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美好情怀写进以人为本的事业里（代序）
“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近一千年以前，北宋画家郭熙关于山水画随节令变化之“四时说”，勾勒了农耕时代多少文人墨客对山水田园风光的情景向往，又激起了无数生于斯长于斯终将老于斯的芸芸众生对故土的不尽眷恋。
奈何斗转星移，世事沧桑！我们在一脚跨进工业化时代的大门时，蓦然回首，曾经的热土已面目全非，我们也陌生得成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异乡客，以至于斑驳淋漓的故乡终于在不可挽回的衰败中，不可避免地“走向沉沦”——“所有人的故乡都已沦陷。”抚今思昔，一股淡淡的乡愁油然而生。2015年春节期间，一个博士生一年前写的返乡笔记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等社交新媒体上重新引发无数转发和热议，并掀起一股“乡愁热”，就是一个明证。
只要稍微动动脑子，就会发现这股“乡愁热”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它夹杂着些许矫情成分，多少不一地折射了当代中国尽享现代城市文明的都市人的丝丝傲慢与虚伪，因为此时此刻，在全中国13.7亿人口中，有近6亿农村人一直在做着成为“城里人”的梦。那种酿了六十多年的“城愁”啊，才是心中永远说不出的痛！在这近6亿农村人中，有2.3亿农民工长年奔波在城市打工地和农村出生地之间，来回穿梭的“候鸟式生活”让他们分不清何为“乡愁”，何为“城愁”，唯有“忧愁”才是整日里挥之不去的梦魇；还有1.3亿想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0.6亿18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以及1.8亿永远厮守家园的年老体弱者。谁来为他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心有所安之地？！
人们不禁要问，时代已进入21世纪，这种人为割裂人伦亲情，以牺牲乡村发展换来城市发展的城乡区隔发展模式，农村人和城里人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享受不同国民待遇的日子，又何时走向终结？！
基于终结历史与现实原因而形成的“城市中国”与“乡村中国”，“城市人”与“农村人”，“乡愁”与“城愁”二元对立发展格局之使命，由南京财经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前院长林挺进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因应时代发展之急，结合新型城镇化这一国家发展战略之需，扎根现实，扎根基层，在全面反思以往“摊大饼”式粗放型城市化与城镇化发展模式弊端的基础上，以“人的城镇化”为导向，选择连接城市和乡村的252个地级市（剔除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和368个县级市为比较研究对象，运用量化研究方法，建构了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并予以实证，对正在大力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无疑具有极强的理论指导与政策指引价值。
《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2015》（以下简称《发展报告》）的最大特色在于，课题组将美好情怀通过学术关怀的方式，写进了全面提升广袤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生命“三生共同体”质量的事业里：首先，选择以地级市为评估新型城镇化实际发展水平的研究对象，充分把握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战场和着力点，原因在于地级市“作为城市和乡村的‘过渡地带’、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的‘结合地带’、城市优质均等化公共服务和农村社会精神家园兼具的‘复合功能地带’以及作为现代化物质表征的外在城市空间形态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内在发展价值的‘有机统一地带’，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了一个‘出得去’‘回得来’‘留得下’的‘新型发展平台’”[1]。
其次，在借鉴以往国内外各种评估指标体系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尤其是在前期已发布的针对252个地级市、368个县级市绿色城镇化水平的“中国城市绿色城镇化指数（GUI）”的基础上，根据系统性、相关性、独立性、可比性及可行性原则，按照层次分析法，《发展报告》建立了新型城镇化发展评估指标体系——以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为目标层，以城镇发展质量（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空间规划质量3个二级指标）、城镇可持续发展潜力（效率城镇、绿色城镇、集约城镇3个二级指标）以及城乡协调发展质量（经济协调度和社会协调度2个二级逆向指标）为一级指标层，并将一级指标细分为8个二级指标以及65个三级指标，由此型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评估指数体系。
最后，《发展报告》以2012年的数据为基础，从城市统计年鉴、区域统计年鉴以及各地级市年鉴中收集评价数据，在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对252个地级市和368个县级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总体排名。同时，按照8个二级指标的设定，重点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整体评估前30名和后30名的排位城市进行区位特征、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历史文化等跟踪分析，并从公共政策的视角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前瞻对策思考。
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在《中国大历史》中反思农耕时代中国的社会管理问题，认为缺乏“数目字管理”是掣肘古代中国发展的一大管理因素，凡事毛估估，缺乏精细化，更无以孕育现代簿记管理制度。“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之类自以为诗意的管理图景，就是这种“无数目字管理”的最深刻写照。按照笔者的理解，农耕时代中国古代官僚制存在制度形式上的精致完备性与实施上的粗糙性这一强烈反差，至今仍绵延不绝，突出表现在运作机制的模糊化，也就是黄仁宇先生所言的“无数目字管理”，最终只能走向黄宗智先生所言的“内卷化困境”。
正是基于这种自觉和使命，《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2015》在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研究数据的选取等方面，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试图通过扎实的实证研究，为正在大力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提供精准的“数目字管理”指导和有针对性的前瞻对策指引，从而为开创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提供研究团队的情怀奉献。
毋庸讳言，对新型城镇化这一尚在路上的国家战略，开展发展质量的评估这一具有开创意义之举，其困难不仅在指标体系设定的科学性、评估数据选取的准确性，而更在如何从活生生的人出发，从人的多元需要出发，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与人的生产生活生命“三生共同体”有机结合，从而发挥理论指导、绩效评估、政策研究的引领作用，因此尚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2015》付梓之日，当初亲自组织并倾注了无数心血的领导者林挺进教授却不能看到硕果累累的这一幕。更让人嘘唏不已的是，才华卓著的林挺进教授因心脏病突发，不幸于2014年12月19日凌晨与世长辞，享年38岁，让所有与他相识、听说过他、读过他作品的人都心痛不已。
林挺进教授曾与我同事近两年，我们之间多有交流。我年长林挺进教授整十岁，虽然属于两代人，但我们彼此脾气相投，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林挺进教授擅长量化研究方法，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和地方政治精英及其财政行为多有精深的研究。针对国内学界部分人对量化研究方法的责难，他曾经对我说：“我就是要做个‘技术匠’，通过量化研究方法，一步步推进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我虽在数理模型建构等方面存在先天缺陷，但多年来一直试图通过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的补课[2]，弥补自己的不足，因此一直支持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强化“量化研究”之举，自然与林挺进教授多有互动，并受益良多。
2012年，林挺进教授被引进到南京财经大学工作，入选“江苏特聘教授”，成为江苏省当时仅有的四名文科教授之一，同时还担任南京财经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后接任院长），这些充分反映了他的研究实力和工作能力。因为我们的研究方向在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区域发展与公共政策、大都市治理与城镇化等方面多有交集，各自在自己负责的领域相继召开过多次学术研讨会，我们互为邀请，互为参与，相互惦念，共同成长。我们多次一起把酒言欢，笑谈人生。我们还曾计划自发组建一个跨区域的大都市治理与城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奈何如今天人永隔，不得不暂时搁置。
有时夜深人静，一想到林挺进教授圆圆的笑脸、磁性爽朗的笑声、永无心计的处世、永远乐观的情怀，不禁悲从中来。
遵林挺进教授身前助手宣超博士与研究团队之托，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2015》作序，并以此纪念英年早逝的林挺进教授！
在薄情的世界里，忍不住深情地活着！长歌当哭。
是为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唐亚林
[1] 唐亚林：《城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与农村居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学术界》2013年第3期。
[2] 我曾在《思考问题的“三步法”或曰“九字方针”》一文中，提出了“先分层、再分类、后量化”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