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四库小说的禁毁

在“四库学”的研究中，《四库全书》的禁毁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对此，清人在笔记、书话中早已有所论及，清末民初姚觐元又编撰了《清代禁毁书目》，为四库禁毁研究提供了线索。民国以来，学者们在研究《四库全书》的纂修时也会涉及禁毁一事，如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吴哲夫《〈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等。随着四库禁毁研究的深入，出现了相关研究专著，如吴哲夫《清代禁毁书目研究》、宁侠《四库禁书研究》等。在四库小说禁毁方面，如李梦生《禁毁小说夜谭》，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安平秋、章培恒主编《中国禁书大观》等均有提及，但明显不够系统，缺乏从四库著录小说的本身来进行论述。关于四库小说禁毁的史料并不多见，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十一日《礼部尚书纪昀奏沥陈愧悔并恳恩准重校赔缮文源阁明神宗后诸书折》中说到：

本月初八日文报到京，臣敬接廷寄谕旨，跪读之下，惶骇战惧，莫知所为。谨遵旨与臣彭元瑞将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底本内所引李清、钱谦益诸说，详检删削。臣纪昀现在趱办赔写外，伏念臣一介庸愚，叨蒙简擢，俾司四库总纂主事，受恩稠叠，迥异同侪，理应办理精详，方为不辜任使。乃知识短浅，查核不周，致有李清《诸史异同录》一事，虽幸蒙恩宥，已自觉日夜疚心。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复有失于删除之处，更蒙我皇上格外矜全，不即治罪。闻命之下，感愧交并。在皇上圣度包容，固共仰天地仁爱之心，圣人宽大之政。在臣则受任至久，受恩至深，乃错谬相仍，愆尤丛积，实上无以对圣主，下无以对天下之人。若再不殚竭血诚，力图晚盖，是臣竟顽同草木，无复人心。

伏查四库全书，虽卷帙浩博，其最防违碍者多在明季、国初之书。此诸书中经部违碍较少，惟史部、集部及子部之小说、杂记，易藏违碍。以总目计之，不过全书十分之一二。当初办之时，或与他书参杂阅看，不能专意研寻；或因誊录急待领写，不能从容磨勘，一经送武英殿缮写之后，即散在众手，各趱功课，臣无从再行核校。据今李清、阎若璩二书推之，恐其中似此者尚或不免。现在虽奉旨派员详校，但诸书杂阅不能专力于明季、国初，又兼校讹字、脱文、偏旁、行款及标记译语，亦不能专力于违碍。至交臣核定，臣惟查所签之是非，其所未签更不能遍阅，恐终不免尚有遗漏。臣中夜思维，臣虽年过六旬，而精力尚堪校阅，且诸书曾经承办，门径稍熟，于违碍易于查检。不揣冒昧，仰恳皇上天恩，予臣以悔罪自赎之路，准将文源阁明神宗以后之书，自国朝列圣御纂、皇上钦定及官刊、官修诸编外，一概责臣重校。凡有违碍即行修改，仍知会文渊、文津二阁详校官画一办理，臣俱一一赔写抽换，务期完善无疵。臣断不敢少有回护，致他日再蒙圣鉴指出，自取重诛。

惟臣现办核签之事，计全书六千余函，限两月告竣，每日须核签一百余函，方能蒇事，实无余力复勘他书。且一日之中，详校官一百二十五人收发往来，商酌应答，亦不能静心细阅。如蒙圣慈，准于两月限满、各官销签完竣之后，容臣展限至皇上回銮以前，独自常川在园，将明季、国初史部、子部、集部应勘之书，再行尽力勘办，庶违碍可以全除，秘籍益臻精善，臣亦得藉赎前愆，稍酬高厚。[9]

纪昀在叙述禁毁事实之外，还总结了禁书的特点，认为经部文献中违碍较少，史部、集部，尤其是子部小说、杂记中违碍内容出现的频率较高。纪氏的总结大致符合实际情况，而小说杂记因为常常充当“史之余”的角色，不免在记录见闻时涉及清王朝的历史，因此不少小说被禁毁，甚至为作者招来杀身之祸。华亭举人蔡显《闲渔闲闲录》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此书据作者自序所说是录所见所闻之作，但因其中涉及了清兵南下的所作所为而被他人告发，最终被斩首示众，其所著书一并销毁。

在《四库全书》的纂修过程中，到底禁毁了多少种小说，向来没有学者做过专门的统计，《四库禁毁书丛刊》及《补编》共收录了四库禁毁小说17种，笔者又根据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补遗）、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清代文字狱档》、《清代禁毁书目题注》、《清代各省禁书汇考》等史料共辑得73种，笔者相信实际的禁毁数量要比这一数据更多[10]。从整体上来看，四库禁毁小说可分为两类：一为文言笔记类，共63种。具体为：蔡显《闲渔闲闲录》、李清《三垣笔记》、黄汝良《冰署笔谈》、张怡《玉光剑气集》《謏闻续笔》、朱长祚《玉镜新谭》、陈汝锜《甘露园短书》、刘万春《守官漫录》、茅元仪《戍楼闲话》《青油史漫》《六月谈》《澄水帛》《福堂寺贝余》《掌记》《暇老斋笔记》、罗万程《青琐遗编》《典故纪闻》、刘若愚《酌中志》《酌中志余》《酌中志略》、沈寿世《破梦闲谈》《雪堂随笔》《野老漫录》、沈德符《野获编》、郑仲夔《玉麈新谈》（四种）、钮绣《觚剩》《觚剩续编》、屈大均《广东新语》《遗事琐谈》、袁萃《弹园杂志》、黄瑜《双槐岁钞》、陶珽《续说郛》、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闻雁斋随笔》、贾新铭《闻见录》、焦竑《玉堂丛语》、吴甡《忆记》、陈继儒《见闻录》、谢肇淛《五杂组》、吴震方《说铃》、陈继儒《解人颐》、李默《孤树裒谈》、张潮《虞初新志》、贺钦《医闾漫记》、宋僧晓莹《罗湖野录》、赵吉士《寄园寄所寄》、顾起元《客座赘语》、杨循吉《听雨纪谈》《蓬窗别录》、蓬蒿子《定鼎奇闻》、伍袁萃《林居漫录》、张燧《千百年眼》、谈迁《枣林杂俎》、陈禹谟《说储》、陈全之《篷窗日录》、冯可宾《广百川学海》、周晖《金陵琐事》《琐事剩录》、储茂卿《今古钩元》等。另外为长篇白话类，共计10种，具体有：无名氏《英烈传小说》《缴闯小说》《说岳全传》、江左樵子《樵史演义》《精忠传》《水浒传》、无名氏《退虏公案》、陈鼎《留溪外传》、吴门啸客《镇海春秋》《归莲梦》。长篇白话小说本身就不符合传统的小说观念，这部分小说实际上是排除在小说家类之外的，之所以被禁毁，则是由于四库禁书的范围不断扩大而被波及。文言笔记部分，依照《总目》分为杂事、异闻、琐语三类，从禁毁书目来看，杂事和琐语成为了禁毁的重灾区，其原因与这类小说记录见闻的性质有直接的关系。而被当今大多数研究者视为文言小说正宗的异闻类，也就是通称的“志怪小说”却没有遭遇大面积的禁毁，原因自然得益于其记述奇闻异事、荒诞不经的内容。

以往学界在了解四库禁毁时，通常是参考姚觐元、雷梦水、孙殿起等编的禁毁书目，其次是一些档案资料，但这些禁毁资料所反映的史实是相当有限的。此前研究多关注于清高宗的禁书谕旨，以及大臣们上奏的禁书情况。而在实际禁书过程中，具体负责禁毁书籍的或许是一些基层的衙门和官员，各省、府、州县以及基层官员是如何开展禁书活动的，查缴禁书时又是否存在明确的目标，这些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究。

四库禁书大致开始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寄谕各督抚查办违碍书籍即行具奏》：

至各省已经进到之书，现交四库全书处检查，如有关碍者，即行撤出销毁。其各省缴到之书，督抚等或见其书有忌讳，撤留不解，亦未可知，或有竟未交一关碍之书，则恐其仍系匿而不献。着传谕该督抚等，于已缴藏书之家，再令诚妥之员，前去明白传谕，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与收藏之人，并无干碍。朕凡事开诚布公，既经明白宣谕，岂肯复事吹求。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但各督抚必须选派妥员，善为经理，毋得照常通行交地方官，办理不善，致不肖吏役藉端滋扰。将此一并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11]

从这则档案中，我们能了解到四库采进与禁毁是同时进行的，而清高宗要求各省督抚在采进之时，就要详加核对，查阅有无违碍情况，然后再将违碍书目上奏。而已经采进之书，纂修官们也要在编校时仔细查看，纂修官翁方纲就在校阅时发现诸多违碍文字。这些违碍之书，最终汇总编成禁书书目，下发给各省，以便有针对性地展开查禁违碍活动，提高工作的效率。笔者近年来通过访书，发现几种稀见四库“禁毁书目”，此类书目实际上是当时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刊刻下发的禁毁书单，目的是便于那些基层负责人查禁违碍之书。这些书目部分被姚觐元整理刊刻出来，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全毁书目和抽毁书目，但姚氏刻本内容并不完整。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分史料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也未见有专门的研究成果。但此类刻本书目作为官方下发的查毁禁书文件，真实记录了四库禁书过程中直接负责此项工作的基层政府以及官员是如何开展禁书活动的，对于我们了解四库禁书的史实颇有助益，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兹将笔者所见国家图书馆藏诸种刻本禁毁书目版本内容情况介绍如下：

（一）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禁毁书目》，善本书号：16860。

此书一册，不分卷。清乾隆刻本。半叶八行，行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该书有残缺，内容不全。钤有“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朱文方印，知此书为郑振铎旧藏。首页题“历次钦奉谕旨禁毁书目 已见军机处所发书目者，不重列”。从所存内容来看，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历次钦奉谕旨禁毁书目，另一部分是摘毁书目。今通行的四库禁毁书目很少提及“摘毁书目”，而这种禁毁方式类似于“抽毁书目”，是将一部书部分内容销毁。

（二）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翰林院刊本《全毁书目》不分卷，一册。善本书号：18454。

此书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版心上镌“全毁书目”或“抽毁书目”，书前有乾隆四十五年至四十七年（1780—1782）谕旨数道。书后倒数第二叶刻有“乾隆四十七年五月 日刊发”，末叶刻“四库馆提调办事翰林官五泰、瑞保、德昌、百龄、汪如藻、运昌翰林院藏板”，此书实际分为“全毁”和“抽毁”两个部分，“抽毁”书目附有提要。南京图书馆亦藏有此刻本，钤有“钱塘丁氏藏书”白文方印。

（三）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间刻本《抽毁书目》不分卷，一册。善本书号：16854。

此书半叶八行，行十六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该书内容分为“抽毁书目”和“全毁书目”，“抽毁书目”附提要。钤有“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朱文方印、“长乐郑氏藏书之印”朱文长方印。封页有姚觐元跋云：“此江阴缪编修小山寄赠，与浙江官刊本校之，盖军机处奏毁书目，特浙本全毁在前，抽毁在后，为小异耳。觐元记。”[12]

（四）国家图书馆藏清浙江书局刻《禁书总目》不分卷，两册。

此书半叶八行，行字不等，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版心上题“禁书总目”，书前有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谕旨，次《四库馆查办违碍书籍条款》。卷首题“浙江省书局为刊颁事，今将本省历次奏缴违碍各书，并外省咨查各书名目，遵照四库馆核议条款，详悉校勘，分别全毁、摘毁，甄别各条开载于后”[13]。该书内容分为全毁书目、应毁钱谦益著作各书、应毁吕留良编著各书、应毁王锡侯悖妄各书、应毁徐述夔悖妄各书、应毁专案查办悖妄各书、应毁尹嘉铨编纂各书、石刻七种，所有流传拓本应行缴销，具竖碑摩崖之处，应查明磨毁、应须抽禁不必全毁各书、奉旨酌改、无庸销毁及应行类推酌改字句各书、续准外省移咨各种书目。

（五）国家图书馆藏清浙江刻本《禁书总目》不分卷，一册。善本书号：16853。

半叶八行，行字不等，无格，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版心上题“禁书总目”。书前官文云：“四库馆颁发各省进到遗书内查出干碍全毁、抽毁各书，并军机处颁行各省查办违碍书目，及浙省历次奏解前册未载各书名目，再行汇刻印刷成本，发交各府州县及各儒学教职委员传齐绅士、地保、坊铺书贾人等，广为散给，遍布通行，使遐陬僻壤，咸得周知，凡有存留书目开载各书，即日呈出，该州县学委员，即日备文解交省局，以凭委员解京销毁，各该绅矜士庶，务各详细检查旧箧行笥，断编零帙，尽数呈缴，不使稍有遗匿，致干罪谴，其各凛遵毋违。”[14]该书内容主要为四库馆奏准全毁书目、四库馆奏准抽毁书目附提要、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军机处奏准抽毁书目附提要、应毁钱谦益著作书目、应毁吕留良编著各书、应毁王锡侯悖妄各书、应毁徐述夔悖妄各书、应毁专案查办悖妄各书、应毁尹嘉铨编纂各书、石刻七种，流传拓本应行缴销，具竖碑摩崖之处，应查明磨毁、山西省续查出石刻诗文、浙江省查办奏缴应毁书目、外省移咨应毁各种书目、世祖章皇帝谕宏觉师数条应行收缴。钤有“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朱文方印、“慈溪耕余楼藏”朱文长方。

（六）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刻本《纂辑禁书目录》不分卷，一册。善本书号：01808。

半叶八行，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版心上题“纂辑禁毁书目录”，书前有上谕。此书大致载录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四十六年（1781）四库所禁之书的目录合集。

这类禁毁书目在南京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等藏书机构均有收藏。此外，2019年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曾拍出一部清乾隆刻本《历次禁毁书目》，2020年北京中国书店第88期大众收藏书刊资料文物拍卖会拍出清乾隆刊《禁毁书目》三种，2023年上海博古斋春季艺术品拍卖会拍出旧抄本《禁书汇目》一册，蓝格素笺。内容包括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四种，钤有“上海县印”满汉文官印、“林简侯印”“陆足达印”等。笔者因为长期从事《四库全书》研究，近年来颇注意收集禁毁书目古籍文献，收藏有两种清乾隆刻本禁毁书目，其中一种较为稀见，且书中序跋内容涉及基层禁毁工作实际，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故将该书版本情况介绍如下：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浙江平湖县知县刘雁题刻本《奏毁违碍书目、奏毁违碍书续目》一册，不分卷。书高26厘米，宽16.5厘米。板框高21.2厘米，宽15厘米。半叶十一行，行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书前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四十三年（1778）上谕，版心上题“上谕”。正文卷端题“奏毁违碍书目”，版心亦题此名。卷末有跋云：

右应毁诸书有四库馆行知者，有浙省奏缴者，有直省咨查者，历奉藩宪刊目颁行，凡荐绅之家，应无藏弁矣。惟是村僻乡氓，故家旧族，往往先世亦有遗书，而后嗣式微，罔知识别，则蠹裒残编，未必查搜净尽。今缴书之限，钦定二年，计至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四日，浙省限满，倘逾限发觉，便干罪谴，自非家喻户晓，保无疏略，因循雁题职添民牧，与有责焉。谨将上谕四条备录简端，而以历次查毁书目汇镌成册，于编查保甲之时，分册传谕，俾塾师、馆童人人共喻，因亲而亲，因友而友，各照册检缴，庶应毁之书，不致再有遗漏。至奉旨谕禁之钱谦益、金堡、屈大均等，以及逆犯吕留良、王锡侯、徐述夔，尤只字单词，在所必废。而自国初以溯明季版行文字，率多谦益序跋，今汲古阁旧刊十七史所载钱谦益序文，已奉饬删毁，其余序跋自应一体查删。凡总集内遇有谦益诸人诗文，皆不可不检点摘毁，以免后累。若书目之外别有违碍者，更无论稗官别集，总宜及今搜缴，知书明理之士，幸毋自贻伊戚，而兼贻守土者之咎也。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既望平湖县知县光山刘雁题跋。[15]

《续目》后亦有跋文云：

刊前目后一岁以来，陆续奉符查毁，又积二百三十余种，□藏书之家，不及周□，仍汇而梓之，幸各留心检缴，转瞬限满，慎毋自误也。乾隆四十五年季春下澣刘雁题再识。[16]

关于刊刻禁毁书目之事，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二月初十日《军机大臣福隆安等奏请将阅过全毁抽毁各书摘开书目刊行片》云：

查违碍各书，由外省陆续解进及由四库馆于各处送到遗书内签出者，节经臣等遵旨详细阅看，将必应销毁之本分次开单，连原书进呈销毁。其应行抽毁及毋庸销毁之本，亦经分别查办进呈。所有各省解送四库馆遗书内，其应行全毁及抽毁之本，业经大学士英廉于本年三月内奏明，派令各纂修等覆加检核，逐一开缮清单，行知各该督抚，令其遵照严查，分别办理在案。至外省查办违碍书籍，俱系解交军机处转交总纂纪昀、陆锡熊等协同各纂修逐细检阅，分别呈进。现在阅进之书，大约重本居多，续获者渐少，似于查办违碍各书已可得十之八九。今将届限满之期，恐各该处尚未遍知，不能画一办理，自应将此项书目通行宣布，传示周知，俾各一体凛遵，庶于查办益加严密。

臣等查各省解毁书籍内，有沿途经雨水沾湿成块难于翻阅者，业经奏明将原捆缴进销毁无凭开列书名外；其阅过奏定之全毁、抽毁各本，实在共七百八十九种，应请摘开书目，各注明撰人姓名，汇刊成册，通行各该省，令其遍加晓谕，庶乡曲愚民不致冒昧收藏，自干法禁，而按目查考，搜缴更当净尽，无复稍有遗留矣。谨另缮清单一并进呈，俟发下即交与武英殿刊刻颁发。嗣后如有应毁新本，再行随时增刊续入。

合并声明。谨奏。[17]

结合此条档案史料和现存诸种刻本禁毁书目，我们对四库禁书活动以及禁书书目的刊行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开列禁书书单的部门包括军机处和四库馆。禁书形式包括全毁、抽毁以及摘毁三种。抽毁和摘毁书目常附有提要。

二、中央和地方上对于禁书查缴工作都有一定限期，并以此来考查下级工作的效率。

三、四库禁书主要有各省进呈之时的自查自缴，已呈进之书由纂修官检阅。各纂修官将违碍之书上报汇总，形成总目，并刊刻成书，下发给各部门以及各省，各省再下发给府、县，府、县则会根据上级的要求负责具体的查缴工作。基层官府会将禁书总目付梓，散发给社会上有可能存在违碍之书的家族、商铺以及个人。

四、“禁书总目”书前往往都附有上谕，其刊行机构有武英殿、各部门、各省、府、县，下级府、县的刊印数量较多，下发给治所的乡绅士贾、旧家大族，其涉及范围之大，几乎包括了社会上的各个阶层，以便自查。在刊行上，禁书总目一般采用汇刻的形式，即将上谕、各省、各部门等颁行的禁书总目，以及本地历次查缴书目汇辑刊行，而随着禁毁活动的不断深入，禁书逐渐增多，之前刊刻的禁毁书目还有可能会增补续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