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化与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对文化和文化软实力概念的界说和阐释，迄今为止已经多种多样。这里不可能对此作唯一精确的界定，而只是为了进一步论述和研究的方便，提出一种我们所实际采用的较为明确的操作性界说。

一、 “文化”的内涵

首先需要对“文化”本身加以大体的操作性界说，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而思索文化软实力的内涵。“文化”（culture）一词，在西文中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最初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到16世纪演化为对人的心灵和智力的培育，再从19世纪初叶开始，更加宽泛地指向“整体上的智力文明进步和精神文明发展”，直到“被更加无所不包的概念所取代”，文化“不仅仅包括精神层面的活动，而且包括一个民族或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注59这样一来，文化概念变得几乎无所不包了，不仅是指人类身体、精神，特别是艺术和道德能力及天赋的培养，也指人类通过劳作而创造的物质、精神和知识财富的总和。尽管如此，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历来仍然多种多样。

在当代影响较大的是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一种归纳。他认为文化往往具有三种定义：第一是理想性定义，指人类的完美理想状态或过程；第二是文献性定义，指人类的理智性的和想象性的作品记录；第三是社会性定义，指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注60他的论述的重心是指向文化的第三种含义即“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例如工人阶级的与贵族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

美国当代文化批评家贝尔（Daniel Bell）则采取了略有不同的三分法：“我在书中使用的‘文化’一词，其含义略小于人类学涵盖一切‘生活方式’的宽大定义，又稍大于贵族传统对精妙形式和高雅艺术的狭窄限定。对我来说，文化本身正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阐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第一种文化指“特定人类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学家提出的较为宽泛的文化；第二种文化以英国贵族学者阿诺德（Matthew Arnold）等的文化观为代表，指“个人完美成就”，这对贝尔来说显得过于狭窄了；第三种文化是贝尔追随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er）的结果，指由人类创造和运用的“象征形式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它“试图以想象形式去开挖并表达人类生存的意义”。注61贝尔采取了与人类学家的宽泛文化和贵族学者的狭窄文化都不相同的居中或居间的策略：把文化视为表达或阐释人类生存意义的象征形式的领域。贝尔明确指出：“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realm of meanings）。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诸如悲剧与死亡。”注62

美国当代文化批评家杰姆逊（Fredric Jameson）虽然也认为存在着三种文化定义，但在具体理解时与威廉斯和贝尔相比则有同有异。其一，文化是指“个性的形成或个人的培养”，这大致对应于威廉斯的第一种和贝尔的第二种，即阿诺德代表的狭窄的贵族文化观。其二，文化是指与自然相对的“文明化了的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属于人类学概念，这显然又与威廉斯的第三种和贝尔的第一种大体相同。其三，文化是指与贸易、金钱、工业和工作相对的“日常生活中的吟诗、绘画、看戏、看电影之类”娱乐活动。第三种文化概念尤其能体现杰姆逊自己专注于其中的后现代社会或消费社会的时代特点——文化是指以大众文化为主流的消除了雅俗文化界限的日常闲暇中的娱乐活动。这确实体现了杰姆逊的特殊立场和关注的焦点：后现代文化或消费文化其实就是以日常感性愉悦为主的大众文化。注63

与上面三位文化理论家或文化批评家主要持三分法不同，一些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文化概念也展开了相互不同的阐述，目的是为自身的文化分析提供具体的理论依据。

阐释人类学的代表人物、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指出，文化是一种“符号学（semiotic）的概念”而非象征性概念，它关心的是意义、象征性和解释等问题。正是从这种特定立场出发，他指出：“马克斯·韦伯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本人也持相同的观点。于是，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我所追求的是析解（explication），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注64由此看，文化是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属于一种“意义结构的分层等级”，它包括“眨眼、挤眼、假挤眼、模仿、模仿之练习等”符号现象。解释性人类学家的文化分析，就等于是对被组成这个世界的人们已经一再地解释的世界进行再解释，好比从“浅描”（thin description）进展到“深描”（thick description）。注65这种以“民族志描述”为特征的文化分析“有三个特点：它是解释性的；它所解释的是社会性会话流（the flow of social discourse）；所涉及的解释在于将这种会话‘所说过的’从即将逝去的时间中解救出来，并以可供阅读的术语固定下来”。注66这样，人类学家从事的文化分析就不再是像过去所自信的那种旨在归纳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只是一种致力于“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这就是对被解释的东西加以再解释，并把流变易逝的事件转变为持久可读的书面文本。

英国社会学家约翰·B.汤普森（John B.Thompson）对格尔茨的观点有所吸收，把文化视为一种“结构性概念”：“我指的是一种文化概念，既强调文化现象的象征性，又强调这种现象总是包罗在结构性社会背景中。”简言之，文化是“在结构性背景中的象征形式”。社会学的文化分析旨在“研究象征形式——即，各种有意义的行动、物体和表述——关系到历史上特定的和社会上结构性的背景和进程，而这些象征形式就在其中和从中产生、传输和接收。根据这一说明，文化现象被视为在结构性背景中的象征形式；而文化分析——用一个简化的说法（我在后面再充分说明）——可以被视为对象征形式的意义构成和社会背景性的研究”。注67由此可见出他的文化概念带有象征性与结构性相综合的意味。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戴维·思罗斯比着眼于文化商品的经济学分析，为文化概念确定了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为人类学和社会学框架下的“一整套为某一群体所共有或共享的态度、信仰、传统、习俗、价值观和惯例”，例如墨西哥文化、巴斯克文化、犹太文化、亚洲文化、女性文化等。这些文化往往表现为标记、符号、教科书、语言、手工艺品、口头和书面的表达习惯等形式。第二重含义为实用性的“与人类生活中的智力、道德和艺术方面相关的人类活动与活动成果”，这种文化“与促进心智开发及教育的活动相关，而与纯技术或职业技能的获得无关”。他强调，这种文化概念需要同时具备三个特征：一是“相关活动在生产中涉及了某种形式的创意”；二是“它们都涉及了象征意义的产生和传递”；三是“它们的产出至少潜在地体现了某种形式的知识产权”。注68在这里的双重含义表述中，文化既可以是一种不带明显的价值立场的中性现象，即第一重含义；也可以是一种凸显某种价值立场的肯定性现象，即第二重含义。

上面的西方学者的不同论述各有其针对性和学术立场，不能简单照搬，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略加参照，借用来分析文化软实力状况及其特点。

比较再三，可以看到，有多少思想家或理论家，就可能有多少种文化概念，而有多少种文化概念，也就可能有多少种文化软实力概念。因为，文化软实力概念是根据文化概念而拟定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概念尤其如此。简要地归纳，通常至少有如下三种文化概念：广义、狭义、中间义。第一，文化概念之广义在于，文化是人类一切生活方式。换言之，人类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视为文化，由此，文化软实力可以是指人类一切生活方式所释放的柔性吸引力。第二，文化概念之狭义在于，文化是完美知识体系或行为方式。由此，人类生活中仅仅是那些美的符号形式或行为方式才可能具备文化软实力。第三，文化概念之中间义或折中义在于，文化是人类生活的价值系统。由此，人类生活中与价值有关的东西才可能具有文化软实力。

这里倾向于采纳一种带有中间性、综合性和操作性的文化概念：文化是构成特定人类共同体生活方式的价值系统及其符号形式，包括制度系统、行为系统、知识与观念系统等，以及更为具体的符号形式领域如神话、宗教、语言、历史、科学和艺术等。这里的文化概念具有如下两个特点：第一，文化来自特定的人类共同体，如大到国家、民族或社会，小到群落、阶级、阶层、团体等。这里的人类共同体的表述是要顾及文化概念的伸缩性和广泛应用性。第二，文化不仅是指生活方式，而且同时还是指其中内含的种种价值系统和外显的种种符号形式。这就同时兼顾了文化的广义与狭义用法，看到无论是宽广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还是纯粹的艺术活动，都属于文化。

二、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特征界定

从这种文化概念出发，结合前面有关论述，可以暂且获得文化软实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概念的内涵。文化软实力，是指构成特定人类共同体生活方式的价值系统及其符号形式所释放的柔性吸引力。

而从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所先后制定的中国国家战略决策角度出发，根据我们的理解，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指构成特定国家的生活方式的价值系统及其符号形式向外部释放的柔性吸引力。更具体地说，这个概念是指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活方式的价值系统及其审美符号形式所释放的柔性吸引力。

由此看，对于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概念，既不能宽泛化，也不能狭窄化，而是需要做适度的和灵活的理解。

同时，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就软实力本身的特质看，着眼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对外部释放角度，不宜过多强调其居高临下的和宏大的国家色彩，而最好淡化它，转而突出其非官方性、民间性或民众性特点。这是当前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实施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方面之一。

按上面的理解，文化软实力应当具有一些特定的可供识别的外在特征。简要地看，文化软实力的特征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从来源看，文化软实力来自人类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本身及其符号形式，而非来自人类的军事武器、经济财富或其他神秘力量。

第二，从属性看，文化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而非暴力。吸引力不是对四周主动施加影响的力量，而是对四周自动释放力量的源泉。

第三，从外显方式看，文化软实力是柔性的而非刚性的符号。

第四，从感发方式看，文化软实力是一种不自觉的或非自觉的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