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复苏道路坎坷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总体呈缓慢复苏的特点。由于全球跨境并购数额的骤增，201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强劲复苏，而在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加之重大政治风险影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有所下滑。

一、国际直接投资先增后减

在全球经济仍然脆弱的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前景的不确定性加重。根据《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2015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跃升了34%，达17 740亿美元，是自2008—2009年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以来最高值；而继2015年强劲上扬之后，2016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失去增长动力，投资流入量减少了2%，降至17 464亿美元（见图1-1）。

根据UNCTAD的统计，2016年在17 464亿美元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当中，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为10 323亿美元，在全球份额中占比达59%，比2015年的流入量上升了5%；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为6 460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37%，比2015年下降14%；流入转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为677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4%，同比上升了81%。

其中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吸引外资的流入量为3 910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约22%，同比增长12%；而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约31%，为5 330亿美元，同比下降6%；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东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经济体，总额约为4 427亿美元，约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5%，同比下降15%；俄罗斯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大幅增长218%至377亿美元，对转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增长形成强势支撑（见图1-2、图1-3）。

由此可见，近两年来全球经济的脆弱多变对全球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影响，流入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持续上扬，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仍然脆弱。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印度吸收对外直接投资额保持平稳，同比分别降低1%和增长1%，在发展中经济体投资流量普遍受挫的情况下表现亮眼。

二、国际直接投资复苏缓慢的原因

（一）全球经济复苏缓慢

从宏观方面来看，世界经济如果稳健增长，就会增强消费者、投资者、母国、东道国等利益相关者的实力和信心，进而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反之，则会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总体来看，近两年全球经济依然呈疲软态势，这是造成国际直接投资复苏缓慢的最重要原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2%，比2015年下降0.2个百分点（见图1-4）。全球工业生产虽有回升迹象，但总体依然表现疲软。2015年末到2016年初，贸易处于十分疲软的状态，直到2016年下半年因全球需求势头增强而出现了显著改善。

分国别来看，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2016年美国GDP同比增长2.8%，较2015年下降1.2个百分比。得益于坚实的劳动力市场和不断上涨的工资，美国消费增长比较强劲，但是非住宅投资依然疲软，对总体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欧元区经济增长势头较强。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16年欧元区GDP同比增长1.8%，略低于2015年的2.1%。其中，英国经受“脱欧”公投冲击，经济继续稳固增长，德国和西班牙等欧元区国家的国内需求旺盛，经济增长表现好于预期。日本经济持续缓慢复苏。根据日本内阁数据，2016年日本GDP同比增长1.0%，较2015年下降0.2个百分点，同时占日本GDP约六成的私人消费持续低迷，经济增幅有限。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喜忧参半。其中，中国经济在持续的政策支持下保持强劲增长，而印度的经济活动受货币置换的影响已经减缓，巴西经济则陷入严重衰退。

可以看出，2016年全球经济仍然处于长周期的深度调整阶段。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发达经济体增长格局出现分化，发展中经济体表现喜忧参半，整体增速不振。全球经济增速的持续放缓深刻影响投资者的市场预期，从而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全面复苏。

（二）全球投资政策环境不确定

各国的外资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影响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稳定、宽松的政策环境有利于促进跨国公司的投资需求；相反，不确定的、严厉的政策环境则会使跨国公司实施保守的投资战略，甚至做出撤资决策。

表1-1显示，2016年，58个国家和经济体采取了124项影响外国投资的政策措施，84项政策为投资促进措施，这是2006年以来最大数目。很多产业放开了外国投资者的准入条件，许多国家简化了注册程序，实行了新的投资激励方法或持续了私有化进程；不利于政策的调整数从2015年的14项上升至22项，其占政策调整总数的比重从2015年的14%增加至2016年的18%；中性或不确定的调整数则从2015年的11项大幅增加到18项，达到近十年之最。总体而言，全球各国的投资政策仍然以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便利化为主导，但是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种种考虑加大了投资政策的挑战性和多面性，也降低了投资政策在投资者眼中的可预测性，这使得投资政策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和不稳定。

同时，全球统一的国际投资政策协调机构及机制仍未建立。根据UNCTAD数据，2016年缔结了37项新的国际投资协定，使得此类条约的总数在年底达3 324项，国际投资协定体系继续扩大，更为庞杂。但如此众多的协定之间却缺乏一致性、连续性，存在许多重叠、缺陷和冲突，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新发诉讼案件有增无减，在2016年提起62件新的诉讼，使已知案件总数达到767起。因此，对国际投资协定制度进行系统性改革，使现在的国际投资体系的诸多协定连贯一致，避免出现更大程度的碎片化对于促进国际投资的发展至关重要。

（三）政治风险突出

各国的战略形势和政治行为往往能够对该国及周边地区的投资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2016年，世界依然处于政治风险的上升期，为全球投资活动带来严峻挑战。

作为2016年关注度最高的国际政治事件，美国大选为全球经济带来极大不确定性。特朗普成功逆转选前的不利局面，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大选。而特朗普的大幅减税、贸易保护、产业回迁、大兴基建等政策主张落地情况难以预估，其在全球的溢出效应也极大地不确定； 2015年从中东和北非涌向欧洲的难民约有150万人，形成欧洲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潮，而2016年难民危机继续发酵不仅考验着欧盟内部团结，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同样不可小觑，再加上英国脱欧公投及其脱欧之后的谈判为欧洲乃至全球的投资环境带来重大影响；至于中东地区，2016年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以及俄罗斯与叙利亚联军在打击中东恐怖主义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但大国博弈下利益诉求迥异，后续牵涉的政治斗争使得乱局远未平息，同时，虽然“伊斯兰国”的溃败是大势所趋，但极端分子此前已经开始向利比亚等周边国家分散转移，来自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也开始潜回母国，重大暴力、恐怖活动接连发生，矛头虽然主要指向美国和欧洲，但也扩展至全球。

总体而言，2016年又是全球政治的多事之秋，“黑天鹅”事件不断，为全球投资环境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地缘政治风险突出的地区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受挫严重，下跌幅度较大，且影响时间较长，无疑是导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下滑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