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减排政策的选择对能源消费格局与社会福利具有重要影响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在发布的评估报告中已明确指出，气候变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尤为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加剧了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难度。如何使社会各阶层都获得充分的资源与发展机遇，实现减缓气候变化成本的合理分担，是制定减排政策的关键。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乡间、区域间、各社会阶层间的发展不平衡逐渐扩大，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根据世界银行和其他研究人员的计算，中国1980年的基尼系数为0.32，2001年则达到了0.45。中国已经转变为一个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有关经济指标甚至与拉美和非洲国家相当。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社会公正提出了挑战，导致社会冲突增加，并影响到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5]。IPCC在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指出，贫困、不公平、粮食安全、经济全球化、区域冲突等其他方面的压力加剧了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和人群的影响差异较大，一般来说，贫困人口和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尤其是女性和儿童受气候变化影响更大。贫困人口通常享受到的教育和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水平低，基础设施落后，且条件差，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较差，因此，在面临气候变化风险时更为脆弱。一旦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过了社会弱势群体自我恢复的阈值，这些人就可能陷入“低人类发展陷阱”。目前中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十分突出，气候变化使社会弱势群体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在进行气候政策设计时，需要考虑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
减排政策的选择与设计对社会福利影响较大。我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设定了节能减排目标，并通过行政命令手段强力推进，部分地区为完成任务，采取强制性的拉闸限电措施，切断供暖和生活用电，使得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减排行政措施的经济社会成本较高，严重损害了社会福利。欧盟排放交易系统对企业免费发放碳配额，但能源供应企业一方面提高了能源价格转嫁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出售配额获得额外暴利（windfall profit），导致居民生活成本提高，从而引发了社会分配问题。由此可见，强制性的行政减排，以及市场减排机制设计不当，都会使社会弱势群体受到较大影响。当前国内提出的碳税方案仅关注碳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忽视了减排对居民生活与社会分配的影响，也没有从社会福利原则角度设计减排政策，例如，将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个体发展机会纳入减排政策的目标。选择何种减排政策、管制范围如何界定、碳收益如何使用、补偿机制如何设计，都是生活用能减排政策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我国能源研究文献来看，关于工业用能的研究比较充分，而有关生活用能的研究非常匮乏。从发达国家能源发展的历程来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生活用能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相应的，生产用能的比重不断下降，建立合理的管制政策是削减家庭消费碳排放的重要途径。当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在大幅提高，与发达国家相比，人均生活用能消费仍处于较低水平，未来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和发展潜力。因此，未来家庭消费模式的演变将对我国能源需求与碳排放产生重要影响。为了控制能源消费和CO2排放，减排政策设计需要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1] Freeman，C.，Wisheart，M.，“REACHING THE UNREACHED：Cross-sector partnerships，business and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Policy Paper，2014.
[2]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第240页。
[3] 北京市统计局：《北京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第205页。
[4] 北京市统计局：《北京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第205页。
[5] 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