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叙事学专栏
当代西方叙事学史论纲①
尚必武
（上海交通大学）
摘 要：尽管当下中外叙事学研究盛况空前，但迄今为止，鲜见有对叙事理论历时梳理的成果。虽然学界也曾有过关于叙事学史的热烈讨论，但始终未见关于叙事理论发展史的专著。毋庸置疑，在叙事学蓬勃发展的当下，如果没有叙事学史作为参照，这门学科将失去持续发展的历史基础。可以说，书写相对完整的叙事学史既是为了培养叙事学研究后备力量的需要，也是叙事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绘制当代西方叙事学的发展谱系、辨析叙事学的基本概念、梳理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和核心流派，不仅有助于在深度上和广度上全面提升叙事学研究的现有水平，而且通过史论结合的方式，可以在学理上梳理叙事学的源流与发展，在术语概念上澄清相关理论偏误，为叙事学的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从历时视角，结合主要理论思潮和核心批评概念，简要考察叙事学理论在西方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为叙事学史的撰写提供一种纲要式的思路。
Abstract:Despite the popularity and prevalence of current narrative studies, there have been few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narratology. Regrettably, the once heated debate and discussion about the history of narratology in the 1990s and 2000s fail to produce a single monograph of its kind. Narratology, as a discipline of literary inquiries, might hardly sustain its momentum of development without referring to its history. This paper claims that a work on the history of narratology meets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both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ultivating new comers to this enterprise. It is certainly valuable to produce a work of history of narratology with such merits as mapping genealogy of narratology, differentiating the core narratological concepts, drawing the distinction of narratological approaches and schools, and correcting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misconceptions. This paper calls for a diachronic turn in narrative studies and proposes a tentative outline for compiling a history of narratology by making a brief review of major currents and core concepts of narratology.
关键词：叙事学史；分期；前叙事学；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
Key Words:history of narratology; periodization; pre-narratology; classical narratology;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半个世纪以来，叙事学（narratology）经历了由发轫、兴盛、衰微、复兴到时至今日的盛况，以及从过去学者们对“什么是叙事学”（what is narratology）的追问（Kindt and Müller,2003b）到目前“让人感觉作为一名叙事学家真好的时代”（feels like a good time to be narratologist）（Palmer,2007:108）的变奏：一方面，“小规模的叙事学复兴”（minor narratological renaissance）（Herman,1999:1）重振了以结构主义叙事学为主的经典叙事学；另一方面，后经典叙事学逐渐引领潮流，并开始由“第一发展阶段”向“第二发展阶段”迈进。① 尽管当下中外叙事学研究盛况空前，但迄今为止，鲜见有对叙事理论历时梳理的成果。里蒙 凯南（Rimmon-Kenan,2002:148）曾说：“叙事学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封闭的理论，而是一种开放的、动态的、永远没有尽头的理论化模式。”从时间上把握这一动态开放的理论，洞察其变化与发展背后的逻辑与动因，考量其激进与缺失，势必要求有学科史的参照。
遗憾的是，尽管学界也曾有过关于叙事学史的热烈讨论，但始终未见关于叙事理论发展史的专著。绘制当代西方叙事学的发展谱系、辨析叙事学的基本概念、梳理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和核心流派，不仅有助于在深度上和广度上全面提升叙事学研究的现有水平，而且通过史论结合的方式，可以在学理上梳理叙事学的源流与发展、在术语概念上澄清相关理论偏误，为叙事学的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参照。立足这一语境，本文着力探讨以下3个问题：（1）为何需要一部叙事学史？（2）为何目前没有一部叙事学史？（3）如何撰写叙事学史？文章从历时视角出发，结合叙事学主要思潮、代表人物和核心概念，简要考察叙事学在西方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试图为叙事学史的撰写提供一种纲要式的思路，以求教于方家。
一、问题的引出：未完成的体制化
在叙事学研究盛况空前的当下，为何需要一部叙事学史？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首先回到康奈尔大学1916级英文和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于当下理论，尤其是叙事学发展态势的考察与判断。2011年冬，美国知名期刊《南大西洋季刊》（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推出了一组“当代理论”（Theory Now）的专题论文。其中，压轴之作是卡勒为该研究专题所撰写的精彩评论。在题为《编后记：当下理论再探讨》（“Afterword:Theory Now and Again”）的评论文章中，卡勒开门见山地指出：
邀请对“当下理论”做出思考，势必要求做出双重反应。只要理论有“当下”，它就是学科和体制的“当下”，是体制化投射的一个点。若要问理论现在处于何处，则需描述它曾在何方，以及去往哪里。毫无疑问，关于当下的理论，我们有很多需要评说的地方：叙事学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沉闷”后，似乎再度复出。它用认知科学而不是语言学作为自己的模式，尽管现在说这种路径是否具有成效，还为时过早。（Culler,2011:223）
撇开其他理论不说，单就叙事学而言，卡勒的观察和判断十分中肯。20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以语境主义为主要范式的后经典叙事学的崛起，以形式主义为主要范式的经典叙事学逐渐得以复兴。作为一门学科，叙事学也由此走出了危机与低谷，迎来了更加旺盛的发展势头。在《叙事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ology,2009）一书中，莫妮卡·弗鲁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说：“在21世纪的开端，叙事学非但没有走向尽头，反而非常健康和繁荣。”（Fludernik, 2009:12）有鉴于此，曼弗雷德·雅恩（Manfred Jahn）和安斯加尔·纽宁（Ansgar Nünning）用“叙事学产业”（narratological industry）（Jahn and Nünning,1994:300）、里蒙 凯南（Rimmon-Kenan,2002:140）和尚必武（2012b:51—61）用“叙事学事业”（narratology enterprise）来形容当下叙事学研究的繁荣态势。在第二版《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Narrative Fiction:Contemporary Poetics,2002）新增加的一个章节中，里蒙 凯南（Rimmon-Kenan,2002:140）发出这样的感慨：“我已经改变了我的许多观点，我的研究已经朝着多个新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依然发现叙事学是一门有价值的，甚至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事业（a valuable, even indispensable enterprise）。”
需要指出的是，叙事学作为一项事业的体制化进程并未彻底完成。尽管显见的事实是，叙事学研究的学者队伍逐渐壮大，越来越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叙事学为方法撰写学位论文。叙事学理论主张、研究方法及其影响与日俱增，尤其是进入后经典阶段以来涌现出了诸多新的叙事学流派，譬如数字叙事学、法律叙事学、音乐叙事学、电影叙事学、修辞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语料库叙事学、跨媒介叙事学、戏剧叙事学、诗歌叙事学、绘本叙事学等。有关叙事学的论文、专著呈爆炸式增长。仅以中国知网为例，2018年以叙事学为主题的论文多达886篇。叙事学的教科书、工具书、丛书、期刊等渐成规模。目前关于叙事学的国际期刊有《叙事》（Narrative）、《叙事理论杂志》（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叙事探索》（Narrative Inquiry）、《故事世界：叙事研究杂志》（Storyworlds: Journal of Narrative Studies）、《叙事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Narrative Studies）。关于叙事学的各种学术会议更是此起彼伏，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国际叙事研究协会年会、欧洲叙事学会年会，以及中国叙事学会年会。
但是，叙事学若要成为一项真正的事业，叙事学史或许是一项必备的基础工程。笔者曾指出：“在叙事学蓬勃发展的当下，如果没有叙事学史作为参照，这门学科将失去持续发展的历史基础。可以说，书写相对完整的叙事学史既是为了培养叙事学研究的后备力量的需要，也是叙事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尚必武，2012b:60）正是因为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完成“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学界有了撰写叙事学史的迫切需要。
二、叙事学史的匮乏与撰写叙事史的困难：从布莱恩·麦克黑尔说起
既然叙事学史是叙事学发展成为一项事业或是其学术体制化的重要一环，那么为何目前学界还没有一部叙事学史？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在《叙事学事业》一文中，曾这样回答：“叙事学史没有被书写或难以被书写的原因，可能如麦克黑尔所言的那样是关于写叙事学史的两种对立的路径和困难，即究竟是应该是时间为线，还是应该以批评概念为线的问题。”（尚必武，2012b:60）换言之，叙事学史之所以没有被书写，原因并不在于其重不重要，而在于撰写的困难。海登·怀特在《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表现》（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1987）一书中，曾指出：“叙事或许可以给人类普遍关系的问题提供一个解决办法，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把我们所知道的讲出来，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把人类经验变成人类共有的而不是特定文化的意义结构。”（White,1987:1）实际上，叙事学史的撰写也存在这样的困难，即叙事学家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把他们所知道的关于叙事学理论的过去给讲述出来。
尽管目前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叙事学史，但是部分西方学者还是以叙事学史的名义做出了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譬如露丝·罗内（Ruth Ronen）、戴维·达比（David Darby）、汤姆·奇恩特（Tom Kindt）、汉斯 哈罗德·穆勒（Hans-Harold Müller）、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莫妮卡·弗鲁德尼克、布莱恩·麦克黑尔（Brian McHale）等。
1990年，露丝·罗内在《今日诗学》（Poetics Today）第4期发表了题为《情节模式的范式转换：叙事学史的大纲》（“Paradigm Shift in Plot Models: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Narratology”,1990）的论文。在该文中，罗内开门见山地指出：“叙事学（即受到结构主义激发的叙事理论）短暂的历史已经被证明长得足以让一个学科经历某些重要的范式变化。”（Ronen,1990:817）不过，罗内并没有讨论真正意义的叙事学史而只是在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范畴下，考察了叙事学在情节模式上所表现出的范式变化。
进入21世纪之后，《今日诗学》杂志接连刊发了4篇论文来讨论叙事学史。首先，戴维·达比在该刊的2001年第一期发表了题为《形式与语境：关于叙事学史的论文》（“Form and Context:An Essay in the History of Narratology”,2001）的文章。在该文中，达比比较了叙事理论界限明晰的两个传统：一个是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另一个则是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德国古典主义的叙事学。达比的讨论重点是后者，并以隐含作者这一概念为例做了阐释（Darby,2001:829—852）。两年后，《今日诗学》在2003年第3期，发表了汤姆·奇恩特、汉斯
哈罗德·穆勒、莫妮卡·弗鲁德尼克的商榷论文，以及达比本人的回应文章。汤姆·奇恩特、汉斯 哈罗德·穆勒认为语境主义叙事学并不是一个新的范式，而只是一种整合传统叙事学的优势和语境主义阐释目标的努力（Kindt and Müller,2003a:413—421）。弗鲁德尼克则认为达比对德语叙事理论的讨论不够全面，尤其是忽略当代德国叙事理论家对叙事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Fludernik,2003:405—411）。在回应文章中，达比则重点强调了经典叙事学重新概念化的问题，以及当下叙事研究的潜势与局限（Darby,2003:423—437）。
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叙事学史的探讨最为详尽的应该是《叙事理论指南》（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2005）所刊发的3篇论文，即戴维·赫尔曼的《叙事理论的历史［上］：早期发展的谱系》（“Histories of Narrative Theory（I）:A Genealogy of Early Developments”,2005）、弗鲁德尼克的《叙事理论的历史［下］：从结构主义到现在》（“Histories of Narrative Theory（II）:From Structuralism to the Present”,2005）、麦克黑尔的《鬼魂和妖怪：讲述叙事理论史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Ghosts and Monsters:On the（Im）Possibility of Narrating the History of Narrative Theory”,2005）。赫尔曼重点以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主编的《文学理论》中关于叙事的章节为个案分析，由此引出俄国形式主义者、德国形态学者、英美小说理论家之于叙事学的贡献（Herman, 2005:19—35）。弗鲁德尼克在文章中，一方面梳理考察了以研究叙事形式为主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另一方面建构了以语用、性别、意识形态和媒介为主要特征的近期新兴的叙事理论（Fludernik,2005:36—59）。
作为对赫尔曼和弗鲁德尼克的评论，麦克黑尔则指出了叙事理论史撰写的两个维度。一是从构成叙事理论的思想体系入手，确定其基本概念和术语的出处，追踪它们在后来理论家手里的完善和复杂化过程，将该体系的不同状态并置比较。二是从体制化存在的角度来研究叙事理论的历史。“体制史不仅关注思想单位及其血统关系，它关注的问题还包括：谁了解谁，谁教育了谁，谁出版了什么和何时出版（以及不让谁出版），谁阅读什么，何时阅读，在什么环境下阅读，谁把那些文字从莫斯科带到布拉格，带到布拉格后发生了什么变化，等等。”（McHale, 2005:61；此处参考了马海良的译文，下同）前者是弗鲁德尼克的做法，后者是赫尔曼的做法。不过，游离于两者之外的则是巴赫金。麦克黑尔以被忽略的巴赫金为例试图说明撰写叙事学史的困难与不可能性，因为“叙事理论史家一方面要重构叙事学概念系统的传承状况，另一方面又要把那个系统和那些概念置于体制史的语境之中，将它们历史化”（McHale,2005:63—64）。由此出发，麦克黑尔调侃式地提出“叙事学家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as narratologist），并把叙事理论比喻为一头“妖怪”（monster），认为“每一种叙事理论都是一头妖怪，那么像赫尔曼或弗鲁德尼克讲述的叙事理论史只能是对这头妖怪如何此一点儿、彼一点儿，这里一点儿结构、那里一点儿历史的缀合过程的说明”（McHale, 2005:68）。实际上，无论是叙事学思想体系还是其体制化都是对叙事学的历时考察过程中无可回避的两个点。
论及20世纪西方文学史的写作原则，聂珍钊先生指出：“20世纪西方文学史作为教材的写作，应该遵循丰富、客观、系统和适用4个原则。”（聂珍钊， 2009:188）受到聂珍钊先生观点的启发，笔者认为叙事学史的撰写，也同样需要遵循丰富、客观、系统、适用4个原则。顾名思义，叙事学史是关于叙事学的历史。与叙事学史相关的是叙事研究，即有关叙事的理论、特征、现象总结、规律探索等。当代西方叙事学流派纷呈、人物众多。叙事学史应该对西方叙事学理论思潮、代表人物、核心概念准确地加以梳理，如实地加以评说；对叙事学思潮和流派的起源、发展、特点与影响清楚地加以介绍、归纳、总结。当代西方叙事学虽然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各种思潮流派和术语概念异常复杂，但叙事学仍然是一个整体，有其内在的相互联系和发展逻辑。因此，对于那些不同流派、不同思潮的叙事理论，叙事学史既要单独介绍清楚，又要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叙事学史不能割裂它们的内在联系，不能把西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叙事理论看成孤立现象，而应该看成整个西方叙事学系统中的一部分。撰写叙事学史的妥当做法是既在历时视角下梳理考察叙事学及其相关概念的形成、变化、接受与影响，又在共时视角下比较分析不同叙事学派及其内涵的关联与差异，进而在宏观与微观的双重层面上把握和呈现叙事学在历史上的演进与变化。
三、叙事学的分期与叙事学史的钩沉
如果说书写叙事学史是时代和语境的必然，那么问题在于究竟该如何撰写叙事学史。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则是，如何由中国学者来撰写西方的叙事学史。笔者认为，中国学者来撰写西方叙事学史至少有如下3个方面的意义：一、绘制当代西方叙事学的发展谱系、辨析叙事学的基本概念、梳理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和核心流派，有助于在深度上和广度上提升叙事学研究的现有水平；二、史论结合，填补当下国内外关于叙事学史的阙如，既在学理上梳理叙事学的源流与发展，又在术语概念上澄清相关理论偏误，为叙事学的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参照；三、丰厚国内叙事学研究的史料性、前沿性和学科性，有助于深化叙事学研究在国内的发展，为中国叙事学的建构和发展提供借鉴，体现出我们的主体性，将西方的理论融入为中国理论或话语的一部分，具有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
若要撰写叙事学史，我们首先要面临的任务就是叙事学的分期，即需要明确的问题是：当代叙事学史该从何时、何人那里开始写起？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势必涉及叙事学的分期。实际上，“叙事学的分期或发展阶段的划分，一直是学者们特别关注的话题”（尚必武，2012:34）。与对叙事的划分有三分法（譬如热奈特提出的“故事”“叙述话语”“叙述行为”，里蒙 凯南提出的“故事”“文本”“叙述行为”）和二分法（西摩·查特曼的“故事”与“话语”）的情况类似，叙事学的分期也大致存有二分法与三分法。就三分法而言，美国学者英格伯格·豪斯特利（Ingeborg Hoesterey）、德国学者汤姆·奇恩特和汉斯 哈罗德·穆勒、比利时学者吕克·赫尔曼（Luc Herman）和巴特·凡瓦克（Bart Vervaeck）、英国学者保罗·韦克（Paul Wake）等人是其中的代表。豪斯特利在《永不终结的故事——走向批判叙事学》（Neverending Stories: Toward a Critical Narratology, 1992）一书的“导言”中，把叙事学发展史分为3个阶段：叙事学研究的古代阶段（“archaic”phase of narratological scholarship）、以结构主义范式为基础的经典叙事学阶段（second phase of“classical”narratology based on the structuralist paradigm）、批判叙事学（critical narratology）或新希腊化时期（new Hellenism） （Hoesterey,1992:3）。在《什么是叙事学？关于一个理论地位的问题与解答》（What Is Narratology? Questions and Answers Regarding the Status of a Theory,2003）一书的序言中，奇恩特和穆勒根据叙事学的发展历程，将其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这一时期关于叙事的研究主要由修辞与诗学范式研究、小说家的实践知识以及文学批评家的个人观察等3个方面构成；第二阶段为20世纪中叶至20世纪80年代，在这一时期叙事学成为文本研究的一个独特领域，特别是法国结构主义者的研究尤为值得称道；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叙事学研究，这一时期的叙事学以多元化和急速扩张为主要特征（Kindt and Müller, 2003b:v—vi）。与此划分相似，在《叙事分析手册》（Handbook of Narrative Analysis,2005）中，吕克·赫尔曼与凡瓦克也从叙事学生成与发展的历时角度，将其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结构主义叙事学、结构主义之前以及与结构主义同期的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Herman and Vervaeck,2005）。与上述学者略有不同的是，保罗·韦克在为《文学和文化理论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2011）所撰写的词条中，一方面在标题上将“叙事学”和“结构主义”并置，另一方面认为叙事学有“3个界限分明但事实上又总是融合在一起”（three apparently distinct, but in fact always already merged）的阶段（Wake,2011:727）——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
但是，目前国际学界普遍接受的关于叙事学发展阶段的划分乃是戴维·赫尔曼所提出的二分法模式，即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Herman,1997:1046—1059;1999:1—30）。据赫尔曼解释，他采用这种划分方法的原因是为了对比结构主义叙事学与那些结构主义者无法采用或被他们所忽视的叙事研究框架（尚必武，2009:98）。德国学者安斯加尔·纽宁（Nünning,1999:358;2003:243—244）不仅采用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的二分法模式，而且还就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绘制了十分详尽的图表，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后经典叙事学的两个典型特征表现在方法与媒介两个方面，即在方法上超越了经典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引入了一批新的研究方法，如认知方法、修辞方法、语料库方法、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等；在媒介上，走出了传统的文学叙事，尤其是小说叙事的范畴，进入其他新兴的故事讲述媒介领域，如数字叙事、电影叙事等。方法与媒介层面上的超越使得后经典叙事学具有复数性质，分裂出很多分支。
若将目光转向国内，部分学者也试图对叙事学在国内的引进与发展加以分期考察。在回顾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时，陈建华认为，学界的叙事学研究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年代的初学期；第二阶段是1990年代的精确阐释期，深入理解和运用经典叙事学的封闭文本分析模式；第三阶段是21世纪的后经典叙事学时期，从形式至上转向注重历史（陈建华，2016:374）。与之类似，笔者在回望叙事学在国内的旅行时，也将之分为接受、发展、变异与创新这3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引入与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与发展阶段；21世纪的成熟与繁荣阶段（尚必武，2016:1—22）。
本着撰写叙事学史之目的，笔者试图在赫尔曼提出的关于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分的基础上，以时间为纲、流派为目，把当代西方叙事学划分为3个阶段——前叙事学（20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经典叙事学（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后经典叙事学（20世纪90年代至今），试图由此改变当下学界关于西方叙事学发展的认识偏误，刷新我们对西方叙事学的认知与了解。
四、西方叙事学史纲要：从前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
从基本层面上来说，叙事学分期只是一种历时的做法。在具体撰写过程中，还需要兼顾共时视角，即在每一时期需要考察和比较不同叙事学派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根本差异。按照这样的思路，书写叙事学史的正确方式是既需要从“历时”的角度对比前叙事学、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又需要从“共时”的角度比较同一时期叙事学的不同流派，进而达到较为全面地审视当代西方叙事学理论之目的。具体说来，对当代西方叙事学史的书写需要包括如下3大核心板块的内容。
第一，前叙事学（20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这一部分重点探究俄国形式主义者如维克多·什可洛夫斯基、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弗拉迪米尔·普洛普等人关于陌生化、故事形态学等的理论，德国形态学家如奥拓玛·席瑟尔·冯·弗莱申堡（Otmar Schissel von Fleschenberg）、贝拉德·索伊福特（Berard Seuffert）、维莱姆·迪勃琉斯（Wilhelm Dibelius）、安德列·尧勒斯（André Jolles）、贡特尔·穆勒（Günther Müller）、艾伯拉德·拉默特（Eberhard Lämmert）等人关于叙事结构、叙事合成等的研究，英美新批评家兰瑟姆、燕卜逊、韦勒克、维姆萨特等人关于感受谬误、意图谬误、张力、结构 肌理等的论述、英美小说理论家亨利·詹姆斯、R. S．克莱恩、珀斯·卢伯克等人关于情节、人物、视点等的理论。这些早期的叙事学思想无疑为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有鉴于此，它们自然构成了本部分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二，经典叙事学的崛起、繁荣与衰微（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部分重点探究经典叙事学的诞生语境、核心概念和主要代表人物。简要说来，这一部分将阐述经典叙事学诞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背景，尤其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法国结构主义者罗兰·巴特的叙事学思想，A. J．格雷马斯的符号学方阵理论，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理论，茨维坦·托多罗夫的叙事科学阐述，热拉尔·热奈特的聚焦、频率等叙事理论；荷兰学者米克·巴尔（Mieke Bal）的叙事学理论；以色列学者施劳米什·里蒙 凯南、梅尔·斯腾伯格（Meir Sternberg）、塔玛·雅克比（Tamar Yacobi）的叙事学理论；德国学者F. K．斯坦泽尔的叙事情境理论；以及美国学者韦恩·布思、乔纳森·卡勒、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等关于叙事理论的评介、阐述和发展。上述经典叙事学家的主要观点和学术主张是本部分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后经典时代的叙事学（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一部分将重点梳理阐述叙事学研究的后经典转向、后经典叙事学的主要流派、代表人物和理论主张，以及对后经典叙事学的激进和缺失进行反思。本部分主要写入的叙事学流派有如下6类：1．认知叙事学，尤其是戴维·赫尔曼、丽萨·尊希恩（Lisa Zunshine）、弗雷德里克·奥尔德玛（Frederick Luis Aldama）、H．波特·阿博特（H. Porter Abbott）、曼弗雷德 · 雅恩、玛里萨 · 博尔托卢西（Marisa Bortolussi）、彼得·迪克逊（Peter Dixon）、莫妮卡·弗鲁德尼克、帕特里克·科姆·霍根（Patrick Colm Hogan）、艾伦·帕姆尔（Alan Palmer）、苏珊妮·基恩（Suzanne Keen）、艾伦·纳德尔（Alan Nadel）等人关于认知叙事学的阐述；2．女性主义叙事学，尤其是苏珊·兰瑟（Susan Lanser）、罗宾·沃霍尔（Robyn Warhol）、凯西·梅兹（Kathy Meizi）、艾利森·蔡斯（Alison Case）、露丝·佩奇（Ruth Page）、凯莉·玛什（Kelly A. Marsh）等人关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论述；3．修辞叙事学，如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戴维·里克特（David Richter）、彼得·拉宾诺维茨（Peter J. Rabinowitz）、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Walsh）、尤里·玛戈林（Uri Margolin）、梅尔·斯腾伯格、塔玛·雅克比、阿亚·西格尔（Eya Segal）等人关于修辞叙事学的论述；4．非自然叙事学，尤其是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扬·阿尔贝（Jan Alber）、斯特凡·伊韦尔森（Stefan Iversen）、亨里克·斯科夫·尼尔森（Henrik Skov Nielsen）、玛利亚·梅凯莱（Maria Mäkelä）等人关于非自然叙事学的论述；5．诗歌叙事学，尤其是彼得·许恩（Peter Hü hn）、延斯·凯弗（Jens Kiefer）、依娃·穆勒 策特尔曼（Eva Müller-Zettelmann）、莫尼克 · R．摩根（Monique R. Morgan）等人关于诗歌叙事学的论述；6．跨媒介叙事学，尤其是玛丽·劳勒 瑞安（Marie Laure-Ryan）、玛丽娜·格里什卡娃（Marina Grishakova）、扬 诺埃尔·托恩（Jan-Noël Thon）、蒂埃里·格罗恩斯坦（Thierry Groensteen）、阿基米·黑什尔（Achim Hescher）、卡伊·米科宁（Kai Mikkonen）、爱德华·布兰尼根（Edward Branigan）、彼得·福斯塔腾（Peter Verstraten）等人关于跨媒介叙事学的论述。该部分既从“历时”的角度对比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和前叙事学，又从“共时”的角度比较后经典叙事学的不同流派，力图客观公正地审视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使我国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学术层次。
在具体撰写过程中，笔者试图采用的是从宏观到微观、从一般到个别的研究路径：既在宏观层面上对当代西方叙事学加以“博观”，又在微观层面上对其具体流派、论题、特征、态势、走向、盲点与洞见加以“辨析”。换言之，叙事学史的重点在于梳理当代西方叙事学的不同分支与脉络，阐释它们的不同旨趣与特点，发掘它们各自的理论源头与表征，分析它们之间的矛盾与互补关系，考察它们的盲点与洞见，反思它们的激进与缺失。
五、结语
回望叙事学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发展，德国叙事学家汤姆·奇恩特感慨地说：“在过去10年中，叙事学在人文科学领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即便是结构主义的鼎盛时期，叙事学也没有如此受欢迎过。”（Kindt,2009:35）站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起点，我们可以说奇恩特的观点依然有效。叙事学甚至比其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更为繁荣，更受欢迎。问题在于面对当下繁荣的西方叙事学理论，作为本土的外国文学研究者，我们又该何为呢？笔者不禁想到了吴元迈、盛宁两位先生对主体意识与批判意识的强调。吴元迈先生说：“外国文学研究要有中国意识和主体意识，学习外国永远是重要的，但不能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王东亮等，2015:266）盛宁先生指出，外国文学研究“应该既是一种思想批判，又是一种思想建树”（王东亮等，2015:382）。吴、盛两位先生对于外国文学研究主体意识和批评意识的强调，激发了笔者试图撰写一部西方叙事史的想法和兴趣。笔者认为，对于外国文学研究者而言，书写叙事学史不仅是系统学习这一重要批评方法的一个过程与契机，同时更是包含对西方叙事学的总结、判断与评价的一项重要研究，可以从中体现我们作为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与批判意识，进而取得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的突破。
在编辑《叙事理论指南》（2005）一书时，费伦和拉宾诺维茨有意将3篇关于叙事理论史的文章放在作品的开端，冠名为“序幕”（prologue）。两位编者这样评述赫尔曼、弗鲁德尼克和麦克黑尔关于撰写叙事学史的做法和立场：“我们认为，序幕激起争论，引发思考，它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Our own position is that the prologue is a provocation that opens up more questions than it settles.）（Phelan and Rabinowitz,2005:3）其实，把费伦和拉宾诺维茨的上述观点用来评价本文也同样适用。本文所提出的关于撰写叙事学史的思路与想法，仅仅是抛砖引玉，用费伦和拉宾诺维茨的话来说，就是“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让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学界同行参与讨论叙事学史这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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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叙事学前沿理论的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28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的部分内容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2月23日第4版。
① 关于后经典叙事学第二阶段的论述，参见尚必武：《后经典叙事学的第二阶段：命题与动向》，载《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3期，第33—42页；尚必武：《理论的争鸣与批评的对话：再论后经典叙事学的第二发展阶段》，载《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160—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