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史梳理

学术界对于落第士人问题研究比较薄弱，2007年李世愉先生曾发表专文《科举落第——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认为“在以往对科举制度的研究中，专门针对落第问题的研究很少，至今没有一部关于科举落第问题的研究专著，相关论文的数量也很有限，而且大多不是从落第的角度，或者说不是从制度的角度去探讨的。总之，科举落第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是很薄弱，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探索与争鸣》2007年2期）。近十几年，国内一些中青年学者对落第士人问题有所关注，尤其是唐宋时期落第问题，出现一批研究成果，主要是硕博学位论文，下面做一个系统梳理：

1.落第士人的整体性研究

落第士人作为一个群体，具有一定的群体特征和共性。学者对此有所涉猎，但却是将唐代或宋代分开研究。主要有潘学军《论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落第举子形象》（湖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吴诤强《宋代的落第者》（《科举理学化：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王鹏《宋代落第士人初探》（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等，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对唐代、宋代落第举子的生活状况、政治出路、社会交往、心态情感等进行探讨。对唐代落第士人整体的相关研究还有刘琴丽《唐代举子科考生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虽是对唐朝举子整体生活情况进行的研究，但也包含落第者。黄云鹤《唐宋下层士人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是对下层士人整体研究，落第士人作为下层士人组成部分，也涵盖在内。

总体而言，对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群体的整体性研究，唐代的研究相对薄弱，零散而且不够深入；宋代的研究主要关注落第者的出路和政治性问题，具象性和资料性研究较多。而将唐宋时期进行比较性研究，总结不同时期群体特征、发展规律、制度变化等方面尚显薄弱，尤其是缺乏理论性的探讨，还有很大研究空间。

2.专题研究

对落第士人的全面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专题研究为支撑。学术界对于唐宋时期落第士人专题性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1）对落第士人出路问题的研究

关于唐宋落第举子出路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刘琴丽《试论唐代落第举子的出路选择》（《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3期）、苏锟《略论唐代落第士子的仕进选择》（《榆林学院学报》2012年3期）、黄云鹤《中晚唐时期落第士人入幕问题探究》（《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4期）、黄艳、杨轶群《宋代士人落第后的选择》（《文博》2005年6期）等，分析了唐宋举子落第后的各种出路选择，包括门荫、荐举、上书、入幕、从军、摄官等。落第者的反抗与叛逆问题，也属于政治出路问题。黄云鹤《唐宋落第士人抗争及其政府对策》（《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1期）、吴诤强《宋代落第者的叛逆》（包伟民主编《宋代社会史论稿》，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年）总结了唐宋落第者叛逆产生的原因、叛逆的形式以及唐宋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政策。

上述文章归纳了唐宋时期士子落第后所选择的主要入仕途径，但文章所涉及的内容相对简单，一些问题没有展开论述，更缺少唐与宋两个朝代落第士人入仕情况的比较，没有反映出落第者入仕途径选择的时代特色，还有必要进一步延展研究。

（2）对落第士人群体心态、情感问题的研究

心态和情感是落第问题研究的重点领域，多数文章都集中于此。较早研究该问题的是房锐《从王铎的死因看晚唐藩镇之祸及落第士人的心态》（《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1期）和《从〈北梦琐言〉看晚唐落第士人的心态》（《社会科学家》2004年5期），从个别事件和文献中总结落第举子心态。还有蔡静波、杨东宇《论晚唐科举与落第士子的心态——以〈北梦琐言〉为例》（《唐都学刊》2005年4期）和徐乐军《怨毒心态与唐末落第士子的人生选择》（《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1期），强调了唐末落第举子的不满、怨恨，甚至是怨毒的心态。这种心态使他们采取报复朝廷或社会的行为，走向朝廷的对立面，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落第士子的心态应该是多样的，学者们也对此进行论述，如沈文雪《唐代落第诗折射的士文化心态》（《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5期）、李精一《唐代落第诗所反映的士人情感特质》（《学术交流》2005年3期）、卓洪艳《从唐代文言小说看落第士子的文化心态》（《南平师专学报》2007年3期）、韩鹤进、黄梅《唐代落第士人心态探微》（《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5期）、滕云《羞惭与怨恨——从唐代落第文学看落第举子的双重心态》（《柳州师专学报》2013年3期）等。

由特殊时节特殊事象而引发的情感问题：落第举子是敏感人群，落第的经历使他们对一些时间节点和与科举相关的事象产生联想而生发感伤。滕云《有情天地内，多感是诗人——论唐代落第举子的节日敏感》（《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4期）和《杏花开与槐花落，愁去愁来过几年——论唐代落第举子的槐杏情结》（《名作欣赏》2010年14期）关注了落第举子的节日情感和槐杏情结。

落第给读书人心灵带来的伤痛是毋庸置疑的，落第后的士人心态复杂，失意、不满，甚至怨恨，具有一定的共性。但有些文章以落第诗和小说文献为文本，探讨落第士人的心态和情感，存在夸张放大的成分，尤其是过分强调落第者的负面心态，以及对政权和社会的危害，是有一定偏颇的。另外，学术界对宋代落第士人心态及唐宋落第士人心态的变化缺少研究，这是亟待填补的领域。

（3）对落第士人群体社会交往问题的研究

社会交往是落第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定其社会地位、活动场域及群体需求的重要参考。目前研究成果较少，主要集中于唐代，如黄云鹤《唐代下层士人社会交往特征及其心态》（《史学集刊》2005年1期）和《试析唐代落第士人的游历之风》（《东北师大学报》2013年3期），此外还有刘琴丽《唐代举子科考生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三章《社会交往》，以唐代所有举子为研究对象，研究他们社交群体、社交路径和社交场域。宋代落第士人社会交往方面，还没有以落第士人社会交往为主题的文章，亟需填补。关于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社会交往个案研究成果颇多，如对罗隐、李山甫、卢纶、方干、姜夔、苏洵、刘过等一些著名的落第士人的社会交往研究。

（4）对与落第相关的制度方面的研究

与落第相关的制度问题主要是唐宋时期落第贡举人再次参加科举是否需要重新取解、在哪里取解、如何取解以及一些临时性的照顾政策等问题，在再次取解方面研究成果有徐晓峰《论唐代落第举子“再次取解”制度的存在及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期）、黄云鹤《唐宋时期省试落第者再试权力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1期）；在落第士人“拔解”问题方面，有徐晓峰《唐代科举中的“拔解”》（《文史知识》2009年9期）、陶绍清《唐代科举的“拔解”》（《文史知识》2012年7期）和宋社洪《唐五代乡贡“拔解”考论》（《学术研究》2012年9期）等。

还有一些其他政府对落第者的照顾政策和措施，如黄云鹤《唐朝政府对下层士人的赋役政策与实存状态》（《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5期），关注唐朝下层士人的赋税和徭役制度；滕云《论唐代朝廷对科举落第者的人文关怀》（《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1期），从人文关怀的视角，谈及唐朝政府的一些临时性安抚措施。

（5）对落第士人其他方面问题的研究

关于落第士人在文化教育及地方事务方面：黄云鹤《论唐代落第士人著述的动机与特点》（《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3期）、《论唐宋下层士人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兰州学刊》2013年3期）、《唐宋时期下层士人与地方私学》（《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3期）、《宋代落第士人参与基层社会事务问题探究》（《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8期）等；关于落第士人形象问题：杭勇《论唐代小说中的落第士人形象》（《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落第者屡败屡战的原因：滕云《从唐代落第文学看落第举子屡败屡战的原因》（《柳州师专学报》2012年6期）；落第士人婚姻生活方面：敬连旺《唐宋时期落第对士人婚姻生活的影响》（《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4期）等等。

（6）对落第士人个案问题的研究

关于落第士人个案问题的研究很多，主要集中于著名的落第者和事件上，探讨这些人落第的原因、文学创作等，个案研究多数不是从落第角度出发，落第只是他们人生经历而已，是其他研究的附属品，更多关注的是这些人的作品或其他问题。

从上述所展示的成果看，目前的研究琐碎，缺少系统化和整体性，即使是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这正是本书进行研究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