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的“火车”——更兼容的女性主义叙事视角下的无性主义透视①

林玉珍

（上海交通大学）

摘 要：《骄傲》与《火车》是艾丽丝·门罗封笔之作《亲爱的生活》中两篇略显怪异的故事，它们将笔触伸向无性主义者，关注了两位男主人公逃避两性亲昵关系的种种表象及其可能原因。运用苏珊·兰瑟所构想的更兼容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观点对叙事声音及其否定情节进行细致分析，将不难发现门罗娴熟运用了异质叙事和同质叙事手法来再现无性主义人物在特定时空中的事件与行为，酷儿化的叙事声音既表现在有显性酷儿性别身份的文本中，也适用于分析性别含糊的异质叙事文本。否定情节分析表明，虽然门罗故事的目的并不在于构架一个可取代通常性别关系的新性别模式，然而这两则故事都将无性性向主要归于男性的设定已经表明了作者对激进女性主义的批评。

Abstract:As two stories of some obvious queerness, “Pride”and“Train”in Alice Munro's Dear Life are about two asexual men who escape intimate relations with the other sex. Applying the perspective of a more feminist narratology constructed by Susan Lanser into analyzing the narrative voice and the plot of these two stori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Munro has tactically utilized heterodiegesis and homodiegesis to represent the acts and deeds of specific characters. Queering narrative voices are on the one hand, uttered by an owner whose identity is explicitly designated in the text, and on the other hand, integrated into a voice of one whose identity is ambiguous. Moreover, negative plotting of these two stories indicates that although Munro has never intended to construct a new sexual mode to replace the conventional binary, her action of attributing asexuality to men in both stories implies certain criticism toward the radical feminism.

关键词：艾丽丝·门罗；无性主义；苏珊·兰瑟；更兼容的女性主义叙事学；酷儿化叙事声音；否定情节Key Words:Alice Munro; asexuality; Susan Lanser; More Feminist Narratology; queering narrative voice; negative plotting

一、引言

翻开《亲爱的生活》这本包含14个篇短篇故事的艾丽丝·门罗（可能）的封笔之作，人们读到的不仅有关注老年人身体和情感状况的《湖景在望》（Goldman,296—304）和《多莉》；有探究人类认知发展状况的《砂砾》《亲爱的生活》和《湖景在望》（Marrone,85—101）；有关注女性追求自由之结果的《漂流到日本》《亚孟森》《离开马弗里》《科莉》和《庇护所》（Löschnigg,60—78）；还有作者结合自身经历撰写的亲爱的生活终曲——《眼睛》《夜》《声音》与《亲爱的生活》（Munro,255）。但是，《骄傲》与《火车》这两篇故事似乎与其他所有的故事略有不同，因为它们关注的重点是男性角色，且两位男性的共同特点是害怕婚姻，或者说害怕与异性的亲密关系。

《火车》是整部小说集中篇幅最长的故事，而《骄傲》是小说集中唯一确定由男性在发声的作品，而且两部短篇小说都关注了“无性主义”这一颇为独特的性状态，其特色之分明本当引发大量关注与解析。遗憾的是，在众多对门罗作品的解读与分析中，评论家们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门罗的早期著作上（Thacker, Reading:261—270; Staines,1—6），对于《亲爱的生活》这部小说集关注更多的也是《湖景在望》（Goldman,296—304）、《亚孟森》（Löschnigg, 60—78）和《亲爱的生活》等与女性或门罗自己密切相关的故事（Cox,177—190），而对于《火车》和《骄傲》的单独关注可谓少之又少。相比之下，《火车》收获的关注略多于《骄傲》。至少罗伯特·麦基尔（Robert McGill）关于门罗笔下人物的个人成长经历的研究专门关注了《火车》一文，认为故事通过展现“一长串关键经历”（McGill,150）刻画了一个拒绝长大的“成年儿童”（“grown-up child”,149）。在这篇因为详析了故事与《圣经》及但丁《神曲》之互文关系而深受评论家（Thacker, “Review”:387）好评的论文里，故事主人公杰克森的异常行为被简单解释为拒绝长大（McGill,149），这似乎未能对作者精心架构的性别关系故事做出更为全面的阐释。至于《骄傲》一文，正式发表的评论文章更少，网上几处浮光掠影的简短书评有对其套路化写作的批评（Madera,2011），也有对其《圣经》意义进行解读的尝试（Bomer, 2011），但全都过于简略，不成体系。

其实，就《火车》与《骄傲》这两个故事而言，它们最值得解读的部分应该就是男主人公对于性别关系的异常处理方式：《火车》男主杰克森先后多次从女性身边逃离；《骄傲》的无名男主则为了保持与女主爱达的距离而不惜撒谎卖房，搬离独居的小屋。确切地说，两位男主角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无性主义倾向：杰克森被称为“某种男人”（“a certain kind of man”,188），而《骄傲》的男主说：“对她来说，我就是个中性人，一个不幸的孩子（a neuter to her, or an unfortunate child,147）。”虽然这两个故事的背景都主要设置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但已经耄耋之年的女作家门罗在21世纪的今天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两位性向独特的人物，其深远含义绝不止于文本本身所展示的内容。

这两篇故事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是这样的：《骄傲》中，身有残疾（兔唇）的男主人公、叙述者一直将自己的目光投注在镇上银行家的女儿爱达身上。大萧条期间，爱达父亲由于银行投资失败，宣告破产，后来还通过咨询男主人公卖掉了家中的大房子，搬进了房子拆掉后建起的公寓楼顶层。男主人公与爱达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多年后因病不得已接受了爱达的照顾。病愈后在爱达表示要搬进男主家与他同住时，男主人公脱口而出：“房子要卖了。”在真的卖完房子后，男主最终搬进了爱达所住公寓楼的底层。

《火车》以二战退伍兵杰克森从一列开往家乡的火车上跳车展开故事。跳车后的他碰上了独自经营一家农场的贝拉，两人相扶相持过了好多年。后来贝拉因为身患肿瘤前往多伦多的医院接受手术，术后她向杰克森袒露了多年前自己父亲因误闯浴室而见过自己裸体的秘密。杰克森不告而别，在一家公寓楼里当起了管理员。某日公寓楼里来了位女士寻找自己与男友私奔的女儿。杰克森认出这位女士就是自己多年前的恋人，于是再度玩起失踪，攀上了一列开往北方伐木小镇的火车。

在这两个无性主义者的故事表面之下，读者很难找到明确的因果线索，因为作者没有直接讲述人物行为的动机。读者只能凭借文本本身看到社会背景的变迁、社会阶层的变化、两性主被动关系的颠倒等，也可能注意到在男主人公独特的性身份之外，两篇故事的叙事方法略有差异。最明显不同就在于《骄傲》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者，而《火车》运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者。那么，造成人物无性主义表现的原因主要来自社会吗？不同的叙述声音给文本带来了怎样的叙事效果？最关键的是，在可能是自己封笔之作的小说集中，门罗为何给予无性主义如此大篇幅的关注？要想获得对这些问题的答案，离不开对女性主义和叙事学的交叉性解读；而对交叉性女性主义叙事学作过最详细阐释的莫过于苏珊·兰瑟（1986,2010,2015）。本文将以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构想，特别是其最近的更兼容（女性主义）叙事学①为理论基础，以《火车》和《骄傲》这两个具体叙事文本为分析对象，探究艾丽丝·门罗女性主义叙事的具体实践手法、其所取得的修辞效果及所表现的意识形态。

二、更兼容的女性主义叙事手法

更兼容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是苏珊·兰瑟在其“走向女性主义”（1986）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交叉性未来”（2010）思想基础上的延展，以更加酷儿和更加兼容为特色，强调交叉性概念在叙事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并且指出：“无论我们是研究历史叙事还是研究虚构叙事，交叉性理论要求我们观察特定社会地位的人在特定交式时的结构性和境遇性效果……交叉性思维可能拒绝这种叙事研究方法：即认为身份是可以预言或预测的。”（兰瑟，《建构〈更酷儿〉》:57）①她以巴拉克·奥巴马为例，说明了交叉性特征之于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重要性，也以具体的欧美小说内容为依据，批评了“男孩和男人喜欢上路，女孩和女人喜欢坐在房间里感受”的老生常谈。虽然兰瑟“呼吁交叉性实践，但她并不是提议将文学文本降为社会纲领，给复杂人物划分粗糙类型，或是简单地解释叙事事件”（同上，58），但是解释叙事事件绝对是理解交叉性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最基本分析策略之一。

兰瑟更兼容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思想还对自己的“兰瑟规则”——“把性别与叙述者联系起来”（同上， 58）的规则——进行了反思。她用平行结构的反问句激励读者们思考：将叙述者视为酷儿“是否可能更准确，更有用？……异质叙事本质上就是性—性别—酷儿？能向人类声音的宽度和不稳敞开不确定性？……如果我们不坚持认为这个叙述者是女的，反而说‘它’是酷儿，难道女性主义叙事学就少了点什么？”（同上，59）既然兰瑟在此使用了反问语气，那么我们很容易判断出兰瑟更兼容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一大建议就是：将文本不曾明确界定的异故事（即“第三人称”）叙述者界定为酷儿。这样的建议既可作理论参考，又具备实践操作性，只是在兰瑟的论文里，还未能结合某一个具体的文本验证这一操作的阐释效果。

在最新的理论阐释里，兰瑟强调了叙事声音的“酷儿化”问题。她将“酷儿”一词从形容词推导为动词，赋予其三重意义——“跨越常规性征、拆解固化的性别概念、拆解所有固化概念”（Lanser,“Queering”:924），并借此对“叙事声音”进行了三重界定：“（1）叙事声音属于某个文本讲述者，其身份已从性、性别或性征等方面被确认为酷儿；（2）叙事声音具有文本含糊性，或者颠覆了传统的性、性别或性征概念；（3）叙事声音混合了声音本身的规则，因而混淆了例行的对叙述者及叙事作品的假设。”（同上，926）前两重界定兰瑟都在具体的文本实践历史中找到了相关的实证支持，但对第三重意义而言，似乎兰瑟强调的是一种愿景，而非实际现状。她自己也不清楚“这样‘酷儿化叙事声音’的特定尝试是令叙事学更加失败，还是更能促进既女性主义又酷儿的文本尝试”（同上，935）。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对叙事声音酷儿化的理解无疑可以运用于分析具体的文本，特别是那些跨越了常规叙事声音的文本，如门罗的《火车》与《骄傲》，而反之对这些文本的解读也必将从实证视角验证酷儿化的第三层意义。

兰瑟认为，“否定情节”（negative plotting）或曰“逆转情节”（reverse plotting）②“或许是一条探索交叉性策略的有效途径，……实际上就是，一个情节遮蔽另一个情节，第二个情节从与前一个情节的关联中获取意义。……这种否定情节在文学中比比皆是，女作家可能使用得尤为频繁”（兰瑟，《建构〈更酷儿〉》:61）。根据兰瑟对否定情节的具体阐释，该概念涵盖的是以下情形：故事中事件的意义由文本语境激发（但不一定由文本刻画）的反面事件（“antithesis”, Lanser, “Are We There”:38）界定；也就是说，否定化情节要么来自文本“内”内容，要么通过文本外资源获得，它属于读者的认知过程，读者依据与某情节相对的文本内或外情形建构另一个情节。比如，在对作品进行女性主义分析的时候，“影子情节”的获得必然借助于作品对男性特权和男性生活常态的刻画及阐释。以凯特·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为例，该短篇故事里，代表即将获得新生的“卧室情节”和代表丧夫之痛的“客厅情节”就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期盼新生遭遇“致死之乐”（joy that kills）；丧夫之痛最终的结局是夫活己死。兰瑟用实际文本展示了如何运用否定情节全面理解故事中的事件。

无独有偶，申丹③对《一小时的故事》的叙事学解读就可以说是运用否定情节的典型案例。虽然她首先通过《一小时的故事》陈述了叙事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遭遇“性别政治还是婚姻约束”的质疑之后，又以“作品主题和阐释框架”进行了进一步反思，但她对该故事的解读过程恰恰说明了逆转情节的重要性：在通常的“性别政治”阐释框架内，读者一般认为“夫权控制婚姻”，而申丹依据文本事实读出了婚姻“互为枷锁”（申丹，《一小时的故事》:3）的内容。另外，申丹对于肖邦其他短篇小说《一个正派的女人》《赛勒斯坦夫人离婚》《贝游圣约翰的女士》，还有肖邦日记等的援引又显示了兰瑟所说的“文本外否定情节”的阐释性作用：这些与《一小时的故事》创作时间接近的故事及记录并非反男性的女性主义作品，因而可以佐证《一小时的故事》真正的性别观点，强调其非反男性化的特色。

不论是兰瑟的理论阐释，还是申丹的具体文本解读实践，都验证了短篇小说在女性主义叙事研究中的可操作性。那么，在“短篇小说女王”艾丽丝·门罗的作品里是否也有这样的否定情节呢？如果有，它们是怎样呈现的，又体现了怎样的文本意义呢？这些问题兰瑟当然没有做出具体的回答，却给每一位读者留下了解读具体作品的方向引领。门罗近作中的《火车》与《骄傲》这两个文本应该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三、《骄傲》与《火车》中“酷儿化的叙事声音”

正如前文所言，《骄傲》与《火车》这两个故事关注的中心都是无性主义，就这一主题意义而言，它们都绝对符合兰瑟在《酷儿化叙事声音》（Lanser,“Queering”）中对“酷儿”一词的解读，而且二者发出的叙事声音也分别符合兰瑟对“酷儿化”一词三重解读中的第一、第二重意义，而其所实现的最终叙事效果是否也可以用“酷儿化”的第三重意义来解读呢？我们要对这两篇文本中的具体叙事声音进行详细的分析。

首先，我们要“定位酷儿”，判断文本的叙事声音发自“‘内’还是‘外’叙述者”（Lanser, “Queering”:927）：在《骄傲》最开头似乎与正文没有任何关系的总括性文字中，无名叙述者说道：

有些人总是做错事。我该怎样解释呢？我是说，那些人碰到的每件事都与自身作对——三次打击、二十次打击、没完没了——但他们还是泰然处之。……

至于其他人，就不太一样了。他们从不动摇，但是你会希望他们动一动。为了他们好，你会说。……

对于某些人而言，生命更为艰难，我们被如此告知。……

但是每件事都可以好好利用，只要你愿意。

（Munro,133—134）

短短的4段文字，一个全知全能式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跃然眼前。这位内质叙述者对“有些人”“其他人”“他们”“我们”，甚至“你”了如指掌，将自己对整个故事的所知所历娓娓道来，包括自己的性身份，虽然这样的身份揭露是借助了与故事女主角的关系呈现出来的：“……她能够如此自如行事的原因在于我对她而言就是个中性人，一个不幸的孩子。”（同上， 147）其实不仅对于女主角而言，对于任何一个将故事读到此处的读者而言，叙述者无性主义的性征已经昭然若揭。根据兰瑟的酷儿化叙事声音理论（Lanser, “Queering”:928），这位酷儿人物兼酷儿叙述者显性揭示了自己的性身份：不论在故事内层面，还是在故事外层面，它都是“外在”—“柜外”—人士。

这位同质叙述者的“柜外”性不是体现在他对同性人士或身体的渴望和潜在欲望上，因为整篇故事除去女主人公的父亲外，并没有对男性人物的过多描述与塑造；而这位父亲除了“骄傲”这一呼应标题的特征之外，似乎也没有对我们的男主人公同质叙述者产生太大的性欲方面的影响。在有限几处对男性的评论和描述中，叙述者谈到了自己“必须照看数据。那个时候还不太接受女人处理这些。就算在战争后期，她们中会有一些人会偶尔负责这些。但对于真正可靠的业务来说，你还是相信需要男人来处理”（Munro,138）。虽然这些话里流露了对男性的赞赏，但其中的言外之意应该更多的还是对叙述者自己的自信。另一处对某个具体男子的描述中，叙述者的话是：“一个我不是太认识的男人跟我交谈起来，一分钟后我才认出来那是一个我这半生以来认识了好几年、也在街上打过不少招呼的男人。如果在街上，我肯定不受年龄侵袭的影响会把他认出来，但在这里我没有，我俩都笑了，他问我是不是搬到坟地去住了。”（Munro,150）叙述者对于男人没有多大印象，也不愿多费口舌去与他们交流，这证明了他并非男同性恋者。

而他对于女性似乎也没有多大尊敬。即便在提及自己母亲时，他的话语也是：“我大概在某些事情上跟母亲说过要保持缄默，而她所说在我这儿通常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分量。她一成不变总是看到光明的一面。而其他方面我的所学都不是来自她。”（Munro,139）再联系到全文主情节中他对女主角最终的抗拒之举，读者不难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只对自己感兴趣，对于自身之外的其他人都无性别差异地缺乏兴致的男子。在他指出对女主角而言自己就是个中性人的时候，他本身对于女主角的看法也应该只是一个“中性人”。《骄傲》的同质叙述者用了最显性的语言表述自己无性主义者的性身份。

与《骄傲》中明确宣示自己性别身份的叙述者不同，《火车》的叙述者是第三人称。无论故事的开头、结尾还是中间，读者都无从判定这个叙述者的性别，不能按照“兰瑟规则”①直接将作者的性别赋予叙述者。这种“如此常见以致构成了标准”的异质叙述者情形非常符合兰瑟对于“酷儿化叙事声音”的第二重定义（Lanser, “Queering”:931）。针对这种情形，兰瑟说：“与其根据作者的身份将性别赋予叙述者，我们更应该探究正常的···性别不确定性如何令异质叙事声音更广泛、更流畅和更不稳定，乃至到处或无处存在，并相应地通过聚焦而与一个或者多个文本体成组排列。”（同上，933）由此说来，对异质叙述者的研究必须重点关注其所聚焦的内容。

然而，《火车》聚焦的显然就是男主人公杰克森这个“某类男人”（Munro,188）。纵然“某类男人”这一表述饱含酷儿性，但故事的异质叙事性让读者对杰克森无性主义者身份的推测只能完全基于故事文本本身，或者确切推论出这个“某类男人”到底是哪一类。

故事一开始就说杰克森打算从行驶的火车上跳下去，并且也这么做了，然后他一边做着应该回去的心理建设，一边向着火车到站的另一个方向越走越远。这似乎寓意着男主人公偏离常规、在酷儿的道路上一意孤行。在这条陌生的道路上，他还听见了草丛中有蛇嘶行而过。这是否在暗示着，就像伊甸园中性意识觉醒的夏娃与亚当一样，他也受到了伊甸园毒蛇的邪恶诱导呢？总之，叙述者本身虽然性身份不明，但它②所述的人物却处处彰显出酷儿的身份特征。后来，杰克森与农场女主人贝拉相处多年，却没有发展出陌生的异性男女之间最有可能存在的恋人关系，反而被汽车销售人员认作姐弟——“您和您姐姐”（Munro,189）。在他自己看来，两人就是纯粹的“朋友”（Munro,192）关系。男主人公与异性像亲人，是朋友，但绝非恋人或爱人，他的性向明显偏离了异性恋走向。

如果说以上只是文字细节出微微体现出的杰克森的酷儿性，那么更强烈的酷儿感应该体现在他的行为之中。在得知了贝拉少女时尴尬的父女关系往事后，“他很害怕会被要求送上晚安吻。他注意到医院里亲吻情形很多。但欣慰的是，在他站起身时，没人提及此事。‘明天见。'”（同上，198）但其实他就这样消失在贝拉后来的世界里，再没有见过她，只从报纸讣告得知她已亡故。这样不告而别的逃之夭夭表明杰克森的无性主义表现可能比《骄傲》叙述者还要极端，他甚至拒绝分享异性朋友的性秘密。当然，这一次杰克森对亲密的男女关系回避可以理解成他只是对这一位女性不感兴趣，毕竟贝拉比他大16岁；而现有常规而传统的社会规则中，女男年龄差距如此之大的爱情设置并不常见。③

但是，故事的持续发展会让读者意识到在逃离亲密的两性关系上，杰克森是惯犯。他不止一次地逃离自己曾经的女友：最先是因为参战，战争结束时又跳火车（即故事最开初的场景）以回避与女友的再度相逢，及至多年后女友重现在自己的生活中时，杰克森的反应是再一次离开，跳上火车，去往更加遥远的北方小镇。一逃再逃，越逃越远，他对女性的无感，甚至避之不及，已经被全方位展现在读者面前。

小说文本中其实隐晦地谈及了男主人公对女性恐惧的深层原因可能来自自己的童年经历：“杰克森不想回家。为什么不想？因为他继母在家，他说。他讨厌继母。为什么？没理由。”（同上，210）这段以自由间接引语方式展示的杰克森的男同学和女同学的对话似乎还没有揭露足够多的真相，然而对照下一页书中提到的细节：

他继母展露了一口白亮的假牙，看上去就好像准备好要看笑话了。

她问他们打算做什么。

“你最好看看那玩意儿，”她说。

她是著名的大嘴巴，名副其实的臭嘴巴。

“问问他还记不记得我曾经帮他冲洗下身的事啊，”她说。（同上，211）

杰克森厌女的原因应该足够清晰了：童年阴影。自由间接引语和直接引语的混合使用让故事篇章本身也带上了酷儿性，也是一种酷儿化的叙事声音。

当然，和《骄傲》的叙述者一样，杰克森的无性主义也还体现在全文对于其他男性人物的刻画和探究都相对略少上。着墨略多的几位男士除了贝拉的父亲及杰克森后一份工作的老板外，还有他少年时的同学，但这几人对杰克森的影响似乎微乎其微。贝拉父亲早在杰克森到达前就已经过世多年；老板“基本上是个没有好奇心的人，尤其不喜欢打探私事。这也是让杰克森看重他的一个方面”（同上，207）。高中同学比利·沃兹除了在杰克森面前展示了一个失败的强吻行为以及提供一段有关杰克森与继母关系的自由间接引语对话外，也并未在他的生活中留下更多的影子。因此，厌恶女性的杰克森并未发展成男同性恋者。

那么杰克森的无性主义性向是否有更确切的指向呢？文本中共有3处细节可以为读者做出更全面的判断提供依据。首先，在了解贝拉的尴尬往事之前，他能够与贝拉和平相处多年，是因为“至少就他目光所及，贝拉停在了生命成长的某个阶段上，一直是个长大了的小孩”（同上，189，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而非女孩。其次，最开始迎接杰克森战后新生活的，除了贝拉，还有坐在简易马车里的门农奈特家“半打左右的小男人”。马车“踢踢踏踏，伴随着微微铃铛声或者口哨声”, “声音来自他们，他们在歌唱。清晰高亢的小嗓门，要多甜有多甜”（同上， 180）。如此静谧美好的生活吸引着杰克森留在了小镇农庄里。最后，当他决定离开这个小镇的前夜，半睡半醒之间，“他看到了门农奈特家的小男孩们坐在马车里经过自己身边。他听见了他们小嗓门的歌唱”（同上，215）。所以，在杰克森的内心深处，他自始至终向往的都是做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男孩吧。

从酷儿化叙事声音的角度分析《骄傲》与《火车》会发现作者门罗分别运用同质叙述者及异质叙述者两个策略为读者全面展现了无性主义的具体体现，两个文本分别体现出酷儿化一词的两重意思。然而，就文本所取得的效果而言，即在酷儿化一词的第三重意义上，《骄傲》与《火车》又是怎样表现的呢？这就要借助更兼容的女性叙事学的另一重要分析策略——否定情节。

四、《火车》与《骄傲》的否定情节

兰瑟（Lanser,2010,2015）提出了运用否定情节分析来确定故事文本意义生成的方式，她认为文本“内”内容或者文本外资源是帮助读者获取否定情节的两个渠道。按照她酷儿化叙事声音的理论，这里的“内”内容应该不仅是指故事内容存在于文本之中，而且也是属于“柜内”，即正常理解的性、性别、性征内容。那么，根据《骄傲》和《火车》的“内”内容及外资源，读者可以怎样理解两个故事的否定情节呢？

就文本内容而言，《骄傲》中“骄傲”这个标题词总共出现在两个场景里，第一次是女主角的银行家父亲因为投资失败而不得不调职乡下。想象中曾经贵不可言之人可能无法接受这样屈辱，但女主的父亲“当然可能会拒绝，可是骄傲，就像想象中那样，做了另一个选择。骄傲选择让他每天清晨驱车6英里去一片廉价褪色的木板墙后面干坐着，没啥正事可做”（同上，136）。另一个场合是故事结局时，男女主人公看到了一群臭鼬“一个个站起身，离开水边，向前穿过院子，步伐敏捷，成一条对角直线，仿佛带着一身傲气而又小心翼翼”（同上，153）。表面看来，这两处“骄傲”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因此读者只有通过挖掘这两处文本掩映的另一个情节才能猜测出这一名词被选作故事标题的真正原因。既然骄傲能够令女主父亲做出违背常规的忍辱行为，而小小一群本该被大家唾弃的臭鼬却在光天化日下大摇大摆地走出“一身傲气”，那么自小兔唇的男主人公兼叙述者选择拒绝女性的亲近，保持无性主义，这一违背常规性别认知行为的原因应该就是出于“骄傲”了。自尊心作祟的叙述者因为自己的先天残疾而拒绝女主人公。甚至在多年后兔唇可以通过手术得以改善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再接受手术，改变人生。这表明他已经从心底接受了自己的状态，完全接受了自己的无性身份，因而最终即便孤老无依也不愿意让女性走进自己的生活。

这是故事的文本内意义，但是结合文本外资源，读者就可能读出另一层深意。这个文本外资源就是作者门罗为女性作家，当她创作出本文无名叙述者这个无性主义性向的男性时，对文本内所有意义的解读都将蒙上一层酷儿化色彩。在文本中男主人公选择并始终坚持自己的性向，甚至在故事的最终，男女主人公目睹着臭鼬在骄傲地行走时，两人的反应是：“我以为她会说出其他事来破坏这一幕。但她没有，我们两人都没有。我们都尽可能开心地看着。”（同上，153）这意味着，当男主人公的性向最终被揭露之后，男性女性两人都已经接受了现实，欣然看着“骄傲”的最终选择。考虑到女性主义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接受程度，门罗是在暗示现代社会对无性主义的容忍度与接受度都有极大提升。然而，仅止于此吗？

再来看看《火车》的情节吧。作为标题的“火车”显然也是极富深意的：故事从主人公杰克森跳下火车开始，又从他登上另一辆火车远赴他乡结束。似乎火车为他提供了改变方向的可能与坚持自己的出路。也就是说，虽然杰克森选择了无性主义的性向，但它并不会遭遇戛然而止，反而会因为火车的存在而持续下去，越行越远，而且故事的终结句子是：“在那儿工作。木材小镇肯定有工作。”（同上，216）“木材”的原生意义不仅让读者领悟到一种“复得返自然”的自在，而且“工作”（work）在英语中的另一个意思“有用”也容易引导读者最终产生出“无性主义也是自然之一部分，也是有用的”的主题意义联想。

从《骄傲》到《火车》，门罗为读者们讲述了无性主义产生的可能原因、具体表象和未来的发展可能。她对无性主义的观点看起来是非常正面的肯定。然而，正如玛丽亚·劳希尼格指出的那样，门罗“努力发展起一种文学表达模式，这种模式不是用一种权力体系交换另一种，而是以不断互问的方法，按照权力本身解构权力”（Löschnigg,75）。所以，在讲述无性主义故事的时候，门罗绝不是在夸赞这种性别取向的正确性，而是在呈现事实的存在，引导读者去反思男女性别二元对立的这种传统性教育思想。与此同时，她也没有强调用女性主义来取代父权意识形态，因为她将无性主义这一现象均归之于男性人物，为他们代言，重点关注他们。身为女性作者而为男性代言并创作，门罗叙事的酷儿性可见一斑。然而，在酷儿的背后，门罗是否在深思：女权主义运动发展至今，女性主义思想越来越广泛地被各个社会接受，但男性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如何应对并发展自身呢？是像无名叙述者那样坚持“骄傲”，还是像杰克森那样一再登上“火车”，一走了之呢？是否他们在如火如荼的女权运动中也被迫压抑了男性的真实本性，走向无性主义了呢？

故事本身没有提供对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但是每个运用否定情节对《骄傲》与《火车》进行解读的读者都将会在掩卷之后，得出自己的答案。

五、结语

门罗身为女性作家，虽然创作的作品大部分都以女性为中心，但是也不乏对男性的集中关注，《骄傲》与《火车》就是其中的两部典型作品。运用苏珊·兰瑟最新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对两部作品加以分析，就会发现门罗也是酷儿化叙事的高手，她将故事的叙事声音酷儿化，用同质叙述者和异质叙述者两种方式为无性主义男性发声，探究了独特的性别故事。

另一方面，门罗的酷儿化叙事作品为兰瑟更兼容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提供了具体翔实的文本，有助于进一步理解“酷儿化叙事声音”的具体表现，也引导读者理解“酷儿化情节”可能产生的具体阐释效应，尝试为兰瑟“酷儿化所有吗”这一问题提供一个具体的答案：酷儿化“所有”可能太过绝对，然而就性别差异而言，酷儿化确实展示了现有的各种可能状态，是重要的叙事手段。

参考文献

［1］Bomer, Paula. “An Alternate Reading of ‘Pride, ' by Alice Munro, ”Big Other［2011 04 21］. https://bigother. com/2011/04/21/an-alternate-reading-of-pride-by-alice-munro/, Retrieved 30 April,2019.

［2］Cox, Ailsa. “‘First and Last':The Figure of the Infant in ‘Dear Life'and ‘My Mother's Dream', ”in Alice Munro's Miraculous Art:Critical Essays. Eds. Janice Fiamengo &Gerald Lynch. Ottawa: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17. 177 190.

［3］Goldman, Marlene, Forgotten: Narratives of Age-related Dementia and Alzheimer's Disease in Canada. Montreal &Kingston:McGill-Queen's UP.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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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anser, Susan S. “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Style,20（1986）:341 363.

［6］Lanser, Susan S. “Are We There Yet? The Intersectional Future of Feminist Narratology.”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32.4（2010）:32 41.

［7］Lanser, Susan S. “Toward（a Queerer and） More（Feminist）Narratology.”In Narrative Theory Unbound: Queer and Feminist Interventions, Eds. Robyn Warhol & Susan S. Lanser. Columbus:Ohio State UP,2015. 23 42.

［8］Lanser, Susan S. “Queering Narrative Voice.”Textual Practice,32.6（2018）:923 937.

［9］Löschnigg, Maria. “‘Oranges and Apples':Alice Munro's Undogmatic Feminism.”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lice Munro. Ed. David Staines. Toronto:Cambridge UP,2016. 60 78.

［10］Madera, John. “‘Pride Goeth Before Destruction':On Alice Munro's ‘Pride', ”Big Other（2011 03 15）. https://bigother. com/2011/03/15/“pride-goeth-before-destruction”-on-alice-munro's-“pride”/, Retrieved 30 April,2019.

［11］Marrone, Claire. “States of Perception and Personal Agency in Alice Munro's Dear Life.”The Journal of the Midwest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50.2（2017）,85 101.

［12］McGill, Robert. “Alice Munro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lice Munro. Ed. David Staines. Toronto:Cambridge UP,2016. 136 153.

［13］Munro, Alice. Dear Life. Toronto:McClelland and Stewart,2012.

［14］Ricciardi, Caterina. “Heterotopy in Alice Munro's‘In Sight of the Lake'.”In Space and Place in Alice Munro's Fiction: A Book with Maps in It. Christine Lorre-Johnston &Eleonora Rao. Eds. Rochester:Boydell &Brewer. 2018.

［15］Staines, David（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lice Munro. Toronto:Cambridge UP,2016.

［16］Thacker, Robert. Reading Alice Munro,1970 2013. Calgary:U of Calgary P,2016.

［17］Thacker, Robert. “Review: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lice Munro, ed. by David Staines.”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87.3 （2018）:386 387.

［18］Zehelein, Eva-Sabine（ed.）. For（Dear）Life:Close Readings of Alice Munro's Ultimate Fiction. Berlin:LIT Verlag,2014.

［19］胡全生．苏珊·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构想述论．《学术论坛》,2019（1）:65—71.

［20］申丹．叙事文本与意识形态——对凯特·肖邦《一小时的故事》的重新评价．《外国文学评论》,2004（1）:102—113.

［21］申丹．《一小时的故事》与文学阐释的几个方面——兼答《性别政治还是婚姻约束》一文．《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5）:1—8.

［22］苏珊·S．兰瑟．建构（更酷儿）和更加兼容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胡全生译．《学术论坛》,2019 （1）:55—64.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叙事学前沿理论的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28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本文依从胡全生（2019）的阐释，将兰瑟最新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more 〈feminist〉narratology”, Lancer 2015）理解为“更兼容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胡全生做了国内学界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历时分析，他将“more”理解并翻译为“更兼容”，并不旨在强调该理论与其他叙事理论的“不兼容性”或“对抗性”，反而是强调最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兼收并蓄性”，这一兼收并蓄性极大扩展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范畴，也与后文所述之“酷儿化”的深层含义相匹配。笔者在此感谢匿名审稿人就本概念所给予的建议与指点。

① 本文此处所引兰瑟理论为其2015年论文的中译本，发表于《学术论坛》2019年第1期。

② 在笔者看来，兰瑟将这一策略冠上两个术语，似乎显示了其在此方面研究仍然不够深入与透彻。其实，就文本阅读体验自身来看，对文本情节的否定与逆转都不可能准确表达出读者在处理文本情节时所经历的“一波三折”或“否定之否定”过程。如果真的要使用一个统一的术语，也许兰瑟自己后来在《酷儿化叙事声音》（2018）一文中专门关注的“酷儿化”动词用法，会更适合这一理解。从接受的广度和时长出发，本文对该术语统一采用“否定情节”的说法。

③ 申丹教授发表关于《一小时的故事》之解读的两篇文章的时间为2004年和2006年，其最初的出发点是为了批判兰瑟对本故事所做的“硬性”（申丹“《一小时的故事》”:7）女性主义解读。彼时兰瑟的“交叉性女性主义叙事学”及“更兼容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观点尚未成形，但也许正是在申丹、露丝 佩奇等人的批判之后，兰瑟才逐渐发展了“交叉性”“更兼容”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思想。

① 有关“兰瑟规则”的批评，请特别参阅Manfred Jahn, Narratology: A Guide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University of Köln,2017）, http://www.uni-koeln.de/～ame02/pppn.htm，第29页。还有兰瑟自己的反思，尤见于Lanser（2015;2018）。

② 根据兰瑟（2018:933）的说法，“通过中性代词‘它’来将声音去性别化的操作不仅只是一个粗心大意的符号，……更是一种认识，明白上帝一般的叙述者同时也是一个非实体——中性物、机械人、硬件抽象层（HLA）”。所以此处本文也将《火车》的叙述者用“它”指代。

③ 现任法国总统马纽埃尔·马克龙及年长其24岁的夫人布里吉特·特罗涅之爱情传奇这一实例恐怕是对这种传统理解的最强有力挑战；但这恰恰从社会学视角证实了酷儿发展趋势，因而佐证了兰瑟“酷儿化”所有的未来设想（Lanser, “Queering”: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