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抗战歌曲

抗战以来，艺术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文学原也发达，但是没有声音，只是静静地躺在书铺里，待人去访问。演戏原也发达，但是限于时地，只有一时间一地点的人可以享受。至于造型艺术（绘画、雕塑之类），也受着与上述两者相同的限制，未能普遍发展。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我在江西坐船走水路，常夜泊荒村，上岸游览，亲耳所闻），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之于村夫牧童之口。都会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宋代词人柳永所作词，普遍流传于民间，当时有“有井水处，即有柳词”之谚。现在也可以说：“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平易浅明，世人有“老妪能解”之评。现在的抗战歌曲，当然比白居易的诗更为平白，直可称之为“幼童能解”。原来音乐是艺术中最活跃，最动人，最富于“感染力”和“亲和力”的一种。故我们民间音乐发达，即表明我们民族精神昂奋，是最可喜的现象。前线的胜利，原是忠勇将士用热血换来的。但鼓励士气，加强情绪，后方的抗战文艺亦有着一臂的助力，而音乐实为其主力。

古语云：“大行不顾细谨。”在国家存亡危急的今日，对于艺术不宜过于严格地批评。只要不妨碍抗战精神而具有几分价值的，我们都应该容纳或奖励。让它们多多益善地产生。古语云“曲高和寡”。现在却相反，应说“曲好和众”。因为现在对于艺术不求其“高”（高就是深，在绘画是“气韵生动”的杰作，在音乐是“流水高山”之类的名曲。它们自有其高贵的艺术的价值。这种艺术在近代被称为“为艺术的艺术”，或“象牙塔中的艺术”，只宜让少数优越分子互相欣赏，不宜作为民众艺术），但求其“好”。所谓好，就是有耳共赏。凡不含毒质而合乎大众胃口的，都是好曲。现在抗战歌曲虽如雨后春笋，但到后来自然会淘汰，只剩最好的——就是最合大众胃口而不含毒质的——几曲流行于民间。所以不妨让它们多多益善地产生，不应该作严格的批评。现在写这篇，竭力避免严格的批评，但对抗战歌曲略略贡献一点意见。

关于抗战歌曲，可就三方面而谈：第一是歌词，第二是乐曲，第三是乐谱。

现行的抗战歌曲的歌词，就是抗战文学的一部分，固然慷慨雄壮，没有一曲不是怒发冲冠的喑呜叱咤。但我翻了许多抗战歌曲集，觉得有两点惹我注意：第一是略觉“千篇一律”。譬如“起来，起来”“前进，前进”之类，固然是促醒民众的有力的呼号，但用之太多，反觉疲乏。用之不得其当，反失效力。我以前做教师时，曾有这样的经验：上课时儿童注意力不集中，须得用高呼，或在黑板上拍教鞭，以促其注意，使全体静肃听讲，但倘滥用此法，不住地高呼，不住地拍教鞭，到后来会失去效用。那时就非用别种较软的方法，譬如讲一故事，唱一歌曲。我忽然改变上课的态度，倒可以引起儿童注意，使大家一致团结。抗战歌词，我以为也如此。高呼“起来”“前进”“奋斗”“杀敌”的固然少不得，别种和平奋斗的歌词也应该有。但现在前者很多，而后者很缺。故不免千遍一律。这是第一点。第二，我翻阅了许多抗战歌曲集，觉得歌词的意义，大多数只给人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少有动人的艺术味。换言之，大多数像“标语”的连缀，而不像“歌词”。这些歌曲当然也有效用，但其效用与标语相去无几，或可说是“朗吟的标语”。我觉得这种以外，应该再有含有艺术味的——含有诗趣的——歌词。表面看来并不轰轰烈烈，其实感人之力有时反比前者为大。举一做例，即《心头恨》：

种子下地会发芽，

仇恨入心也生根。

不把敌人杀干净，

海水洗不清心头的恨。

严冬腊月喝凉水，

一点一滴记在心。

官不抵抗民抵抗，

受辱的百姓是火炼的心。

打死一个算一个，

打死两个不亏本。

一个挡十十挡百，

要活命的一齐向前进。

（塞克作词，华生作曲。）

这歌词，在现行许多抗战歌词中，是很难得的一首。（在一本歌集中，恐怕难得找出第二首来。）作者用比喻开始，慢慢地说到抗战。表面上似乎“不雄壮”，“太柔弱”，其实你回味一下子看，反比“朗吟的标语”力强！而我所谓“诗趣”，就是指此。作诗有赋、比、兴三体。大概“比”和“兴”比“赋”更富有诗趣，其入人也更深。但“赋”也可以作成好歌词。只要不一味呼号抽象的概念文句，而加以动人的叙述描写（就是诗趣），也是好歌词。这种好歌词现在一定有。但我手头找不出例子，只得举两首古人词来举一反三。例如岳飞的《满江红》，是大家知道的。其词云：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首词倘被译成白话，一定是能使大家动听的。动听的原因就在善于叙述描写，而含有诗趣。还有一首，是一位女子作的，也很可以提出来看。这女子是岳阳守土者徐君宝之妻。徐被寇兵所杀，女被劫至杭州，寇欲犯之，女佯诺，但须奠祭先夫然后从。寇许之。女奠毕，题此词于壁，自刎死。词曰：

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

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

此词虽是一女子的委婉的叙述，但读起来一步紧一步，终于令人悲愤填胸，怒发冲冠。此次日寇的暴行之下，我民族的悲壮行为，类乎此者极多。在文学中一定有了动人的描写，但在歌曲中我没有见过。倘得选出或作出这类的歌词来，谱之以曲，流传民间，其声音一定可以动天地泣鬼神。以上是关于歌词方面的。

第二，关于乐曲方面，话很难说。因为我们中国民众的音乐教养，现在还很浅，对于作曲好坏的辨别力很缺乏。过去十年间，大多数的民众，曾经上过一种小歌剧的当。被那种小歌剧的油腔滑调的旋律所蛊惑，中国民众养成了一种爱好淫乐的习惯。所谓淫乐，即古人所谓郑卫之音，就是亡国之音。“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我国抗战以前，自伐的确太多。贪官污吏、国内纠纷的自伐之外，那些亡国之音也是自伐之一种。试听那些小歌剧的旋律，优柔颓废，萎靡不振，能把世间一切东西软化。壮汉听了会变弱女，老虎听了会变花猫，火烧时唱起来火会熄灭的。过去十年间，这种旋律软化了我们中国的民众，招致了莫大的祸殃！但罪不在于民众，而在于作者和书商。因为民众没有充分的音乐教养，全是未染之素丝，教他们好的歌曲，他们就趋向好。教他们坏的歌曲，他们就趋向坏。而好的歌曲，往往不容易感动民众；反之，坏的歌曲，往往极易普遍流行。这犹之行舟，上溯困难，下流全不费力。所以那些不良小歌剧，流行得特别顺利快速，深入于全国的到处。

最近几年来，渐渐有人注意此事。音乐界的志士，群起而攻。于是在都市里，这种音乐渐渐少有听到。（但在无知的乡村中，还在那里取作小学校的音乐教材。）作曲者努力创作勇猛的歌曲，拿来同它们抵抗。这一反动，非常有力。现行的抗战歌曲中，有不少“进行曲风”的作品，慷慨激昂，气焰冲天，唱起来令人联想到军队的进行及冲锋杀敌。这些歌曲，在现今的抗战时期，确有增强军民抗敌情绪的效用。从前拿破仑的兵能开过阿尔卑斯山，据说全靠音乐帮忙的。现今我们抗敌的胜利，恐怕也有赖于这些歌曲。

如上所说，我们的旋律已由柔靡之音反动而为猛勇之曲，诚然是可喜的事。但我对于作曲界还有两个小意见贡献出来：

第一，勇猛之曲以外，必须再有一种“和平奋斗”的音乐。其旋律须“深沉，伟大，雄壮，威而不猛”，以合于我们的“长期抗战”之旨，以表出我们的“为人道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的精神。因为一味勇猛的歌曲，只宜为短期间冲锋杀敌之助，不合于后方长期抗战的鼓励。况且此次抗战，我们的任务不但是杀敌却暴，以力服人而已。我们还须向全世界宣扬正义，唤起全世界爱好和平、拥护人道的国民的响应，合力铲除世界上残暴的非人道的魔鬼，为世界人类建立永远的和平幸福的基础。所以我们现在不可以“好小勇”，不需要“暴虎冯河”的精神，而需要“深沉，伟大，雄壮，威而不猛”的精神。希望作曲者本此精神，多作好曲，实为抗战前途之大利。这是我的第一个意见。

第二个意见，我以为现在的作曲，宜取“宣叙风”（recitative）。宣叙风者，就是近于朗诵式的乐曲，浅近地譬喻，就像小贩子们叫卖的调子——不是“说”而是“唱”，但唱的个个字眼都听得清楚。再取一个比喻，好比唱大鼓词——不是“说话”而是“唱戏”，但唱的个个字眼都听得清楚。（反之，像京剧就不然，一个字的尾音曲曲折折地拖得很长，倘不曾看过戏考，无从听出所唱的什么话。）何以要用这种“宣叙风”呢？因为，抗战歌曲务求其普遍于民众，务使全国男女老幼，士农工商兵，以及文盲，都听得懂。听得懂，就有兴味，有兴味就肯唱，大家肯唱，就好。这种曲的作法，第一件要事是必须先有歌词而后作曲。作曲者拿歌词来读熟，朗诵几遍，宣叙风的旋律自然会产生。这原是作曲的正规。[西洋歌曲作家，像Schubert（舒柏特）常手拿一册Goethe（歌德）诗集，在室中漫步朗诵。朗诵到后来，乐曲的旋律忽然在脑中出现，立刻奔到桌子前面去写谱。]那么现在我何必多说呢？因为中国人作歌曲，往往不取这正规的办法，而在曲子上配文词。配文词的人倘是理解音乐的，原也未始不可。他可以先把曲子唱熟，然后依乐句而配相当的文句，也能作成很调和美满的歌曲。但倘配文词的人不理解音乐，由别人在曲子下面圈几个圆圈，规定句子的长短，然后请他在圆圈中填入文字，不管文字与上面的旋律是否相合。这样产生的歌曲，唱起来很不自然。有时乐句很昂奋，而文句却是舒缓的；有时乐句很舒缓，而文句却是昂奋的。唱起来岂不滑稽可笑？故抗战歌曲，最好是先作歌词而后谱曲。万一要倒做，作歌的人必须理解乐曲，熟读乐曲。总之，务使音乐与歌词融合一体。即务使乐曲成为宣叙风的音乐，务使歌词成为朗吟式的文句。现行的抗战歌曲中，这种宣叙风的作曲也有，但比较的少。最常听到的例，就是《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句法。从来没有听到这曲的人，一听到就可知道唱的是这么一句话。这便是宣叙风作曲的特点。反之，初次听到时，只觉得高高低低的许多音带了一群辨不清楚的文字而响着，完全听不出文字所表出的意义，便是非宣叙风的作曲，或竟不成为歌曲。以上是关于乐曲方面的。

第三，关于乐谱方面，问题较小。这就是五线谱和简谱的问题。中国人本来不喜看（或不能看）五线谱。自从口琴音乐盛行以来，简谱愈加发达。自从抗战以来，为求普遍化，各种抗战歌集就老实不客气地把五线谱废止，公然地用简谱了。普遍化原是要紧的，但音乐艺术的因陋就简，也是可惜的。书商欲免制锌版，借口“大众化”“普遍化”的名目而排印简谱，不用锌版，书的定价可以较低，读者的负担可以减轻，原也是好事。但我总希望在可能范围内多用五线谱，至少五线谱同简谱并用。因为在这非常时期中因陋就简，深恐将来大家看惯了简谱，从此对于五线谱愈加疏远，中国音乐教育前途将受阻碍。因为简谱只能记载极浅易的乐曲，不能记载较复杂的乐曲。风琴、洋琴（钢琴）弹奏的音乐，简谱就不便记录。但这个问题，并不重要，现在我也不多说了。

（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