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时期社会动员机制与志愿者参与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自由市场经济的拓展以及社会文化的传播、冲突与交融，尤其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社会行动逐步摆脱物理空间的限制，像弹道导弹重返大气层一样，走出物理空间然后在另一个时空节点，重新融入现实生活。这种不受地域限制的“流动空间”产生，标志着人类生存已进入全新状态，个体在建构自我主体、采取自由行动这一方面，获得了空前开放和便利的条件，社会成员的合作具有了不同以往的特征，社会动员的方式和机制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并由此对动员志愿者参与慈善的体制机制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社会动员机制：理性结构与情感建构
从理论上看，社会动员就是通过非强制的、非商业的手段，将分散的、异质的个体组成组织化程度不等的集群，形成共同诉求和集体行动的过程。从微观上看，社会动员为孤立的社会成员搭建了彼此联合、相互合作的桥梁，完成了从个体到集体的转变，使集体行动得以可能；从宏观上看，社会动员则建构了现代政府与社会成员密切相连的新型关系，在国家介入公民个人生活的同时，社会成员也以集体的方式参与国家和政府主导的公共事务。
从现代社会的实践过程来看，社会动员因其追求目标的利益特性而具有理性的一面，社会动员的主体——行动者往往综合运用资源、组织网络乃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种要素来促成社会动员。从某种意义上看，利益既作为社会动员的指向，同时也是实现动员的有力方式，影响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就在于能否提供“选择性激励”（利益）[10]。对于社会运动组织来说，能否有效实现社会动员，取决于其在一个社会中所能利用的资源总量的多少[11]。与此相应的，组织和网络（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在动员过程中互相交织，共同发挥作用，往往决定了社会动员能否形成集群化的力量，对于动员成功发挥着重要影响[12]。同样，特定的话语和意识形态，往往被社会动员主体通过创造、沟通、延伸乃至于借用等方式来形成参与者的共享文化和认同，从而提升动员的效果[13]。此外，时空、情境以及地域等空间结构不仅影响社会动员的网络，还直接作用于社会运动本身，由此形成了网络机制、空间—网络机制、空间机制等三种机制[14]。不难看出，影响现代社会动员的因素和机制正在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利益激励、资源动员、组织网络建构以及有意识运用的话语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交互作用，都在影响着社会动员的进程和效果。
与社会动员的“理性”特征相对应的，还有许多学者认为群体行为具有非理性的情感来源，所以社会动员必定涉及非理性、受情感影响的一面。可以说，不论什么样的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都带有感情色彩，而且行动方式愈激烈，情感色彩愈重[15]。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动员研究，突出了情感与认同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欧洲学者认为，认同与表达构成了社会动员的核心：运动参与者追求自我价值的表达，他们在参与过程中，以不拘一格的方式实践自己的信念，并由此形成了某种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与“文化构造理论”（即运动组织者要赋予运动以意义，以便人们心甘情愿地参与运动）不同的是，情感和认同是内生于社会动员过程之中的，是行动者参与建构的同步过程。
总的来说，影响社会动员的因素不仅有“内生变量”如情感与认同，还有“外生变量”如资源、组织网络等因素，并且这两种因素常常交织在一起。因此，有必要在研究社会动员机制时，既要重视研究社会动员“理性结构”，也要重视行动者以及参与者“情感建构”的能动性特征，并逐步走向综合性的解释。
（二）社会动员的路径转向：从组织化到多重组织化并存
社会动员的形式和规模，取决于社会本身的状态。远古时期的中国，因为灌溉农业需要兴建和维护大型水利工程，因此较早形成了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动员传统，在全社会被组织为“单位”的计划经济时代，这种传统达到了顶峰，以致当时的中国被称为“动员型社会”。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动员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逐步从以党政为主的政治动员转向以普通社会成员包括企业为主的社会动员；逐步从“组织化动员”（或行政性动员）转向“组织化动员”与“非组织化动员”（基于个体的较为松散的社会动员）并存的多重格局；从目标明确的有计划动员转向由偶然因素引爆的自发动员。这些转变使社会动员和运行具有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在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里，国家几乎垄断全部的社会经济资源而获得了对社会动员的主导权，党和政府作为动员的主导者，往往利用原有行政管理框架，借助组织推动，依托与政府完全同构的单位进行社会动员，并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动员式治理”模式[16]。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调整，体制外空间不断扩大，私人资源不断增多，行政化的组织动员方式效力下降，而基于市场机制的、利用各类传播媒介进行的资源动员的模式[17]开始成形并不断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变迁速度加快，现代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也使当前社会动员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场景。
从慈善动员的相关研究来看，我国当前的慈善动员虽然仍以政府行政动员为主，但影响公众参与慈善的因素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如玉苗、慈勤英通过对体制外公益组织（A组织）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后总体性社会”下公益资源“准社会化动员”的策略方式，“倚靠体制，面向社会”[18]。这种方式实质是借助体制资源的桥梁作用，提升组织自身的动员能力，以在更大范围内运用社会化手段调动体制外社会资源，最终促成两者（体制与社会）良性互动、合作发展，进而实现组织成长的动员目标。王新松、赵小平探讨公民的教育水平、健康及经济情况三项指标对公民志愿行为的影响；其中，教育水平越高者参加志愿活动的可能性越高，而健康情况与志愿行为无显著关系，经济情况与志愿行为的可能性成反比[19]。刘凤芹、卢玮静分析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慈善捐款行为的影响[20]，其中，教育水平与捐款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工作收入的提升也会导致捐款的增加，职业类别与捐款额度之间也有明显的关联。南方、罗微指出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对于人们的捐款行为有正向作用[21]。另外，邓玮则针对城市居民慈善意识进行研究，指出影响慈善意识的四个主要因子为文化因子、制度因子、经济因子以及信任因子，所以建议采取四种动员策略：加强感恩教育、完善慈善制度、提高经济生活水平、加大慈善宣传力度、增强慈善组织及制度的可信度[22]。柯江林、孙锐、丁越的调查则发现单位慈善氛围、家庭慈善氛围、个人相依自我程度（interdependent self）、宗教信仰和政治面貌对个人慈善参与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3]。
从某种程度上看，当前我国志愿者参与慈善活动的体制机制，不仅有政府主导的组织化动员，还存在大量的基于这种组织化程度不高甚至极为松散的、许多时候表现为自发的集群行为的“组织形态”。从现实意义上看，既关注组织化动员的改进和创新，同时关注这些非组织化的志愿者参与形式，考察其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以及背后的社会动员逻辑，将能为推动志愿者参与慈善形式的多样化提供可能。
（三）慈善动员中的新媒体：行动者与技术的战略性结合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互联网、手机等崭新的通信方式正在改变着社会生活形态。正如卡斯特所指出的，信息技术革命已催生出一种新的社会模式——“网络社会”：经济行为全球化、组织形式网络化、工作方式灵活化最终会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急剧的转变[24]。“互动式社会”与“流动空间”的出现，在促使人们交往方式转变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社会动员机制的建构。可以说，正是在互联网、手机通信等新媒体作用下，社会动员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的扩展，对社会动员过程的影响日益增强。莫劳切讨论了媒体在社会动员过程中建构公共舆论的重要作用[25]，吉特林则进一步指出，传媒通过塑造意识形态——“媒体霸权”影响了社会运动的兴衰过程[26]；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手机等现代信息技术迅速普及，大众媒介对社会动员的影响日益加深，通过信息共享、超时空互动以及重构集体认同的“电子动员”方式逐步受到学者的关注[27]。典型的如“快闪暴走族”（Flash Mobs）行动所具有的聚集、突发、迅速等特点，其实质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动员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无领导、无组织地激发出强大的动员力，莱因戈德更指出，“越来越普及的网络、手机、随身装置，将建构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网——瞬间聚集的陌生人，像蚂蚁群一样在无组织、无领袖的状态下，由集体意识做了一连串有意义的抉择[28]。除了好玩之外，更已经带动大规模的社会、政治革命”。
加内特曾就新媒介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进行了总结[29]。他指出，从动员结构上看，新信息技术降低了参与成本，有助于集体认同的建构，因而能够促进动员，同时加速运动的扩散，并提供新的行动方式。从政治机会方面看，新技术有助于跨国行动，因此对国家内部的集体行动有影响，对国家机器的镇压行为起到一定制约作用。从框架建构方面看，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可以通过新媒体来建构框架，而不必依赖主流媒体。另外新技术还可以使社会运动的理念在全球传播。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行动者通过网络的战略性运用，来控制和引导网络互动的进程，并由此直接影响到现实中社会动员实践的发展与进程。
从某种程度上讲，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可谓信息技术对公益慈善领域的馈赠。由于其具有成本低、传播快、受众多、互动强等特点，互联网慈善不仅能降低民众参与门槛，节约项目推广成本，还能构建网络公共领域，提升民众的公益精神。而近年来，“互联网+慈善”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慈善生态，互联网募捐与动员因其开放性、便捷性和低成本，动员了网民的广泛参与。典型的案例如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运用专业化的信息传播策略、多元化的募集战略以及“情理化”的成员招募战略，使这一公益慈善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30]。据此，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网络共意动员”的概念，并认为以其成本低、速度快、影响大、参与广等优势，日益受到我国公益组织和个人的青睐，在公益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动员过程中，精心设计“网络共意动员”的议题，发挥意见领袖作用，传播公益正能量以及提升公益组织网络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加强网络公益组织内部治理成为有效加强慈善动员的重要路径[31]。实际上，人们对社会动员过程中的新媒体的影响和作用的看法，已经不再局限于“传媒动员”[32]和“舆论动员”[33]的范畴，而是涉及建构集体认同、推动社会动员过程中的作用机制[34]，以及网络动员主客体之间的交互性、互换性尤其是动员对象之间的互动、劝说和信任对网络资源动员的决定性[35]。如果我们承认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反映的是人类一种新的生存方式，那么，新媒体就不仅仅是单纯外生于社会动员或者说只具有工具的意义，而是直接融入了社会动员过程本身，成为激发或推动这一过程的重要力量。
从某种程度上看，新媒体已经成为慈善动员可依靠的重要力量。从本质上看，新媒体与社会动员的结合同时也是个体行动者与信息技术的结合。行动者因此能够以网络为载体，在信息流通、关系建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认同塑造基础上，进一步把握行动激发的时机，并主导了社会动员发展变迁的整体过程。
（四）动员志愿者参与慈善活动：理论聚焦与探索
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看，志愿者的有效参与一直以来就是慈善活动、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在推动力。而志愿者能否积极参与，往往源于其内在动机和外在的保障。从社会层面看，学者们更加强调志愿者自身的价值观以及发展自身的需要，如克拉里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志愿者的六类参与动机，即价值观（Values）、理解（Understanding）、社会（Social）、职业（Career）、保护（Protect）以及增强（Enhancement）[36]。费瑞纳等认为，影响志愿者行为的动机分为四个类型：利他主义、社会归属感、自我和对社会的认同、发展和学习的需要[37]。而经济学家则更加强调个人利益和交换价值，基本上运用三种微观经济学模型来解释志愿者动机，分别是公共利益模型（Public goods model）、个人消费模型（Private consumption model）和投资模型（Investment model）等。近三年我们对上海志愿服务发展的连续研究表明，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以帮助他人为首要目的，但“单位要求”、“增加个人阅历”以及“个人兴趣爱好”等目的也有相当比例，反映出志愿者参与动机的多样化[38]。这些研究从志愿者动机的角度阐明了志愿者参与的心理机制，对于本研究的展开具有较为重要的启发。
类似的，在影响志愿者参与的社会因素方面，许多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如在美国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投入志愿服务[39]，在欧洲及澳洲则无此区别[40]；列姆发现宗教与志愿服务的参与呈正相关关系[41]；美国独立部门的调查则表明：教育与收入水平的提升会增加志愿服务的参与[42]；此外，欧洲裔美国人比非洲裔美国人更多地参与志愿服务，虽然后者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正在快速增加。皮列温的研究指出，如果父母参与志愿服务，则子女参与的可能性会增加[43]。若托罗与威尔胜发现，婚姻关系可以促进志愿服务行为，因为如果其中一方参与志愿服务，则另一方参与的可能性会增加[44]。哈斯其-列文所的分析指出，参与志愿服务有助于老年人的心理和身体健康，等等[45]。可以说，性别、宗教、婚姻家庭关系等社会经济特征的状况对志愿者参与也有着相当影响。
从国内的相关研究看，主要聚焦志愿者培养与激励研究，如邱建国、杨晓东在对我国志愿服务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志愿服务保障体系法律化、志愿服务激励人性化的志愿者激励机制的建设构想[46]。同时，也有研究者指出目前志愿服务发展的现实问题：如志愿行动多为事件性，长期服务的比较少。即所服务的领域集中于大型活动，很少有长期的志愿者组织存在；志愿者组织多为官方，民间发起的比较少；一般的志愿者组织都有政府或者学校、事业单位的背景；志愿者组织多为临时性组织，比较松散，从而导致对志愿者的管理没有持续性[47]。近三年，我们受市文明办委托，连续对上海志愿服务发展状况进行跟踪研究显示，虽然当前上海志愿服务发展态势良好，志愿者的规模、参与状况都保持在高位，但仍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如部分志愿者倦怠，志愿服务激励机制有待加强；部分志愿者保障不足，志愿服务保障机制应不断完善；双向渠道不畅，志愿服务信息化建设应更加社会化；公众了解不足，志愿文化建设任重道远；书面协议缺失，志愿服务规范化建设有待加强；资金、知晓率以及专业化不足，志愿服务组织建设需要加强[48]。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既影响了志愿服务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慈善动员与志愿者参与需要在体制机制方面亟待创新。
从慈善事业发展来看，需要大量的志愿者的主动性、持续性的参与，而从我国志愿服务发展现状以及志愿者群体的激励和保障措施来看，目前很难达到这一要求，这也就导致了当前慈善活动在开展过程中，缺乏保持其长效发展的社会机制。从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来看，志愿者参与动机是极为复杂的，既有价值性、社会性，还可能有经济性等动因，转型过程中的我国志愿者的动机更加复杂多元。同时，从志愿活动的持续性来看，当前志愿者在从大型活动转向常态化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组织体制、社会动员机制以及激励和保障机制等方面，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志愿者常态化参与慈善活动的空间和有效性。
可以说，在慈善事业发展与慈善活动开展过程中，如何积极引导动员志愿者参与，使之能够持续、有效地发挥其推动力量，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现实问题。正因如此，要进一步推动志愿者参与慈善活动，就必须直面现实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引入新的理念和方式方法，创新引导和动员志愿者的社会路径，从引导志愿者的内在动机和形成有利于志愿者参与的外部激励体制机制入手，形成有利于志愿者参与的相关体制机制，对于提升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