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范围内IBD的流行病学特征正在发生变化，为研究该病的病因提供了契机。在IBD高发地区，如北美和北欧，其发病率和患病率保持稳定，而在以前发病率较低的地区如南欧、东欧、亚洲及很多发展中国家，IBD发病率有所增加，表现为UC首先增加，一段时间后CD亦随之增加。这种现象与西方国家75年前IBD最先发生时的情形一样。IBD发病率的变化反映了环境因素对于发病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所有环境因素目前只是假设为致病因素，并未被确认。IBD发病率增加，与生活方式改变及环境因素有关是最有力的证据 ^［1］。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移民中IBD发病率增加，进一步支持环境因素尤其是现代化及西方化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对于移民的研究显示，父母罹患IBD的风险保持不变，但是移民后代们在置于新的环境因素后患病风险增加，表明幼年时代环境因素的影响非常关键 ^［2］。各种危险因素会导致环境-宿主之间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工业化的后果最可能是对不同地理区域的疾病发生产生多种影响。IBD发病率在不同地理区域间存在差异，这为找到病因性环境因素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吸烟是西方国家报道最一致的CD危险因素，多项病例对照研究及一项荟萃分析 ^［3］结果显示，其优势比（odds ratio，OR）介于1.5～2.0。但是，吸烟与CD之间的相关性并未在所有民族或地理区域得到验证。首先，吸烟并不能解释全球IBD发病率的变化趋势。相反，一些成年男性吸烟率最低的国家，如瑞典和加拿大，却是CD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大约20%的瑞典成年男性每天使用湿鼻烟（无烟烟草）。瑞典的一项大型队列研究显示湿鼻烟与IBD无显著相关 ^［4］。这些资料表明吸烟与IBD之间的相关性是通过非尼古丁成分暴露于气道介导的。其次，以色列犹太人具有很高的IBD易感性，吸烟并不与其CD的发展相关 ^［5］。以色列犹太人中吸烟率低于其他高加索人（19.9%～33% vs. 30.9%～56.2%） ^［3］，表明吸烟率低并不能解释这种高相关性。以色列犹太人与非犹太族白人中吸烟与CD相关性不一致，说明在高基因易感性的人群中，吸烟在CD发病中的作用可能较小 ^［3］。吸烟可能并不真正增加CD的发病风险，而是通过血管效应让CD更易于表现出来。一些研究报道吸烟的CD患者表现出更激进的疾病病程，包括药物或手术诱导缓解后早期复发率更高 ^［6］。吸烟在不同种族的CD患者中并不起到相同的作用。中国的研究未发现吸烟与CD相关 ^［7］。横断面研究显示中国香港汉族CD患者中的吸烟率低于澳大利亚墨尔本高加索CD患者 ^［8］。因为亚洲是高吸烟率地区，需要在亚洲进行更多研究，以确定吸烟对于CD的发生、进展及临床表型的影响。

日本研究发现吸烟对UC有保护作用，与西方国家报道一致。研究显示正在吸烟者UC的发病风险降低，而以前吸烟者发病风险增加。中国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也报道了同样的发现。吸烟对UC和CD的影响看来与性别有关，吸烟对女性有更不利的影响 ^［9］。最近吸烟的时间依赖性效应见诸报道，4～5年的吸烟暴露可能与IBD患病风险改变相关。然而，吸烟对于老年发病的IBD患者的重要性并未被确认。因此，吸烟对于个体的影响可能是宿主的各种基因因素与环境因素（包括吸烟、非甾体抗炎药或紫外线暴露等）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吸烟与IBD发病之间相关性的机制目前仍未明确，吸烟的影响还存在很多不一致性，吸烟增加CD发病风险而非吸烟者增加UC风险 ^［10］。这表明吸烟与基因易感性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或者如上所述，吸烟只是在发生疾病的个体中作为一个调节因素。

总之，尽管吸烟是唯一被一致报道的CD环境危险因素，但是仍缺乏在不同地理区域的可靠资料。看起来吸烟并不导致CD而是调节CD患者的疾病模式。荟萃分析证实在高加索IBD患者中，吸烟是重要的环境危险因素，对于UC和CD具有相反的影响。为何以色列犹太人或亚洲CD患者没有其他人群对吸烟敏感的原因尚不清楚，可能与基因和（或）环境因素（如烟草类别、吸烟方式或饮食因素）存在差异有关。因此，吸烟可影响CD的病程，但不影响IBD的流行病学趋势。吸烟影响CD和UC的生物学机制尚未阐明，微生物及免疫机制可能参与，因为吸烟可抑制T淋巴细胞功能，从而导致肠道微生态的改变。无烟烟草不增加CD发病风险，表明吸入非尼古丁成分比尼古丁本身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过去15年内阑尾切除术减少并不能解释发达国家UC发病率的降低或保持不变。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病例对照及队列研究揭示阑尾切除术是UC的保护因素 ^［11］。瑞典一项病例对照研究纳入了1964—1993年期间超过200 000例接受了阑尾切除术的病例，结果发现20岁以前因为阑尾炎或淋巴结炎接受阑尾切除术与UC发病风险降低相关 ^［11］。但未确诊为阑尾炎的阑尾切除术并未显示具有保护作用。亚洲研究也报道了阑尾切除术对于UC具有同样的保护作用（OR 0.11～0.38） ^［12］。日本一项多中心研究发现，阑尾切除术后诊断为UC的患者与未进行阑尾切除术的患者相比，病变范围更局限，临床复发更少。法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也显示诊断前接受了阑尾切除术的UC患者更少需要免疫抑制剂治疗或结肠切除术 ^［13］。一项纳入13项病例对照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在校正吸烟影响后，阑尾切除术使UC发病风险降低69% ^［14］。然而，阑尾切除术与CD之间的相关性尚不明确 ^［15］。一些研究表明阑尾切除术是CD的危险因素 ^［16］，而另一些则显示为保护因素或者无相关性 ^［17］。荟萃风险显示阑尾切除术后CD风险明显增加（RR=1.61），但研究之间存在不一致性 ^［15］。发病风险在术后1年内增加（RR=6.69），直至术后4年（RR=1.99），但术后5年之后风险降至基线水平（RR=1.08）。CD风险增加女性多于男性，伴穿孔的阑尾炎多于无穿孔的阑尾炎。最近一项瑞典-丹麦的大规模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显示诊断偏倚可能是CD和阑尾切除术之间相关性不一致的原因，阑尾切除术后1年内CD发病风险增加，而5年后明显降低，表明可能存在初期CD误诊。在CD多于UC的一些国家如法国，高阑尾切除术率被推测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18］。法国的阑尾切除术率至少比其他欧洲国家或美国高3倍。目前还未见亚洲、非洲或东欧有关阑尾切除术与CD相关性研究的报道。

总之，尽管存在一些不一致，总体上认为在不同地理区域及人群，确诊为阑尾炎的阑尾切除术尤其是年轻时接受手术是UC的保护因素（发病风险降低13%～26%），而与CD风险增加有中度相关。阑尾切除术与UC之间的负相关可能是病因性的，因为由于非特异性腹痛的手术与UC之间并未发现此种相关性。阑尾切除术保护UC而增加CD风险的机制尚不明确，可能的假说包括导致阑尾炎或者阑尾切除术后的黏膜免疫反应改变，与UC的发病机制正好相反。阑尾可能是参与抗原采集的肠菌的储存库，从而调节对宿主肠道菌群的免疫反应 ^［19］。

发病率在不同地理区域不同以及移民和发展中国家增加，最可能的解释就是全球范围内饮食习惯的差异。但是，饮食对IBD发病风险和临床病程的影响并未受到足够关注。原因可能是由于饮食众多，而且它们与宿主因素（如基因和微生态）之间交互作用，使得确定对于IBD的饮食危险因素非常困难。食物包括常量营养素、微量营养素、添加剂、污染物及不同热量的物质，饮用水含有不同含量的微量元素、微生物、有机和非有机复合物。

1940—1960年期间，欧洲和美国IBD发病率稳定上升，亚洲国家则在20世纪90年代上升，正好与快餐链、包装食品、抗生素和铝箔使用增加相叠合。日本一项病因学研究揭示CD发病率上升与动物蛋白和脂肪尤其是ω-6脂肪酸（亚麻仁油酸）摄入增加而ω-3脂肪酸摄入减少密切相关 ^［20］。在无NOD2突变的情况下，日本CD发病率和患病率升高应该是饮食结构改变的结果 ^［21］。日本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在诊断后3年内，甜食消耗量与UC发病风险呈正相关，甜食、糖、脂肪、油、鱼和贝类与CD发病风险呈正相关。法国北部和南部之间CD发病率的差异也可能与饮食不同有关。法国南部居民的饮食通常富含水果、蔬菜、鱼、橄榄油和葡萄酒，这种饮食结构已被证实与IBD发病率降低有关，而北部居民则摄入更多含黄油、鸡蛋、土豆、腊肠、火腿和啤酒的食物。

欧洲报道的与IBD尤其CD有关的最恒定的饮食因素是糖摄入增加。荷兰以人群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显示可乐饮料和巧克力是IBD的潜在危险因素。第二个主要饮食因素可能是动物蛋白 ^{［22，23］}。欧洲癌症和营养前瞻性研究纳入5个欧洲国家超过200 000名病例，结果表明亚麻仁油酸（红肉、烹饪油和多不饱和人造黄油中含量非常高）摄入增多使得UC发病风险升高2倍以上（OR=2.49） ^［22］。但是饮食因素对于疾病发展产生作用的时间点难以确定。法国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针对40～65岁女性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在疾病发作前，高总蛋白尤其是动物蛋白摄入增加IBD发病风险。早期瑞典研究也发现一致的结果，表明快餐食品与UC和CD发病风险增加有关（OR 分别为3.9和3.4）。与之相反，据报道膳食纤维、水果和蔬菜的摄入对UC和CD均具保护作用，尽管结果不尽一致。关于饮食因素研究的主要困难是阐明饮食摄入时间与疾病的相关性。儿童时期的饮食或者诊断5年内的饮食是否更关键还不明确。针对诊断后病例的研究往往难以避免回忆误差，而且患者在出现症状时可能会改变饮食。在未改变饮食的患者中，红肉和乳酪高摄入与CD发病相关，而人造黄油高摄入与UC发病相关 ^［24］。

城市化是与西方化饮食相关的因素之一。UC发病率快速上升与城市化有关，一些发展中国家观察到此趋势，而CD保持低发病率或比UC延迟15年上升，这表明生活方式包括饮食的改变对于UC的影响可能多于CD。

挪威一项队列研究发现IBD发病风险与水源中高铁含量相关，饮用水中铁含量每升高0.1mg/L，IBD发病的相对危险度（RR）增加21%。铁浓度升高可催化氧化应激反应，从而导致炎症或刺激细菌生长，进一步在易感个体导致不当的免疫反应 ^［25］。

总之，食物抗原在IBD发病中占有一席之地。前瞻性研究表明高蛋白尤其动物蛋白与IBD发病风险增加相关。ω-6多不饱和脂肪酸（亚麻仁油酸）摄入增加UC发病风险，而ω-3多不饱和脂肪酸则降低风险。目前尚未见有关水果、蔬菜或食物微粒与UC或CD相关性的前瞻性研究。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于阐明饮食与IBD的相关性，目前未能确认病因性食物，也未能达成共识，其原因部分与研究结果难以解释有关，而且其中一些研究结果不能被重复。方法学的局限性包括在确诊为IBD之前，未出现症状时饮食的回忆误差以及症状发作时饮食改变。流行病学及病例对照研究的结果提示饮食与IBD的相关性可能与微生态的改变有关。正在进行和将进行的一些队列研究将发现更多饮食危险因素，并有益于阐明肠道菌群与任何确定的饮食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据报道，IBD患者存在肠道菌群失调，可能是环境因素（包括卫生状况和食物）改变后导致微生物与宿主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从而使黏膜屏障功能受损和微生物种类减少，表现为有益菌如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类杆菌属和放线菌门减少，致病菌如黏附侵袭性大肠埃希菌（adherent invasive Escherichia coli，AIEC） ^［26］和副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avium paratuberculosis ssp，MAP） ^［27］增多。关于饮食如何影响肠道菌群知之甚少。食物中的果糖、蔗糖、动物脂肪和铁更利于刺激致病菌生长，而不吸收的低聚多糖则促进有益菌的生长和代谢。

致病菌如MAP可导致牛发生Johne病，MAP是否是CD的致病菌还存在争议，如何诊断MAP感染及找到生物标志物是研究的主要难点。目前临床研究还未能就MAP对于IBD的影响得出肯定结论。有些研究检测到CD患者中MAP感染率增加，荟萃分析也发现通过ELISA及PCR检测，MAP与CD呈正相关 ^［27］。但是最近一项研究运用高敏感性方法在新诊断未接受治疗的CD患者肠黏膜内未能检测到MAP，反而在很多接受治疗的CD患者中检测出MAP。长病程的UC患者中未能发现MAP。在Manitoba人群中，MAP血清阳性率将近35%，但UC、CD和对照者未显示差异。另外，NOD2基因型和MAP血清学与CD或UC之间的相关性也未被确定 ^［28］。在人类MAP血清学阳性是否反映既往感染尚不明确。因此，MAP可能不是一个病因因素，而是病程中出现的旁观者，或者MAP是一种机会感染，瞬间影响巨噬细胞功能，从而有利于继发性致病微生物感染。

回肠CD中AIEC的高阳性率提示AIEC可能是另一个潜在致病菌AIEC定植导致肠道强烈的炎症反应，表明AIEC可能在CD免疫发病机制中起到一定作用。此外，AIEC存在于初始诊断CD患者的黏膜内，表明它可能在发病的早期阶段发挥作用 ^［29］。法国研究发现，AIEC菌株LF82能黏附于肠上皮细胞，侵入上皮细胞内并在巨噬细胞内生存和复制，而加拿大研究报道其他菌株AIEC UM146和UM147能产生更多的丝氨酸蛋白酶。关于AIEC及其在CD发病中的潜在作用的研究多在CD高发区进行。至于它在全球范围CD的发病机制中的意义目前尚未明确。AIEC是全球性的病原体或仅限于某些国家还不清楚。在发病率低但逐渐升高以及高发病率国家，以及不同民族的人群中明确AIEC的特征，可能有助于识别特异性病因性微生物。这些数据可为明确AIEC与在全球CD流行病学的相关性及其作用提供线索。

“卫生假说”（hygiene hypothesis）假定成长于清洁环境的个体更易 IBD。此假说认为幼年时期与肠道病原体或者腐生微生物接触少，会影响调节性T细胞的发育，更容易导致免疫异常。支持卫生假说的证据来源于幽门螺杆菌或蠕虫定植 ^［30］与IBD发病之间的负相关性。尽管加拿大在全球范围内IBD发病率最高，但IBD发病率在Manitoba第一代居民中较低，这可以用卫生假说来解释。许多Manitoba第一代居民居住于拥挤而贫穷的环境中，蛲虫、幽门螺杆菌和甲肝感染率较高。

“冷链假说”（cold chain hypothesis）可以更直接地解释特异性细菌对于免疫功能低下的个体是病因性致病菌，从分子视角假设CD是宿主对致病菌（如耶尔森菌属和李斯特菌属，它们在冰箱内温度可存活）识别缺陷及免疫逃逸，从而导致过度免疫反应的结果 ^［31］。CD发病率升高的时间正好与冰箱开始应用的时间对应，这是冷链假说命名的由来。结合其他社会经济方面的危险因素进行研究的病例对照研究提供了此假说的支持证据。

IBD发病率在北半球最高，大部分微生物危险因素相关的研究多在此区域进行。可以推测卫生状况的改善会导致微生物种类减少，工业化污染可作为环境改变的另一个解释。IBD的外因易感因素不太可能只是一个单一的环境因素。目前与工业化有关的可能的危险因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对内源性菌群失调具原发性直接影响，因为有些危险因素在菌群失调之前发挥作用；一类对菌群失调的作用是继发性的，包括所有增加微生物不稳定性或者宿主机体易患病性的因素。

导致感染性胃肠炎的病原体可诱发和（或）加剧IBD的发作。研究表明急性胃肠道感染尤其是弯曲杆菌属和沙门菌属感染与IBD发病相关，感染后1年的OR值为4.1 ^［32］。美国马里兰州军队数据库资料显示，胃肠炎增加IBD发病风险（OR=1.40），CD风险增加高于UC。尽管研究显示很多微生物与IBD发病显著相关，但未能确定任何单一病原体是IBD的病因性致病原。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的现代生活方式，比如家庭卫生状况、家庭规模、产次、抗生素使用、拥挤和寄生虫等的改变，间接反映了幼年时期微生物暴露状况。肠道微生态的改变还与西方化的饮食、压力增加和肥胖有关。病毒感染也可能是与IBD相关的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宿主与人类病毒组之间的相互关系值得研究 ^［33］。

肠道菌群在IBD发病中是一个重要因素。抗生素可能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尤其是在出生后第一年，这是婴儿稳定肠道共生菌的关键时期。回顾性研究表明出生后第一年内使用抗生素显著增加IBD发病风险（OR=2.9），CD风险增加更明显（OR=5.3）。最近丹麦研究显示与未使用抗生素者相比，使用抗生素的儿童发生IBD的相对危险度RR为1.84，CD风险更高（RR=3.41），在出生后3个月内使用抗生素者（RR=4.43）和使用抗生素次数≥7者（RR=7.32）风险最高 ^［34］。研究表明抗生素使用与UC发病无相关，这是重要的阴性发现，支持CD和UC是两种独立的具有不同发病机制的疾病。抗生素使用影响CD发病，在男孩中比女孩更明显 ^［35］。有关抗生素种类与IBD发病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并不充分，只有四环素和头孢类抗生素发现与IBD相关 ^［35］。最近一项研究表明成年IBD患者在诊断前2～5年使用抗生素与IBD发病相关 ^［36］。英国研究发现抗生素的剂量依赖效应，与幼年时期抗生素使用1～2个疗程的患者相比，超过2个疗程与IBD发病有更高的相关性。

尽管有很多资料支持抗生素在IBD发病中起着触发作用，但未能揭示病因性作用或生物学机制。需要关注方法学缺陷，所有研究中数据均从数据库中记录的处方或采用问卷回顾性收集，存在回忆误差，尤其是对照者很难回忆起所有用过的抗生素，这会导致对照组中抗生素使用被低估。但是，这些资料支持幼年早期肠道微生态改变可能触发IBD的假说，因为这个时期正是免疫反应或肠道菌群被建立的时期。另外，幼年早期导致需要接受抗生素治疗的事件也与IBD发病有关。这可以解释近年小儿CD发病率明显升高的原因。例如，丹麦小儿IBD发病率在过去30年增加了15倍 ^［37］。与过去15年数据相比，挪威小儿CD发病率显著增加，但UC发病率并无增加 ^［38］。与其他环境因素不同，抗生素能快速改变肠道细菌谱和组成，因此可以解释小儿和发展中国家发病率的快速变化。但抗生素对于微生态的影响是否是长期性的还不清楚，暂时的微生态改变的重要性也存在争议。

总之，至少有9项观察性研究显示抗生素与IBD发病相关，不管是在婴儿期、儿童期还是IBD诊断前任一时间使用 ^［39］。其机制可能是抗生素应用导致肠道菌群失调，会使胃肠道对致病原的免疫耐受及敏感性产生持久影响，从而导致IBD发生。另外，需要应用抗生素的炎症过程也可能导致IBD，例如患儿在CD未被诊断之前发作肠道症状时也会被处方抗生素。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抗生素使用情况对于揭示其是否是导致发病率上升的因素之一非常重要。最近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非甾体抗炎药（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NSIDs）的使用率与CD和UC发病率增加相关（危险度1.59分别为及1.87） ^［40］。

社会经济因素可能是全球IBD发病率存在差异性的原因之一。据报道人口密度更大的地区UC和CD的发病率增加瑞典病例对照研究显示围生期健康事件和出生于低社会经济水平家庭是IBD的独立危险因素，而以色列研究显示幼年时期良好卫生状况与IBD发病风险相关，包括居住于城市（OR=1.38）、家庭兄弟姐妹少（1个 vs. ≥5个兄弟姐妹 OR=2.63）、多产次（≥5次 vs. 1次，OR=2.35） ^［41］。荟萃分析也显示城市环境与CD和UC发病风险增加相关 ^［42］。

在德国雇员中进一步研究发现，露天工作和体力劳动是IBD的保护因素，而暴露于空调环境、非自然工作环境或长时间和不规律倒班工作增加IBD发病风险。挪威研究显示与保持高社会经济水平的城市相比，近来社会经济水平提高的乡村IBD发病率增加。英国流行病学研究发现11岁以前使用热水器与CD相关。生命早期的环境暴露可能是IBD的病因因素。兄弟姐妹常被用作与IBD风险相关的暴露模式指标。一项瑞典住院病例研究显示，家庭规模和年长的同胞数目以及产次与UC发病风险增加相关，家庭小和年长同胞数目少与CD相关，提示环境因素对于UC的直接影响大于CD，这点也得到其他支持。IBD与其他家庭相关状况比如宠物的关系还不明确 ^［43］。

总的来说，IBD从发达国家开始出现，被认为与高社会经济水平相关，不过目前还没得到完全一致的结论。

关于大环境与IBD的关系的研究不够，比如日照、土壤、气候或气温改变以及大气污染，这些可能可以解释地域差异。欧洲研究表明日照少可能与IBD发病有关，但机制不明。有假说认为生活在日照多的地区的人接受更多的紫外线辐射，所以维生素D水平更高，而维生素D具有调节免疫和炎症的功能，因此IBD与纬度相关可以用日照和维生素D水平不同来解释。该假说得到美国一项前瞻性研究结果的支持，此研究观察到纬度与CD和UC发病率之间相关 ^［44］。研究者在20年内对175 000名美国女护士每2年1次进行居住地和生活方式的随访，发现居住地离赤道越远，UC和CD的发病率越高。30岁生活在南纬的女性其CD发病风险减少近一半，UC风险减少约40%。大部分患者在50岁左右诊断为CD，表明纬度在相对迟发的CD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欧洲关于纬度与IBD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结果。加拿大和新西兰CD发病率相对较高也支持上述假说，但其他国家如印度发病率上升则与该假说不符。据报道维生素D对于CD具有保护作用。维生素D水平高的女性CD风险明显降低（HR=0.38） ^［45］。法国基于全国健康保险数据库的研究评估了2000—2002年期间94个行政区CD和UC的发病率，结果发现，日照少与CD发病增加相关，与UC则无相关。需要进一步研究明确这种相关性是否是病因因素。另外，气温可以直接或间接导致肠道菌群改变，也是机制之一。纬度差异也曾报道与其他免疫相关疾病如多发性硬化病有关。上述研究还表明季节因素也影响IBD发病，但在发病率不同的地区影响不同。大规模以国家而不是以小的区域比如社区为基础的研究可减少局部地区差异的影响。

美国和英国的病例对照及队列研究在观察了超过80 000名女性后，发现口服避孕药导致CD发病风险增加 ^［46］。研究还发现CD风险随着口服避孕药时间的延长而随之增加。早期荟萃分析显示在校正吸烟影响后口服避孕药与CD风险增加相关（OR=1.4） ^［47］。最近一项荟萃分析纳入14项研究，报道了口服避孕药与CD和UC发病风险均呈正相关，在停用避孕药后相关性降低。校正吸烟影响后，正在服用避孕药的女性CD和UC发病的相对危险度分别为1.46和1.28。由此可见，口服避孕药与IBD发病风险呈中度相关，但机制尚不明了。

有报道幼年早期事件如喂养方式、家庭卫生状况、围生期感染或疫苗接种等可影响疾病表现。母乳喂养是否对IBD发病具有保护作用还未明确。一些研究表明母乳喂养是保护因素，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两者并无相关 ^［48］。一项包含14项病例对照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母乳喂养是CD和UC的保护因素。这种保护作用在CD中比UC更明显，其机制可能通过肠道菌群来介导。

副黏液病毒如麻疹病毒或针对这些病毒的疫苗可能导致IBD的假说至今仍存在争议。初期研究发现接种过麻疹疫苗的患者其IBD发病风险增加2～3倍，随后一些病例对照研究却未能得到同样的结果 ^［49］。Manitoba的一项研究显示麻疹病毒、流行性腮腺炎病毒或风疹病毒的感染（无论是自然感染还是疫苗接种）与CD或UC发病风险均无关。麻疹病毒和流行性腮腺炎病毒血清学阳性率在对照者、CD和UC患者中并无差异，风疹病毒血清学阳性还具有保护作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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