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学者研治“三礼”者较多,对于三礼图文献的探讨,就笔者目力所及,主要研究成果略述如次:
(一)刘克明、胡显章的《〈周礼〉中的图学成就及其历史地位》[5],文章以《周礼》中相关图的文献记载为依据,探讨了《周礼》中所载图学等文字记载对后世有关图学所取得成就的文献史料价值所在,并就这些文献价值进一步探讨其在科学技术史上的价值。(二)刘克明、周德钧的《〈周礼〉与古代图学》[6],论文从“《周礼》对图学的载录,可以窥见先秦时代中国图学的整体发展水平,而且可以考察当时科学的社会化程度”这一角度入手,以《周礼》中有关图学记载为主要文本依据,探讨《周礼》中之图学与古代图学的关系,进一步阐释由其发展所取得的众多图学成就,以及《周礼》中之图学在古代图学史上的地位和文献价值。(三)吴哲夫《〈仪礼图〉存十三卷附〈旁通图〉一卷(善本书志)》[7],该文从版本学角度介绍了《仪礼图》及《旁通图》的版本及其流传情况。(四)张围东《谈四库本〈仪礼图〉版本》[8],文章从版本学角度简单介绍了《仪礼图》的版本流传情况,重点论述四库本《仪礼图》的文献流传及其版本流传过程,并进一步评价四库本《仪礼图》之优劣。(五)范志军、贾雪岚《马王堆汉墓〈丧服图〉再认识》[9],论文对马王堆汉墓出土《丧服图》中的文字“三年丧:属服,廿五月而毕”进行考释,根据前人提出的观点和看法,结合有关的文献材料进一步考辨此行文字的含义。(六)王梦鸥《古明堂图考》[10],文章结合历代学者对《明堂图》的看法,依据相关文献资料,结合相关出土文献,对古代明堂的形制进行考证,同时亦综合考索古代《明堂图》之源流、版本情况。(七)钱玄《三礼名物图表》[11],文章据相关礼书类文献,参照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和诸家《三礼图》辑佚本,自行绘制了名物图以及相关图表。(八)岑盛之《宗法述图》[12],该文以《五宗图》、《九族图》为据,略论丧服图中所蕴含的宗法制度,并以宗法制度论说二图的价值。(九)丁鼎、程红《“衡”、“轭”考略——〈新定三礼图〉校读札记》[13],丁鼎先生在其新校聂崇义《三礼图集注》时,发现前人对于古代舆图中的“衡”和“轭”说法不一,他认为二者非一物,结合《论语》、《考工记图》、《三礼图》以及马王堆汉墓出土材料等进行考证。(十)吴长庚《六经图碑述考》[14],吴氏一文是以其祖父留下的《六经图》版本和四库本《六经图》比勘,从版本学角度介绍杨甲的《六经图》版本流传、差异及其价值。(十一)丁鼎《新定三礼图》[15],丁文以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宋淳熙二年刻本为底本,以《四部丛刊三编》影印蒙古定宗二年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集注》和《四库全书》缮录钱曾也是园影宋抄本为参校本,对聂图进行校勘、标点,并作出简明扼要的注解。(十二)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周礼〉的六尊六彝与考古学遗物》[16],该文以《周礼》经文言尊彝之制,结合现代考古时出土的相关文献资料、实物进行比勘,以证《周礼》所言尊彝之形制与出土实物之间的异同。(十三)台湾学者林碧霞《聂崇义〈三礼图集注〉研究》,该文从发凡体例、版本目录、内容真伪、价值等角度对聂图进行综合研究,得出了较有价值的结论。
当代学者对三礼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版本、目录、校勘、部分图作的考释等方面,大多数论著是从某一角度对某一类图进行考证或述说。有关三礼总图的研究尚无有分量的著作问世,对三礼别图的研究亦未全面展开,多为就别图的某一图进行考说,缺乏系统整理。总之,古今学者尚未对历代三礼图文献进行科学、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在多方面留下若干空白。由汉至清,三礼图文献的发展脉络尚未理清,整理工作亟待展开,因此我们的研究目标即为全面整理历代主要三礼图文献,考释相关三礼图内容的真伪,勾勒三礼图文献发展演变的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