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政策选择与探索
2017年经济运行要实现稳中求进，最根本的还是要继续推进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时界定政府职能。
（一）继续深化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
田国强教授认为，中国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增速在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整体趋势是下降的。但短短几年GDP增速从近10%掉到7%以下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抛开深化改革和治理等制度建设方面带来的可能的红利，仅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来看，中国潜在增长率并未大幅度下滑，这是一个基本结论。
一般而言，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有两种原因，一是周期性原因，二是结构性原因。但这些都不是中国实际增长率大幅下滑的根本原因。关键是制度性因素。经济下滑有多种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结构性失衡：一是经济结构失衡，民企和国企没有处于同等地位，转型驱动没有更快地从要素驱动向效益乃至创新驱动转型。二是体制结构失衡。仍然是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三是治理结构失衡。贫富差距、社会能力、生态环境、执行力不足等问题导致治理结构失衡。
田国强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最重要的是建立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其中最关键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边界界定。从长远发展来看，标本兼治的任务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制度供给改革，是能不能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改革。
杨瑞龙教授指出，改革重要的核心是微观主体重塑，一是发展民营经济，一是国企改革。而深化国企改革面临两个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是国有制框架内不能解决政企分开的难题，国企所有权归属于国家，按照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抽象概念的国家只能通过其代理机构管理国企，这个代理机构只能是具有行政职权的政府。所以，国企与政府紧密联系在一起，只要国有制存在，政企分开就无法实现，而一旦政企分开，国企名存实亡。二是国有制框架内不能解决所有权可交易的难题。政府采用各种形式对国企进行改制，鼓励国企成为市场经济主体，这要求所有权具有可转让性，国企所有权一旦开始自由转让，性质就会发生改变。因此，所有权交易受到了企业国有制的制约。
针对上述矛盾，杨瑞龙教授主张实施分类改革。首先，按照国企所处行业差异和所提供产品的性质不同将国企分为竞争性行业与非竞争行业，竞争性国企对市场开放，大型国有竞争性企业产权要改制，中小型竞争性企业全面放开。非竞争性企业中的公共物品生产企业坚持国有国营，自然垄断行业坚持国有国控。划分公共物品生产企业与自然垄断企业需要依照客观行业分类标准。具体到单个国企，要根据国企内部生产中主业与副业差异分类改革，主业坚持国有国营，副业向市场开放，采用混合所有制形式进行生产经营。
张晓晶研究员通过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国际比较指出，中国公共部门即广义政府部门掌握的资源是最多的，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希望所在，也是最关键的改革，是对社会存量资产进行重新优化配置。为解决当前政府配置资源中存在的市场价格扭曲、效率低、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他建议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创新配置方式，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市场化手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他认为，国企所有权完全可以交易且不改变企业的国有性质。在利用国企保证社会主义体制与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并不一定强调国企所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必须在50%以上，对公有制最好的保证主体是土地，因为土地均为国有或集体所有。在发挥国企引领宏观调控、提供公共产品、保护国家安全等重要作用的同时，需要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紧扣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脉络，打破国企上游和非国企下游的分布格局，鼓励多种所有制公平竞争、共同发展。
陈乐一教授从市场化改革影响物价波动的机制入手，分析了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对构造物价运行的良好微观经济基础的重要意义。
（二）明确政府职能，防止宏观微调失效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此，沈坤荣教授指出，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问题时，必须关注地方政府行为。在投资波动、税收竞争、土地财政、金融风险、环境治理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地方政府行为异化以及对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的放大效应带来的效果。因此，不仅要有自上而下的严监管和自下而上的机构自律，还需要地方政府严格遵守市场规律，守好经济发展和稳定的底线，强化宏观政策微调效应。
龚刚教授从政府与创新的关系出发，指出，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学习并秉承其优良的企业家精神，将其充分体现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方面，不能一味追求大规模经济建设与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中国政府应尽快建立、完善科技创新层面的军民融合发展机制；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官员在创新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乱为和腐败问题，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
（三）加强宏观协调，防范金融风险
随着经济发展，金融业在经济中占比越来越高，近年来，股市的剧烈波动和房地产价格虚高等现象，揭示了新时期防范金融风险的迫切性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性。
常欣研究员指出，金融部门去杠杆问题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方面，目前实施的去杠杆措施主要是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两套政策初步的效果体现在信用创造过程中，以股权和其他投资为核心的证券投资速度放缓，M2增长速度也相应下降，指向去僵尸企业的杠杆，去政府隐形债务的杠杆。金融部门去杠杆应该与实体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改善实体经济部门的产出效率，为整个金融体系健康发展提供好的外部环境。
沈坤荣教授进一步指出，银行资金存在严重的“资金空转”问题，加速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膨胀，形成金融产业虚假繁荣，丧失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金融机构内部过长的资金链条也加大了金融风险。许多“地方金融”仍游走于监管边缘，需要政府以积极严肃的态度妥善管理。加强金融监管要与实体经济改革同步推进，使金融部门空转资金真正流向实体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部门首席专家Olivier Frecaut认为，系统性银行风险带来较高的金融成本，影响实体经济的产量与效率，不利于金融系统本身和宏观经济。防范金融危机比处理危机更重要。为此，金融需要和宏观经济发展相连接。但目前为止，金融部门和宏观经济部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融合，宏观经济属于国家核算，依据公共政策；而金融属于企业核算，依据私人动机进行决策，两者的目的完全不同，并且有不同的语言。如何把两种不同的决策系统和语言纳入一个共同的框架，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很重要的一点。他认为，为了防范金融危机，必须建立一个早期的预警机制，还需要法律体系的保障。他建议通过改善国家资产负债表并在国际层面上促进更多的合作和协调，推进全球资产负债表的改进。
具体到中国，他认为，中国是非常独特的。中国面临潜在的风险，包括：高增长是否可持续，大规模的投资是不是有效，信贷扩张会不会造成对未来的不良影响，以及影子银行问题等。但是也有独特的优势，包括：良好的国家商业系统，健康的资产负债表，良好的教育水平，对于创新发明持非常开放的态度，准备承担更加广泛的国际责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