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私派差徭
赵锡孝对于里甲承担飞差的观察并非特例。早在顺治五年（1648），天津巡抚李犹龙（？—1653）就为“津门飞差繁苦民不聊生等事”题请“减数应付”。[92]显然，里甲徭役摊派对地方民众已造成很大的负担，此时距清代里甲组织的颁行尚不到两年。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间，山西安邑县知县王秉枢因为“奉旨养马，违旨私派里甲”被革职。[93]顺治十七年（1660），又有禁州县私派里甲之弊的谕旨曰“凡有司各官私派里甲，承奉上司一切，如日用薪米、修造衙署、供应家具、礼物及募夫马民壮，每年婪饱之弊，通饬抚案，俱行严禁”[94]，明白指出私派里甲的规模，就是“承奉上司一切”，从知县大人的日常生活，到衙门的修缮与公事夫役马匹的提供都包含在内。到了康熙年间，州县私派里甲的现象并未减少。康熙八年（1669）、三十九年（1700）两度重申禁令，严禁州县按里派取土产馈赠官员，以及因公济私，以一派十的陋规杂派。这些禁令也透露出当时湖广等处的“公然科派”还有所谓“软抬”与“硬驼”之分：前者指“阖邑通里共摊同出者”，后者则指“各里各甲轮流独当者”。[95]雍正元年（1723），新皇登基，立即注意到州县官以公济私的私派问题，再度谕令“禁止州县官借钦差公费名色私派里民”[96]。次年，雍正皇帝再申禁令，“禁止直省大小衙门各项科派累民之弊”，甚至直接点名“禁革江西里长、催头”。[97]
虽然乾隆以后几乎不见“州县私派里甲”的讨论，更不曾见到“州县私派保甲”的文字，但私派的弊端并未消除。乾隆七年（1742），江苏巡抚陈大受（1702—1751）就将各州县“私派”之“杂派差徭”归因于明末相沿的弊端。他指出：
至本朝定鼎以来，一应工役俱动正项开销，小民完纳正供之外，并无丝毫杂派差徭，无役可均。其所称均役者，乃州县之私派耳。盖里役之设，仿自明季陋弊相沿，始则借催粮之名供役在官，继则不肖官吏倚为腹心，令其承应一切杂务，按图按甲递年轮当，且有值日里排，每日即在县前伺候。[98]
这些在县衙门前伺候的里排其实也就是承袭了明代里长的职役。有学者指出，明代里长的职责除了“催征钱粮”外，尚需“勾摄公事”，包括“管理本里人丁事产，清勾军匠，根究逃亡，拘捕罪犯，到各级衙门‘承符呼唤’，支应‘上供物料’等”。[99]这些公事与前面所见顺康雍三朝的私派项目并无二致。其实早在顺治十一年（1654），兖州管理泇河通判张浦即指出：“所谓种地则纳粮当差，分所应然者，乃三百年不易之定例也。”[100]显然，“任土作赋，因地起差”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改朝换代也无法改掉官员为政役民的观念，也无法革除各种科派累民的弊端。诚如道光二年（1822）直隶布政使屠之申所谓：“（查）私派流弊非止一时，亦非止一事，积重之势已成，纵使严禁，亦不过徒托空言，终于无益。”[101]换言之，州县私派禁不胜禁。其实早在雍正二年（1724）就有人指出个中原因：“各省大小衙门遇有公事需用物件，无不出自民间。在洁己爱民者，给发官价采买，仍不累及小民，而贪鄙之员，则恣行科派。”[102]不过，这也只说出事情的表象，其中症结实与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的划分，也就是各地税赋起运中央与存留地方的比例有关。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实已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简单地说，清代中央政府经常截留地方存留，以挹注其财务缺口，使得原本资源不足的地方政府办公经费更加短缺。对于地方经常性的行政支出，官府既然无法编列足够的办公经费，一切开销只好取之民间。在这种所谓“不完全财政”的制度下，科派累民之事其实无法避免。[103]
然而，科派累民之事并非全由里甲承担。掌京畿道监察御史杨嗣璟（？—1759）在乾隆元年（1736）五月的奏折中透露，至少守州县城门的门军也有由地保按户收钱，雇人充任的。他说：
直省州县驻防兵少，不敷拨守城门；或派里甲，或派地保，按户出银，雇充门军。请除现在弁兵看守之处，其科派里民者，一概革除。即于府州县额设民壮内，每门派拨两名，令其轮流更替，看守稽查。[104]
由于杨嗣璟的建言，这年七月兵部即议覆革除科派里甲地保雇人看守城门的差役，而改由额设民壮内派拨两名轮流看守。[105]但科派累民之事也并非仅此一桩。在不少地方，催督钱粮、承应差役等一些原见于里甲的科派也纷纷出现在保正、保长身上。前面提过的陈大受在乾隆八年（1743）指出：“向来举行保甲之处，不专责以查匪，凡人命斗殴、赌博奸拐、催比钱粮诸事，一概责成甲长经管。”[106]其实不仅人命斗殴等大案，一些日常纠纷等细事也会见到保长介入调解。乾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747-01-04），广西柳州府融县李廓峒保长杨圣召就介入调解两个相邻住户韦应星与廖经选的砍树纠纷。[107]原来那天韦应星将两家中间的一棵树砍掉了，廖经选同他议论。杨圣召劝廖经选把树给了韦应星，而由他赔一棵树给廖经选。廖经选表示：“既是你来劝处，我也不要赔了，大齐（按：应是大家之意）总要树根为界的。”显然，廖经选是冲着保长的面子不再追究。
至于承应差役部分，曾任广东巡抚的彭鹏指出，保甲若“行之不善，则民累滋甚”。他一共举出了七累，而第七累即为差役之累：“甚而无名杂派差役，问诸庄长，庄长问诸甲长，甲长问诸人户，借为收头。”[108]孙海泉在检视直隶宝坻县的档案后，条列出保甲差务，主要包括“采买柴束号草，筹集官府所需骡马车辆，修筑河岸堤坝，搭建窝铺和派人值更等”[109]。华立也提到，保甲长也必须执行地方上的赈灾业务，包括：第一，呈报灾情；第二，攒造赈册，作为发放赈票的依据；第三，现场指认饥民等。[110]乾隆十二年十月初十日（1747-11-12），山东巨野县隆仓保地总禀报，该保焦顺屯牌头因为同庄居民误以为他错给赈票而被殴伤致死。[111]该案显示，一旦地方被灾，保长牌头首需清查灾民户口，编造受赈名册，并据以发放赈票，散给赈粮。焦顺屯牌头因为查明该庄居民王王氏家有三十多亩地，除了被灾区处，还有不成灾的地，可以度日，所以不准她入赈册，而将赈票给了另一位王王氏。前者的儿子认为后者只是寄居人口不应领赈，这赈册上的王王氏的印票自然应是他母亲的，于是要牌头将票讨还给他母亲，但牌头以寄居人户也可受赈为由，没有答应，而起冲突。这个案子应该不是一个特例。道光五年（1825），江苏巡抚陶澍注意到，有保长因为怕受殴辱，不敢跟查居民受灾实情，而听任当地土棍开报受灾户的情形。[112]当然，这些由州县衙门下乡办赈的委员与随行书役的饭食也都是由保长承应。[113]
其实前面孙海泉所举宝坻、获鹿两县保甲办差的例子，有很多都发生在嘉庆、道光年间。他注意到，宝坻县乡保在办理差务时“须出钱垫办 ”[114]。内阁大库档案的资料中也可看到保长因不堪代垫赔累，愤而上控的例子。嘉庆八年（1803）十一月间，湖南永顺县保甲刘汉元、覃忠堂等向刑部呈控永顺县“买谷浮收折价，并派夫不给夫价等情”[115]。永顺县是永顺府的附郭。这个案子有点复杂，不过，正好说明地方行保甲的多样形态。根据刑部右侍郎赓音（？—1815）的调查，刘汉元、覃忠堂分别是内塔卧保甲与外塔卧保甲。该县共分十八保，每保有保正一人，两保又有总保或总甲一人。[116]大保有保甲七、八名，小保四、五名。此处的所谓保甲，应该就是甲长，因为该县也是“每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所有买谷及派夫等事均系保甲领价承办。”买谷指的是买补仓谷，永顺县的仓储有两种，一为常平仓，一为社仓，保甲买补的是常平仓谷。[117]自嘉庆二年（1797）以来，内塔卧保与外塔卧保每年领买谷二千四五百石。由于保内老户与穷苦之户多有拖欠，且有依恃族内生监、书役包庇，刘、覃二人曾通过总保陈舜杞出名向城内开钱米馆之詹姓老板借钱买谷交仓，将嘉庆五年、六年（1800、1801）两年保内各户零星尾欠先行垫完，共垫欠谷二百十九石七斗三升。至于派夫，则指的是用夫差务，凡有工程差务及运送兵米等事时，各保轮派乡夫应差。虽然乾隆五十三年（1788）湖南省废止了乡夫在城内值月、值日的规定，改由保甲轮值，但由于保甲“不能时刻在城”，所以各保仍派乡夫数名在城守候；有差时给价，无差时不发钱米，而此时保甲“即应赔垫”；如果遇到差务紧急时，县役垫钱雇用，事后向保甲收取，而此时往往真假莫辨，以致常有赔累。因此，保甲承领买谷或派夫的结果不是借钱垫完，就是赔钱累累。刘、覃二人遂于嘉庆七年（1802）向巡抚衙门“具呈请定章程”。而由于花户不肯如数归还垫款，同年陈舜杞从领出的两保谷价银一千二百五十两中挪用五百两归还詹姓老板欠账，也有张姓人等向巡抚衙门控告陈舜杞“领价不发”。陈、刘、覃三人因为确有挪用官银，虽经永顺府屡次传审，避不出面。可能为了反制，他们在次年上京控诉。陈、刘、覃三人的遭遇固然体现了保甲应差的委曲，另一方面也显示保甲也可能为虎作伥的一面，因为刘、覃不仅挪用官银，而且也想乘机包揽图利，稍后会略做讨论。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里长承差的角色并未因此而全然被保长所取代。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乾隆以后清代的里甲组织已逐渐被保甲组织所取代[118]，但是甚至在道光年间，在实录上仍可见到里长在县城听差的例子。例如，道光十五年（1835），山西平阳镇总兵台费音奉派前往商汤王陵行礼祭拜。蒲州府荣河县知县武履中“奉文后在署内设席，遍请书差，告以努力张罗，大家沾光。随传唤值年里长，逐日在县听候办差。城内设公馆七处，汤陵附近设公馆七处。科派干菜铺垫银一千五百两，修理裱糊器皿镫笼彩红毡夫马一切杂派又五千余两。其余无名之费，不可胜数”[119]。荣河县最终摊银二万余两。又如，山东文登县也分别在道光三十年（1850）与咸丰元年（1851）因需差派马匹，三度勒派每里里长各出制钱二千五百文、五千五百文与十三千文。[120]此外，山西省孝义县计有十五里，每里十甲，各设里长、甲头，承办地方公事。由于县内一直没有驼骡行店，乾隆二十三年（1758）、道光六年（1826）采买军需骆驼，以及嘉庆四年（1799）、嘉庆十八年（1813）购买军需骡马都由各里长领价分买。[121]道光六年（1826）十月间，山西省奉旨采买军需骆驼六千只，孝义县受命分办六十四只，照例由各里分别采办。若依往例，每只给银二十二两，采办骆驼六十四只，该给银一千四百零八两，但知县段国奎仅给银七百三十五两，而书役门丁又需索使费五百七十两，逼得各甲头必须典卖田地，才能凑办完差。[122]
不过，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发展，在朝廷的认知上，地方保甲的角色一直只定位在弭盗安民上。乾隆二十二年（1757）户部汇议各督抚所奏意见后，核准保甲章程二十五事[123]，其中明定保甲责任有三：第一，专责查报“凡甲内有盗窃、邪教、赌博、窝逃、奸拐、私铸、私销、私盐、跴曲、贩卖硝黄，并私立名色，敛钱聚会等事，及面生可疑、形迹诡秘之徒”；第二，随时报明“户口迁移登记”，并“于门牌内改填换给”；第三，如果“邻省邻县差役执持印票，到境拘拿盗贼及逃犯，保甲长密同捕获，免其失察之罪；若差役诬执平民，许保甲长赴本管官剖白候夺”。[124]户部还明白指出，“地方官不得派办别差，以专责成”[125]。至于各督抚要求的“一切户婚、田土、催粮、拘犯等”差役，户部都不要保甲承应，而是“另设地方一名承值”，只有与治安相关的“支更、看栅等役”户部始准行。[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