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炎药物中作用最强的是甾体激素类药物，即肾上腺皮质激素，它们的化学结构呈甾体的特点。凡结构不是甾体的抗炎药，均称为非甾体抗炎药（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NSAIDs）。自阿司匹林于1898年首次合成后，100多年来已有百余种上千个品牌的NSAIDs上市，该类药物具有抗炎、抗风湿、止痛、退热和抗凝血等作用，在临床上广泛用于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多种发热和各种疼痛症状的缓解。

NSAIDs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期，那时就记载杨柳树的皮和叶具有止痛作用。在古希腊、古罗马，就有医师长期用柳树皮浸出液治疗炎症、疼痛等病症，后来证明其中起作用的成分是水杨酸。1898年，德国化学家霍夫曼（Hoffmann）成功合成了乙酰水杨酸——阿司匹林，阿司匹林的合成结束了古人用草根、树皮解热镇痛的原始方法，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抗炎治疗时代的开始。很快阿司匹林被证明是有效的解热镇痛药，较大剂量有抗炎作用，开始应用于治疗疼痛、关节炎和发热等。

此后的100多年，阿司匹林深受医生和患者的青睐，成为药物史上的一棵“常青树”。由于NSAIDs强大的药理作用及与之并行的诸多不良反应，因此人们一直在寻找抗炎镇痛作用更强、安全性更高的NSAIDs。此后，保泰松（1949）、吲哚美辛（1964）、布洛芬（1969）等NSAIDs陆续上市，70年代的双氯芬酸、萘普生，80年代的萘丁美酮、吡洛昔康，90年代初的美洛昔康、尼美舒利，90年代末的塞来昔布和罗非昔布、瓦德昔布、帕瑞昔布、依妥昔布以及21世纪初的替尼达普、艾瑞昔布等也陆续上市，NSAIDs形成了一类十分庞大的药物群。

长期以来，人们对NSAIDs作用机制进行了广泛研究，1964年英国的Vane J.R博士发现阿司匹林具有阻断内源性前列腺素合成酶的作用，并于1971年证实，NSAIDs的共同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抑制炎症介质前列腺素生物合成中的环氧化酶（cyclooxygenase，COX），从而阻断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AA）转化为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s，PGs），后者是外周敏化和痛觉过敏的重要介质，从而实现其抗炎、解热镇痛的作用。前列腺素E ₂（prostaglandin E ₂，PGE ₂）和前列腺素I ₂（prostaglandin I ₂，PGI ₂）具有较强的扩血管作用，可降低血管张力；提高血管通透性，加强缓激肽与组胺引起的水肿；刺激白细胞趋化性；抑制血小板聚集。前列腺素E ₁（prostaglandin E ₁，PGE ₁）和PGI ₂本身不引起疼痛，但能使痛觉敏感化。前列腺素F _2α（prostaglandin F _2α，PGF _2α）提高血管张力和降低血管通透性，PGI ₂抑制白细胞趋化性，血栓素A ₂（thromboxane A ₂，TXA ₂）提高血管张力和血小板聚集能力。由于NSAIDs同时抑制了正常生理需要的PGs，导致其特有的副作用，可引起胃肠道内碳酸盐水平降低，上皮细胞表面磷脂颗粒减少及黏膜缺血，从而降低黏膜的防御能力。在肾脏中，肾单位PGs减少可引起血管收缩、肾血流量及肾小球滤过率下降，致排钠减少而水钠潴留，并导致肾损伤或加重原有的肾脏病变。

目前至少发现两种COX酶：COX-1和COX-2。一般认为COX-1和COX-2为两种同工酶，COX-1广泛分布于PGs合成细胞的内质网中，为正常细胞的组分蛋白。COX-1催化生成的PGs对维持胃肠道及其他组织内环境稳定具有重要作用。COX-1在正常情况下保持稳定水平，但当受到某些激素或生长因子激发时，水平可提高2～4倍。COX-2是通过酶诱导方式表达的，在静息细胞中很少甚至不出现。它主要表达在炎症细胞如组织损伤后的内皮细胞、巨噬细胞、滑液纤维细胞、树状细胞、软骨细胞及成骨细胞中。在炎症组织中COX-2可被多种因子诱发表达，其水平急剧增长达8～10倍之多，促使炎症部位PGE ₂、PGI ₂、PGE ₁的合成增加，增强了炎症反应和组织损伤。NSAIDs对COX-1和COX-2作用的选择性，可能是其发挥不同药理作用和引起不良反应的主要原因之一。2002年，Simmons等发现了COX-1的变异型，命名为COX-3，它的作用机制和前两种同工酶不同。在人体内COX-3是不是COX-1的变异或COX同工酶目前还没有肯定的答案。COX-3亚型的发现可解释对乙酰氨基酚和其他一些NSAIDs镇痛和解热的主要中枢机制，然而COX-3与对乙酰氨基酚的确切关系仍不明了。

NSAIDs种类繁多，大都具有解热、镇痛、抗炎抗风湿、抑制血小板凝集、抗肿瘤等作用。

NSAIDs解热效果好、可靠而迅速，其主要作用是增强机体的散热，而不抑制其产热过程。在治疗剂量下，只能使升高的体温降低，对正常体温不发挥效应。目前认为，NSAIDs通过抑制体内COX，阻断PGs的生物合成，使体温调节点恢复至正常水平。NSAIDs的作用强度与PGs的抑制有显著的相关性。

在损伤和炎性介质的刺激下，体内COX-1和COX-2表达上调，从而引起PGs生成增加。在外周，PGs（主要是PGE ₂）通过激活EP受体，引起离子通道（如Na ⁺、TRPV ₁）磷酸化，痛觉感受器敏化，从而导致伤害性感受器对有害的机械刺激（如压力及空腔脏器的扩张）、化学性刺激（如酸中毒、缓激肽及神经营养因子）或热刺激变得更加敏感。在脊髓内，PGE ₂抑制甘氨酸能抑制性神经元，增强兴奋性氨基酸的释放，同时使自主投射神经元去极化。这些机制易化了伤害性感受器刺激的产生以及从脊髓到达大脑的高级中枢传递。阻断COX可以减少PGs的合成，并最终导致伤害性感受器对伤害刺激反应减弱，脊髓中的神经传递也减弱。NSAIDs有中等程度镇痛作用，对轻、中度的创伤性及炎性疼痛有较强的镇痛作用，对临床常见的慢性钝痛，如头痛、牙痛、神经痛、肌肉或关节痛、痛经等有良好镇痛效果，不产生欣快感与成瘾性，临床应用广泛，但对各种严重创伤性剧痛、内脏平滑肌绞痛及神经病理性疼痛效果较差。

NSAIDs是癌痛治疗的首选药物，尤其对骨转移癌患者中度至重度疼痛有较好的效应。1987年WHO推荐了癌痛治疗的三阶梯治疗方案，对轻、中度癌痛选用NSAIDs；对于更严重的癌痛，可与阿片类药物合用共同镇痛，但要注意长期使用的副作用。NSAIDs均有封顶效应，当剂量达到一定水平后再增加剂量镇痛效果并无明显增加，而副作用将显著增加，故不宜盲目增加剂量，必要时加用麻醉性镇痛药。

抗炎抗风湿的机制有：①抑制缓激肽的生物合成。缓激肽既是致炎又是致痛物质，缓激肽生成受阻断，则炎症可缓解或消退。②稳定溶酶体。阿司匹林等对溶酶体有稳定作用，使溶酶体内的酸性水解酶不能释放，减少致炎介质所引起的不良效应。③抑制PGs的合成。目前认为炎症早期溶酶体释放出磷酸脂酶，此酶能使细胞膜上的AA代谢生成各种PGs，出现局部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肿胀、细胞浸润、疼痛等炎性反应。NSAIDs抑制PGs的合成，从而发挥抗炎作用。除非那西丁、对乙酰氨基酚之外，NSAIDs均具有较强的抗炎抗风湿作用，主要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和类风湿性关节炎。

在血小板凝集诱发剂作用下，血小板可释放出AA。AA在COX等作用下的代谢物之一是TXA ₂，TXA ₂极不稳定，很快转化为稳定的血栓素B ₂（thromboxane B ₂，TXB ₂）。血管壁内皮细胞释放的AA也经COX作用转化为PGI ₂。不稳定的TXA ₂和PGI ₂具有强烈的生物学活性。TXA ₂能诱发血小板释放反应，加速血小板凝集，而PGI ₂则相反，具有抑制血小板凝集的作用，两者在体内形成一种分子调节机制。NSAIDs抑制血小板膜上的COX，从而抑制TXA ₂的合成与释放，最终抑制了TXA ₂诱发的血小板聚集。

阿司匹林对血小板有着强大的抑制作用，此作用是不可逆的。口服阿司匹林0.3～0.6g后对COX的抑制作用可持续24h，出血时间延长2倍。阿司匹林对TXA ₂和PGI ₂的合成均有抑制作用，但对TXA ₂合成的抑制作用大于对PGI ₂合成的抑制作用，低浓度的阿司匹林主要阻断TXA ₂的产生，只有大剂量才对PGI ₂的生成产生作用。此外，停用阿司匹林后，PGI ₂的浓度恢复快，TXA ₂恢复慢。严重硬化的冠状动脉几乎没有能产生PGI ₂的细胞，故阿司匹林只能抑制TXA ₂的生成。大量的临床试验都证实了阿司匹林的心血管病治疗作用，广泛用于心血管疾病的一级、二级预防，目前认为，使用小剂量的阿司匹林（75～325mg）既可发挥抗血小板作用，又可减少消化道不良反应。

近年来研究表明，NSAIDs对肿瘤的发生、发展及转移均有抑制作用，并与其他抗肿瘤药物有协同作用，长期应用可降低直肠癌的发病率，对食管癌、胃癌、肠癌、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膀胱癌、卵巢癌等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其主要作用机制是通过抑制COX-2而抑制肿瘤的生长和转移，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COX-2可刺激细胞增殖，参与致癌物质代谢，抑制细胞凋亡，抑制机体免疫反应，促进肿瘤新生血管形成，增加肿瘤细胞的侵袭性和转移能力，在肿瘤细胞及原发或转移肿瘤组织的新生血管内皮细胞中均呈过表达。

NSAIDs也可用于预防和缓解阿尔茨海默病，延缓角膜老化，推迟早产，抑制某些细胞黏附分子的活性表达等，但应衡量用药的利弊。

NSAIDs是一大类结构不同、种类繁多的药物，分类方法有多种。

阿司匹林。

保泰松、羟基保泰松、安乃静。

苯乙酸类有双氯酚酸；吲哚乙酸类有吲哚美辛、舒林酸、阿西美辛、苄达明、依托度酸。

布洛芬、酮洛芬、芬布芬、洛索洛芬钠、萘普生、萘普酮、托美汀、奥沙普嗪。

甲芬那酸、甲氯芬那酸。

氯诺昔康、吡罗昔康、美洛昔康。

非那西丁、对乙酰氨基酚。

萘丁美酮。

尼美舒利。

罗非昔布、塞来昔布、瓦德昔布、帕瑞昔布、依妥昔布、艾瑞昔布。

如阿司匹林、双氯酚酸、布洛芬、酮洛芬、吲哚美辛等。

如萘普生、舒林酸、萘丁美酮、吡罗昔康等。

只抑制COX-1，对COX-2没有活性。现公认小剂量阿司匹林属此类。

是指对COX-1和COX-2的抑制无差异，布洛芬、萘普生、双氯酚酸、高剂量阿司匹林、吲哚美辛、吡罗昔康、氟比洛芬属此类。

是指在有效治疗剂量时，对COX-2的抑制作用明显大于COX-1。这类药物在体外实验中对抑制重组COX-2、COX-1所需浓度上的差异通常达2～100倍，美洛昔康、尼美舒利、萘丁美酮、依托度酸属此类。

即只抑制COX-2，对COX-1没有活性，即使在最大治疗剂量时也不会对COX-1产生抑制。这类药物在体外实验中抑制重组COX-2、COX-1所需浓度上的差异一般大于100倍，如罗非昔布、塞来昔布。

大部分NSAIDs均属此类。

替尼达普、替美加定。

齐留通。

NSAIDs是临床使用最广泛的一类药物，广泛用于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多种发热、各种疼痛症状的缓解及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目前，全世界每天约有3 000万人在使用NSAIDs，每年处方量达5亿，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因此有关其不良反应也受到了高度重视。

胃肠道损伤是应用NSAIDs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腹胀、消化不良、恶心、呕吐、腹泻、糜烂性胃炎、溃疡以及溃疡并发症，如消化道出血、穿孔、梗阻等。在长期口服NSAIDs患者中，约40%的患者发生内镜下消化性溃疡，发生胃溃疡的概率比普通人群高40倍，发生十二指肠溃疡的危险性比普通人群高8倍左右。NSAIDs相关溃疡主要分布在近幽门、胃窦和胃底部，典型部位在胃窦部，溃疡大小不等，形态多样，呈多发、浅表性溃疡，胃镜下溃疡周围黏膜无炎症表现。由于NSAIDs具有镇痛作用，约50%～85%的患者无明显临床症状，部分患者以上消化道出血为首发症状，临床表现为贫血、黑便或大便潜血阳性，严重者可出现呕血。动态监测长期服用NSAIDs患者的血红蛋白（Hb）可早期发现无症状溃疡及溃疡出血。随着胶囊胃镜、小肠镜技术的发展应用，发现NSAIDs相关性小肠黏膜损伤比胃黏膜损伤更为常见，NSAIDs导致的小肠黏膜损伤主要表现为黏膜的糜烂、溃疡，罕见有小肠出血的发生。在长期口服NSAIDs的患者中，小肠黏膜受损可多达75%，即使在服用非选择性的NSAIDs患者中也很常见。我国2017年发布的《非甾体消炎药相关消化道溃疡与溃疡并发症的预防与治疗规范建议》中指出：在使用NSAIDs前，需积极评估使用者的消化道风险，对高危人群给予消化道保护措施。COX-2抑制剂较非选择性COX抑制剂能显著降低胃和十二指肠溃疡发生率；H ₂受体抑制剂、质子泵抑制剂能降低NSAIDs服用者胃和十二指肠溃疡及其并发症的发生率。选择NSAIDs时应结合患者全身情况，特别是胃肠道和心血管等情况而定。

NSAIDs引起胃肠道损伤的机制如下：

主要是破坏胃黏膜屏障。绝大多数的NSAIDs是弱有机酸，能直接损伤胃黏膜。在正常胃液（pH 2.5）的酸性环境中，NSAIDs多成非离子状态。由于胃黏膜表面呈亲脂性，故非离子化的NSAIDs易于进入胃黏膜细胞，在细胞内环境（pH 7.0）又离解成离子状态，这种现象称为“离子捕集”（ion trapping），使这些药物浓聚于胃黏膜细胞中，细胞膜的通透性发生变化，K ⁺、Na ⁺进入胃液内，而H ⁺则逆向扩散入黏膜内，造成黏膜细胞损伤。此外，一些药物如阿司匹林和吲哚美辛还刺激胃酸分泌而损伤胃黏膜屏障。

PGs具有胃黏膜保护作用。它能刺激碳酸氢盐分泌，抑制胃酸生成，增加黏膜层厚度，扩大胃肠和胃上皮细胞间的pH梯度，同时能促进胃黏膜血流，增加细胞表面磷脂而加强表面疏水性，促进上皮细胞的修复再生。由于NSAIDs能抑制COX和前列腺素合成酶，使PGs减少，削弱胃黏膜保护作用，引起胃黏膜损伤。

在AA代谢中，由于NSAIDs抑制了COX代谢途径，使脂氧酶代谢途径增强，IL合成增加。IL可介导血管收缩。同时，在脂氧酶代谢过程中产生大量氧自由基，直接损伤血管，造成胃黏膜缺血性损伤。

NSAIDs相关胃肠道损伤的危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年龄> 65岁、大剂量NSAIDs治疗（一般定义为处方推荐的最大剂量）、联合用药（同时使用低剂量阿司匹林、糖皮质激素或抗凝剂）、既往病史（主要指消化性溃疡或上消化道出血）、合并疾病（主要是心血管疾病、肾病等）、幽门螺杆菌（Hp）感染及吸烟等。NSAIDs引起的胃肠道损伤随用药时间延长而增加，且在一定范围内呈剂量依赖性。用药后12个月内为胃肠道损伤的多发阶段，3个月时达高峰。此外，服用NSAIDs的种类也与胃肠道损伤发生有关。NSAIDs发生胃肠道损伤的风险高低依次是：吲哚美辛>萘普生>双氯酚酸>吡罗昔康>替诺昔康>布洛芬﹥美洛昔康。对于NSAIDs胃肠道不良反应的防治，通常是在确定治疗方案前先对患者进行胃肠道损伤风险评估，随后再根据胃肠道损伤风险等级制订相应的治疗方案。低风险者无须考虑使用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对于中等风险者，可选用选择性COX-2抑制剂或非选择性NSAIDs +质子泵抑制剂/米索前列醇。对于高胃肠道损伤风险患者，建议选用选择性COX-2抑制剂+米索前列醇/高剂量质子泵抑制剂。合并Hp感染的NSAIDs相关溃疡，根除Hp感染是溃疡愈合及预防复发的有效防治措施。

不论非选择性NSAIDs还是选择性COX-2抑制剂都会对心血管系统产生影响。NSAIDs引起的心血管不良反应包括：不稳定型心绞痛、心肌梗死、猝死等血栓性并发症，增加脑卒中、充血性心力衰竭、高血压、冠心病等发生的风险。2015年9月，FDA在充分评估非阿司匹林类NSAIDs的心血管风险后，要求所有处方类NSAIDs生产厂家需在药品说明书中加入NSAIDs心血管风险方面的信息。

NSAIDs能明显干扰血压使平均动脉压上升，即使对血压正常者也有轻度升压作用。NSAIDs对多数抗高血压药物的药效有部分或完全的拮抗。抗高血压药与NSAIDs伍用，约1%患者发生明显的药物相互作用，对老年患者或肾素活性低的高血压患者危险性更大。NSAIDs可减弱噻嗪类、袢利尿剂、α和β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以及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的抗高血压作用。

NSAIDs可引起多种血液系统损害，包括各种血细胞减少和缺乏，其中以粒细胞减少和再生障碍性贫血较常见，发生率一般不高。几乎所有NSAIDs都可抑制血小板凝集，降低血小板黏附力，使出血时间延长。但除阿司匹林外，其他NSAIDs对血小板的影响是可逆的。存在肝损伤、低凝血酶原血症、维生素缺乏和手术前的患者应慎用阿司匹林等水杨酸类药物，尤其是与抗凝药同时应用时应减少后者的剂量。

多数NSAIDs可导致肝损害，从轻度的转氨酶升高到严重的肝细胞坏死。服用NSAIDs致肝病的危险是未服用NSAIDs者的2.3倍。长期大剂量使用对乙酰氨基酚者可发生严重肝脏损害，尤以肝坏死常见。NSAIDs所致肝损害多为一过性的肝功能异常，但高龄、并存肾功能损害、长期大剂量使用NSAIDs者可增加肝损害的风险。

NSAIDs导致的肾损害表现为水肿、水钠潴留、高血钾和/或低血钠、肾乳头坏死、肾病综合征、急性肾衰等。应用NSAIDs发生急性肾衰的危险性大约是未应用者的3倍。这主要是由于NSAIDs抑制肾脏合成PGs，使肾血流量减少，肾小球滤过率降低而导致肾功能异常。此外，代谢产物沉积引起肾小管梗阻，线粒体破坏、细胞内谷胱甘肽等物质耗竭产生直接毒性，细胞介导免疫损伤均可导致急、慢性肾损伤的发生。

低血容量、肾功能异常或血清电解质异常者围手术期使用NSAIDs可能发生肾功能障碍，而术前肾功能正常的患者不应禁用NSAIDs，虽然他们可能引起术后早期肾功能一过性降低，但对血容量和肾功能正常的患者影响不大。

COX抑制剂对肾脏的影响部位并不一致，COX-1抑制剂的不良反应主要表现在集合管、Henry袢和肾血管床，而COX-2抑制剂主要表现在肾血管床、髓质、间质细胞和致密袢。但两者均可导致不同程度的肾损害。

急性肾衰多发生于用药后几天内，也有发生在使用首剂后几小时。肾毒性反应与药物剂量、疗程及患者病情有关，表现为血清肌酐、尿素氮和血钾升高，尿量减少，但常为非无尿性肾衰。

急性间质性肾炎和肾小球肾炎在妇女和老年人中更易发生。尽管所有NSAIDs都可以引起伴间质性肾炎的肾病综合征，但绝大多数报告出自非诺洛芬，提示分子结构与这一现象产生有关，停用药物后，蛋白尿可在几周至几个月内消失。

肾乳头坏死最为少见，与长期滥用或同时使用两种以上NSAIDs有关，非那西丁因能引起此病，已在各国停用，其他药物偶尔也可导致肾乳头坏死。

所有NSAIDs在高危患者中都可引起水钠潴留，一般发生在用药后1周左右，同时收缩压和舒张压可能有一定升高，停药后血压可恢复正常。

NSAIDs的过敏反应表现为皮疹、荨麻疹、瘙痒、光敏、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多型红斑、血管神经性水肿及休克，发生率约为0.2%。阿司匹林较易产生过敏反应，此反应又以哮喘急性发作常见，多数情况下，过敏反应在用药后2h内发生，且多有既往过敏史，用药后迅速出现呼吸困难、喘息，严重者可致死，称为“阿司匹林哮喘”，发生的原因为其抑制PGs的合成，导致大量AA进入脂氧酶代谢途径，使白三烯（LTs）生成增多，内源性支气管收缩物质居于优势，导致支气管痉挛，诱发哮喘急性发作。

NSAIDs引起神经系统副作用的常见症状有头晕、头痛、耳鸣、耳聋、嗜睡、失眠、感觉异常、麻木等，还可发生视神经炎和球后神经炎。其他不常见的症状有：多动、兴奋、肌阵挛、震颤、共济失调、幻觉等。

随着人们对NSAIDs深入的探索以及新型制剂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NSAIDs发展出了很多不同的制剂，常用的有片剂、胶囊剂、注射剂、乳剂/膏、软膏剂、凝胶剂、溶液剂、贴剂、喷雾剂等。选择合理的制剂剂型可以更好地发挥药物的疗效，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剂型还能调节药物的作用速度：注射剂、喷雾剂起效迅速，可用于急救；缓释剂、透皮贴剂等可延长作用时间，持续有效地发挥药效。

口服NSAIDs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NSAIDs，使用方便，易于获得，且具有良好的疗效，但口服NSAIDs的胃肠道安全性和耐受性问题一直被广泛关注。外用NSAIDs通过改变用药途径，直接用于病变部位皮肤，经皮肤渗透到达病痛组织而发挥镇痛作用，起效快、局部浓度高，在不降低镇痛效果的同时，可显著减少药物用量，提高NSAIDs的用药安全性，因此被广泛用于肌肉骨骼系统疾病所致的急、慢性疼痛的管理。在欧州和日本，外用NSAIDs的比例已达全部NSAIDs用药量的50%～70%；但在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外用NSAIDs的疗效和安全性尚未被充分认识，即使在美国，外用NSAIDs的使用也是近年才开展。我国外用NSAIDs使用量不足全部NSAIDs用量的10%。

外用NSAIDs既可用于局部短期治疗，也可作为口服NSAIDs之前的初始治疗。尽管外用NSAIDs主要在局部起效，不具有口服NSAIDs的全身疗效，不可能成为其替代品，但外用NSAIDs可作为口服NSAIDs的局部增效剂：一方面，可通过减少口服NSAIDs降低胃肠道损伤等不良反应的发生；另一方面，对口服NSAIDs疗效不佳的部位可加用外用NSAIDs以增强局部镇痛效果，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外用NSAIDs的不良反应主要为用药部位红斑、瘙痒、干燥和光敏性等，均较轻微并可自行缓解，但少数严重者也可诱发阿司匹林哮喘。

目前已经上市的外用NSAIDs包括双氯芬酸、酮洛芬、布洛芬、氟比洛芬等，尽管这些外用NSAIDs作用机制相似，但剂型有所不同（如凝胶剂、乳剂/膏、溶液剂、贴剂、喷雾剂等），临床疗效也存在一定差异。不同剂型的外用NSAIDs具有不同的皮肤渗透特性。在穿透皮肤各层时，活性制剂需具备理想的渗透系数，这也是确定经皮给药的最可靠的参数，即外用NSAIDs必须在亲脂性和亲水性之间达成平衡，其皮肤穿透性才会更好。此外，外用NSAIDs的透皮效果还与含水量、是否有助于活性药物的溶解和迁移等因素有关。对于外用NSAIDs凝胶，还可应用超声药物透入疗法，促进其局部渗透和吸收，提高疗效。

除外用NSAIDs外，还可以使用不同的药物载体来改变NSAIDs进入人体的方式和在体内的分布、增加药物的溶解性、有目的地控制药物的释放速度并将药物输送到靶向器官。阿司匹林肠溶片是阿司匹林的肠溶胞衣剂型，通过在阿司匹林外层添加肠溶包衣，使药物在肠道溶解，可以避免药物对胃的刺激。对于需要长期服用NSAIDs的患者，可以选择缓释剂型，这有助于维持血液中药物浓度的稳定，还能减少服药次数和延长服药间隔。还有一些以脂微球作为药物载体的NSAIDs，如氟比洛芬酯注射液，其脂微球直径为0.2μm，以大豆油和卵磷脂作为药物载体，将氟比洛芬酯包裹其中。药物进入体内靶向分布到创伤及肿瘤部位后，从脂微球中释放出氟比洛芬酯，氟比洛芬酯是氟比洛芬的前体物质，在羧基酯酶作用下迅速水解生成氟比洛芬，通过氟比洛芬抑制PGs的合成而发挥镇痛作用。氟比洛芬难溶于水，而经脂化后则具有很强的亲脂性，能够靶向性聚集在炎症部位或肿瘤、损伤病变局部，在正常组织分布极少，在增强药效的同时减轻全身反应；脂微球外膜与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膜成分相似，因此易于跨越细胞膜，药物吸收速度快，起效时间短，药效更强；此外，脂微球能控制包裹药物的释放，因此药效持续时间更长。

为提高现有NSAIDs的安全性，寻求高效低毒的NSAIDs已成为药物学家努力的方向。目前的研究更多地着眼于研发新型安全性更高的NSAIDs，如NO-NSAIDs、H ₂S-NSAIDs、抗胆碱能NSAIDs、环氧化酶/脂氧酶双重性抑制剂、倾向型COX-2抑制剂、氨基酸NSAIDs和糖类NSAIDs、磷脂酰胆碱NSAIDs、抗氧化型NSAIDs等。这些新型药物的出现使NSAIDs的应用前景更加光明，但其长期应用的效果和安全性仍有待进一步积累和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