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世纪在华西方帝国主义的评价
由此看来，欧美对中国的侵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应该是十分清楚的。然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如何解释这一影响，直到今天仍旧是一个问题。在20世纪初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居住在中国通商口岸的西方人大都把对清朝使用武力看做是必需的，是一种积极的好行为（Bickers 1993a）。中国人尽管对这样的态度经常表示厌恶，但又被新的军事技术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科学所吸引，因为技术和科学生动地说明了西方富强和中国衰弱的原因。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后者同时也把西方侵略看作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表现——都认为西方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应有的苦难，给中国国家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害。与此同时，他们也都相信，西方的侵略和半殖民主义会唤醒中国人的新精神，培育出最终会结束以武力强加给清朝的不平等条约的民族主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这一基础广泛的民族觉醒，在中国国内和中国之外的许多欧美人士或者进行辩护，或者公开与之对抗（Cohen，1997：251-254；Bickers 1999：143-144）。
当然，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反应并不仅仅是对抗。比如，在美国就出现了立基于美国例外论的另外一套思想。这里所谓的例外，是说美国并没有像欧洲国家和日本那样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租借地，它的门户开放政策在西方侵犯中国的高潮中保护了中国。也有美国人指出，美国在华传教事业通过在布道、教育和医疗方面持之以恒的努力，无私地帮助中国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美国人的这些善行综合到一起，被认为构成了中美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4]。
或许是受美国例外论的影响，美国学者进而提出了自己对西方在19世纪中国所起作用的看法。在这些历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是费正清（John K.Fairbank），他致力于在中国民族主义和西方的反应这“两极”之间，开辟出一条道路。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先驱者，费正清把历史的焦点，从在中国的英国历史学家们主要关注的帝国战争和来之不易的“权利”（Eames［1909］ 1974；Morse 1910-1918），转移到西方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尤其是传教士们所作的贡献上。此外，他把关注点转向一些新机构，比如按照“条约体系”设立的清朝海关，而“条约体系”本身也被看做使中国对外关系“现代化”并且推动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的媒介。就清朝海关来说，费正清（Fairbank 1957，1968）认为，海关是鸦片战争冲突之后出现的中西合作的许多共同成果中的一个，他甚至设计了“共治”（synarchy）一词来表述这些成果。费正清及其追随者们也谈论“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强调的是推动“中国中心”的世界秩序被破坏、向外部世界开放的合作活动发端的那些过程。在这一框架中，费正清不仅有抹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存在的倾向（Barlow 1993：238-247），而且（与马克思同样地）认为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产生了积极和必要的正面作用：它唤醒了沉睡着的亚洲社会，推动它们摆脱了停滞不变的过去[5]。
在过去20多年里，费正清的这一研究取向开始受到批评，这些批评大都反对停滞的东方只是被动地接受充满活力的西方推动的观点。这一新史学可以组织在柯文（Paul Cohen）所谓的“中国中心”史观的标题之下（Cohen 1984：238-247）。与马克思与费正清不同，主张中国中心史观的史学家们深入地研究中文历史档案，以探寻中国本身的因素在充满活力的变革过程——这种变革过程贯串着几乎全部中国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例如Wakeman and Grant 1975）。就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共产党革命的这段历史来说，现在已经有了关于来自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个人和群体在通商口岸的新城市中心形成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具体研究（见以下各书相关文章：Elvin and Skinner 1974；Wakeman and Yeh 1992；Hao 1970，1986；Cochran 1999，2001；Tsin 1999；Lee 1999；H.Lu 1999）。历史学家们发现，有很多事例表明，中国的商人和企业家们——其中有些人与东南亚的海外华人社会有联系——与欧美在华商人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有力的竞争。还有一些学者考察了中华帝国在中亚以及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交界地区不断扩张和殖民的历史，尤其是清朝时期的历史，并且非常中肯地提出了如何把这一现象与19世纪欧洲侵略关联起来进行研究的问题[6]。
“在中国发现历史”尽管是一个极其有益的转折，但它倾向于把清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置于背景的地位，西方似乎成了一个始终被物化了的历史工具，对它本身的面貌与特征则不再需要进行仔细的研究。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考察两部与本书特别有关的以中国中心史观进行研究的著作，这就是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和柯文撰写的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Esherick 1987；Cohen 1997）。在欧美的中国研究中，他们无与伦比地重建了义和团起义的历史，成功地把义和团人性化。周锡瑞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阐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他将此作为一项波普尔式（Popperian）辨伪工程来完成的任务。他系统地运用了大量证据，来说明关键的两点。第一，义和团并不只是一次一般性的民众起义，相反，它在中国民间宗教运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第二，它并不是一次反对清王朝的起义，而是对西方入侵中国乡村地区的抗议。柯文那部精细的社会史竭力要完成的任务，是要超越有关义和团事件的纯粹叙述性的历史。他提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新方法，就是试图去理解那些实际参加者们对于亲身经历的那些事件的感觉。在论述过程中，他力图去说明义和团在中国和西方是如何被神话化的。
除了对义和团运动进行了内容丰富的研究以外，这两部著作还有着共同的史学目标，就是试图提出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所独具的方法论问题。周锡瑞的目的似乎是要表明，把中文档案和二手资料结合在一起，可以对义和团运动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而且可以运用同样的资料，批判早先的西方中心主义关于义和团的观点。对于研究其他跨文化冲突中的民众运动，尤其是19世纪末欧洲大扩张时期的民众运动，这一方法有着明显的意义。柯文的著作努力从多个层面发掘义和团起义的历史，从而导致对于历史研究方法进一步的深入思考，这就是要更多地去思考怎样才能对历史进行合乎情理的、多方面综合的解释。然而，无论是从这两部著作的主旨内容来看，还是从它们对史学方法所作出的贡献来看，似乎都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两位学者都把西方在华活动看做是一个既知的历史存在。这个西方与费正清及其学生们所探讨的那个西方，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尽管由于现在对西方帝国主义采取了更具批判性的立场而使有关的研究与此前稍有差别，但研究重心仍然稳固地放在中国。两位学者都未能突破西方在华帝国主义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中国—西方二元体系，也没有把欧美国家的在华活动置于全球环境中去考察。或许是费正清坚持不把殖民主义理论用于中国研究的做法妨碍了学者们进行比较，比如把中国东部沿海与英法在南亚、东南亚或者非洲的殖民地进行比较。
然而，缺乏比较性的研究框架只是中国中心取向所表现出的部分问题。同样重要的是，相对来说，西方在华活动仍然未能作为一个问题而得到深入研究。例如，尽管认识到了暴力的过度使用，但对在中国进行的独具特点的战争，以及这种战争与在其他地区进行的帝国战争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并未进行任何考察。对于19世纪欧洲人所设想的他们正在对之发挥作用或者正在对之作出回应的那个“中国”，也没有提出任何质疑。换句话说，欧洲人观念中的这一中国来自何处？中国是怎样被制造成一个需要某种关照、管理和监护的对象的？这种中国观念又是怎样维持其存在的？由于缺少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的研究，就存在着一种实实在在的危险，这就是会认为在华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个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为本质特征的时代的不幸副产品，尽管这个时代的某些方面遭到了反抗，但这整个时代终究是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