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媒介的后果：距离的消失
人类生存、生活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维度就是时间和空间。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的确立使人类生活有了秩序感和意义感。但人类的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并非同时形成，有赖于空间意识的确认，时间意识才逐渐确立。“人们总是借空间的某种特征、变化及关系来表示时间。离开空间，时间则无法表示，亦不可捉摸。”[5]大量的人类学研究资料也证明，人类最初的叙事行为与时间意识、空间意识有着直接的联系。[6]有学者从“元叙事”与“太阳神话”的角度指出，我们今天用来指代世界上一切具体及抽象事物的“东西”一词与亘古不变的自然现象——日出日落有关。而“天空中的太阳为世间的万物之源与万事之始，地球上一切生命活动都仰仗于万古如斯的阳光照耀，叙事活动既为人类行为之一，它的初始形态、深层结构与基本冲突就必然与这颗星球的辉映有密切关系”[7]。简言之，太阳神话即元叙事。当然，我们所关心、探讨的时间并不是单纯的物理时间或自然地理，而是人类主观的时间观念和空间感受，以及人类时间观念和空间感受改变之后对人类情感想象、情感表达、叙事行为和方式的改变及形成的新特征。在漫长的前现代社会，太阳神话作为人类叙事的“元叙事”一直没有发生太大改变，地球上不同区域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空间里，根据对自然界循环时间的不同理解创制了各自的历法，这种农事时间是与人类早期的生产实际相一致的，不同地区的人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观念里。如果就农事时间与文学书写而言，“农事时间与人类生活事件是一个统一体。也就是说，时间和事件、时间和情节是同一的，并且带有循环往复的印记”[8]。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现代交通工具与通信设备不断出现、更新，人类的时空观念、时空感受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甚至可以说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统一的叙事模式也逐渐被突破，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等文学思潮与流派都继续着这种“突破”。
关于时空意识的变革，我们有必要对一些常识性知识进行简单复述。古人对于空间特别是我们所生活的空间的思考，产生了天圆地方说、中心论、四夷说等。从早期宇宙“混沌说”开始，在漫长的前现代社会里占主流的是“天圆地方说”和“中国中心论”。北宋学者石介的《中国论》这样写道：“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9]其实，人类在认识世界时大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不仅中国如此，欧洲中心主义对世界的划分也是与此大致相同的思维方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类观点长盛不衰，用这种知识建构的世界、宇宙模型一直是知识书写和建构的基本依据和想象范围，文学书写也不例外。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观念的变革大致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事情，就中国而言，这种观念的变革大致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戊戌变法期间，湖南《湘报》发表了一首《醒世歌》：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旁？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这已是常识，凡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都在课堂上观看过地球仪。但当时的国人要以“醒世”命名，可见其古今差异及其震撼程度。胡适在1906年的《地理学》中也阐述了浅显的“地球是圆的”观点：“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那地是圆的，所以来的船在那地的低处慢慢行上来，我们看去自然先看见那桅杆顶了。那去的船也是这个道理，不过同这相反罢了。诸君们如果再不相信，可捉一只苍蝇摆在一只苹果上，叫他从下面爬到上面来，可不是先看见他的头然后再看见他的脚么？”[10]今天，再也没有人争论地球的方圆问题，它已经作为常识而深入人心。今天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是，地球不是“圆”的，世界是“平”的。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了一本书告诉我们：“世界是平的”。[11]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介的普及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超音速的飞行器，而且为人类提供了直接视频的工具，甚至有了逼真的接触感。如果说工业革命时代的飞机、轮船等“跨越”了千山万水，那么后工业时代的电子媒介则“抹平”了千山万水。整体而言，“空间”正朝着被不断压缩的方向走去。
麦克卢汉曾指出：“速度会取消人类意识中的时间和空间，即使事件一件接一件，也不存在任何延迟的效果。”[12]全球各界精英在狭小的地球村穿梭的同时还要不停地调整时差，时间可以“停止” “倒流”不再是神话，时间甚至可以被“重复”感知和使用，就像高科技所展现的废物再利用的科技神力一样。“逝者如斯夫”的无奈似乎已被人类克服，人类因此而感叹，而兴奋，而歌之咏之，但也因此而产生时间的无序感，甚至混乱感。时间因此丧失了因生命本身所带来的秩序、厚重和意义感。对于即使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普通人来说，他们也在电视、手机、网络等各种电子媒体前观赏着（或者说参与着）此刻正发生的事情。时间不再是一维地线性发展着，其瞬间性、即逝性、无序性、重复性成为电子媒介时代的时间意识和感受的新特征。在新媒介时代，“空间”也随着“媒介时间”的到来而逐渐贬值，甚至消失。就像我们对空间距离的定义和描述一样，现在我们几乎不再使用“公里” “千米”这些概念，而普遍使用多少小时的“车程”。近年来，中国高铁已成了一个响亮的名片，已经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但我们在观看相关电视直播及其他新闻报道时，听到、看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从某地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到达彼地、比原来缩短了几个小时的车程诸如此类的话。时间成了最重要的维度。空间不再强大，“远方”不再神秘，“诗”也不再遥远，不再是神话。甚至“地方性知识”也不再具有神秘性和地方色彩，在电子媒介时代，它们逐渐成为观赏对象，甚至逐渐成为具有普世价值的地方性知识。“地球村”“全球化”等再也不是概念层面的推演和想象，而是实实在在的日常生命体验。距离消失了，这样的时代还需要“情书” （文学）吗？雷达先生讲过一个极端的例子，生活在现代都市里的空姐与古代少女对于和情人一次离别的感受肯定是千差万别的。今天也很难再产生“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情书”了。不要说“情书”，甚至“故事”都不再需要，电子媒体上的各种即时新闻不仅让全球各个角落里的人们共同观看、欣赏，而且让其参与着同一个故事的叙述。与此同时，各跨国企业也不断地推出全球标准，进行着近乎一致的产业布局和营销。都市和农村不仅变得千篇一律，而且变得触手可及，人们“同时”穿着一样的品牌服饰，享受着同一个公司的快餐，观看着同样的美国大片或韩剧，发出大致相同的人生喟叹。汪民安在谈到城市经验与人的内在性时指出，在以效率和功能至上的城市体系中，“僵硬而明快的空间是决定性的。不过，它忽视了人和人的交流，忽视了人同空间的细微体验。由于建筑成了商品机器，建筑中的人同样是被当作标准化的人，这样的空间和建筑思想就完全忽视了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忽视了人的内在性”[13]。同时，这些高科技媒介不仅仅改变着世界、人类以及人类的生命体验和情感表达方式，而且正在成为世界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科技媒介的迅猛发展正改变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也改变着我们古老的时空观念。空间正在逐步“同质”化。高科技电子媒介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活状态，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是一个由传媒塑造的社会，是被各种媒介“叙事”塑造出来的社会。鲍德里亚在论述从生产性（productive）社会秩序向再生产性（reproductive）社会秩序转变的过程时，特别指出技术与信息的新形式占据着核心地位。鲍德里亚认为：“再生产性社会秩序中，由于人们用虚拟、仿真的方式不断扩张地构建世界，因而消解了现实世界与表象世界之间的区别。”[14]甚至有学者以美伊战争为例指出，电视的全球直播、转播技术使我们能通过电视同步了解战况，久而久之就会发现这一切越来越像美国大片，我们似乎并非在观看真实的战争，战争本身成了我们欣赏的电视节目或艺术品。而“当美国女兵被营救之时，仿佛前线战争在模仿过时的剧情，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世间之事的某种荒诞：模仿对自身的模仿。”[15]我们生活在一个模仿对自身的模仿的时代，生活在千篇一律的故事里，每天观赏着千篇一律的事件，我们还能面对所谓的现实吗？还能分清什么是现实和虚幻吗？今天的人类还需要“故事”吗？还需要那些远行的人围炉夜话吗？
我们承认，人类对于时间、空间的感受正发生着巨大的甚至是让人难以想象的变化。古人所依赖的特定空间的时间观念已经无法适用于现代社会，人类已经便捷、熟练地利用科技手段生产了反季节蔬菜等各种“反时间”的人工产品。单纯从技术上讲，克隆人也完全可以实现。古老的历法与“天涯海角”在现代科技面前已经失去了原有效用和神圣魔力。在时空意识发生着巨大变革的年代，人类的情感世界也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古人所讲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已成为真切的现实。如果放到今天，估计李白再送孟浩然也不会在江边等着“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了，拿着手机就可以一直视频聊天。这种高科技手段所许诺和兑现的生活方式，已经从人们仰望的生活愿景走进并前所未有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人类自诞生以来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地感受到科学的高度发展对传统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剧烈改变。
金惠敏在论述“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时详细分析了德里达宣布文学死亡的《明信片》。德里达的“让我远行，以便给您写信”,《包法利夫人》里罗道尔弗为了给爱玛写情书就住到了郊区。距离被压缩甚至“趋零”，于是情书的必要性从根基上就被动摇或颠覆了。同理，文学的根基也被动摇了。“无论是模仿论，还是表现论，都假定了一个被书写的对象，不管它是现实还是观念，或者情感，写作由此而成为一种传达，传达那不是其本身的东西，——传达是往来传达，往来于书写与书写对象之间的距离。”[16]当然，德里达等人的思考是从哲学的角度推演文学的未来，实际上，高科技媒介的发展虽是造成时代“趋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这个趋势永远都只是“趋”的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也不可能是完成时。即使是完成时，人类仍有表达情感的需求、叙事的需求，由此，我们对于文学的各种死亡论不必大惊失色，其实，在这么多年的死亡论中我们早已习惯了“正在”死亡的文学。如果单从目前从事写作的人数和作品的出版数量来看，我们也许正经历着人类有史以来文学最为繁荣的时期。文学不但没有死亡，而且似乎以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出现在我们的周围。文学的所谓危机与出路之一正在于如何突破、制造时空的“距离”。“绝对时空的理论，迫使我们采用一种例如机械性的叙事框架，使我们无法观察世界的一些重要性质，这些性质只有在关联视角中才能显现出来。”[17]在新的时空意识里，除了刻意追求“地方性知识”和刻意玩弄穿越叙事、玄幻叙事之外，我们的作家、写手、粉丝是否还有别的途径来“制造距离”？我们的读者和受众还会选择哪些作品或文本？
以上的论述是从媒介与文学书写的根本性变革展开的，显得“理论”有余，而实践不足。就具体的文学实践与文学叙述而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距离”的消失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按照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由于“空间”“距离”的存在，人类社会经历了部落化、非部落化和重新部落化三个时期。在由新媒介所塑造出来的“重新部落化”时期，以往由于空间阻隔等原因而产生的地方文化、民族文化、民族文学、国别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等概念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或者说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思考，很多学者也对此进行过深刻反思。殷国明在关于世界文学史建构与叙述的反思中指出，世界文学史意识的发生，与“世界”观念的产生与演变紧密相连，是从不断扩展的“世界”中衍生和延展出来的。[18]
当然，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于时间、空间的理解，而且随着技术帝国的合围，工具理性和技术主义也随之蔓延。“技术既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产物和条件。”[19]不得不承认，文学也是一个技术活，生活经验、情感体验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差异也许就是文学技术、文学技巧。至少在当代中国文坛上，中国作家们的技术主义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甚至可以说中国当代作家从不缺技巧、技术，我们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学习了西方的各种理论、流派、技术。无疑，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坛。当年所谓的“马桥风波”实际上就隐含着对于“文学技艺”的不同理解，我们所要讨论的词典体小说与文学技艺之间也存在着诸多需要讨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