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

正因为不明了历史发展的各种不同“因素”发挥作用的途径，索洛维约夫尽管力图避免片面性，有时自己却变为片面性的。他在所著《俄国史》第一卷第一章末尾提出的自然对人民性格的影响的见解，是很肤浅的，是事实上什么也不能解释的。他说：“丰富多彩的自然，富饶的植物，舒适的气候，在人民中发展爱美的感觉及对艺术、诗歌和公共娱乐的爱好，从而对两性关系发生强大的影响。” ^[29] 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民或英国人对诗歌的爱好并不亚于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爱斯基摩人的艺术追求不弱于巴西的红种人。两性的相互关系决定于家庭关系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又取决于国家的经济状况，而不取决于国家的地理条件。的确，我们知道，经济本身对地理环境是有因果依赖性的，因为后者影响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但我们在这里面临的是“自然界”间接影响的场合，而索洛维约夫所说的却是它的直接影响。最后，至于公共娱乐问题，则任何民族，只要它在生活上过得去，只要它不因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丧失了公共娱乐的习惯，是都会爱好的；而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还是由于社会关系，而不是由于自然条件。

索洛维约夫用人民的性格依赖于国家的自然条件这个一般见解来解释“罗斯南北两部分居民性格的历史差别”。我希望经过以上说明，我们的历史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结论的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对他的另一企图，即用地理环境的特点来解释俄国人民的历史命运的企图加以研究，那会是更为有益的。

我所指的是他将俄国的木同西欧的石对立起来的著名观点。我们的作者说，从西欧旅游到东欧并且具有外表差别的新鲜印象的旅行家，会称西欧为石的欧洲，而称东欧为木的欧洲。根据索洛维约夫的意见，就欧洲这两部分的外观而言，这一评语是完全正确的。

他继续说：“石——我国古时称山为石——将西欧分为许多国家，使许多民族分疆划界。西欧的好汉用石筑巢，从那里控制庄稼汉；石给庄稼汉带来了从属地位；但很快，庄稼汉也用石筑成围墙，取得了自由独立；由于石，一切都巩固起来，确定下来；由于石，非人力所能创造的山岳和宏伟不朽的建筑物，巍然屹立。” ^[30]

“石”字在这里——请注意！——有两重意义。第一，它表示作为建筑材料的本义上的石。第二，表示经常使一国外貌或多或少地多样化的山峦。山使西欧分为许多国家和民族，而从山上取得的建筑材料则使这些国家的内部关系得以巩固和确定。在东欧，由于没有“石”，造成了直接相反的结果。

索洛维约夫断言：“在伟大的东方平原，没有石，根本没有各民族的多样化，因而只有一个前所未见的辽阔国家。在这里，好汉无处可筑石巢，不能独自居住。他们侍从式地聚居在大公的周围，在无边无垠的空间里永恒地游动。在城市里，他们没有巩固的关系。由于没有多样化，没有地区间的严格界限，也就没有足以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性格形成并使他们对于离开故乡——对于移民感到痛苦的各种特点。没有使他们感到留恋的固定居所……城市由木屋组成，星星之火就可使其变为灰烬。不过，灾难不大……由于材料价廉，新屋所费无几，——由于这种情形，古时的俄国人遂随便抛弃自己的房屋、自己的城市或乡村……从这里便产生了居民中背井离乡的习惯，从这里便产生了政府搜捕、安顿和使居民定居的企图。” ^[31]

作为建筑材料，“石”给西方的最高阶级以同下等阶级大为特殊化的物质可能，从而使阶级斗争尖锐了。但作为山，石却对西欧各国人民的性格给予直接的影响，使他们具有定居和固定性的趋向。俄国人民缺乏这种趋向，是因为我国缺乏“石”。在没有定居和固定趋向的地方，阶级相互关系仍然是不确定、不稳定的。因此，他们的相互斗争也不能达到紧张显著程度。这就是索洛维约夫的思想。但这种思想是经不起批评的。

作为建筑材料，石并不曾在西方经常起到索洛维约夫强加给它的那种特殊作用。西欧也一度是木的欧洲。就在十世纪，法国封建领主的城堡都是木筑的塔楼，壕沟环绕，四面围着栅栏，这栅栏当然也是木制的。的确，在九世纪，那里曾出现——主要在南部——石筑堡垒；但只是在十、十一世纪时，这种堡垒才推广到全国 ^[32] 。而法国事实上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主义国家。法国的封建关系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这里不允许作不适当的详细论述，我要说的是，十世纪时法国封建制度的主要特征业已形成。因此，显然不是“石”保证了法国“好汉”对“庄稼汉”的胜利。这些“好汉”只是在将桎梏加在“庄稼汉”身上之后，才开始建筑自己的“石巢”。

城市怎样？索洛维约夫完全正确地指出，俄国的城市都是由木屋组成的。试问中世纪的西欧城市又是由怎样的建筑物组成的呢？也往往是由木料建筑物组成的。而那算什么城市啊！一份流传到我们手里的关于中世纪手工业者工资问题的决定表明，直到十八世纪初期，伦敦几乎完全是一座木城。当然，像在俄国一样，西方的木料建筑物也是不耐火的：像在我国一样，它们在那里也时常“化为灰烬”。上面刚刚提到的关于工资问题的决定，实质上是一份关于木工工资的决定，根据其他公民的意见，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在1212年火灾烧毁了当时的木城伦敦的很大一部分以后，木工要求过高的缘故 ^[33] 。

法国和德国的城市也大都是木屋组成的。“与农村相反，我们在城市里看到一些石基的房屋，尽管在整个中世纪，房屋本身还都是用木料建造的。砖盖屋顶，也是逐渐推广的。在哈米尔那、纽波特、亚米安那，乃至法国，我们看到草编的屋顶。在格丁根，凡用砖代草的人，市长津贴所费四分之一。” ^[34] 似乎意大利的城市，历来用石建造的房屋要多得多。但是这一例外——如果真有这一例外——仍然丝毫不能证明索洛维约夫的思想的正确；如果英、法、德等国的木城在其历史发展中没有走过俄国木城一样的道路，则“木”丝毫不能解释这一差别，是显然的。

不仅如此。立陶宛罗斯的城市也都是木城 ^[35] ，然而它们的历史命运却既不像例如法国城市，也不同于莫斯科罗斯的城市。这是一个新的证明，说明“木”或“石”同这种历史特点，毫不相干。

最后，索洛维约夫忘记了，“宏伟不朽的建筑物”不仅是用石建造的。在比利时和荷兰，它们都是用砖建造的。不言而喻，这样的建筑物，只有在社会发展引起对它们的需要，而且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经济的可能时，才能开始建造起来。

总之，西欧的城市是随着其居民所支配的生产力的增加和他们经济的日益繁荣而从木城转为石（或砖）城的。因此，完全可以设想，如果俄国的城市也像西欧城市那样迅速富裕起来，则其中的木是会逐渐为石所代替的。

蒙古入侵前的罗斯的最富有城市基辅和诺夫戈罗德，比其他城市有更多的石料建筑物。在基辅共有石建教堂十二座以上 ^[36] 。后来，莫斯科在未想到向西欧技师请教以前，就是向诺夫戈罗德学习石工的。诺夫戈罗德和基辅的发展停滞的原因，不在于石的缺乏。

索洛维约夫在山的意义上所了解的“石”，其观点并不是那样严重的错误。但他在这里也并不正确。

山使原始的部落彼此隔离，因而妨碍他们汇合成为一个部族，这是对的，但是这一原理也只能在附有非常实质性保留的条件下，才能接受。“石”毕竟不曾妨碍西方的不同部族发生非常活跃的相互交往。这种交往的发展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经济发展过程，而经济发展之取决于地理环境，则只是以这一环境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程度为转移。索洛维约夫在这里也以地理环境直接影响为前提，然而在这里应该主要地说是地理环境的间接影响。这就是他的假设经不起事实的批判的缘故。在西欧，没有比瑞士更为多山的国家。然而那里的“庄稼汉”对“好汉”的封建依附地位从来没有像在“东厄尔巴”平原那样牢固和范围广阔。再看另外一个例子。立陶宛罗斯位于索洛维约夫称为“木国”的同样东部平原部分。但如将他的内部关系同莫斯科罗斯的关系作一比较，我们便可看到，其在十六世纪同莫斯科罗斯的相似之处，远不如其与西欧各国相似之甚。的确，可以说——而且人们也时常这样说——立陶宛罗斯是在波兰的影响之下，即在同一西方的影响之下制订其内部关系的。波兰对立陶宛的影响确乎是强烈的。但是这种影响能否全部地、毫无保留地解释立陶宛的内部关系的性质呢？不能，其非常明显的理由是：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内部关系性质的影响，只有在后者具备了负担这一影响传导者作用对其有利的社会因素时，才有可能。我们在下面还将看到，为什么西部罗斯居民中的某些阶级如此热衷于充做波兰影响的传导人。现在我们必须回到索洛维约夫的观点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