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四库小说纂修问题的发现

中国古代小说若以语体来衡量，可以分为文言和白话两类。从文学文体的角度，文言小说中又大致可为笔记和传奇两类。其中，笔记小说的范围与古典目录小说家类基本一致，故其所指代的小说，即是传统的中国古代小说，这部分小说一直是古代小说之正宗，也是精英知识分子经常提及的“稗官小说”。从“体”的角度来说，这部分小说代表着古代小说的正体，而后世小说家的创作无不体现着一种“尊体”的倾向。直至清末，西方思想以及文学观念不断引入，传统小说的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此后经过梁启超、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学者对于西方文学思想的宣传，原本在古代并不被官方以及多数士大夫认可的白话通俗小说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而白话小说讲求人物、叙事、结构等特点，恰恰与西方文学观念中的小说多有相似之处，故而在当时的文化、政治运动的背景下，白话小说被推到了小说中心，甚至文学中心的地位，并被赋予了启迪民智的历史使命。“叙事”开始成为衡量是否为小说的重要标准。在这种西方文学观念的标尺下，传统的文言小说开始被抛弃，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和话语权，甚至不少学者认为传统文言小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古代小说研究的开山之作，正如其序言所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1]而鲁迅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认识以及所确立的研究范式，影响了之后的小说研究。古代小说研究明显侧重于白话通俗小说，传统文言小说常常受到冷落。这种“重白话轻文言”的研究格局，几乎让白话小说成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代名词，提及古代小说，则无非是《三国》《红楼》《水浒》《西游》。

在这种“重白话轻文言”的小说研究格局下，仍然有一些学者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尊重古代小说发展的史实。如胡怀琛、浦江清、朱一玄等，都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性质，以及传统文言小说有着较为客观的描述。而古代小说研究格局的改观，则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到小说研究中文言小说的缺失，进而开始了文献的整理以及文学角度的研究，如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陈文新《中国笔记小说史》等等，学者们对于传统文言小说的发展演变，以及重要作家、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此时期对于文言小说的重视，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古代小说研究的既有格局，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中西小说观念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小说研究的惯性思维让文言小说的研究进入到一个瓶颈期。事实上，文言小说研究的困境，也正是小说史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文言小说在小说史中的地位，在史实与文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似乎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面对研究的现实，一些学者敏锐地发现，问题的症结似乎仍然来源于研究者所持的小说观念，虽然文言小说逐渐被重视，但相关研究者所持的观念仍然是西方以“叙事”为主的小说观念，这无异于戴着一副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其研究所得结论自然有失客观。对此，刘勇强揭示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出现的“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现象，并提出：“现在的问题是，用正确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是一个比以往更为紧迫的任务……由西方文学理论越俎代庖，僭越中国古代小说诠释的局面现在应该结束了。”[2]谭帆先生也说到：“今人以‘虚构之虚实散文’观念来梳理和限定中国古代小说其实不符合中国小说之实际……20世纪以来中国小说研究的基本格局是‘重白轻文’和‘重传奇轻笔记’，而形成这一格局的根本乃是‘小说’与‘novel’的对接，这一格局对中国小说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现代学术史范畴的‘小说’研究由此形成，同时也影响了现代小说的创作。然而，这一格局也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小说研究和创作与传统中国小说之‘本然’渐行渐远。”[3]虽然两位学者的论述都是针对“重白轻文”的现象以及西方小说观念而言，但他们的担心之中，不乏对古代小说研究前景的忧虑，因为新世纪以来的小说研究的确有着某种困境，而这种研究的困境在近些年体现得尤为明显。

21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似乎很难找到可以填补的学术空白，学术界可以为古代小说研究提供切实可行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视角的论著并不多见。当然，在这种“困境”之中，学者们还是选择艰难前行，旧问题的新研、文献的发掘、小说海外的传播、文本细读等都是这一时期古代小说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与此同时，对古代小说研究进行深刻反思，也成为此时期值得注意的动向。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以刘勇强、谭帆、潘建国等学者为代表的对古代小说研究进行深刻反思的过程中，有不少学者因为自身的学科所限，其反思仍然是立足于文学体系，最终还是回归文学研究，从而导致一些学者在讨论中西小说观念差异的同时，时不时地还是流露出“纯文学”的思维方式。显然，这种反思并不彻底，也不能完全地做到“回归本土”“回归历史的本来面目”，更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古代小说发展的事实。笔者认为，要想客观、准确地揭示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必须尊重史实和文献，回归古代学术体系，以古人普遍的小说观念为衡量标尺。因此，跨越学科的界限对于古代小说研究而言有着积极的意义，将古代小说研究从文学体系中抽离出来，站在历史和文献学的角度，合理运用其研究方式、方法来勾勒古代小说发展演变的过程，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小说研究领域从来不缺乏文献和历史的研究，但研究者基本都将文献考辨和历史思维作为一种工具，其目的还是为文学研究服务，具有强烈的文学思维，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旁观者”视角。而站在历史和文献的“旁观者”角度来考查小说史，其所具有的客观与冷静是原本文学研究所不具备的。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4]。

作为一种非文学视角的古代小说研究，《四库全书》小说家类是颇具典型意义的案例，四库小说既是对古代小说发展的总结，有着较为系统的观念和分类，又存在于《四库全书》所代表的传统学术体系之中。而以往的四库小说研究，多采取文学研究的视角、方法，主要集中在《四库全书总目》，尤其是观念、分类、作品以及传播等问题上，对于四库小说家类的纂修过程却甚少涉及。事实上，四库小说的纂修，既是史学范畴中的史实问题，同时在长达二十余年纂修过程的背后，纂修官们不断地修订，即四库小说家类的编纂史，也侧面反映了古代小说的发展史，以及清代学者对古代小说性质、观念、地位等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之于小说研究，不但可以弥补四库小说研究的缺失，同时还能还原一段真实的小说史。

二、前人研究述评与相关问题的思考

《四库全书》小说家类的纂修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四库小说观念和著录体例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界研究尚显薄弱。以往对于《四库全书》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文学界侧重于文体观念的分析，而史学界多是对四库纂修过程进行宏观地把握。虽然目前对该问题的直接研究成果较少，但文史学界的相关性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文学研究来看，大致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而前一个阶段又可分为清代和民国两个时期：首先，在《四库全书》和《总目》成书之后，清人笔记中多有谈及《四库全书》的纂修，如法式善《陶庐杂录》、江藩《炳烛斋杂著》、陈康祺《郎潜纪闻》等，均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其次，民国时期在论文方面对纂修多有涉及。如费自圻《四库全书的编纂及其内容》、伯昭《清高宗对于四库纂修之督课》、容媛《〈四库全书〉纂修考》、南湖《〈四库全书〉之纂修及庋藏》等。上述研究成果，虽然不是直接涉及四库小说的纂修问题，但却是从整体上对《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的疏漏进行订补，均不乏参考价值。

后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四库学”的兴起，四库小说也开始更多地为小说研究界所关注，此时期除了少数如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吴哲夫《〈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图书著录之评议》（《故宫学术季刊》1995年第1期）从宏观角度对四库小说家类著录观念、分类、不足等方面进行研究以外，大多数研究者则是选择从具体问题入手，这类研究分为三类：一是著录观念和思想研究。论文有程国赋、蔡亚平《论〈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著录标准及著录特点》（《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2期），吴承学、何诗海《论〈四库全书总目〉的文体学思想》（《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关四平《〈四库全书总目〉对唐代小说的著录与研究》（《学术交流》2021年第11期），苗怀明《浅论〈四库全书总目〉视野中的古代通俗文学》（《长江学术》2015年第2期）等。二是对著录作品的研究。论文有李昭鸿《〈四库全书〉之异文现象——以文渊阁、文津阁本〈古今说海〉“说选部”为讨论范畴》、张国风《文渊阁四库本〈太平广记〉底本考索》（《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吴晗《〈四库全书总目〉之〈开元天宝遗事〉提要辨证》（《中国典籍与文化》2020年第2期）等。三是以传播为视角，主要对四库小说的禁毁进行研究。单篇论文有王颖《乾隆时期小说禁毁的特点》（《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赵维国《论乾隆之际小说禁毁的文化管理政策》（《中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任芯颖《小说禁毁的“涟漪效应”及其在流通史上的意义》（《明清小说研究》2021年第1期）、赵振祥《从〈四库全书〉小说著录情况看乾嘉史学对清代小说目录学的影响》（《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1期）等。此外，还有一些论文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对《四库全书》以及《总目》小说进行研究分析，如赵涛《〈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思想探源》（《河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罗立群《古代武侠小说对“剑术”的表现及其文化意蕴》（《南开学报》2006年第6期）等。

学位论文有任芯颖《纂修〈四库全书〉期间小说禁毁现象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5级硕士论文）、周广玲《纂修〈四库全书〉对〈阅微草堂笔记〉创作的影响》（南京师范大学2008级硕士论文）、杨润东《〈四库全书总目〉“说部”研究》（山东大学2021级硕士论文）、吴文庆《〈四库全书总目〉明小说家类提要研究》（西南大学2020级博士论文）等。以上硕博论文都直接关注到了四库小说家类的纂修问题，虽然只是涉及其中的一个方面，但足以说明四库小说研究的深化。

四库小说研究虽然备受关注，但文学界的研究仍然表现出紧守学科界限的特点，更多的是从具体的四库提要、作品、序文出发来分析著录的观念、思想，对于纂修史实方面较少涉及。

从史学研究来看，关于《四库全书》的纂修问题，一直是“四库学”研究的重点，多为清史研究者所关注。他们或是从整体上研究《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或是对相关文献进行考辨，史学界整体上更侧重于《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史实的研究，对内容、分类、观念等文学问题较少涉及。专著方面有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吴哲夫《〈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90年）、江庆柏《〈四库全书荟要〉研究》（凤凰出版社，2018年）、夏长朴《四库全书总目发微》（中华书局，2020年）、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宁侠《四库禁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等。论文有金梁《四库全书纂修考跋》（《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9号）、陈垣《〈四库全书〉编纂始末》、刘浦江《〈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再探——兼谈〈四库全书总目〉的早期编纂史》（《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3期）、王菡《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崔富章《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残卷之文献价值》（《文献》2005年第1期）、夏长朴《〈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初探——编纂时间与文献价值》（《汉学研究》2012年第2期）、《重论天津图书馆藏纪昀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的编纂时间》（《湖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琚小飞《四库全书早期编纂史事新探——基于〈四库全书馆校档残本〉的研究》（《文献》2022年第3期）等。史学界的研究着重在史实的发覆，有些学者选择从具体作品入手，进行以小见大的研究，但多选择更具典型意义的经、史两部文献作为切入点，“小说家类”并不为研究者所重视。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四库部类”和“四库断代专项”纂修的研究，刘玉珺《四库唐人文集研究》则是国内较早的“四库断代专项”研究，以四库唐人文集的编纂为基础，进而对唐人文集从唐至清的发展演变进行梳理，颇具新意。此类研究还有北京大学陈恒舒的博士论文《四库全书清人别集纂修研究》，在借鉴前者研究思路的同时，更加注重于纂修过程的探讨。论文方面有宁夏江《〈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术数类著目纂修疏略及原因分析》（《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3年第11期）、许超杰《〈四库全书〉提要文本系统例说》（《文献》2020年第6期）。此外，学者们也将研究的视野扩大到《四库全书》纂修的相关文献上，如琚小飞《〈四库全书考证〉的编纂、抄写及刊印》（《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1期）、江庆柏《陆费墀〈四库全书荟要〉纂修》（《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琚小飞《〈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版本考》（《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3期）等。

除了研究论著外，四库学相关文献的刊布，也为研究提供了基础。如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北京出版社，2011年）、罗琳主编《四库全书底本丛书》（文物出版社，2019年）、纪昀等纂《四库全书总目稿抄本丛刊》（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1年）等。

无论是在文学界还是史学界，相关研究成果都颇为丰富，但仍然存在继续开拓的空间。从整体上来看，一方面“四库学”大有被“四库总目学”取代之趋势，忽略了《四库全书》纂修之相关问题。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有时候容易“偏于一隅”或“浮于表面”。文学和史学的研究方法各有长短，单独从一个学科进行研究难免会固守于一隅，甚至产生重复劳动的现象，如果能将文、史研究方法相互结合，不仅能够扩宽研究视野，而且能丰富研究的层次。对于《四库全书》小说家类纂修研究而言，现有的研究成果在方法和思路上给我们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例以及丰富的史料，但仍然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文学方面，四库小说的研究基本局限在《总目》之中，而且往往集中在观念、体制、传播等外在问题上。事实上，我们只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诸如四库小说家类纂修的相关史实、小说观念和著录体例的形成过程、不同版本的内容和提要之间的差异等，类似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史学方面，现有研究成果大多是对《四库全书》纂修过程的宏观梳理，以及《总目》相关基本文献的考辨，重在史实的钩沉。即便是个案研究，也以经、史文献为主，“小说家类”并未获得足够的关注。针对目前的研究状况，打破学科的固有界限，将文学、史学、文献等相关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势在必行，跨学科研究不仅能够拓宽小说研究的视野，还能达到“他山之石”的效果，从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来观照古代小说的发展演变。

综上所述，文学界和史学界对于《四库全书》小说家类的纂修研究尚显薄弱，故而本书试图以《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为线索，对编纂过程中的采进、编校、禁毁等基本问题进行考索，并梳理《总目》小说观念和分类的生成史。

三、研究方法与路径

关于《四库全书》小说家类纂修的研究思路，笔者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全面地掌握现有的《四库全书》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成果，避免重复劳动。其次，对现存《总目》稿本和四库小说底本进行全面的搜访工作，并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写成经眼录。再次，充分利用现已出版和国内外藏书机构公开的数据库、影像资料库，拓宽资料搜寻的视野，特别是在四库馆供职人员的文集、书札、笔记等文献中尽可能地搜集相关资料。最后，在对文献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小说家类的纂修背景、编校过程、观念生成等方面切入，全面呈现其纂修史实，进而分析四库小说观念产生的原因，以便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和思考清代小说观念以及中国小说史之相关问题。

本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将《四库全书》小说家类的纂修作为研究对象，以小说家类的纂修过程作为线索，深入探讨四库小说家类文献的采进、筛选、编校、删改、禁毁等一系列问题。二是尽可能清晰地呈现《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长达二十余年的修订过程，亦即小说观念和分类的生成史。对现存《总目》稿本、诸阁本书前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提要以及其他版本提要和相关史料进行全方面地研究，揭示《总目》修订和提要差异背后真实的原因。通过对四库小说家类纂修的深入研究，以其作为视角，来观照四库纂修的史实，为“四库学”的研究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视角。与此同时，进一步认识清代小说观念，为中国小说史和小说理论史的研究提供坚实的历史文献基础。在研究思路上，本书既从“四库学”出发，揭橥小说家类纂修之相关史实，又从文学的视角来分析四库小说思想观念的演变过程，从中窥探中国古代小说的本质特征。为中国古代小说的跨学科研究提供切实可行的发放和思路。本书研究之目标，是全面而清晰地呈现《四库全书》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纂修过程，勾勒四库小说观念和著录体例的形成轨迹，正确揭示中国文言小说的基本面貌与清代文言小说的观念认识，对“四库学”和小说史研究方面的不足之处做一次有益的补充。并对四库小说家类的纂修史料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以及比较研究。

基于上述研究思路和目标，以及研究内容之自身特点，本书将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式，打破文学、文献学、史学三个学科之间的原有界限，将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作为选择研究方法、视角、思维的方向。以史料文献为基础，在对《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纂修过程的史实进行梳理研究的同时，将《总目》小说家类的思想观念和著录体例的生成作为考察重点，并从文学的角度反观《四库全书》的纂修。在研究方法上，针对此前学界研究所存在的不足，即小说研究较少涉及纂修，而四库研究对小说多有忽略。注重对相关文献的考辨，全面系统收集《四库全书》和《总目》小说家类纂修的相关史料，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考订辩证，力图做到言之有据，不坠空谈。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将纂修史实的呈现和思想观念的分析相结合，拓展了“四库学”和小说的研究视野，为跨学科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对四库小说家类纂修史料进行一次全面的搜集和整理。特别是在访书经眼的基础上，对四库小说底本的版本情况进行详细的著录和研究。

根据四库小说家类在多个学科的研究现状，能够看到四库小说家类纂修的相关史料尚有待全面搜集，而与纂修相关问题若干基本问题也急需进行深入探讨。结合学界研究现状和研究内容的特点，本书将采用以问题为导向，对具体问题采取专论的形式。前两章对《四库全书》小说的采进与禁毁、删改与编校进行分析，通过文献的研究与比勘，揭示四库纂修官对底本的选择、具体修订及其背后的原因，并结合其他史料分析影响纂修官选择小说的因素。在四库小说禁毁方面，由于学界研究成果丰富，虽然涉及小说不多，但基本问题与其他部类文献差异不大。所以这一部分主要是针对笔者发现的新材料进行个案研究，由此来了解小说的禁毁。三至十一章是对现存稿、抄、刻本《总目》小说家类相关文献以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小说提要的考辨和研究。在《总目》长达二十余年的修订历史中，四库小说观念和著录体例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本部分内容将研究揭示这一形成过程和原因，同时通过小说家类的个案来进一步认识《四库全书》的纂修。附录一《四库小说底本知见书录》是对海内外现存四库小说底本、进呈本的搜集，并进行版本的著录与研究。其中包括一些稀见小说底本以及新发现的四库小说提要分纂稿。附录二是一篇旧作，此文从文献出发，尝试去解决“笔记小说”的概念问题，因笔者认为笔记小说和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是同一种文体，只是称呼不同而已，所以该文章对笔记小说概念的考索，也是对古代小说观念的思考，同时是本书研究任务之一，因为都是关于小说观念的讨论，故将旧作附于此，两篇文章殊途同归，这是一种继承与批判共存的思考。附录三是从中国古代小说的史实与文献出发，对其文体属性和特征进行的思考，同时也是对本书研究内容的呼应。传统古代小说（子部小说）既然不是今之文学作品，那么今之文学研究方法自然不能完全适合于古代小说研究，而从史学和文献学角度来考查古代小说或许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事实上，今人基本将笔记小说等同于古代子部小说家类著录的那些作品，也就是古人眼中的小说，并将其与传奇、话本、章回并立，视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四种文体，“笔记小说”概念的提出，为文学文体角度的古代小说研究提供了方便，较好地做到了古与今的结合。虽然“笔记小说”概念的本身仍然存在诸多模糊之处，但此是由古代小说自身特点所决定的，而这一文体概念自清末民国初年提出后，至今一直为图书馆古籍著录和文史学研究所接受，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故学术研究也不可因噎废食。从史实和文献出发，去总结古代小说观念的发展变迁，一直是笔者努力的方向之一。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相关资料众多，且大都是感发式的片言只语，这些材料是否代表了作者的真实想法？是否可靠？又代表了多大范围群体的看法？从群体的角度，作者代表的是士大夫精英知识分子、底层知识分子，还是粗通文墨的乡绅？普通民众对于小说有何看法？这些问题在研究古代小说观念时都需要考虑，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往往挂一漏万，难得周全。但笔者认为，通过一系列对不同时代、不同群体小说观念的研究，会让我们更接近事实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