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札八儿火者史事译注

1. 文献介绍

2015年德黑兰大学历史系教授贾法里扬（Rasūl Ja^（fariyān）刊布了一部题为《蒙古鞑靼君王纪事》（ Aḥwāl mulūk al-tatār al-mughūl，下简称《纪事》）的阿拉伯语史书。题目为整理者所加，同时贾法里扬强调该书为巴格达陷落后最早的一批历史记录。

本书作者忽辛·本·阿里·巴惕惕（Ḥusain b. ^（Alī Baṭīṭī）。他是1260年代前后活动于伊朗阿思塔剌八忒市（Astarābād，在今伊朗古雷斯坦省同名城市）的什叶派宗教学者。马穆鲁克王朝教法学家（属沙斐仪派）、作家阿思喀兰尼（al-^（Asqalānī，1372—1449）在其名人别号辞典中简略记载道，巴惕惕又名忽辛·本·阿合马·本·阿里·阿剌维（al-Ḥussayn b. Aḥmad b. ^（Alī al-^（Alawī，阿剌维为什叶派分支），卒于约600H/1203—4年以后。^[1]按，其名字中的“巴惕惕”应该是别号。阿语词根baṭṭ一词有“胫、腿”义，又引申为“跛行、无胫的靴子”等义。至于他为何得此别名，整理者贾法里扬认为可能与其家族最初所从事的职业（如制靴匠人）有关。^[2]无独有偶，传记辞典作者者萨法底（al-Ṣafadī，1269—1363）也记录生活在九世纪的宗教学者亦不剌金·本·哈立的·哈斐兹（Ibrāhīm b. Khālīd al-Ḥāfil，？—250H/864—5）同样也以“巴惕惕而知名”（al-ma^（rūf bi-Baṭīṭī）。^[3]

除名字外我们对巴惕惕的生平事迹所知无几。他最有名的著作是把十三世纪初什叶派学者剌齐（全名：Jamāl al-Dīn al-Murtaḍa Abū ^（Abdallāh Muḥammad b. al-Ḥusain al-Ḥasan al-Rāzī）讨论什叶派合法性的著作《民智启蒙》（TabṢirat al-^（uwāmm，完成于620H/1223年）从波斯语译成阿拉伯语并加以续写（完成于658H/1260年）。^[4]该书唯一的一个抄本，现存于伊朗议会图书馆（Kitāb-khāna-yi Majlis-i Shūrā-yi Islāmī）。此抄本应该是在伊朗境内抄录的，因为其中能看到明显的波斯语影响。例如位于词尾的字母kaf，抄写者遵循波斯语书写习惯写作，而不是阿语的。

贾法里扬在评价巴惕惕的阿语译文时称其“阿语水平并非一流”，理由是译文中有不少拼写错误。不过他也认可巴惕惕的译文时而也展示出了他对古典风格和文学修辞的了解。《民智启蒙》原书共26章，而《纪事》恰好收录于巴惕惕所续写的第27章。贾法里扬认为本章内容和风格独立于全书之外，意在记述史事而非表彰宗教。而我们巴惕惕生平的了解基本上就来自《民智启蒙》的译本和补编，以及少量什叶派学者的传记汇编。

据载，巴惕惕在阿思塔剌八忒（Astarābād）完成经堂教育后留居当地从事著述活动，并获得“谢赫”（Shaykh）头衔。^[5]1221年，奉成吉思汗之命追击花剌子模算端的哲别、速不台二人率军进入呼罗珊地区。哲别的军队在阿模里（Amūl）和阿思塔剌八忒城屠杀甚惨。^[6]作为蒙古军队屠杀的幸存者，巴惕惕一直深受此事的影响，如他曾写诗形容自己的时代好比驻足“于深渊之侧”（^（alā shafā jurf）。^[7]

不过作为什叶派穆斯林，巴惕惕也敏锐地预感到伴随着这些草原统治者而来的不仅有血腥杀戮，也可能是开启了一个对宗教少数派更为有利的时代。所以作者和大多数落入蒙古人治下的波斯本土民众一样，很快就接受并认可了后者的统治。更有甚者，在序言中巴惕惕公开声称自己写作《纪事》之目的是为了记录蒙古人兴起到征服报达（Baghdād）的历史。但翻阅过此书的读者很快就能发现，全书重心实在描述亦思马因派和哈里发的覆灭。作者不仅将阿拔思哈里发的结局归咎为对什叶派和阿剌维派的压迫（ẓulm），同时还以一首表达欣喜之情的颂诗（qaṣīda）作为全篇的压卷。^[8]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纪事》中描述报达陷落的章节与其说是客观的历史记录，毋宁说反映了什叶教徒对该事件的主观感受和情绪宣泄。

巴惕惕在全书中仅有少数几处提到了他的信息提供者。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名为阿明·丁（全名：Amīn al-Dīn Muḥammad b. Amīrgān al-Astarābādī）。而阿明·丁又是从供职于哈剌和林的穆斯林摩诃末·希法夫（Muḥmmad al-Ḥifāf，按，ḥifāf意为“边境”）那里，以及“一些蒙古老者——其中一些人曾随侍在成吉思汗家族身边，或曾目睹过他们的生平事业”（^（an ba^（ḍ al-mughālayn alladhī kāna shaikhan dahrīyan min jumla min taqarrub bi-Ᾱl-Jinqiz Khān， wa ta^（arruf min ḥālihūm mushāhidan wa^（ayānan）那里听来的。^[9]我们没能够在同时代的波斯、阿拉伯语人名辞典中找到上述两人的生平事迹。看来他们未必是当地的长官或贤达，更可能仅仅是巴惕惕私人社交网络中的成员。同时，整理者贾法里扬也认为，巴惕惕不可能仅凭口述信息写作全书，应该也利用了部分在其写作时能搜罗到的编纂性史料。

2. 《蒙古纪事》中的札八儿火者事迹

《纪事》中和札八儿火者有关的段落全文迻译如下：

成吉思（Jinqiz）成为大汗（ khānān kabirān）和有名的异密之后，其权势益著，部众日增。因此他将目光投向了更为遥远的地区。商人们前往他那里，而那些了解 [那些地区] 的人也同样如此。他们告知他关于远方各国的信息，于是 [成吉思汗] 决意进而攻占契丹境内的每一片地区。

契丹的统治者之一阿勒坦王（Altūn Malik）进行了抵抗，因此他（成吉思汗）率领军队对之进行长期围困，但后者的策略未能奏效。

此时，他的军队中有一名极为机智聪明之人，此人为一品行端正的什叶教徒，为阿拉伯裔并操阿语（ min shī^（a sadīda ^（Arabī al- nasab wa'l-lisān），名为札八儿火者。某日，他来到成吉思 [汗] 跟前说：“若我能助你攻下该城，你将如何奖赏我？”—— [该城] 即“汗八里”（*Khām-Bāligh）。

[成吉思汗] 说：“若假你之手使我们顺利 [攻占此城] ，你将会得到阿勒坦王的财富、妻子和王座。”

札八儿知道一些 [通往汗八里的] 秘密小道，因为他曾多次前往彼地行商。因此他带着军队穿过小道，包围并夺取了 [城市] 。阿勒坦王被俘，成吉思汗下令将其处死。他（成吉思汗）又将曾许诺过的一切，如 [阿勒坦王的] 王座和妻子赐予札八儿，然后就带着无数战利品返回了。^[10]

3. 考释

《纪事》的行文风格反映了一定程度的口语特征。如文中称金朝皇帝为“阿勒坦王（Altūn Malik）”而非当时波斯语史书（如志费尼、术札尼著作）中习见的“阿勒坦汗”。这应该是转述者为了便于听众理解而作的解释。与之类似的案例可见马可波罗所著《行纪》，作者在书中称金朝皇帝为“黄金王”（Roi Dor）。此外，《纪事》中的蒙古人名、地名的拼写也稍异于此后通行的写法。例如，成吉思汗被写作“Jinqīz”，而非大多数文献中所见的“Jinkīz”；“汗八里”则被写作“Khām-Bāligh”而非“Khān-Bāligh”等。这应该是讲述者本身的口音差别在文献中的反映。

更值得注意的是，称金朝都城为“汗八里”，而我们确知自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后即改燕京为中都。到金贞祐三年（1215）金帝弃城南奔后，新据此地的蒙古人复改“中都”为“燕京”。至元九年（1272）并金旧中都入新建的大都。“汗八里”则是“大都”一名的突厥语翻译。^[11]故据“汗八里”一名，可判断现存《纪事》文本并非如整理者所认为的那样，完成于1260年。相反，它有可能在1272年之后经过了增补或改写。

在主要的叙述情节方面，《纪事》和同时代成书的《纳昔里史话》相似，都将1211年至1215年间连续发生的四次蒙金战事当成一个连续的事件来叙述。^[12]《纪事》着重描写了蒙古人对燕京的长期围困。^[13]这一情节也普遍见于同时代的历史著作和教廷使节的报告中，并逐渐成为西方历史中表现蒙古人“野蛮”的刻板描述之一。^[14]此外，札八儿火者献计经小道攻金的事件被延后到围攻燕京期间，而《元史》和《纳昔里史话》均指出该事件发生在1213年攻克居庸关时。

巴惕惕书中所提供的最具价值的信息，是关于札八儿火者的族属和宗教派别的资料。称札八儿为“阿拉伯裔并操阿语”，这和《元史》本传称其为“赛夷人”（Sayyid）可以相勘合。^[15]按，赛夷原本被用来指称穆罕穆德后裔，特别是指那些出自阿里和法蒂玛两子哈桑和侯赛因的子嗣。因此具有“赛夷”身份就相当于承认某人具有阿拉伯血统。而在蒙元一朝，蒙古统治者普遍有重视“根脚”（huja'ur）出身的习惯。据《元朝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对具有贵族血统的人，即便是世敌之子也往往能加以优待。^[16]因而札八儿火者圣裔身份无疑有助于其得到成吉思汗的重视。

而当蒙古人在进入中亚地区后，也将草原部族传统的身份观念和“根脚”意识带入当地，甚至部分强化了中亚本地穆斯林精英对族裔、血统的认同。穆明诺夫（Muminov）在一篇讨论中亚贵族和圣裔的论文中指出，在经历蒙古统治之后，本土的宗教家族更倾向于强调，甚至杜撰自身的圣裔血统（即阿拉伯族源）。^[17]巴惕惕写作的时代虽然较早，但作为一位从蒙古西征开始就较积极地与后者合作的什叶派学者，强调札八儿的阿拉伯身份应该来自和蒙古的实际交往经验。

我们更可以参考汉语、阿语的记载进一步推考札八儿火者的原居地。《元典章》有一条，引述成吉思汗时期旧例，将汉儿民户事务交由“近都不儿、探木呵、大西札发儿和尚根底也相参委付了来”。^[18]据洪金富考证，上揭文字中提及的三人即指不只儿（Bujir）、撒木合（Samghar）和札八儿火者，^[19]别号“大西”可能是记录者用来表示札八儿火者原居地。考虑到传统汉文文献一般称突厥斯坦和中亚地区为“西域”，则札八儿火者名字前的“大西”（“大”当读如“泰”）意为“极西”，所指或为伊朗东部。

关于札八儿火者前往汉地时的身份，《元史》本传和波斯文史料的记述均强调其受成吉思汗之命以使节身份前金国，并乘机侦知绕过金人防守的小路。^[20]而他的使节身份同时也体现在《金史》径直以“乙里只”称之而不名。甚至远在埃及的马穆鲁克历史学家答瓦答里（al-Dawādarī，写作年代为：1309/10—1335/6）也通过经阿哲儿拜占人（Azirbāyjān）带到叙利亚和埃及的信息，在其编年史中也提到成吉思汗派遣一名“使者”（īljī）——即札八儿火者前往金朝谍取情报的故事。^[21]

但《纪事》却称札八儿火者曾多次前往汉地行商（kāna yatjara ilayhā）。这则信息虽有异于上述记载，却能在史料中找到相应的证据。对于什叶派穆斯林从事前往中国的长途贸易，十二世纪的作者马卫集（Marwazī）就曾记载道，早在倭玛亚王朝时期（r. 661—750）阿里派（什叶派）教徒为了躲避倭马亚人的迫害而逃往呼罗珊，并从那里前往中国。他们在中国学会了汉语以及其他来到中国的人的语言，并在商队与贸易者之间做中间人。^[22]继倭马亚王朝之后，阿拔思哈里发（r. 750—1258）和由迁居河中的突厥部落建立的塞尔柱王朝（r. 1037—1194）仍然延续了对什叶派的不宽容态度。因此，什叶派教徒为躲避宗教迫害而东迁伊斯兰核心地区并进入汉地，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应该是凭借自己的经商才能谋生的。

对于地处欧亚贸易网络东端的金朝而言，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商人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十世纪以降，随着高昌回鹘、西夏、西辽和花剌子模等区域性政权的兴起，将原本连贯为一体的陆上丝绸之路分割为各个区域性商业网络。随着商业网络的复杂化，越来越多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商人逐渐参与到与金朝的贸易活动中来，尽管直到十二世纪回鹘商人仍然控制了丝路东段大多数的商业份额。大定中（1161—1188）来自虎思斡耳朵（Ghuzz Ordo）的“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23]

而对于草原上的蒙古诸部来说，中亚商人则适时填补了因金朝出口限制（如铁器）而造成的物资短期。同时从中亚输入的日用品，例如衣服等也是游牧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商品。伊本·阿昔儿（Ibn al-Athīr）就曾经记载说，因为花剌子模沙从西辽手中夺取河中地区的战争暂时切断了前往东方的商路，随即导致了蒙古草原上服装的奇缺。^[24]而曾经出使蒙古草原的南宋使节彭大雅也称“鞑人所需”大多为“汉儿及回回等人贩入草地”。^[25]

除了从事长途贸易外，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商人的语言能力也使他们受到蒙古人的重视。如马卫集称来到东方的什叶派穆斯林很快学会了汉语及其他语言，彭大雅则称回回“多技巧，多会诸国言语”。语言优势和行商于各地的特点，使得蒙古人也常常利用穆斯林充当侦查汉地情报的间谍。据赵珙《蒙鞑备录》所记，当时故金地区还流传有田姓回鹘商人“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具言民物繁庶，与乣军同说鞑人治兵入寇”。^[26]

[1]Ibn Ḥajar al-^（Asqalānī，Nuzhat al-albāb fī al-alqāb，al-Riyāḍ：Maktabat al-Rushd，1989，v. 1，p.124. 按，阿思喀兰尼所记巴惕惕去世年代明显有误。

[2]Ḥussain b. ^（Alī Baṭīṭī，Aḥwāl mulūk al-tatār al-mughūl，Rasūl Ja^（fariyān（ed.），Qom：Nashir Mūrkh，2015，p.10.

[3]Ṣalāḥal-Dīn Khalīl b. Aybak al-Ṣafadī，Kitāb al-wāfi bi-l-wafāyāt，Aḥmad al-Arnā^（ūṭ and Turkī Muṭafā（eds.），Beirut：Dār Iḥyā' al-Turāth al-^（Arabī，2000，v. 5，p.226.

[4]Josef van Ess， Der Eine und das Andere: Beobachtungen an islamischen häresiographischen Texten，Berlin：De Gruyter，2011，（Studien zur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s islamischen Orients，Band 23），v. 1，p.1020；Baṭīṭī，Aḥwāl mulūk al-tatār al-mughūl，p.9. 剌齐书的波斯文版本已由伊克巴尔整理出版：Muḥammad b. al-Ḥussayn al-Ḥasan al-Rāzī，Tabṣira al-^（uwāmm fī ma^（arifa maqālāt al-anām，Abbas Iqbal（ed.），Tehran：Asāṭīr Press，1985。

[5]Muḥsin al-Ḥusaynī^（Ᾱmilī（1867—1952），A^（yān al-shī^（ah:durr al-thamīn fī ahamm mā yajibu ma^（arifathū^（alā al-muslimīnī，Beirut：Dār at-Ta^（āruf，1979-，v.6，p.96.

[6]《史集》记载了哲别军队在阿思塔剌八忒对居民的屠杀。拉施特《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一，卷，第2分册，第292页。

[7]Baṭīṭī，Aḥwāl mulūk al-tatār al-mughūl，p.12.

[8]Baṭīṭī，Aḥwāl mulūk al-tatār al-mughūl，pp.91-94.

[9]Baṭīṭī，Aḥwāl mulūk al-tatār al-mughūl，p.65.

[10]Baṭīṭī，Aḥwāl mulūk al-tatār al-mughūl，p.70；手稿影印版见pp.108-109. 本章标题《成吉思汗攻克汉地》（salṭa Chinggīz Khān^（alā bilād Chīn）为整理者所拟。

[11]陈高华、史卫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页。而即使在中都改名之后，回鹘语和波斯语文献中仍常见以“Jūnk-dū”旧名与“汗八里”并称的用法。邱轶皓《大德二年（1298）伊利汗国遣使元朝考：法合鲁丁·阿合马·惕必的出使及其背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6年，第八十七本第1分，第93页。

[12]Minhāj al-Sirāj Jūzjānī，Tabakat-I-Nasirī: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uhammadan Dynasties of Asia: including Hindustan，from A. H. 194 （810 A. D.）to A. H. 658（1260 A. D.）and the Irruption of the Infidel Mughals into Islam，Major H. G. Raverty（tr.），London：Gilbert & Rivington，1881，v.2，pp.953-954；Jūzjānī，Ṭabaqāt-i Naṣirī，^（Abdalḥay Ḥabībī（ed.），Kabul：Pūhanī Maṭb，1864，v.2，pp.100- 101.

[13]根据汉文史料，蒙古军队对燕京的围困先后有两次，分别是贞祐元年至二年正月（1213—1214），贞祐二年三月至三年五月（1215）。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卷二四，崔文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4—325页。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51页。

[14]John of Plano Carpini，Historia Mongolorum:The story of the Mongols whom we call the Tartars. Translated Erik Hildinger，Boston：Branden Publishing Company，1996，p.52. Gregory G. Guzman，“Reports of Mongol cannibalism in the thirteenth-century Latin sources：oriental fact or western fiction？”，Discovering New Worlds: Essays on Medieval Exploration and Imagination. ，Scott D. Westrem （ed.），New York and London：Garland Publishing，1991，pp.31-68.

[15]宋濂《元史》，卷一二〇，《札八儿火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960页。

[16]陈得芝《程钜夫求贤江南考》，《蒙元史研究从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94页。

[17]Ashirbek Muminov，“Dihqāns and Sacred Families in Central Asia”，Sayyids and Sharifs in Muslim Societies:the living Links to the Prophet，Morimoto Kazuo（ed.），London：Routledge，2012，pp.198-209.

[18]《元典章》卷八《吏部·官制二·选格·色目汉儿相参勾当》，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一册，第246页。

[19]洪金富《元典章点校释例续》，《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8页。

[20]英译本作：效力于那些人（蒙古人）的……札八儿以经商为名来到阿勒坦汗军中（Ja^（far，who was among that people [the Mughals] ，among the force of the Altūn Khan under semblance of traffic）。不过据波斯文本当作：“以遣使为名派往阿勒坦汗处”（ba-vajh-i risālat ba nazdīk-i Altūn Khān firistād）。Tabakat-I-Nasirī，v.2，pp.953-954；Ṭabaqāt-i Naṣirī，v.2，pp.100-101.

[21]al-Dawādārī（Abū Bakr b. ^（Abd-Allāh b. Aybak），Kanz al-durar wa-jāmi' al-ghurar，Ulrich Haarmann（ed.），Cairo：Deutsches Archäologisches Insitut Kairo，1971，Der Bericht über die frühen Mamluken，v. 7，p.235；Ulrich Haarmann，“Altun Hān und Čingiz Hān bei den ägyptischen Mamluken”，Der Islam，1974，v. 51，pp.29-30.

[22]Shiraf al-zamān Tāhir Marwazī，Sharafal-zaman Tahir Marvazi 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V. Minorsky（ed. and tr.），Frankfurt am Main：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rabic-Islamic Science at the Johann Wolfgang Goethe University，1942，p.17，66. 根据洛杉矶图书馆和伊朗议会图书馆两个新抄本作的翻译见，乌苏吉（M. B. Vosoughi）（著），王诚译，邱轶皓审校《〈动物之自然属性〉对“中国”的记载：据新发现的抄本》，《西域研究》2016年第1期，第105页。

[23]脱脱《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637页。

[24]Ibn al-Athīr，The Chronicle of Ibn al-Athīr for the Crusading Period from al-Kāmil fi'l-ta' rīkh，D. S.Richards（tr.），Burlington：Ashgate，2007，vol. 3，p.205.

[25]彭大雅《黑鞑事略校注》，许全胜校注，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4—85页。

[26]赵珙《蒙鞑备录》，王国维校注，《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叶14a—1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