制，有声病的限制，束缚太严，不便于自由发摅性灵，也是该相对的排斥。然则将来新诗的体裁该怎么样呢？第一，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随意选择。第二，骚体、赋体、词体、曲体，都拿来入诗。在长篇里头，只要调和得好，各体并用也不妨。第三，选词以最通行的为主，俚语俚句，不妨杂用，只要能调和。第四，纯文言体或纯白话体，只要词句显豁简练，音节谐适，都是好的。第五，用韵不必拘拘于《佩文诗韵》，且至唐韵古音，都不必多管，惟以现在口音谐协为主。但韵却不能没有，没有只好不算诗。白话体自然可用，但有两个条件，应该注意：第一，凡字面及句法有用普通文言可以达意者，不必定换俚字俗语。若有意如此，便与旧派之好换僻字自命典雅者，同属一种习气，徒令文字冗长惹厌。第二，语助辞愈少用愈好，多用必致伤气，便像文言诗满纸“之乎者也”，还成个什么诗呢？若承认这两个条件，那么白话诗和普通文言诗，竟没有很显明的界线，寒山、拾得、白香山，就是最中庸的诗派。我对于白话诗的意见大略如此。

丰子恺《松间的音乐队》

因为研究诗的技术方面，涉及目前一个切要问题，话未免太多了，如今要转向实质方面。我们中国诗家有一个根本的缺点，就是厌世气味太重。我的朋友蒋百里曾有一段话，说道：“中国的哲学，北派占优势，可是文学的势力，实在是南派较强。南派的祖宗，就是那怀石沉江的屈子。他的一个厌世观，打动了多少人心，所以贾长沙的哭，李太白的醉，做了文人一种模范。到后来末流，文人自命清高，对于人生实在生活，成一种悲观的态度，好像‘世俗’二字，和‘文学’是死对头一般。”（《改造》第一号《谈外国文学之先决条件》）这段话真是透辟。我少年时亦曾有两句诗，说道：“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饮冰室诗稿》）我想，我们若不是将这种观念根本打破，在文学界断不能开拓新国土。第二件，前人都说，诗到唐朝极盛，我说，诗到唐朝始衰。为什么呢？因为唐以诗取士，风气所趋，不管什么人都学诌几句，把诗的品格弄低了。原来文学是一种专门之业，应该是少数天才俊拔而且性情和文学相近的人，屏弃百事，专去研究他，做成些优美创新的作品，供多数人赏玩。那多数人只要去赏玩他，涵养自己的高尚性灵便够了，不必人人都作，这才是社会上人才经济主义。如今却好了，科举既废，社会对于旧派的词章家，带一种轻薄态度。做诗不能换饭吃，从今以后，若有喜欢做诗的人，一定是为文学而研究文学，根柢已经是纯洁高尚了。加以现代种种新思潮输入，人生观生大变化，往后做文学的人，一定不是从前那种消极理想。所以我觉得，中国诗界大革命，时候是快到了。其实就以中国旧诗而论，那几位大名家所走的路，并没有错。其一，是专玩味天然之美，如陶渊明、王摩诘、李太白、孟襄阳一派。其二，是专描写社会实状，如杜工部、白香山一派。中国最好的诗，大都不出这两途，还要把自己真性情表现在里头，就算不朽之作。往后的新诗家，只要把个人叹老嗟卑，和无聊的应酬交际之作一概删汰，专从天然之美和社会实相两方面着力，而以新理想为之主干，自然会有一种新境界出现。至于社会一般人，虽不必个个都做诗，但诗的趣味，最要涵养。如此，然后在这实社会上生活，不至干燥无味，也不至专为下等娱乐所夺，致品格流于卑下。这是我对于诗的第三种见解。

金、黄两先生的诗，能够完全和我理想上的诗相合吗？还不能，但总算有几分相似了。我如今要把两先生所遭值的环境和他个人历史，简单叙述，再对于他的诗略下批评。（未完）

（1920年10月作，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