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地方与保长

然而，这作为职役的“地方”并非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才见现身。前文提到，苏州府的吴县就有许多“地方”报官的例子，它们的时间都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前，最早的一例见于乾隆元年（1736）。^[127]但究竟始于何时，目前未见相关文献明确记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用法不是清朝的创发，而可能是承袭明朝的用法。有学者指出，在明代的安徽婺源县治蚺城，“地方”一词常与“约保”“约甲”“里排”等词一起使用。^[128]其实，在档案中还可找到更早的例子。顺治三年（1646），山西临县、太原县分别有地方刘大全、邢登举因为居民未剃头，或剃头“不如式”，未行举发，各杖八十。因为“容隐不举”，与他们俩一起受罚的还有两地的乡约、甲长、邻居，也都是各杖八十。^[129]也是顺治三年（1646），河南新乡县有一生员未曾剃头，仍包网巾，被捕次日即在府枭首。除了相关地方官或革职，或罚俸外，“乡保贾壮、段玉，邻佑张福、张奇不行检举，分别各杖”。这里“乡保”之下既然有两个人名，则“乡保”很明显分别指的是乡约与保长。同是未检举剃头，一案中乡约与地方受杖，一案中乡约与保长受罚。若仅就这两个例子而言，在没有保长的县份，他的工作是由地方取代。地方与保长应该担负相同的工作与责任。而雍正十三年（1735），河南遂平县的例子似乎也更证实了这样的想法。这年七月十六日（1735-09-04），遂平县知县禀报，“据上渠仓地方陈五素报称，本月十三日据本管牌头王进忠投称，伊牌内韩二小于本月十一日夜里，乘凉睡卧在街，不知被何人将头额砍伤，身据报往验”^[130]。这段引文很清楚显示，牌头是地方所管，就像甲长是保长所管一样，地方因而可能取代了甲长或保长的角色。

然而，实情并非如此单纯。目前所掌握的刑案资料，很多时候都是地方、保长同赴县衙门禀报，供词如何，等等。这至少说明保甲与地方各司其职，各有任务，不是对方的替代者。但这些数据对于地方与保长的描述不多，即或偶有一两例叙述稍详，仍然无法判断二者在地方行政管理上扮演角色的差别。例如，乾隆二年二月初四日（1737-03-04），直隶曲周县陈彦固村人张二因为细故把妻子打死。他的胞兄张见升是该村的地方，就在第二天早上，“去通知了保长，一同进城来呈报”^[131]。在这件案子中，地方似乎是保长的下属，因为地方先知会保长，两人才同赴衙门。又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四月，江苏安东县陈家集保正李正邦将拿获之窃贼送往该集地方陈得家中，是夜即赴城报官。^[132]保正为何要将窃犯送往地方家？难道真是像乾隆二十二年（1757）改定规条所规定的，地方专责拘犯，而保长负责窃盗？保长与地方之间真有如此细腻的分工吗？在找到更多例证以前，我们恐怕不能遽下断语。

同时，档案中也不时见到“地保”一词。虽然很多时候这指的就是地方保甲一类的人，但它其实也常是地方与保甲的合称。^[133]偶尔在档案中也可见到以“保地”合称保长与地方的情形。^[134]所以，单从用词的习惯上也不能分出高下，区分二者的差别。更何况地方与保长合称的地保一词，在有些地方，如江西^[135]、河南^[136]、广东^[137]等地都变成了取代上述二者的代名词，地保既是地方，也是保长；但也可以说，地保既不是地方，也不是保长，只是地保。地方与保长在这些地方的人的心目中，应该是没有分别的。

不过，上述乾隆二十二年（1757）另设地方管事的规定，应该是希望将地方与保甲的功能区分开来。但地方上是否照实施行，不无疑问。政策一般不敌对策。嘉道之际，王凤生（1776—1834）曾以嘉兴府知府［嘉庆二十五年（1820）至道光元年（1821）］的身份署理平湖县知县。他在平湖县编查保甲，依照他发布的规条，十家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立一里长，而不是保长。不过，在正式发给的执照上，他把长字都改为耆字。他的说法是：“里甲长名目已古，本系尊称，第近人每谓地保为保长，遂以此名为卑贱。今本署县酌改长字为耆字，每一乡之中用印，启请公正绅士一人为乡耆，总司其事。其里耆、甲耆则书名红单帖，并用印执照，交乡耆转给，以昭慎重。”^[138]依照王凤生的规划，“里长、甲长专查本甲、本里容留奸匪，其一切催征钱粮、命盗、词讼等事，仍归地保办理，与甲里长概不责成。如果查办认真，地方官仍优加礼貌，不令与地保下役为伍，除四季赴县倒册之外，亦不许传唤当差。永远注明立案，以免日后骚扰”^[139]。他甚至表示，“此次保甲办竣，本署县当即详明各宪，永远禁止书役按户科派，扰累民间，勒石立案，尔绅耆居民人等须知此事有利无害，决不贻尔后患，切勿畏难观望，致负本署县戢暴安民之至意”^[140]。他也每十户人家发一告示，随同规条交地保发贴，上书：“牌甲里长专查各户学习邪教及藏匿行踪诡秘、面目可疑之人。如敢容隐，该牌甲邻佑与本家同坐，至一切命盗、钱粮、词讼、差使，概无干涉。”^[141]嘉庆十八年（1813），林清率八卦教教徒攻入紫禁城，震动京师。平湖县编查保甲，专查邪教徒，显然是针对八卦教等白莲教教徒而来。为了鼓励地方公正人士出任保甲长，王凤生不惜一方面限定保甲任务，不再派累差役，另一方面又另立名目，以与地保区分。姑且不论他的办法是否有效，但明白反映了两件事：一是保甲应差的情形嘉庆朝仍然存在；二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另立地方，以分保长之责的谕旨并未落实，否则保长不会被称作地保这样一个不清不楚的名称。

王凤生另给平湖县保甲长名号，希望他们能专责缉拿匪徒。显然，他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规条中得到了灵感，即保甲长必须给予专职始能有成。广西思恩府知府李彦章（？—1836）似乎也有同感。道光初年^[142]，李彦章在为当地新编保甲所拟的“保甲十家牌简易法”中也表示保长应“专司保甲之事……其地方钱粮、命盗、词讼、差徭等事概不佥遣”^[143]。然而，江苏川沙厅同知何士祁却另有看法。他根据在当地办保甲的经验，说明行保甲的功效：“保甲不但可弭盗也，稽田赋则钱粮不能欠，田土之案无虚假矣；稽人口则男女不能淆，婚姻之案无支饰矣，推之命案之邻佑，有确凭不致择肥拖累，服制之案有支派，不致凭空捏造；而于办灾一事，稽查户口，尤有把持。此余行之有实效者。”^[144]显然，对何士祁而言，保甲长不需委以专责，不仅可以责之以命盗、户婚、田土、赈灾等事，乃至催办钱粮，一样有绩效，无须另寻地方来分担工作。

由上述三例可见，地方首长对于如何行保甲有其个人观点，每人做法未必相同；有人为了情势需要而要求保长专办某事，但也有人不做任何区分，甚至催办钱粮也是保长之责。

其实，在有些州县地方，地方与保长甚至被交付分派到配流犯的工作。《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乾隆）十年……又议准，地方无能有司，遇有流犯到配，不思设法安顿，又恐免脱，致罹参罚，遂发给地保，按照里甲都图分派，挨户轮养。”^[145]因此，清代州县地方保长与地方之责并没有一定的范围，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