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体制比较的出发点：人与人性

在不同体制间进行比较，常常会遇到一个困惑，即，考察一个体制时，何以判断什么可以比较，什么不可以比较，什么样的比较是科学的，什么东西拿来比较不可取？尤其在研究目的具有明显应用导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譬如，人人都承认新加坡在防止腐败方面做得好，经验之一是实行“高薪养廉”制度。认同者强调其反映普遍规律，不认同者则认为只适合新加坡特殊国情。人人都认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是一个奇迹，肯定者认为它体现了东方政治文化的优越，否定者则认为它仍然是一个过渡形式，早晚还是不得不倒向西方民主。又譬如，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是人人都看到的现实。但论及失败的原因，一些人认为是由于它误读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设计，另一些人则认为，计划经济理论上没有错，只是在对手段、步骤、进度的掌握上出了问题。可见，在同样的事实面前，由于意识形态取舍标准不一，人们的观点也是可以南辕北辙、莫衷一是的。

在取舍标准不明确的情况下，如果再加进个人的好恶，更会给研究增加混乱。诚然，防止个人好恶给研究带来影响，学者自身保持清醒、理性的态度非常重要。有许多研究者的小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英国政治学家布赖斯，在进行比较研究时选取了六个国家，有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还有瑞士、新西兰这样的小国，却没有英国。不是布赖斯不爱国，而是他清醒地认识到，研究者也有感情，会受情绪的影响。“我是一个不列颠的国民，并且在立法院中及内阁中过了四十年的政治生活，现在虽要竭力地至公至正批评本国的政治，世人也不能信我无所偏见的。”[2]虽然就研究者个人而言，保有这种品质难能可贵，但对多数人来说，这却并非解决问题的路径。要求从事比较研究者统统只研究别人而不研究自己，恐怕既不现实，亦非科学。

古德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性，人的天性。他告诉我们，正是有了人性这个基点，体制比较才成为可能。他指出：“人类的政治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性的事实，即人为人类这一事实。”他强调，“人类毕竟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人类，人们的各种政治组织因此必定基本上具有相同的目的，并且必定会为了满足这些目的而普遍地采用同样的方式”。因此，“可以相信，不同的民族在同一智力和道德阶段上所具有的真正的政治制度，会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就是在那些政府外部状态很不相同的地方也是如此”。[3]我们可以拿后来布赖斯的说法作一比较，他更加明确地把人性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础：“政治学之所以取得科学的性质，是因它以人类天性的倾向为研究的永久基础。所以政治学在实际上的价值，在乎能够说明并决定人类天性的倾向，和人类为指导团体生活所创造的制度之一切关系。”[4]“人类社会的现象也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成分’或‘元素’，可以作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就是‘人类的天性’。一切平常的人总有相似的感情和欲望。他们可以为同样的动机所激发；他们的思想又有相同的程序。”在他看来，“‘人类的天性’实在是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之变化莫测的潮流中一个基础的、常在的‘要素’；一切普通的原则都借此决定”。[5]“人类的天性既是一个固定的要素，其动作方面有几种原则，虽不能如自然科学的那样精确，也是能够确定出来的。”[6]不难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古德诺和布赖斯的观点和逻辑都同出一辙。

从人性或人的天性出发，听起来是一个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常识，似乎用不着再强调，其实不然。在许多情况下，这个常识也往往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是一副可以不时用来校正我们思考方向的罗盘。我国改革便是典型一例。回顾我国改革历程，最深刻的变化正是由我们在关于人性方面的理念变化带来的。当我们沿用苏联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把人对利益的追求当作剥削阶级思想来克服，并设计了一套计划经济的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社会主义”其实是缺乏动力的。而当我们终于发现人对利益的追求是出自本性，应当尊重人的这种本性、允许人们正当地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社会主义便和市场经济实现了结合，改革开放的动力机制得以形成。改革开放本质上是回到人性，把激发人的天性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在经济领域，思考利益问题不能离开人的天性；在政治领域，思考权力问题同样不能离开人的天性。应当承认，芸芸众生中不乏品德高尚、勇于牺牲自我者，这些人掌握权力无疑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福祉。但是，在长期面对权力的情况下，无论什么人，受诱惑的一面都会逐渐显露，此乃人的天性使然。公权力是集合的权力，能够把人的能力放到很大。巨大的权力既可用来为公，也可用来谋私。为公自然可嘉，但如何防止谋私？即使不谋私，又怎样杜绝权力滥用的可能？我们长期对这个问题缺乏认真而深入的思考，因而长期忽视了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既没有在理念上予以足够的重视，更没有从制度上寻找到根本解决的办法。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则不同了，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权力是需要制约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是会腐败的。这些年，我们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认识论而言，这是回归常识，回到了本源。

不是有了人性这条基线，体制比较的所有问题便都一清二楚了。但是，有了这条基线，就有了理论和逻辑借以立足的出发点。可以这样说：立在这个基点上，并不能保证得来的所有观点和看法都正确；但立不到这个基点上，肯定会和正确的认识渐行渐远。明确这条基线，其重要性盖在于此。